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对于初学历史的人而言，“一切”式论断往往会对其心理造成冲击。比如“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我当初听到这个论断时，颇感费解。首先，“一切”这个词本身就令人生疑，因为经验告诉人们，生活中充满了“但是”。更重要的是，通常说起“思想史”，孔、孟、程、朱等名字便立时闪现，但历史怎么可能仅仅是他们的舞台？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梁启超也就没必要批判以帝王将相为中心的历史书写传统了。

后来知道，葛兆光先生在“思想家的思想史或经典的思想史”之外，又提出了一个新概念，即“一般的知识、思想与信仰”。这时候才明白，“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并没有错，因为这个论断实际上涵盖了每一个参与历史进程的人，而本人又坚信，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重要特质便是有意识、会思考（我曾经怀疑过这个论断，因为古人说过“子非鱼，安知鱼之乐”之类的话。照此说来，人怎么知道其他动物不会思考呢？不过，后来感觉到，如果对“人”的定义都持怀疑态度，难免有精神异常的趋向，也就不钻牛角尖儿了）。于是，在我的学术成长中，“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的见识时常指引着我。读书过程中，但凡哪个事件、现象有丁点儿成为选题的可能性，我就会想：能不能从思想上来理解？

不过，由于本人是极拙的，根本触摸不到也理解不了精英思想、经典思想，这个问题实际上已等而下之地转化为：“能不能从观念上来理解？”

本书的上编侧重于观念与秦汉民众日常生活的结合，由四篇论文组成。第一篇讨论秦汉社会对早慧现象的认知转变，这个选题与我的现实生活体验密不可分。我属于“80后”当中最早的那一拨，虽然已是改革开放之后，但当时的物质生活并不算十分丰富。记忆中，我常在枕头边放一块馒头，半夜醒来会啃几口。有时候觉得饿了，还会到邻居家去借馒头。令我至今感念的是，邻居大娘好像从来没拒绝过。尽管如此，回想起童年时代掏鸟窝、玩泥巴的场景，回想起父母因无暇照料而不得不给予我的自由自在，我仍然感觉温暖而幸福。而现在的孩子在物质上已较丰富，可每当我看到他们作业繁多，周末出入各种学习班，经常会想：他们是否过得开心？他们幸福吗？我不是那些孩子，自然无法回答这样的问题。但既然学习了历史，将古代儿童的生存状态展现出来，总不能说逾越吧。

上编第二篇讨论秦汉时代反季节栽培实践与主流观念的冲突，也是由于现实生活的激发。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乡人每年秋后的菜品只有腌制的芥菜、萝卜，盐多油少。当今则不然，冬天也能吃到西红柿、黄瓜等夏令果蔬，此为技术进步，人们已习以为常。古人是否有此技术？如有，又持何种看法？对当今有无借鉴？这是第二篇的写作初衷。第三篇对秦汉白马形象的讨论，实质上展示的是一种自然客体人文化的历史进程。现在已不记得当初为何会对这个问题感兴趣，实事求是地说，这部分内容的学术价值或许有限，所讨论的时段也较大幅度地溢出了秦汉时期，但在我看来，它是一个有意思、有趣味的话题，而这种趣味的蔓延，于我而言是常有的事情，尽管经常想不出个所以然。第四篇对西汉“复作”的探讨，若仅从题目来看，更像是制度方面的，与思想、意识关系不大，但我所要表达的重点内容是秦汉社会如何认识官民之间的债务关系，百姓欠官府债务，究竟算不算法律意义上的“罪”。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秦汉民众的人身自由、家庭财务，自然可视为民生问题。

本书中编侧重于观念与秦汉政治的结合。前两篇分别以大禹传说、初并天下诏为中心展开论述，意在表明，秦统一的漫长进程不仅仅依靠武力推进，其中也蕴含着秦国政治理念的演变。秦人既有在铁血战争之外利用圣王传说等文化资源的政治实践，也存在因武力成功之大而忽视对统一之举的合理性进行精巧论证的情形。后三篇的内容属于汉代历史，其中第七篇涉及对中国历史而言意义重大的“正统”观念，而具体论证的“武帝正统”形成过程，也是西汉政治史上一个引人注目的话题。第八篇的写作源于2010年的西安之行，当时游览了汉宣帝杜陵以及汉景帝阳陵，遂有个疑问：为何西汉帝陵九座在渭北，两座在渭南？这个“反常”现象长期以来颇受关注，不满以往以昭穆制度为中心的相关论证，我提出应重视“父死子继”继统观念在解释这一反常现象时的效力。第九篇聚焦汉朝与匈奴交往过程中的观念碰撞与融合，尝试将观念史与民族史进行嫁接，或许也可称之为在民族史中发掘观念的历史。

本书下编题名为“区域与政治”，看起来与观念史颇有距离，但实际上每一篇仍有大量内容涉及政治观念。第十篇在选题上逆向而行，探讨秦统一进程中已日渐没落的分封制，论述中涉及秦人对周天子政治权威的认识、秦人国策制定背后的政治意识因素。第十一篇围绕蜀地这一特定区域，认为秦灭蜀之初不大可能在蜀地同时设置王、相、守三个高等级职位，论证中也谈及区域管控思维得以形成的历史因素、现实背景等内容。第十二篇考察两汉之交政治变局中关中士人的历史表现，文中关于关中士人针对王莽代汉而发生的群体分化、对更始政权的狐疑、对东汉政权逐步接纳等内容，属于对政治认同的讨论。最后一篇梳理了东汉末年汉献帝摆脱凉州集团掌控的过程，涉及乡土意识、末代皇帝施策时的困境体验、边疆人群实施“挟天子以令诸侯”策略时的心态等。

坦率地说，上述内容缺乏鲜明而一以贯之的具体主题，不免显得驳杂。不过，当我看到葛兆光先生曾经连续引用的两句话，便稍得释然。一句是史华兹（Benjamin Schwartz）“思想史的中心课题就是人类对于他们本身所处的‘环境’（situation）的‘有意识反映’（conscious responses）”。另一句来自伯林（Isaiah Berlin）“思想史是人们的观念与感受的历史”。^[1]“意识”、“观念”甚至“感受”都能被慷慨地纳入思想史研究的范畴，我侧重于观念与历史的探求，讨论的话题忽东忽西，或许也可以乞求诸君的原谅。

[1]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导论”，第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