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国民”的现代性转型
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在对中国进行“物”的入侵的同时，也让中国的有识之士遭遇了一场现代性话语的“洗礼”。作为现代性话语表征的“科学”“民主”“自由”等概念则对中国传统的“臣民”言说进行“切割”，这在客观上刺激了中国传统“大众”话语向现代转型。而作为“大众”话语的第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子话语或语义场——国民，正好处在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时代”，“大众”话语的现代性转型在所难免。关于这个“转型时代”的划分，学界也不一致而是见仁见智，如张灏在《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中是这样厘定的，“所谓转型时代，是指1895～1925年前后大约30年的时间，这是中国思想文化由传统过渡到现代、承先启后的关键时代”[1]。张灏基于思想史的研究理路这样划分“转型时代”是比较中肯的，不过本文所关注的是“大众”概念史或者话语史，与思想史略有不同。我们把“国民”话语生成的“转型时代”厘定为戊戌变法到五四运动前后。五四运动之后时代的主流话语则又转变为以工农为主体的“民众”话语。
同时，“转型时代”也是知识分子影响力上升的时期，他们借助各种媒介建构了一个“足以与中央权力平行抗衡的民间社会”[2]，这个“民间社会”一般也可叫作“知识分子社会”[3]。由于晚清政府“中心”权力衰落，“边缘”权力崛起，社会的权力重心向社会底层倾斜。于是，身为近代“国民”话语的言说者与实践者的知识分子，参与并发起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等具有现代意义的变革运动。这些知识分子的话语实践经历了从器物文明到制度文明，最终到“人”的文明的转变。其中，洋务运动就是较早从物质文明角度学习西方的。这是一场典型的“现代性”社会运动，“所谓现代性，就是着重于西方自启蒙运动以来发展出的一套关于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理论”[4]。然而甲午海战的惨败让人们从器物崇拜中清醒过来，继而主张君主立宪、社会改良。显然这些器物和制度的现代性都没有能够切中问题的要害，“非天时、地利、物产不如也，人实不如耳”[5]。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人士较早认识到：实现民族现代性的关键在于“人”的现代性。他们认为在漫长的封建时代，代表社会进步的主体力量——臣民其实都是皇帝的子民，他们有义务而没有权利。这些失去主体性的臣民显然无法胜任现代转型的时代要求。
因此，与西方反现代性语境中的精英知识分子对“大众”的批判不同，在中国近代语境中，启蒙知识分子却极力呼唤具有现代性特质的“大众”——新国民的诞生。而在近代关于“新国民”的呐喊声中，梁启超的声音无疑是最强劲的，在《新民说》中他把“国民”文明程度[6]视为国家兴衰的关键因素，“国民之文明程度高者，虽偶有暴君污吏，虔刘一时，而其民力自能补救之而整顿之”[7]。至此，近代知识分子从器物→制度→人的探索到这里找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故而梁启超说“然则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8]
不过自晚清伊始的“大众”话语，在向现代迈进的过程中也与传统保持着既传承又断裂的关系。所谓“传承”是指新兴的“大众”话语仍然保留了传统“臣民”的道德教化的内容，由于“国民”被预设为蒙昧无知的，需要精英分子的启蒙才能真正走向“现代”，因此维新派人士所倡导的“新国民”仍然是教化的对象。与此同时，“国民”话语的建立也无法割断与传统“臣民”本身的渊源关系，原因在于从传统向现代迈步的过程中，知识分子们所塑造的新“国民”承担着“因袭的重负”，也即鲁迅所说的“国民劣根性”。因而无法在短时间里蜕变为知识分子们所想象的“共同体”。另外，作为“国家”组成部分的“国民”，仍然是“国”之“臣民”，“国民”要服从“国家”的法律，并对“国家”负有“责任”与“义务”。
由此，我们说这种话语的传承过程是一个自然且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关“国民”的言述也不尽相同。以康有为为代表的保守派主张君主立宪，在不否定“皇权”的基础上进行局部的改良，不赞同彻底的“革命”，“国民”的现代转换也要以“皇权”为轴心才能实现。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激进派则主张“民治”，他们相信“国民”经过改造能够承担起社会改良的重任。当然康有为与早期的梁启超同属于“国民”话语中的改良派，即把“革命”（Revolution）不是理解为“政权的激烈交替”，而是“已脱离了以暴力手段改朝换代的中国传统‘革命’的语境，而带有强烈的日本色彩，并与西方和平演进的革命意义相融合”[9]，也就是“希望中国能以日本明治维新为榜样，以和平方式完成政治现代化”[10]。这样一来，他们的“国民”话语最终还是落在维护“皇权”政治，实行君主立宪。
至于“大众”话语的断裂，则是指随着西方的“公民”“群”“民主”（Democracy）等“现代”概念的引进，“作为一个历史分期的概念，现代性标志了一种断裂或一个时期的当前性或现在性”[11]，因而传统的“臣民”话语遭遇到来自西方的现代话语的碰撞与整合，儒家基本价值观念逐渐解体。进而在语言上制造出了现代性的“大众”概念——国民。这种融合了西方民族国家观念的“国民”理想，放弃了恪守已久的儒家“天下国家”式的“臣民”理想。实际上，从“臣民”到“国民”的转换形成了一种二元对立的言说模式：奴隶与国民的对立，也即“革除奴隶之积性，振起国民之精神”[12]。这里所说的“奴隶”并不是传统意义上与“地主”“封建主”对立的下等阶层，而是已经“内化为一般民众的意识结构与行为模式”[13]。
尽管此时的“国民”还是一群被大多数启蒙知识分子看作带有浓厚“国民劣根性”的“铁屋子里的熟睡者”或“梦醒了，无路可走”之人，但是启蒙现代性的客观要求使得“国民”的塑造势在必行，并且“20世纪中国历史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建立近代的国民与国家”[14]。而革命派的代表人物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提出，则标志着知识分子真正从“帝王师”转向“大众师”，即“完成从帝国‘臣民’向民国‘国民’的转变”[15]。同时“公民”概念的引进，直接导致了“国民”与传统“臣民”的断裂。在这个过程中，现代性话语在“国民”的建构中起到关键作用。
需要强调的是，自“臣民”到“国民”演进，中国的“大众”也已完成了从传统向现代的流变之旅。然而这一话语实践过程如果悬置了现代“国家”的生成机制，那么“国民”的生成性品格则成为空谈，继而成为脱离了言说语境的纯粹的“概念”。也就是说，虽然“国民”被言说成现代性主体，但其生成与国家“互为前提，相互建构”[16]：一方面积国民而成国家；另一方面从“天下”到“国家”的结构性变迁，为现代国民意识的生成提供了直接的言说语境。反过来也可以说，从“臣民”到“国民”的现代性流变，也“是一个使‘天下’成为‘国家’的过程”[17]。
首先，现代“国民”概念的生成是建立在解构传统“臣民”的基础上的。当然现代启蒙知识分子在解构传统“臣民”的时候，其实也建构了与“国民”相对的想象的“臣民”。他们的“臣民”话语与其说是对传统“民”的言述，不如说是对其进行有意识地择取，对“臣民”的批判也是取其一点不及其余。也即是说，近代知识分子在建构“国民”的同时也建构了他们想象中的“臣民”。
其次，现代“国民”的生成也是西方的citizen、citizenship、society、democracy等概念“理论旅行”的结果。在这种“旅行”过程中，与“国民”相关的一些概念从一种文化转移到另一种文化，或者说从一种语言转移到另一种语言，其意义也在持续不断的变化着，因为概念的意义与其说是固定的，不如说是通过不同的言说系统的言说实践而固定的。这个言说系统就是通常所说的“语言”，在“语言”这个文化“空间”中，有关“国民”概念的“意义的生产（也就是表征）通过语言而进行的”[18]。
再次，由于中国近代以来的现代性是“植入型”而非“原生型”，这就决定了近代“国民”现代性的发生是被迫的，而不是主动生成的。就像梁启超的“新国民”概念虽然不是直接从citizen、citizenship语义中翻译来的，但仍是对西方公民概念的“创造性的借用、挪用，从西方的文化语境中不断向中国特定的语境运动的结果”[19]。因此可以说，近代的“国民”概念是“翻译中生成的现代性”[20]。沈松侨对此有很好的言述，“作为一个指涉特定价值与意义的现代政治概念，当前常用的‘国民’一语，却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自日本的汉字新词中辗转而成的政治术语”[21]。比如对于维新派而言，“国民”概念的提出直接源于戊戌变法的失败，康、梁逃亡海外，其余有六人被杀。康、梁在法国和日本吸收了来自西方的“公民”概念，用以改造中国传统的“国民”概念，从而生成了现代的“新国民”。从这个意义说，“国民”话语的现代性的发生又是言说主体——精英知识分子们主动选择的结果。不过在论证“大众”话语的现代转型之前，有必要对“大众”语义的古代渊源有个大致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