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问题的提出

本文主要目的之一在于为西汉“均输”制度正本清源。“均输”是由中国封建时代伟大的理财家之一、在汉武帝时期主管全国财政工作的大司农桑弘羊在元封元年（前110年）提出的，是一项针对非常时期的财政筹措政策。据《史记》记载，在汉武帝时期，为了充实汉室财政，桑弘羊实施了一系列财政措施，如均输、平准、盐铁、酒榷，以及告缗钱、算缗钱制度。几千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变迁，社会思潮也发生了根本改观，但一般认为，当时均输政策实现了西汉“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的巨大成就。^[3]古代史上不乏研究西汉“均输”的著作，例如，宋代马端临在写作《文献通考》时，就试图找出西汉“均输”政策的真正含义，乃至如何操作，然而却迷失在对司马迁与班固文献对“均输”记载的考证中，而其他各家在研究“均输”时，要么不为桑弘羊立传，要么异口同声指责桑弘羊，说他的“均输”政策“与贾贩无异”，甚至有意无意进行曲解。然而《史记》作为西汉以前、尤其是与汉武帝同时代的信史，记载了桑弘羊所制定的财政政策如何直接帮助汉武帝实现大国宏愿的史实，而“均输”策则是其中最为重要的政策之一；桑弘羊的“均输”制度还被千年之后的治国名臣王安石所效仿，行之东南六路。但是对于西汉的“均输”制度是什么，多数史籍也仅仅给出了一些评价性的论述，如北魏贾思勰认为，“桑弘羊之均输法，益国利民，不朽之术”。^[4]明代李贽也专门为桑弘羊树碑立传，既说他是“富国名臣”，“不可少”，又指出“此桑弘羊均输之法，所以为国家大业，制四海安边足用之本，不可废也”。^[5]迨至近代，孙中山先生亦指出，“桑弘羊起而行均输、平准之法，尽笼天下之货，卖贵买贱，以均民用，而利国家，卒收国饶民足之效”。他甚至认为，俾斯麦首相就是借用了桑弘羊的“均输平准”政策，才使德国得以富强。^[6]更有西方人认为，桑弘羊就是汉代的Alexander Hamilton。^[7]民国经济思想史家陈焕章更说，“均输”政策是国家社会主义首次成功开展的大规模实践，这些评价掺杂己见，不一而足。^[8]可见直到今天，尽管人们对于西汉的“均输”的真面目茫然不知，但却不乏对桑弘羊的崇高评价，如胡寄窗先生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一书中，为其作传3.5万余字，还评价说，“汉武帝一代的文功武治也以他的财经政策为基础”。^[9]由此亦可见，桑弘羊在古今中外财政史上的显著意义，而由他所创行的“均输”制度也载入了中国史册，在我国财政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广为世人所知。

全面理解西汉“均输”政策的正确途径之一是回到古代文本。“均输”政策“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的重大价值，是古代史籍对之加以记载或给予崇高评价的思想根源。马端临认为，“盖均输之说始于桑弘羊，均输之事备于刘晏”。^[10]这一说法曾为西汉“均输”政策蒙上了一层迷雾，它既否定了汉代有“均输”制度，又把“均输”制度的范式等同于唐朝的政策操作，长期影响后代对汉代“均输”政策的正确认知。但是1983年张家山汉墓出土的竹简中有“均输律”三字可能说明，汉初以前就已推行均输法。^[11]史学家胡平生据阜阳双古堆残简《算术书》有《九章筭术》均输章题残简的研究，也指出了“均输”问题古已有之。^[12]但“均输”政策究竟从何时开始，又是令人难以理解的，看来唯有等待新的史料问世了。不过这一发现也为我们指出了研究西汉“均输”的另一个方向，即其他传世文献中可能含有对于“均输”的记载。那么“均输”究竟是什么？西汉所行之均输法的思想源头在哪里？《算术书》和《九章筭术》是如何记录和研究“均输”的呢？桑弘羊如何通过财政改革实现了“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的政策目标？如果“均输”制度真的有如此之大的能力，为什么后代不加以恢复呢？本文将围绕以上问题，从经济政策思想入手，为重构西汉“均输”制度知识体系作初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