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作为养生理论的“不时不食”观念
汉代“不时不食”观念的形成与其时的养生理论也有很大关系。“四时者，春生夏长，秋收冬藏”，[49]司马迁称这一序列为“天道之大经”。[50]但汉初人的认识更为平易，张家山汉简说：“春产、夏长、秋收、冬臧（藏），此彭祖之道也。”[51]《庄子·逍遥游》：“彭祖乃今以久特闻，众人匹之，不亦悲乎！”[52]彭祖是传说中有名的长寿之人（抑或是神），而遵守四时之序则被看作获取长寿的必由之路。这个观念具体到饮食方面自然就反向衍生出召信臣所谓“不时之物，有伤于人，不宜以奉供养”的说法。
在汉代人的意识中，长寿的表现形式并不是唯一的，其中很普遍的一个看法是若能升仙，或者进入神仙的世界，与神灵搭建起某种联系，即等于得到长生。虽然仙界的一个实际含义等同死亡，但汉人总在寻找这个世界，其动机就在于此。秦始皇寻求不死药，自然是为了长生，但他同时还想登上虚无缥缈的海中三神山，为此深受术士们的蒙骗而不自悟。[53]这表明，在秦始皇看来，如果能够走进神仙的世界，即便这不等于长生，也会促进长生追求的实现。汉武帝作为另一位热衷于长生的皇帝，也曾经派公孙卿“候神河南，见仙人迹缑氏城上”。[54]皇帝们为什么要乐此不疲地找神仙？其动力就在于强烈的长生欲望。古人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论衡·道虚》），原作“王（指淮南王刘安）遂得道，举家升天。畜产皆仙，犬吠于天上，鸡鸣于云中”。[55]后来此典故虽转为讽刺义，但在其刚出现的时候，道出的何尝不是古人对升仙途径的一个认识：但得与仙人扯上一点点关系，哪怕仅仅是一面之缘也好，也能获得一些仙气，于长生之追求有百利而无一害。
神仙作为不死境界的象征，既然为不少人所向往，神仙的生活习惯就会为俗世所效仿。比如秦始皇时的方士卢生说：“人主所居而人臣知之，则害于神。”也就是说，神仙喜欢清静。于是，秦始皇“乃令咸阳之旁二百里内宫观二百七十复道甬道相连，帷帐钟鼓美人充之，各案署不移徙。行所幸，有言其处者，罪死”。[56]真的就按照神仙的喜好来安排自己的生活了。具体到饮食方面，想象中的神人喜好也会影响到人们。《礼记·礼器》：“天不生、地不养，君子不以为礼，鬼神弗飨也。”郑玄注：“天不生，谓非其时物也。地不养，谓非此地所生。”[57]“不时之物”与跨区域移栽之物俱为鬼神所不喜，其原因就在于这是不符合天地秩序的东西。如果人们食用了连鬼神都“弗飨”的蔬果，就不利于获得神灵那样的长生，而如果将之敬献给鬼神，也会因为违反鬼神的喜好而使自己为鬼神所厌弃。这对于期盼实现天人交流进而使自己延年益寿的古人来说，无疑是很糟糕的事情。
由于神仙世界对不时之物的厌恶，人们便“不时不食”，这毕竟属于一种神秘主义的思维模式。在此之外，汉人对不时之物的品质还形成了些许颇具科学性的认识。众所周知，董仲舒是灾异论的倡导者，然而颇具戏剧性的是，他竟然不把非时植物看作灾异，而是对之采取了一种很平和务实的态度。《春秋繁露·循天之道》言：“凡择味之大体，各因其时之所美，而违天不远矣。是故当百物大生之时，群物皆生，而此物独死。可食者，告其味之便于人也；其不食者，告杀秽除害之不待秋也。当物之大枯之时，群物皆死，如此物独生。其可食者，益食之，天为之利人，独代生之；其不可食者，益畜之。”[58]对于非时而生或死的植物，董仲舒强调的是“可食”与“不可食”，主张通过品尝，判定其味道是否“便于人”，“便于人”者就属于“时之所美”，应大力种植以供食用。
表面上看，董仲舒判断一种作物“时”与“不时”的标准是是否具有实用性，并不拘泥。相比而言，召信臣“不时之物，有伤于人”的观念纯以时令为标准，给人的印象好像过于保守了。但实际上，董、召二人的观点并无实质差别，因为尽管每个人的味觉存在个体差异，但蔬果的味道是客观存在的，不会因品尝与否而改变。通常情况下，所谓的味道“美”与“不美”和“时”与“不时”具有现实性的对应关系。东汉和熹邓皇后的诏书里明言温室蔬果“味无所至”，这绝非故意贬低反季节蔬果，而应当是人们食用过后的真实感受。
对时令与味道二者之关系的认识并不是汉代才出现的，早在先秦时期即已相对系统化。《吕氏春秋·士容论》曰：“得时之稼兴，失时之稼约。茎相若，称之，得时者重，粟之多。量粟相若而舂之，得时者多米。量米相若而食之，得时者忍饥。是故得时之稼，其臭香，其味甘，其气章，百日食之，耳目聪明，心意睿智，四卫变强，凶气不入，身无苛殃。”[59]这段话前半部分讲的是“得时之稼”的优点和“失时之稼”的劣势，最后几句话则讲食用“得时之稼”有利于身体健康。总体上将“时”与“不时”问题归结到了养生方面。这里虽然没有明说“不时之物”不利于养生，但“得时之稼”因其生长的优良能够促进养生的论述，已经透露出这样的逻辑：“不时之物”因其生长环境的自然缺陷，不利于养生，甚至会损害食用者的身体健康。这就难怪汉人一再反对反季节蔬果了。《吕氏春秋》对“得时”与“失时”作物优劣的分析，诸如颗粒大小、重量轻重等差别，都表明“不时不食”作为一种养生理论已具有一定的科学性。汉人董仲舒之所以能够心平气和地讨论不时之物的“美”与“不美”，以他灾异论者的身份观之，很有可能是继承了此前即已形成的科学认识，因为二者的关注焦点都在于食物本身的营养问题。
时至今日，人们对反季节蔬果的生产和消费早已习以为常。虽然还有批评的声音，但一般都站在当代立场，旨在促进反季节生产的良性发展。如有学者认为社会发展“对蔬菜的周年供应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主张消除“生产季节性与消费经常性的矛盾所造成的淡、旺季现象”。[60]游修龄更是深刻指出：“获得这种反季节的成就，是要付出多方面的代价的。”包括“外源能量（石油）投入”、摄入“激素类化学物质”、“传统农时的文娱活动”的“消失”与“变质”等。[61]至于汉代人批评反季节种植时所秉持的“不时不食”观念，由于其中包含着天人感应之类的神秘主义色彩，有学者因此视之为“自然科学与农学进一步发展的束缚因素”。[62]这当然很有道理，但汉代“不时不食”观念所体现的不仅仅是神秘主义意识，其内涵还包括经济评判、营养学认知等积极因素，应当说这部分内容对当今的反季节生产仍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原刊《人文杂志》2011年第6期
[1] 吕思勉：《秦汉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第493页。
[2] 《汉书》卷八六《儒林传》，第 3592页。
[3] 李开元：《秦始皇的秘密》，中华书局，2009，第146页。
[4] 马执斌：《“焚书坑儒”辨》，《中华读书报》2010年2月24日，国学版。
[5] 参见王云明《秦代中国无西瓜》，《咬文嚼字》2000年第10期。
[6] 马王堆汉墓发现有甜瓜籽。参见陈爱平《从马王堆文物看汉代饮食文化》，《马王堆汉墓研究文集：1992年马王堆汉墓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选》，湖南出版社，1994，第251页。
[7] 相关统计见《陕西气象》2002～2006年各年第3期对陕西省上一年度气候影响的评价，篇题形式皆为“陕西省200×年气候影响评价”。
[8] 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竺可桢文集》，科学出版社，1979，第480页。
[9] 王子今：《秦汉时期生态环境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第17页。1.5℃的数值由王先生依据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中的曲线图得出。曲线图数据的认定是结合数轴进行的，但数轴上年代刻度、气温刻度的间距往往较大，在认定时难免会有误差。本文为更直观地说明温差问题，不再另行度量，而是按照言之有据的要求，直取成说。
[10] 张仲立：《秦俑一号坑沉降与关中秦代气候分析》，《秦文化论丛》第4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第159页。此温度数值由张先生依据王靖泰、汪品先《中国东部晚更新世以来海面升降与气候变化的关系》（《地理学报》1980年第4期）一文中的曲线图得出。
[11] 徐志红、王坚编《小西瓜、精品甜瓜棚室栽培》，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第53页。
[12] 《盐铁论校注》，王利器校注，中华书局，1992，第349页。
[13] 《汉书》卷八九《循吏传》，第3642～3643页。
[14] 《后汉书》卷十《皇后纪上》，第 425页。
[15] 《史记》卷五六《陈丞相世家》，第2061～2062页。
[16] 《汉书》卷七四《丙吉传》，第3147页。
[17] 王子今：《秦汉时期生态环境研究》，第378页。
[18] 胡平生、张德芳：《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第193页。
[19] 何宁：《淮南子集释》，第 383页。
[20] 黎翔凤：《管子校注》，中华书局，2004，第855页。
[21] 何宁：《淮南子集释》，第428～429页。
[22] 《吕氏春秋》卷十《孟冬纪》：“命百官谨盖藏。”卷十一《仲冬纪》：“无发盖藏。”敦煌悬泉置《四时月令诏条》也要求孟冬“谨盖藏”，仲冬“慎毋发盖”（胡平生、张德芳：《敦煌悬泉汉简释粹》，第197页）。
[23] 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中华书局，2009，第238页。
[24] 何宁：《淮南子集释》，第425页。
[25] 张立文：《秦汉天人相应哲学思潮的人文语境》，《晋阳学刊》2010年第3期。
[26] 陈侃理：《董仲舒的〈春秋〉灾异论》，《文史》2010年第2期。
[27] “刘向以为周十二月，今十月也，李梅当剥落，今反华实，近草妖也。”刘歆认为“李梅实，属草妖”。见《汉书》卷二七《五行志中之下》，第1412页。
[28] 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 1832页。
[29] 何休注，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264页。
[30] 范宁注，杨士勋疏《春秋穀梁传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403页。
[31] 《史记》卷五《秦本纪》，第201页。
[32] 陈侃理：《董仲舒的〈春秋〉灾异论》，《文史》2010年第2期。
[33] 《汉书》卷二七《五行志中之下》，第1420页。
[34] 王先慎：《韩非子集解》，中华书局，1998，第223页。
[35] 《汉书》卷二七《五行志中之下》，第1420页。
[36] 卦辞分别见于尚秉和注，常秉义点校《焦氏易林注（修订版）》，光明日报出版社，2006，第25、138、159、207、234、279页。
[37] 韩婴撰，许维遹校释《韩诗外传集释》，中华书局，1980，第74页。
[38] 何清谷：《三辅黄图校释》，中华书局，2005，第170页。
[39] 郑玄笺，孔颖达疏《毛诗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392页。
[40] 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671页。
[41] 《汉书》卷二七《五行志上》，第1331页。
[42] 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671页。
[43] 何清谷：《三辅黄图校释》，第170页。
[44] 赵岐注，孙奭疏《孟子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666页。
[45] 张波、樊志民主编《中国农业通史·战国秦汉卷》，中国农业出版社，2007，第251页。
[46] 吴存浩：《中国农业史》，警官教育出版社，1996，第412页。
[47] 张波、樊志民主编《中国农业通史·战国秦汉卷》，第251页。
[48] 孙家洲：《汉代谏议制度的文化解读——从李云“露布谏帝”获罪谈起》，《国学学刊》2010年第3期。
[49] 何宁：《淮南子集释》，第584页。
[50] 《史记》卷一三○《太史公自序》，第3290页。
[51] 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文物出版社，2006，第171页。
[52] 郭庆藩：《庄子集释》，中华书局，2004，第11页。
[53]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47页。
[54] 《史记》卷一二《孝武本纪》，第472页。
[55] 黄晖：《论衡校释》，第 317页。
[56]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57页。
[57]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431页。
[58]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中华书局，1992，第455～456页。
[59] 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第700～701页。
[60] 雍洪俊、李峰元：《反季节蔬菜生产的意义及作用》，《四川农业科技》2006年第3期。
[61] 游修龄：《农时和反季节》，《古今农业》2001年第1期。
[62] 董恺忱、范楚玉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农学卷》，科学出版社，2000，第1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