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

一 中国对外贸易的现状及问题

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与他国间的贸易发展十分迅速。1980年，对外贸易总额为380亿美元。2015年，中国在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两年后，对外贸易总额达到24.59万亿美元。这个数值使中国超过美国，成为全球贸易额最大的国家。通过对外贸易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已经属于世界贸易规模排在前列的国家，国际上也公认和重视中国的贸易地位和影响力，但是中国与全球贸易强国还具有较大距离。中国在加入WTO后，对外开放水平进一步得到提升，也获得了WTO带来的贸易福利，中国的贸易发展十分迅速，国际地位也不断提高。但是，这样的优势在不断递减，这几年，随着生产原材料和人力价格的提升、人民币在国际上也升值，贸易摩擦不断出现，加上中国人口红利逐渐丧失，中亚和南亚国家工业化和人口劳动力优势明显，中国的粗放型、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优势在不断减少。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使得各国经济进入衰退期，各国采取一系列刺激政策，但经济疲态仍然没有消除，经济恢复缓慢，也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岑丽君（2015）指出随着国际分工体系更加精细化、产品内部的分工体系逐渐成熟，中国通过自身优势可以融入全球生产网络的相关过程，但由于自主技术不成熟、地位不高，中国在进口方面的技术需求增加，技术、创新各方面受到了较大的限制。

在贸易合作、分工深化及全球生产网络形成的背景下，国家在全球网络中的贸易地位十分重要，而现阶段的贸易强度和贸易地位的测算都是以双边贸易为基础的，无法真正体现国家的贸易情况。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中国通过人口红利、劳动力成本较低等优势在国际贸易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但是，这样的优势并不能提高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中国一直处于相对低端的状态，人口优势也在逐渐减弱。

首先，在全球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亚洲四小龙”的成功转型有效地证明了落后国家或地区可以通过积极参与全球化生产和进行技术投入，逐渐实现自身技术的升级和价值提升，全球化的贸易网络可以使中国这样的起步较晚的国家实现技术水平提升和提供贸易合作机会。但是，在参与全球贸易的过程中，发展中国家也面临“地位低端”和“贸易依赖”等困境，如周毓萍和桑杰尔·拉尔（2005）提到，南亚国家如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等对于出口依赖程度较高，始终处于全球化生产的低端位置，始终是国际化合作的被动方。

在国际贸易网络中，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国家的影响力和表现。在贸易网络中，国家之间的权力和地位是不平等的，权力大的国家在经济活动中的影响力更大，进而影响其他国家面临的机遇与约束，因此，分析贸易组织的整体特征、个体国家贸易间的相对地位以及大国和小国之间的影响关系等具有重要意义。

二 “一带一路”贸易网络的提出和现状

2013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发表演讲时，结合中亚国家的发展情况首次提出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2013年10月，在印度尼西亚国会，习近平主席又提出与沿海国家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设想。此后，将“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统称为“一带一路”。2015年2月，党中央针对“一带一路”建设的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重点讨论和安排今后一段时间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工作部署和工作进展规划。“一带一路”并不是对现有合作机制的颠覆和破坏，在2015年的博鳌亚洲论坛上，中国重点说明了“一带一路”建设是为了实现沿线国家的经济来往、形成优势联动，是宏观层面上的合作。此后，中国积极完善“一带一路”相关机制，建立丝绸之路基金，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简称“亚投行”），而在此过程中，诸多沿线国家纷纷加入亚投行，积极配合，形成联动，为亚投行的建设提供了国家间的权威性。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建立主要是为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完善提供资金上的支持，沿线国家对于亚投行建设的积极参与，也是对“一带一路”建设表明支持态度。

在“古丝绸之路”历史含义的基础上，“一带一路”充分利用中国和周边国家已有的小规模的区域合作平台，通过多元的合作机制，最终实现国家间的共同发展。当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不仅包含古丝绸之路沿线国家，还加入了其他合作国家。“一带一路”在建设过程中，首先会选择在中亚、俄罗斯、南亚和东南亚等与中国地理距离较近、文化相似性较高的国家开展和实施，因为中国与这些国家有着良好的合作基础且它们具有良好的地缘优势；在建设成熟之时，中国也欢迎中东、东非国家积极参与，未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是有效地、积极地将欧洲、非洲等国吸纳融合，实现经济合作建设的“五通”：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五通”政策不仅涉及国家之间的大的沟通方面，还在政策、基础设施、贸易投资、货币体系、人文环境等方方面面都有所涉及。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不仅包含古丝绸之路的贸易互通，还开拓创新，合作领域广泛，在以经贸合作为核心的基础上，不断开展贸易、产业、投融资、文化等合作。

古丝绸之路为中国贸易发展和文化交流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古代中国和中亚、西方国家在货物上互通有无，实现贸易共赢，通过与沿线国家的交流，中国文化得到发扬，被人们所熟知、了解，中国出现对外贸易的巅峰状态。在现代，中国依靠国土面积大、沿海优势实现了多元化的经济、文化、国防、政治等跨区域的发展和合作，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不断走向历史发展新高度的具体体现，国内市场的优化、国外市场的开放和融合都有着跨时代的突破和变现。第一，世界经济格局发生变化，区域多边组织开始如雨后春笋般兴起，比如欧盟、金砖国家等跨区域的合作组织正在逐步发展。第二，国际化区域领导地位不断被争夺，世界强国重视自身区域中的“霸主位置”。比如，美国越来越重视环太平洋国家间的关系和其在亚太战略中的影响力。2009年，美国宣布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TPP）谈判，其目的十分明显：在加速亚洲沿海国家形成统一的贸易集团过程中，美国希望介入东亚区域一体化的经贸合作中，维护和提高美国在环太平洋地区的经济利益、国际地位和政治影响力。美国为了防范中国在世界尤其是在亚洲的国际影响力，通过各种手段和条约制约中国的发展，企图保持和深化在国际贸易中的主导权，TPP明显地体现出大国之间对于贸易地位的竞争，对我国进一步开展对外贸易构成了长期的挑战和威胁。第三，从1978年开始实施改革开放，经过了40年的不断发展，中国的经济发展情况被国内外诸多学者认为是“中国奇迹”，但随着时代的不断变化，改革开放中存在许多挑战和问题，加入WTO、全球金融危机这些全球化的事件影响着中国经济，中国经济也需要逐步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增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为了调整中国经济结构，通过政策改善经济运营体系，消除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过程中，一方面要保证稳定的经济发展；另一方面要与时俱进，深化改革，实现中国经济结构向预期目标转型。为了实现国内经济结构转型，以“三去一降一补”的具体措施继往开来，中国从2015年开始积极地开展“一带一路”相关经贸合作项目和进行配套设施的建设，从东南亚横跨中亚、东欧到达欧洲强国，共同建设一个庞大的区域合作经济带，并以此为平台，实现沿线国家的互利共赢。

现阶段，针对“一带一路”建设，诸多文献更多的是从定性角度出发，分析政府规划、国家建设的重要性和发展方面的情况；针对“一带一路”建设的开展，主要探讨了中国与沿线国家接触洽谈、相关行业合作和产业互惠等问题，学者们主要分析“一带一路”的决策，而对“一带一路”建设勾画出一个什么样的贸易网络、贸易网络在倡议提出前后如何变化、“一带一路”贸易网络中不同国家的贸易地位如何测算、“一带一路”凝聚子群和如何界定各国地位并进行深入分析的学术研究较少，因此，十分有必要对此进行深入研究和分析，以为国家和跨国企业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实施具体项目和进行相关业务提供宝贵的指导意见。

三 国际地位研究缺乏对多边关系网络的关注

在国际地位研究中，一方面从国际政治理论出发探讨国际关系自身存在的缺陷。虽然经过了近一百年的发展，国际政治方面的研究侧重点不断丰富，但是现阶段的国际政治研究仍无法确定统一的主线和观点，并且缺乏适合理论学派观点的研究方法，现阶段的研究仍然以案例和事件为主。另一方面，通过对经济学文献的整理与总结发现，在国际贸易地位研究中，一是通过国际贸易中的案例研究方法，分析中国跨国企业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分工情况和地位，以及与他国进行横向对比，研究中国企业的贸易利益，如Linden等（2010）。二是利用长期的对外贸易数据测算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如邱斌等（2012）以出口贸易指数分析了中国制造业中24个具体产业在对外贸易中的地位，探讨了制造业中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的不同之处和趋势，重点研究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国际地位如何进一步提高。胡昭玲和宋佳（2013）以出口贸易中的价格同比和环比变化为指标讨论中国各行各业国际分工地位的变化情况，低技术行业面临的国际贸易瓶颈和突破方法，重点分析高技术产品国际地位提高的途径。三是以Hummels等（2011）的垂直专业化指标为基础，通过利用投入产出表，详细计算国家间的垂直化专业指数，分析国家贸易地位。四是利用附加值贸易法，通过提取贸易中附加产业的价值数值，计算全球价值链中重点国家的附加值贸易水平，进而分析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Koopman等（2008，2010）通过附加值贸易法，细分了贸易过程中的附加值核算方法，提出KWW方法和KPWW方法，不断精准优化出口贸易中的价值测算方法。国内学者通过Koopman等的指标，以客观的贸易数据为基础，基于国内投入产出情况，分析国家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实际情况。文献主要基于对进出口额的分析，主流经济学分析运用国家与国家的双边贸易数据或国家整体的出口数据，研究分析基于整体的全球活动，缺乏对国家在贸易网络中的相对地位的测算。

综上所述，“一带一路”贸易构想的提出具有非常强的时效性，而由于其提出时间较短，现阶段对于中国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研究仍存在不足，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一带一路”贸易网络中国家贸易关系的特性研究不足。“一带一路”是中国根据当前形势提出的重要经济发展构想，“一带一路”贸易网络的建设对于推动中西部发展，缩小沿线国家的发展差距，加强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全面合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带一路”是一个宏伟设想，通过经贸、文化和政治的多元化合作网络，以重点国家为支点，从点到线，再从线到面的经济合作一体化过程（杨恕、王术森，2014）。因此，对“一带一路”区域组织中国家在时空上的贸易联系变化和整体特征情况的深入研究，对“一带一路”贸易网络建设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目前文献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一带一路”的建设概述方面，缺乏对组织中国家间的贸易联系现状和特征进行的分析。

第二，国家贸易地位的测算单一化，缺乏对经济组织中国家的相对国际地位的分析和计算。虽然有关国际地位的理论和著作非常丰富，但这些理论和著作并不能完全满足国家在经济活动范围内，结合贸易往来对相对地位考虑的需求。主流国际地位研究是个体属性的方法论，分析的主体是个体的进出口属性。随着国家之间交往的不断加深，国家在不同贸易网络中的表现和地位不一样。国家在贸易网络中不仅考虑国家个体的属性，还需要分析国家间的关系属性，尤其在多边贸易合作和竞争中，各国间的关系属性决定了国家在贸易网络中的相对地位。因此，从国际关系角度讲，目前的国际地位理论和方法都基于单一的个体属性的进出口情况分析，是对绝对地位的测算，缺乏对国家在国际组织间不同的地位的研究。

第三，缺少对经济组织中相关国家影响的群体的分析。传统的国际地位分析往往研究了国家的国际地位，对于国际地位高的国家影响哪些国家则并没有考虑和分析。在“一带一路”贸易网络中，相关国家通过自身的贸易地位影响和实现周边国家的贸易联动，这种情况形成了非正式的“小团体”现象。中国在发展“一带一路”的过程中，从经济层面联系相关国家，重点研究与相关国家提高发展效率和提升贸易网络有效性的方法。

因此，以关系属性为基础，通过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研究区域组织中国家间的贸易关系和强度、国家的相对贸易地位和“一带一路”凝聚子群，可以补充国际贸易理论，提高“一带一路”建设规划和实施效率，在理论和现实方面都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