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知识分子的文化身份认同

翻阅延安时期的文献，笔者注意到，在延安，针对文艺的创作主体，有一个称呼变化的过程：《讲话》之前，报刊、党的文件中大量使用“文化人”；而在《讲话》之后，就改为统一的“文艺工作者”来指称这一群体了。

正如有学者指出，“文化人”是一个现代概念。在我国传统社会里只有“文人”（或“文士”“士子”“士夫”等）的称呼。正式出现“文化人”的用法，是在抗日战争前夕。^[2]在抗日战争时期，“文化人”在社会上已经比较常见，当时“文化人”的概念大致跟“人文知识分子”等同，带有褒义色彩。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延安也在用“文化人”的概念。毛泽东在《讲话》前也在使用“文化人”这一称呼。^[3]

笔者注意到，延安时期，在使用“文化人”这一比较亲切的用法时，其相应的文化政策也是宽松、温和的。1940年1月，时任中宣部部长的张闻天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做了题为《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的报告，其中，就“文化人”的特点做了极为具体和客观的论述：

关于文化人的特点：（一）一般说来，均为精神劳动者，“灵魂匠人”，精神生产品的生产者，但这可使他们中间的一部分人容易产生精神支配物质的唯心的、超阶级的、反政治的观点；（二）各有文化的一方面的特长，即从事某一方面的精神劳动，对某种理想与精神生活有强烈的要求，能为之牺牲奋斗，但这可使他们中间一部分人容易流于空想、叫喊、感情冲动，而不实际、不真切、不能坚持，缺乏韧性；（三）习惯于单独的生活与单独工作的环境，要求个人自由、思想自由、创作自由、反对各种各样的压迫与干涉，但这可使他们中间一部分人易于不愿过集体生活，发展个人主义，成为孤僻，同群众隔膜，看不到与看不起群众的力量；（四）很强的个人自尊心与自傲心，爱好与尊重自己的事业，但这容易使他们中间一部分人夸大自己的地位与作用，看不起别人；（五）发表自己作品的强烈要求，但这可使他们中间一部分人容易流于好出风头，当空头文学家，而不愿埋头苦干，切实工作。^[4]

在这些特点基础上，张闻天指出从事文化方面的工作时必须根据文化人的特点开展，“在工作方式上，生活方式上不必强同，要避免规定许多规则、条例去限制他们的文化活动”，“应保证统一战线组织内的文化工作者有发表、辩论、创作与生活的充分民主与自由，并给他们以足够的单独工作时间”，“应该提倡自由辩论与讨论的风气”等。1940年10月10日，《中央宣传部 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关于各抗日根据地文化人与文化人团体的指示》指出：

为了发展各抗日根据地的文化运动，正确地处理文化人与文化人团体的问题，实为当前的关键。为此，特提出下列各点：

（一）应该重视文化人，纠正党内一部分同志轻视、厌恶、猜疑文化人的落后心理。须知一个在社会上有相当地位、相当声望、能有一技之长的文化人，其作品在对内对外上常常有很大的影响。

（二）应该用一切方法在精神上、物质上保障文化人写作的必要条件，使他们的才力能够充分的使用，使他们写作的积极性能够最大的发挥。须知爱好写作、要求写作，是文化人的特点。他们的作品，就是他们对于革命事业的最大贡献。

（三）党的领导机关，除一般的给予他们写作上的任务与方向外，力求避免对于他们写作上人工的限制与干涉。我们应该在实际上保证他们写作的充分自由。给文艺作家规定具体题目，规定政治内容，限时、限刻交卷的办法，是完全要不得的。

（四）对于文化人的作品，应采取严正的、批判的、但又是宽大的立场，力戒以政治口号与偏狭的公式去非难作者，尤其不应出以讥笑怒骂的态度。我们一方面应正确地评价他们的作品，使他们的努力向着正确的方向，同时鼓舞他们努力写作的积极性，不使他们因一时的失败，而灰心失望。

（五）估计到文化人生活习惯上的各种特点，特别对于新来的及非党的文化人，应更多地采取同情、诱导、帮助的方式去影响他们进步，使他们接近大众、接近现实、接近共产党、尊重革命秩序、服从革命纪律。共产党人应有足够的气量使自己能够同具有不完全同我们一样生活习惯的文化人，共同生活，共同工作。对于文化人生活习惯上的过高的、苛刻的要求，是不适当的。

（六）各种不同类的文化人（如小说家、戏剧家、音乐家、哲学家等），可以组织各种不同类的文化团体，如文学研究会、戏剧协会、音乐协会、新哲学研究会等。这些团体亦可联合起来，成立文化界救亡协会之类的联合团体。但应该估计到这些团体同其它民众团体的不同性质，而定出它们的特殊任务。这些团体的任务，一般是：介绍、研究、出版、推广各种文化作品；吸收与培养各方面的文化人材；指导大众的各方面文化活动；联络文化人间的感情与保护他们切身的利益；组织文化人向各地报章杂志的写稿；介绍并递寄他们的作品或译著到全国性大书局出版；向外面的及大后方的文化团体进行经常的联络。纠正有些地方把文化团体同其它群众团体一样看待及要他们担任一般群众工作的不适当的现象。

（七）上述各种文化团体，一般的只吸收文化人及一部分爱好文化的知识分子。它们的作用，不在数量之多，而在质量之好。它们也不必在各地建立自上而下的、系统的、普遍的组织。只有在文化人比较集中的中心地区，可以建立它们个别的分会。团体内部不必有很严格的组织生活与很多的会议，以保证文化人有充分研究的自由与写作的时间。

（八）文化人的最大要求，及对于文化人的最大鼓励，是他们的作品的发表。因此，我们应采取一切方法，如出版刊物、戏曲公演、公开讲演、展览会等，来发表他们的作品。同时发表他们的作品，也即是推广文化运动的最主要的方式。

（九）各文化团体应该努力指导各学校、各机关、各部队、各民众团体的文化活动，帮助他们组织各种群众的文化小团体，如歌咏队、剧团、文学小组之类，并供给他们以指导者与研究材料，必要时可召集他们开一定的代表会或座谈会。但在组织系统上，这些群众的文化小团体不属于各文化团体，而仍属于各学校、各机关、各部队、各民众团体的文化教育宣传部门，以避免各文化团体忙于日常的组织工作，而妨碍文化人基本任务的完成。

（十）在文化人比较集中的地区，应设立文化俱乐部一类的地方，以供给文化人集会与娱乐之用。此外，为了使作家们有创作的适当场所，可特设“创作之家”一类的住所，使他们能够沉静下来，从事他们的创作生活。

（十一）挑选对文化工作有兴趣的青年知识分子开办各种文化工作干部的学校或训练班，以培养新的文化工作干部。选择机关、部队中有文艺天才的“小鬼”，给以长期的训练，亦甚重要。鼓励文化人去担任一定的教课，是必要的。

（十二）从有相当威信与地位的共产党员文化人或非党的文化干部中，培养一小部分在文化运动中能够担任组织工作的干部。他们自己虽是文化人，但他们的活动，应偏重于组织工作，而不是写作。没有这些文化组织工作者，文化人内部的很好团结，文化人及文化团体的效能的充分发挥是很困难的。现在各地文化运动中特别缺乏这类干部。

（十三）继续设法招致与收集大批文化人到我们根据地来。必须使我们的根据地不但能够使他们安心于自己的工作，求得自己的进步，而且也是最能施展他们的天才的场所。^[5]

这十三条指示充分体现了党对文化人的尊重，如“应该重视文化人，纠正党内一部分同志轻视、厌恶、猜疑文化人的落后心理”。并且强调要“用一切方法在精神上、物质上保障文化人写作的必要条件”，而且党的领导机关应“力求避免对于他们写作上人工的限制与干涉。我们应该在实际上保证他们写作的充分自由”。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党对文化人的态度是包容、尊重，尤其尊重其创作自由。在这一基本态度之下，党对文艺工作的政策也是极为温和、宽容。

1940年9月10日《中央关于发展文化运动的指示》指出“国民党区域的文化运动”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接着关于各根据地的文化运动，“我们有全部权力来推行全部文化运动”，“……文学艺术工作，除党校与党报外，均应与一切不反共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及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联合去做，而不应由中共党员包办。要注意收集一切不反共的知识分子与半知识分子，使他们参加在我们领导下的广大的革命文化战线，应反对在文化领域的无原则的门户之见”，并做出应开办印刷厂的指示，已有印刷厂的要力求完善与扩充。要把一个印刷厂的建设看得比建设一万几万军队还重要。要注意组织报刊、书籍的发行工作，要有专门的运输机关与运输掩护部队，指出“要把运输文化粮食看得比运输被服弹药更重要”。^[6]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时局与政策的指示》提倡与各类文化人合作，并明确指出在任用和提拔文化人时，应该“放手”，不要“畏首畏尾”。^[7]《各抗日根据地文化教育政策讨论提纲（草案）》指出，各根据地应当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半知识分子参加工作，“除一般的对知识分子应当有正确的政策外，应当特别注意文化工作者的吸收”。^[8]1941年1月18日，《总政治部、中央文委关于部队文艺工作的指示》指出：“由于部队中的政治工作者，甚至于少数领导干部，对于文艺工作及其作用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全面的了解，还存在着比较狭隘的观念，致使部队中的文艺工作还没有得到应有的全面的开展，在工作中还有某些严重问题没有解决。”狭隘观念，主要表现在“1、把文艺工作单纯了解为文化娱乐工作，因而没有计划的来组织和推动部队中各方面的文艺活动（包括戏剧、音乐、美术、文学各方面），不在这一部门配备得力干部，相反的，却常常因别的工作的需要，把这一部门的得力干部抽调到别一部门去。2、不了解文艺工作的特点，把文艺工作和一般政治工作简单的同等看待，而不知道文艺工作是需要更多的观察、研究和更优裕、自由的时间的复杂工作。3、不了解文艺工作干部的特点，用对于军事和政治工作的标准去估量文艺工作者的工作和生活，不去估计他们特殊的需要和要求，而给以适当解决；特别是对外来知识分子的特点和缺点没有冷静地去考虑，而对于他们在政治上生活上的要求常是过于急切……”今后必须注意“对部队外来的知识分子文艺工作者，以及文艺工作的实习考察团体，必须以极热忱的虚心的态度去对待他们”，并指示“部队政治工作的领导者，对于部队文艺工作者的每一微小的成就和发明，应给精神的或物质的鼓励，激发他们最高的创造性，积极推进部队的文艺活动”，“部队的政治机关，应领导和扶助部队文艺工作者在地方社会团体的活动。以便在社会活动中提高他们的工作地位，锻炼他们的组织活动能力”。^[9]1941年6月20日，中央宣传部《关于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提纲》指出，党在文化运动中的几项任务都是在团结文化人的前提下开展。^[10]陈毅在1941年指示苏北根据地要“特别以宽容的态度”对待文化人和文化团体：“我们大胆让文化人和文化团体有自由创作活动的机会，对一个作品一种工作，我们要特别以宽容的态度，善意批评的态度去对待。我们知道一个作家当他产生一个作品的时候，需要幽静的环境相当时期，我们就应该尽量的帮助他，而且我们给他更多的机会去与现实接触。”^[11]

不仅文艺政策体现出党对文化人的尊重，而且文化人的待遇也得到了相应的提高。1941年7月4日，鲁艺发布“术字第19号通告”，根据中央统战部关于优待文化艺术干部的决定，新定文艺干部津贴增加办法：一是原发12元者增至14元，6元者增至8元，另加5元一种；二是兼课者，无论教员、助教，一律另加教课津贴2元。^[12]据记载，文抗作家和鲁艺教师的生活供给标准是高出党政军系统的。^[13]曾在鲁艺美术系任教的丁里回忆，“党中央对我们这一批外来的文化人，真是优礼有加，从生活上、工作上、学习上都是破格地对待”，“供给大米、白面，到小食堂吃饭，马克思列宁的著作，送到我们的房间，摆满了窗台。中央宣传部有关宣传、文化工作的会议，也邀请我们参加”。^[14]以上所列种种迹象清楚地表明，中国共产党对这一群体高度的尊重和理解。事实上，《讲话》之前，毛泽东在一些论述里，也使用了“文化人”这一概念。

抗战以来，全国人民有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大家以为有了出路，愁眉锁眼的姿态为之一扫。但是近来的妥协空气，反共声浪，忽又甚嚣尘上，又把全国人民打入闷葫芦里了。特别是文化人和青年学生，感觉锐敏，首当其冲。于是怎么办，中国向何处去，又成为问题了。因此，趁着《中国文化》的出版，说明一下中国政治和中国文化的动向问题，或者也是有益的。对于文化问题，我是门外汉，想研究一下，也方在开始。好在延安许多同志已有详尽的文章，我的粗枝大叶的东西，就当作一番开台锣鼓好了。对于全国先进的文化工作者，我们的东西，只当作引玉之砖，千虑之一得，希望共同讨论，得出正确结论，来适应我们民族的需要。^[15]

中宣部那个决定上说要写笔记，党员有服从党的决定的义务，决定规定要写笔记，就得写笔记。你说我不写笔记，那可不行，身为党员，铁的纪律就非执行不可……不管文化人也好，“武化人”也好，男人也好，女人也好，新干部也好，老干部也好，学校也好，机关也好，都要写笔记。首先首长要写，班长、小组长都要写，一定要写，还要检查笔记。^[16]

《讲话》之后，“文化人”这一称呼逐渐被“文艺工作者”替代。

《讲话》之后，中央改变了对知识分子的认识，调整了关于“文化人”的政策。1943年4月，《关于延安对文化人的工作的经验介绍》就延安的文化工作做了集中检讨，认为“过去我们对文化人的工作，多半只着重于招待、优待他们”，对他们“多半只着重于客客气气”，但经验证明“这种办法也是不好的，害了文化人”，因此，“应该利用整风运动来检查文化人的思想，检查我们对文化人的工作”，并就几年来中央对文化人的工作进行了检讨：

第一，过去我们对文化人的工作，多半只着重于招待、优待他们，而对于在思想上团结他们，教育他们，做得非常不够……第二，过去我们对文化人谈话，对党员文化人谈话也是一样，多半只着重于客客气气……第三，过去我们的想法，总是把文化人组织一个文协或文抗之类的团体，把他们住在一起，由他们自己去搞。长期的经验证明这种办法也是不好的，害了文化人，使他们长期脱离实际，结果也就写不出东西来，或者写出的东西也是不好的。真正帮助文化人应当是分散他们，使之参加各种实际工作……整风运动是一个最好机会，应该利用整风运动来检查文化人的思想，检查我们对文化人的工作。^[17]

陈云于1943年3月10日在党的文艺工作者会议上的讲话《关于党的文艺工作者的两个倾向问题》中，谈到文化人的两个缺点，“一个是特殊，一个是自大”，并告诫他们“对自己个人在文艺上的地位更不要估计过高”，否则就“俨然有了个架子。这个架子是很不妙的，这是一个‘包袱’，一个负担，背着它就不好往前进”。^[18]凯丰于1943年3月28日在党的文艺工作者会议上的讲话《关于文艺工作者下乡的问题》中，认为“过去我们有过不少的文艺工作者到前方去，到部队去，到乡下去，到工厂去，为什么没有收到应有的效果，为什么没有达到目的？就是因为对下乡的认识还不够”，首先“打破做客的观念”，其次就是“放下文化人的资格”，“做客的观念不能打破，也就是因为文化人的资格没有放下来。不放下文化人的资格，结果就势必做客”，“自己不要以为自己是文化人。如果存了这种观念，对其他的工作就不会感到兴趣，而总以为自己只是做文化工作的。自己不要把自己看作是特殊的，应当看作是他们中之一个工作人员”，“今天你做的不是文化工作，而是另一种工作，你就应当放下文化人的资格，以那种工作者的资格出现。到军队就是军人，到政府就是职员，到地方就是党的工作者”，“文艺工作者下乡，背上背了一个文化人的‘包袱’。因此文艺工作者下乡更要特别注意，把‘包袱’放下来”。^[19]

之后“文化人”这个词的使用频率大大降低，而代之以“文艺工作者”的指称，这不仅仅是称呼上的转变，更是一种新的身份表达，传达的正是毛泽东关于“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的观点，而“文艺工作者”就是这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文艺工作者”的概念在《讲话》以后，直至今天，仍然为许多人所认可。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文学艺术团体的名称均以文艺工作者冠名，如全国文艺工作者协会、文学工作者协会、戏剧工作者协会等。这反映了一代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即知识分子和文人都是普通工作者中的一员，与其他行业劳动者相比，是不存在区别的。

《讲话》中，毛泽东并没有简单停留于对创作主体进行的称呼变更，这一群体被他进一步定性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和规训构成了《讲话》的核心部分。因此，如要弄清楚来龙去脉，必须从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