第三节 文坛领域的小资产阶级话语

20世纪20年代开始，“小资产阶级”这个本属于社会学领域的概念进军文学领地，成为高频词。有学者对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研究室编的《“革命文学”论争资料选编》中的一些“关键词”进行统计，结果显示一向被视为论争要点的都频率偏低，而“小资产阶级”却堪称其最，例如，“现实主义”3次，“自然主义”45次，“浪漫主义”56次，“读者”72次，“题材”77次，“五四”82次，“写实主义”也只有104次，而“小资产阶级”一词则出现244次，如果加上“小布尔乔亚”（23次）和“小有产者”（31次）等同义概念，竟计有298次之多！^[53]难怪有人曾这样描述20年代的这一现象：“20世纪的中国出现了一个关于小资产阶级的文化场域。”^[54]

文艺中的“小资产阶级”现象，笔者认为可从以下三方面来考察：一是创作者的小资产阶级化；二是文本人物的小资产阶级形象；三则是文艺批评中的小资产阶级话语的使用（包括小资产阶级意识、小资产阶级情调等）。

首先，革命文学倡导者们在提倡无产阶级文学的同时，发起了对所有他们认为的非无产阶级作家的声讨，他们认为大部分作家属于小资产阶级，而小资产阶级是非革命甚至是反革命的。

冯乃超的《艺术与社会生活》，在分析了叶圣陶、鲁迅、郁达夫、郭沫若、张资平五位作家的创作之后，认为“他们五个人可以代表五种类的有教养的知识阶级的人士”，他们创作的共同处在于“以敏感的感受性，圆滑的技巧，描写尽中国的悲哀”，接着指出“小资产阶级的Petit Bourgeois的特性是可以倾向保守也可以倾向革命的”，而冯乃超认为“中国的艺术家多出自小资产阶级的层中……那些小资产阶级的文学家，没有真正的革命认识时，他们只是自己所属的阶级的代言人”。^[55]麦克昂（郭沫若）的《桌子的跳舞》也认为：“小资产阶级的根性太浓重了，所以一般的文学家大多数是反革命派。”^[56]成仿吾在《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一文中指出“创造社是代表着小资产阶级革命的‘印贴利更追亚’”。^[57]黄药眠也把文艺家当作资产阶级（第三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小有产者）的代言人：“文艺家仍是第三阶级和小有产者的代言者。他们站在这阶级的地位来批评人生，他把他的小有产者的眼中所见的人生拿来表现，他仍是直接间接地鼓励人们为他们的雇客而牺牲这也就是所谓生之战士！”“文艺家是没有中间的地位的，不是这一边就是那一边，但是文艺家的小有产者的根性是始终难以除掉的。”^[58]

尽管这些文章里“小资产阶级”的具体含义各有不同，但基本主张是一致的，即都认为文艺作家属于小资产阶级，他们具有“小资”的特性，用革命文艺家的话来说，就是“小产阶级的根性”。对于此，成仿吾描述为“踌躇不决”；^[59]钱杏邨提出“小资产阶级的任性，小资产阶级的疑忌”，而且认为“小资产阶级智识份子特有的坏脾气，也是一种不可救药的劣根性”；^[60]孔另境从经济地位出发，也同样认为小资产阶级“懦弱而犹豫”。^[61]从上这可以明确看出“小资产阶级”身上的软弱和两面性。因此，此时期革命理论家十分强调对作家身上的“小资产阶级劣根性”进行改造，从而根除小资产阶级根性，“假若他真是‘为革命而文学’的一个，他就应该干干净净地把从来他所有的一切布尔乔亚意德沃罗基完全地克服，牢牢地把握着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战斗的唯物论，唯物的辩证法”。^[62]王独清在《祝词》中指出要“唤醒一般智识阶级”，目的是“使大家都能克服了小资产阶级的根性而能获得真正普罗列塔利亚特的意识”。^[63]

其次，在文艺作品中，充斥着很多小资产阶级人物，他们有共同的特征。郑坚在其著作《吊诡的新人——新文学中的小资产阶级形象研究》中详细考察了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小资产阶级形象谱系——小私有者、小知识分子、都市流浪的知识分子、时代的精神流浪者和小资产阶级的新人等五种，并分析了这一形象系列谱系的主要特征。^[64]当然作者的这种分法标准尚可商榷，但可以说明小资产阶级形象的塑造在中国文学创作中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而且其类型本身也是多样化的。

最后，在文艺批评方面，用“小资产阶级文学”来定性“五四”以来的新文学。李初梨在《对于所谓“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底抬头，普罗列搭利亚文学应该怎样防卫自己？——文学运动底新阶段》一文中这样批评“小资产阶级文学”，“小资产阶级根本不能独立，它只是一个社会的寄生虫”，而“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全本领，也只有‘诉苦’”。^[65]很多理论家在此时期都著文表达了对小资产阶级文艺倾向进行批评的主张，如郭沫若的《革命与文学》、蒋光慈的《现代中国社会与文学生活》、成仿吾的《全部的批判之必要——如何才能转换方向的考察》《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新的情势及我们的任务》等。鲁迅和瞿秋白、茅盾、冯雪峰在左翼时期对“小资产阶级”问题的认识并不是一概地肯定或否定，而是较为理性客观地分析其特点。值得注意的是张闻天的观点，他曾著文批评“左联”在“文艺上的关门主义”：

这当然是非常错误的极“左”的观点。因为在中国社会中除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文学之外，显然还存在着其他阶级的文学，可以不是无产阶级的，而同时又是反对地主资产阶级的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的文学。这种文学不但存在着，而且是中国目前革命文学中最占优势的一种（甚至那些自称无产阶级文学家的文学作品，实际上也还是属于这类文学的范围）。排斥这种文学，骂倒这种文学，说他们是资产阶级的走狗，这实际上就是抛弃文艺界的革命的统一战线，使幼稚到万分的无产阶级文学处于孤立，削弱了同真正拥护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文学做坚决斗争的力量。……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的文学家，不是我们的敌人，而是我们的同盟者。^[66]

文中指出这种“关门主义”“是非常错误的极左的观点”，因为在他看来，中国社会既有资产阶级文学和无产阶级文学，也还有其他阶级的文学，他认为“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的文学家，不是我们的敌人，而是我们的同盟者”。应该说张闻天看待“小资产阶级”作家和“小资产阶级”文学问题更客观和全面。延安整风后，“小资产阶级”话语成为延安的“问题场”，《讲话》中对知识分子的“小资产阶级化”的叙述，更是给延安的文坛和整个知识界带来了一场新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