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乡村治理”研究的知识图谱与研究进路[99]
1989年，世界银行首创“治理危机”一词。此后，“治理”逐渐成为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学科领域内的流行语词。俞可平教授最早将治理理论引入我国，从此开启了把治理理论与中国国情相结合以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相关研究。1998年，华中师范大学的学者首次提出了“乡村治理”这一学术概念，用来指导研究中国的农村治理问题。
到2017年，研究“乡村治理”的成果已经有了相当数量的累积，发表的学术论文和出版的学术专著数量宏大。以中国期刊网全文数据库（CNKI）收录的相关论文为样本，以Cite Space为知识网络分析可视化工具，笔者对1998～2016年国内的“乡村治理”研究进行数量特征、价值取向、知识层面的分析，归纳出“乡村治理”研究的主题与进程、重点与热点。
（一）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本书所选取的研究样本来自CSSCI期刊收录的文献，依据以下检索条件进行筛选：以研究的直接相关性为条件，检索条件为“CSSCI期刊=Y，并且，题名=乡村治理，and（精确匹配）”；以论文发表的时间为条件，时间跨度为1998～2016年。按照这两个条件要素来筛选，共有409篇文献成为研究样本。研究分两个步骤展开：一是绘制乡村治理的知识图谱；二是对乡村治理研究的热点、趋势及其特征进行归纳总结，通过相关步骤的分析延伸，可以对乡村治理研究的发展脉络形成较为直观的审视。本书所绘制的科学知识图谱，主要包括引文分析、共词分析和共被引分析。将筛选比对后的409篇文献作为样本，把文献数据输入Cite Space软件，设置年度切片时间为一年，阈值取前50，绘制出知识图谱。
（二）文献年代分布与阶段特色
如图0-8所示，1998年到2004年，研究“乡村治理”的学术论文，每年发表在CSSCI期刊上的数量并不多，均在10篇以下。从2005年开始，论文数量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到2011年时达到第一个峰值，随后又有所下降，2015年形成了第二个峰值。在基本数据上，1998年、1999年和2002年三个年度发文量最少，仅有1篇；2015年发文数量最多，全年共有49篇被CSSCI收录。
图0-8 1998～2016年CSSCI收录论文数量分布
资料来源：中国知网。
20世纪90年代中期，农村社会发展受阻，农业生产停滞不前、农民生活无法得到更好的改善。于是，“三农”问题开始作为一个社会改革的核心问题和重点概念，被社会所重视，被学者所关注，并逐渐成为当时社会最热点的词语。
学界在1998年首次提出“乡村治理”概念，开启了对国内“乡村治理”问题的研究。2003年中共中央首次将“三农”问题写入政府工作报告，这表明在国家层面开始关注乡村治理的问题，并出台了相应的惠农政策。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乡村治理”相关研究成果逐渐增长。到2008年时，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农村地区成为重灾区，农村发展受到巨大的冲击。为了确保农村发展，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统筹城乡发展”的意见，为农村的发展带来新契机，乡村治理的相关问题研究也同时跟进，CSSCI期刊上的发文量在2011年达到第一个峰值。党的十八大后，农村发展步入新的历史时期，但是制约农村发展的诸多问题并没有完全被解决，特别是农村面临的贫困局面还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因而，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在贵州调研期间，对“十三五”时期扶贫开发工作提出新的指示，强调扶贫工作“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成败之举在于精准”。“精准扶贫”成为学界热议的关键词，顺应“精准扶贫”的趋势，关于乡村治理的研究在2015年达到第二个峰值。
从总体上来说，国内乡村治理的研究总是紧紧围绕当时农村发展的现状而展开，紧紧与社会时势变化联系在一起。在实践中挖掘理论，通过对理论的升华反过来指导实践，这是国内乡村治理研究最显著的特征。一方面，它显示出我国乡村治理研究能够紧跟农村社会发展现状，具有鲜明的政策导向特征；另一方面，显示了相关学者积极回应社会需要，服务农村发展、服务社会发展的责任意识。
综合1998～2016年CSSCI来源中关于乡村治理研究的论文，可以看出我国乡村治理研究的热点逐渐由关注乡村社会转型转变为乡村社会转型与社会转型及其治理并重，由关注乡村社会内部肌理转向内部肌理与外部环境并重，由单独进行乡村社会研究转向“国家—乡村社会”整合研究的发展方向。这表明我国乡村治理研究的范畴在不断地扩展，研究内容在向纵深发展，体现了乡村治理研究服务于乡村社会建设与国家社会整体建设的历史使命，图0-9是通过Cite Space软件绘制出的乡村治理研究的时区图，它能够帮助我们清晰地把握乡村治理研究的阶段性特征。
图0-9 1998～2016年CSSCI来源 乡村治理研究的时区
资料来源：中国知网。
1998～2005年是乡村治理研究的起步阶段。在这一时期，我国社会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开始运行，加入WTO后，我国逐步实现与国际社会经济发展接轨，在国内外环境改变的时期，单一的政府管理已经无法实现对社会的有效管控，需要对社会管理体制进行改革。与此同时，乡村社会矛盾频出，成为影响社会安定的不良因素。在这样的背景下，乡村治理概念应运而生。在起步阶段，学者们的研究比较宏观。具体来讲，就是反思我国之前的乡村治理模式，从前人的实践中总结经验。比如，王金洪、郭正林等人从王阳明的著作中提炼出乡村治理的思想，并指导当下的乡村治理实践[100]；徐勇提出了“县政、乡派、村治”的观点[101]；贺雪峰提出了乡村治理研究的三大主题，为以后乡村治理的相关研究奠定了基础[102]。这一时期学者们的研究重点在两委关系、乡村关系、村民自治、村委会选举等方面，研究的着眼点在于乡村社会的内部问题，对国家—乡村社会的互动及其关系很少涉及。
2006～2012年是我国乡村治理研究的上升期。在这一时期，我国正式取消了延续千年的农业税，大幅度地减轻了农民负担，并通过税费改革，出台各种惠农政策。在中央层面，取消农业税是为了更好地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樊雅强、陈洪生很好地说明了新农村建设与乡村治理的关系，并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进行了论述。[103]乡村社会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却也面临新的问题。党国英针对农业税取消后，乡村社会财政陷入危机，集体债务沉重的现象，对取消农业税以后的乡村治理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党的十七大以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成为学界讨论的热点。顺应这一趋势，乡村治理领域对乡村治理模式、乡村治理结构、乡村治理机制进行了深入的讨论。2010年，国家开始大力倡导发展农村经济合作组织，通过农村合作社的发展来带动农村社会的整体发展，故一些学者开始讨论和重视农民合作组织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通过个案研究，探讨新型农民组织对乡村治理的影响[104]；学者们还从协同学的视角来讨论农民组织对乡村治理模式的影响[105]。
2013年以后，国内乡村治理研究进入了理论深化阶段。随着党的十八大的召开，政治民主生态建设成为乡村社会的一大关键词，“四民主”“四自我”重新成为乡村治理研究的热词。同时，在《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二五”规划》颁布后，基本公共服务研究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农村社会的基本公共服务的公平性、可及性、法治性等问题也成为热点，在乡村治理领域内受到广泛的讨论，学者还将公共产品供给与民主参与联系起来研究。[106]在新时期，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提出，为乡村治理研究提出新的命题，必将成为今后乡村治理研究的热点与重点。
（三）作者与研究机构
图0-10、图0-11是用Cite Space分析软件绘制出的乡村治理研究领域作者力量图和机构力量图，从中可以直观地看出哪些作者和机构在乡村治理研究领域内做出了突出贡献、取得了优秀成绩。排列前四位的优秀作者是华中科技大学贺雪峰（9篇），南京师范大学杨嵘均和广东金融学院张春华（各7篇），南京农业大学于水（5篇）。排列前四位的研究机构是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39篇），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28篇），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15篇），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13篇）（见表0-14、表0-15）。
图0-10 1998～2016年CSSCI来源 乡村治理研究的作者力量分布
资料来源：中国知网。
图0-11 1998～2016年CSSCI来源 乡村治理研究的机构力量分布
资料来源：中国知网。
表0-14 1998～2016年CSSCI来源 乡村治理研究发文量前20位的作者
表0-15 1998～2016年CSSCI来源 乡村治理研究发文量前20位的机构
续表
在乡村治理研究领域，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乡村治理问题进行了具有广度和深度的研究。一是徐勇、党国英、贺雪峰等学者，从乡村治理概念的内涵、价值、理论架构等角度出发，搭建起了乡村治理研究的基本框架，并不断夯实其理论基础。同时，他们深入农村一线，长期进行田野调查，紧紧结合农村发展的实际状况，以及国家的“三农”政策，从实践中发现问题，并提出一系列的科学决策建议。围绕这方面问题研究的学者，还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陈柏峰、华中科技大学董磊明、山西大学董江爱等。二是学者们从经济学、法学、管理学等角度出发，拓展了乡村治理的研究范畴，如中国人民大学温铁军、华中师范大学唐鸣等。三是中共中央编译局马列主义文献信息部赖海榕研究员，他从比较政治学的角度出发，对比了国际乡村治理的基本情况，对国内乡村治理研究给予了一定的启示。
学者们发表的学术成果，得到了学界同仁和后学者们的认可，纷纷将其成果引用于自己的学术研究之中。而影响较大的是徐勇发表的三篇论文：《县政、乡派、村治：乡村治理的结构性转换》（被引613次），《乡村治理结构改革的走向——强村、精乡、简县》（被引212次），《挣脱土地束缚之后的乡村困境及应对——农村人口流动与乡村治理的一项相关性分析》（被引201次）。同时还有赵树凯、贺雪峰、郭正林等人的论文，也是高被引的学术论文（见表0-16）。
表0-16 1998～2016年CSSCI来源 乡村治理研究前20位的高被引文献
（四）乡村治理研究的热点问题及高频词
表0-17中所列出的20个高频关键词，是1998～2016年国内乡村治理研究中使用频率最多、应用范围最广泛的专业术语，同时也代表了该领域研究的热点问题。从图0-12中可以发现，在乡村治理研究领域，村民自治、乡村治理研究、乡村治理模式、社会资本、治理模式、城镇化、乡村建设等主题都是学界研究的热点，它充分表明乡村治理研究与我国社会发展现实问题相契合，这也反映了乡村治理研究始终与农村社会发展的实际相结合这一特征。
乡村治理研究的热点涉及农村社会的方方面面，从宏观上讲，研究热点聚焦于村民自治、税费改革、城镇化、基层民主等涉及国家整体建设的重点问题；从微观上看，侧重于研究乡村治理的模式、结构及治理能力；从国家层面上看，研究热点是新农村建设、城乡一体化、乡镇体制改革等问题；从社会层面看，研究热点是社会资本、乡村关系、农民组织等问题。研究的视角不同，则关注的重点便不同，由此大大扩展了乡村治理研究的外延。但是在不同的研究之间却存在着内在一致性，即关注重点都关系到农村发展、农业振兴、农民保障的理论与现实性问题，与“三农”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
表0-17 1998～2016年CSSCI来源 乡村治理研究发文量前20个高频关键词
图0-12 1998～2016年CSSCI来源 乡村治理研究的关键词共现图谱
资料来源：中国知网。
（五）乡村治理研究的问题综述
通过Cite Space软件所绘制的图谱，可以让我们对乡村治理研究的热点主题进行整体性把握。从关键词列表、高被引文献的梳理，以及经典文献分析来看，我国乡村治理研究的热点主题，主要集中在乡村治理的概念与内涵、乡村治理的模式、乡村治理面临的困境及优化路径三大方面。
1.“乡村治理”概念与内涵
“乡村治理”概念，是学者们借用治理理论的相关内涵，来阐释和解决农村社会面临的现实问题而建构的，实现了“治理”理论与乡村社会发展的有机结合。贺雪峰认为，“乡村治理”是一种乡村社会的管理模式，或者说是村民如何实现自主管理，实现乡村社会的有序发展。[107]党国英认为，乡村治理指以乡村政府为基础的国家机构和乡村其他权威机构给乡村社会提供公共品的活动。[108]郭正林认为，乡村治理是一种组织活动，是各种组织包括乡镇党委、村民委员会、七站八所等共同作用于乡村社会，从而管理好乡村社会的一种活动。[109]
在微观层面，学者们较多地探讨了乡村治理的主体问题。随着我国社会发展步伐的加快，单一的政府管理模式已经无法适应目前的社会现状，整个社会正朝着多元共治的方向发展。在乡村社会场域内，治理的主体也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张艳娥认为，在我国深化改革的背景下，乡村治理的主体从宏观角度讲包括制度性主体和非制度性主体，在微观上则包括村干部、乡村精英以及普通村民。[110]唐绍洪和刘屹认为，在我国农村向公共管理执行主体多元化的转型时期，乡镇政府依然是乡村治理的重要主体，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乡村治理中占据实质主体地位的则是村民自治，此外乡村精英则是不可或缺的主体。[111]
乡村治理结构也是学者们关注的重点。马宝成认为，乡村治理结构，就是指各治理主体在各自权力、职责范围基础上的行为模式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可以分为内部结构和外部结构。[112]贺雪峰和董磊明认为，国家层面的制度文本在乡村社会的具体表现，构成了乡村治理的现实结构，并从村庄基本秩序状况及其维系机制、村干部的角色与动力机制、乡村关系状况三个方面建构起乡村治理的基本结构。[113]
2.乡村治理模式
我国农村地域辽阔，各地区之间的差异十分显著，这就导致不同地区的农村面临的问题是不一样的，在村民自治的背景下产生了不同的发展模式，这些模式也成为乡村治理研究的重点对象。从实践来看，乡村治理的发展往往和村民自治是分不开的，二者之间是互相促进的关系，学者们试图根据地域之间村民自治的实施差异总结出最优的乡村治理模式。
在乡村社会，一对重要的关系就是农村与乡镇的关系，优化乡村治理模式就需要在二者之间进行调和，徐勇认为，“强村、精乡、简县”这一模式是税费改革后农村社会发展的出路所在。[114]蔺雪春认为，村治与乡政往往表现为合流与冲突的关系，并且合流最终会占据主导地位，因此他提倡“去村民自治”的模式。[115]
乡村社会的发展还受到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制约，贺雪峰等人通过实验、实践发现，乡村组织的良性发展对乡村治理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提倡在农村发展老年协会、农村金融合作组织，通过农村社会组织的发展来推动乡村治理的良性发展。[116]阎占定等也提出嵌入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乡村治理模式，倡导让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参与到乡村经济、政治和社会建设之中，从而助力农村社会的整体发展。[117]
王海侠等在江西分宜考察时，受到当地村民自治的启发，提出“党建+村民自治”的模式，认为以党建工作来带动乡村治理不失为一种可取路径。[118]此外，还有学者从民族地区的实践出发，提出富有地域特色的乡村治理模式，郐艳丽就是在巴林左旗后兴隆地村调研期间，提出了“农民置上”模式。[119]
3.乡村治理面临的困境与优化路径
从我国第一个村民委员会建立至今，村民自治已经走过三十多年的路程，乡村治理研究也进行了数十年。但在现实的乡村社会发展过程中，仍然面临着不小的困境，这些困境成为农村社会发展的桎梏，也是乡村治理领域着重研究的对象。学者们通过对相关问题的研究，探讨了21世纪前10多年乡村治理面临的困境，并提出了相应的优化路径。
袁金辉认为，21世纪前10年的农村社会，在传统的小农经济思想的影响下，经济发展停步不前；乡镇债务依然沉重，成为乡村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障碍；农村公共权力滥用现象严重，迫切需要制度规范；农村宗族势力复兴，不利于农村社会关系的良性发展；在税费改革后，农民负担仍然存在，贫困现象依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都是急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同时要加强对农民的教育。[120]
张益刚、厉翠菊从市场经济的角度出发，对乡村社会存在的“霸痞经济人”进行了研究，认为一批经济能人在政策利好的背景下，专注于个人利益，显示出了商人的逐利本色，他们追逐非法利益，成为影响共同致富的“霸痞经济人”。因此要大力发展农村经济，通过城镇化带动乡村社会经济的发展，实现共同富裕，从而消弭“霸痞经济人”带来的恶性影响。[121]
在治理路径方面，学者们的着眼点包括制度机制建设、大力发展民间组织、推行新型城镇化道路等。从总体上看，就是要推动制度机制建设，加快乡镇机构改革，完善协商互动机制，建设服务型政府，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推动乡村治理的发展；大力发展农村社会组织，特别是生产经营合作组织，通过这些社会组织的发展，有效地将村民组织起来，重构乡村社会秩序，强化乡村社会关系，以内生的方式推动乡村治理的发展；加快城镇化步伐，实现以城带乡、以工促农，改善农民生产生活环境，夯实集体经济，将农民教育成具有现代性的公民，以社会层面的改革带动乡村治理的建设。
此外，学者们还发现，21世纪的前10多年间的基层民主建设相对滞后，无法跟进我国政治民主建设的大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乡村治理的发展，要想推动乡村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必须扩大基层民主，持这一观点的学者有王华[122]、南刚志[123]、吴兴智[124]等。
4.其他方面
乡村治理的相关研究涉及乡村社会的方方面面，从大的方向上说，包括以上提到的三个主要内容。但近年来，学者们开始关注更为微观的层面，如乡村社会内部的权力配置、宗族关系、社会关系等方面。
乡村社会关系面临着重大的变迁，乡村社会关系的发展深刻影响着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对此，有学者专门进行过研究。邹建平和卢福营认为，在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形成了一种新的社会关系——制度支配性社会关系。他们也认为，这只是一种暂时的形态，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实现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125]胡文木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角，论述了浙江地区乡村治理的转型，认为“强国家—强社会”的新型乡村社会关系是破解21世纪乡村治理困境的出路所在。[126]舒永久则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寻找灵感，通过对马克思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的梳理，指出我国乡村治理的过程明显带着调节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色彩。他认为，要想实现乡村治理的善治，必须在实现乡镇政府与农村社会相对分离的基础上，推动二者的良性互动。[127]
乡村社会在发展过程中，还面临着宗族及宗族力量的复兴，那么宗族关系与乡村治理之间是什么关系呢？肖唐镖对宗族与乡村治理的关系做了“正面论”“负面论”“中性论”三种不同的分类。[128]宋宝安和赵定东对宗族与国家权力的互动关系做了历史的梳理，论证了二者之间此消彼长的关系。[129]郑小春则通过对徽州地区的宗族组织的研究，认为在复杂的利益制衡下，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宗族与国家之间逐渐形成了互为补充、彼此合作的互动关系。[130]寇翔则认为，宗族势力复兴对乡村治理的影响存在两面性，应该积极引导宗族组织，发挥宗族有利的一面，从而服务于社会建设。[131]
学者们还引入了社会资本的理论对乡村治理进行研究，在分析当前的社会治理现状之后，认为乡村社会面临着社会资本断裂的困境，乡村社会的发展方向应该是多主体共同参与、协同合作，通过培植乡村社会资本的方式来优化乡村治理环境。[132]持这一观点的还有李冰冰、王曙光[133]、韩万渠[134]等人。
（六）乡村治理研究的缺失及其未来走势
回顾乡村治理研究的路程，学界已取得了不小的成果，乡村治理的研究框架基本建立，对于今后的研究和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但是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发现，乡村治理研究依然存在一些薄弱环节，总体来讲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是理论深度有待加强。乡村治理是利用治理理论的相关内涵来分析农村社会发展的产物，理论来源比较单一，面对的问题却十分复杂。截止到21世纪的前10多年，乡村治理研究主要是以治理理论为基本范式，从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的角度切入，在理论上侧重于概念、内涵、价值的研究，且以解释性文本为主，而元理论的分析则较少，难以形成系统化的理论体系。
二是在研究方法上，2017年之前的研究注重实践，多采用田野研究法或者社区研究法，从某一村庄或者某一社区的实践中提炼出相关理论，这就会产生一个问题：从一个地区研究出来的东西有没有可推广性？具不具有代表性？不同地区的乡村社会应该选择哪种研究方法来指导实际工作？
三是乡村治理研究的前瞻性不强。2017年之前的研究大多滞后于乡村社会的实践，学者们往往是就某一地区富有特色的实践进行研究，再提炼出相关理论，然后把这些理论应用到实践中去。前瞻性对于学科的发展是必不可少的，它代表着这一学科发展的方向和趋势，缺乏前瞻性是乡村治理研究的一块短板。在我国社会转型加快的背景下，乡村治理研究要做的不仅是紧跟时代步伐，更重要的是拓展研究的前沿阵线。
四是学科内部以及与其他学科的合作较少，跨机构、跨领域的研究较少，从前文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在乡村治理研究领域内，作者、机构之间的合作较少，虽然优秀的学者和优秀的机构并不少，但是却无法实现“1+1＞2”的效应。同时跨学科研究较少，不能有效吸收其他学科的优秀成果服务于乡村治理研究。这是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学界研究的个体化和碎片化所导致的，这种局面如果无法得到转变，乡村治理研究将得不到突破性的进展。
针对这些薄弱环节，乡村治理研究在新时期需要进一步加强理论建构，进一步加强理论和实践之间的有机结合。
一是要加强乡村治理元理论的研究。在我国，乡村治理研究已经走过了数十年的路程，在新时期，不仅要加强实践研究，还需要加强理论深度和元理论层面的进一步研究，提炼概念、深化理论、明确工具与价值，结合我国政治发展的现实语境及乡村社会的实际情况，在乡村治理的政治生态环境、社会生态环境、人文生态环境等方面进行探讨。同时，对于乡村治理实践过程中出现的模式转换、优化路径等问题要重点探讨。这些方面的深入研究会使乡村治理朝着体系化、理论化、现代化的方向发展，能从哲学的角度建立乡村治理元理论，从而引导乡村治理研究的未来方向。
二是要紧跟时代步伐。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注重基层研究和国家层面研究的结合。也就是说在今后乡村治理研究中，着眼于“国家—乡村社会”的有机结合，将乡村社会的发展与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有机结合在一起，强化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的联系，让乡村社会发展能够分享更多改革的红利，同时通过乡村社会的稳定与繁荣来推动国家的整体发展。
三是要拓展研究的视野。乡村治理研究并不仅仅是为了乡村社会，它的发展关乎全社会的整体发展，在社会高速发展的今天，我们不能不更多地思考乡村社会外部的变化，包括国内甚至是国际上的变化。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各学科分工不同，研究点也不一样，但却存在着内在的关联，乡村治理研究需要吸收各学科的有益研究，拓展理论外延。同时要放眼国际，吸取其他区域、其他国家的有益尝试，在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提炼出适合我国乡村社会发展的经验。乡村社会的发展是一条纵向的发展线，我们的研究不能只拘泥于眼前，还应该回顾历史，从古老的智慧中提炼出精华服务于当前的发展。同时，进行前瞻性研究，使乡村治理研究能够永葆青春。
四是要协同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乡村治理研究从兴起伊始就带有浓重的本土色彩，始终与我国乡村社会的实践结合在一起，这是乡村治理研究的优势所在。目前的研究正在往纵深方向发展，研究的内容也更为微观化，这就更加需要规范实证研究和理论研究的科学方法，加强二者之间的联系，不仅要从实践中发掘理论，还要能够钻研出指导实践的理论，起到政策咨询和智库的作用，同时要构架多学科、多机构合作的平台，吸取各方优势，共同助力乡村治理研究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