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早慧现象的种类及表现形式

由于早慧现象异乎寻常，容易引起社会的关注，史籍中留下了不少秦汉时期早慧事例的记载。大体而言，可归纳为两端：才智型、道德型。^[1]

才智型早慧的具体表现非常多样，习见的是技艺或学问的超等绝伦。^[2]东汉汝南应奉“少聪明，自为童儿及长，凡所经履，莫不暗记。读书五行并下”。^[3]颍川荀悦“年十二，能说《春秋》。家贫无书，每之人间，所见篇牍，一览多能诵记”。^[4]说的是记忆力强。班固“年九岁，能属文诵诗赋”。^[5]曹植“年十岁余，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善属文”。^[6]展示的是文采可观。两汉之际的任延“年十二，为诸生，学于长安，明《诗》、《易》、《春秋》，显名太学，学中号为‘任圣童’”。^[7]东汉后期的荀爽“幼而好学，年十二，能通《春秋》、《论语》”。^[8]表现的是对儒学经典的接受能力强。汉魏之际的何晏“七八岁便慧心大悟，众无智愚莫不贵异之。魏武帝读兵书，有所未解，试以问晏，晏分散所疑，无不冰释”。^[9]这一类早慧者的长处在于对应用型学问的领会能力强。

技艺、学问方面的优长显而易见，另有一些早慧者与此不同，在幼小的年纪便表现出了与其年龄很不相称的理性思考能力。建安十三年（208），曹操杀孔融。孔融有一女，“年七岁”，认为“安有巢毁而卵不破乎”，“乃延颈就刑，颜色不变，莫不伤之”。^[10]以生存智慧而论，孔融的七岁小女在家族厄运面前不能隐藏性格中的棱角，以至阖门倾覆，似未可称智。然而，“八岁小儿，能悬了祸患，聪明特达，卓然既远，则其忧乐之情，固亦有过成人矣”。^[11]

不同于孔融小女的刚烈，某些理性很强的早慧者在日常生活中早早便颠覆了儿童懵懂无知的一般形象，善于随机应变，为人处世比较圆润。东汉伏波将军马援有幼子名客卿，“年六岁，能应接诸公，专对宾客”。^[12]这样的人事处理能力，在六岁孩童中是极为罕见的。与客卿事迹相类，东汉末年冯翊人张既“少小工书疏，为郡门下小吏，而家富。自惟门寒，念无以自达，乃常畜好刀笔及版奏，伺诸大吏有乏者辄给与，以是见识焉”。^[13]可见张既是一个练达人事、极善于编织关系网络的人。有的成年乡人非常看好张既的发展前景，不惧遭人耻笑，愿与之结交，甚至以后事相托。《三辅决录注》：“既为儿童，郡功曹游殷察异之，引既过家，既敬诺。殷先归，敕家具设宾馔。及既至，殷妻笑曰：‘君其悖乎！张德容（张既之字）童昏小儿，何异客哉！’殷曰：‘卿勿怪，乃方伯之器也。’殷遂与既论霸王之略。飨讫，以子楚托之；既谦不受，殷固托之。既以殷邦之宿望，难违其旨，乃许之。”^[14]

有的理性早慧者在很小的年纪即已投身于高层政治活动，其能量往往也十分可观。楚汉战争期间，刘、项正在荥阳僵持，彭越在项羽的大后方制造麻烦，项羽不得已从前线回击彭越。“外黄不下。数日，已降，项王怒，悉令男子年十五已上诣城东，欲阬之。外黄令舍人儿年十三，往说项王曰：‘彭越强劫外黄，外黄恐，故且降，待大王。大王至，又皆阬之，百姓岂有归心？从此以东，梁地十余城皆恐，莫肯下矣。’项王然其言，乃赦外黄当阬者。东至睢阳，闻之皆争下项王。”^[15]十三岁的小儿成功地扮演了说客的角色，为项羽稳定后方的军事行动提供了重要的道义支撑。

汉初，汉惠帝死后，“太后（即吕雉）哭，泣不下。留侯子张辟强为侍中，年十五，谓丞相曰：‘太后独有孝惠，今崩，哭不悲，君知其解乎？’丞相曰：‘何解？’辟强曰：‘帝毋壮子，太后畏君等。君今请拜吕台、吕产、吕禄为将，将兵居南北军，及诸吕皆入宫，居中用事，如此则太后心安，君等幸得脱祸矣。’丞相乃如辟强计。太后说，其哭乃哀。吕氏权由此起”。^[16]张辟强年仅十五岁，却能对权力交替之际的敏感政治局势洞若观火，其应对建议也被当轴者采纳，从而深刻改变了汉朝中央权力的结构。对此，宋人评论道：“留侯子张辟强年十五，揣知吕后意，劝丞相拜诸吕将南北军，入居宫中用事，虽曰早慧，实留侯不肖子，使非汉方兴未艾，卖汉天下者尔。”^[17]抛开其中对张辟强政治立场的指责，论者显然是承认张辟强属于“早慧”人物的。

与异彩纷呈的才智型早慧相比，道德型早慧的群体形象相对比较单一。《后汉书·孔融传》李贤注引《融家传》：“兄弟七人，融第六，幼有自然之性。年四岁时，每与诸兄共食梨，融辄引小者。大人问其故，答曰：‘我小儿，法当取小者。’由是宗族奇之。”^[18]这个故事传诵极广，突出的是幼年孔融的谦让之德。不过，这样的事例并不多见，对于汉人来说，孝道是道德型早慧的主要表现形式。东汉黄香“年九岁，失母，思慕憔悴，殆不免丧，乡人称其至孝。年十二，太守刘护闻而召之，署门下孝子，甚见爱敬”。^[19]儒者张霸“年数岁而知孝廉，虽出入饮食，自然合礼，乡人号为‘张曾子’”。^[20]曾子是先秦时期构建孝道观念的核心人物，汉人以曾子比幼年张霸，可见张氏早慧的基本特征。京兆长陵人乐恢，“父为吏，得罪于令，令将杀之。恢年十二，伏寺门外啼泣，不舍昼夜。令嘉其孝，赦其父罪”。^[21]乐恢至孝感人，不过，仔细想来，他似乎已不能被视作典型的道德型早慧人物。毕竟父子至亲，子需赖父养育，昼夜啼泣，对于已十二岁的乐恢来说，或许更大程度上是出于对丧父之后生存之艰的本能恐惧，道德上早慧的色彩较淡。相比较而言，汉末司马朗和常林或许能更好地代表对孝道具有自觉认知的早慧型人物。

《三国志·魏书·司马朗传》：“司马朗字伯达，河内温人也。九岁，人有道其父字者，朗曰：‘慢人亲者，不敬其亲者也。’”^[22]与司马朗同县的常林“年七岁，有父党造门，问林：‘伯先在否？汝何不拜！’林曰：‘虽当下客，临子字父，何拜之有？’于是咸共嘉之”。^[23]儿童时期的司马朗、常林对人“临子字父”的做法十分敏感，史家做出这样的记载，或许意味着当时很多与他们岁数相当的儿童并不具有这种敏感性。他们的敏感性来自何处？自然是浸透骨髓的孝道，希望外人表现出对父亲的尊重。小小年纪便将家族荣誉放在心头，这正是道德早慧的一种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