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黄卓越

文化研究、文化理论的引入对中国学术场域带来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难以尽述，而其中值得一提，又易被疏忽的一个侧面，便是促成了一种概念史的研究。尽管笼统地看，在此之前，我们也有一些以概念、范畴与术语等为题意的考订或撰述，但因视角与方法上的差异，与目前所能称道的概念史研究仍是非常不同的。在文化研究领域中，该类研究的一个最具典范性的事例首推雷蒙·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一书，其通过将5个核心概念置于全书引领性的位置上，带动了对英国从19世纪初至20世纪中叶“文化批评”整个历史进程的图绘。威廉斯另有《关键词》一书，看似属于辞典性质的，但由于在选词与解说时，仍然隐含了对社会、文化与习尚等高度关注的系统化意识，因此也可将之看作概念史书写的一个配套产品。此后，文化理论、文学批评等领域也出现过一些以之为范例编撰的著述，均对我们从新的角度来审视概念的属性及其演化过程等提供了有益的启发。

从完整的学理上看，通过一个或数个概念来探索一段历史的做法，也有其局限性，这是因为大量的社会观念流向并非都是以定型化了的概念方式呈现出来的，因此，我在此前的论述中也曾提到，有必要进一步关注那些处在概念以外及未被概念化的思想动态，并对概念史（the history of concepts）与观念史（the history of ideas）两种叙述模式做出相应的辨析。由于历史表呈的多样性、混杂性、枝节旁生、泥沙俱下的特点，当我们以某些确定的概念去解说一种宏阔的思想走向时，虽然给出了问题的聚焦点，又事实上会面临另一重困境，即很难去决断概念史与观念史各自的边界，以及它们的交汇方式。同样以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为例，尽管在最初构思该书的框架时，作者已经形成了用几大概念去组织全书的基本原则，但在进入撰写之后却无法控制那些溢出概念史框架的诸多内容，从而只能将大量篇幅放在对那些非概念化的“观念”的追踪中（见该书“导论”），以至在今天看来，该书倒更像是一种将概念史取向裹挟在内的观念史写作，而非严格意义上的概念史著作。此外，如将概念史视为一套学术梳理的原则，也还会遇到与我们通常所说的“思想史”“话语史”等在界义上进行分疏的问题。

当然，在此我想将一些操作上的难度先提出来，并不意味着就此而否认概念史撰写的可能性，以及这种书写方式所具的重大价值。概念之所以重要，首先因于人们都是用概念来思考的，这与语言之所以重要的道理是一样的，它们在很大程度上规定了我们思考与行动的方向，关于后者，在20世纪之后的语言学转向中也已有充分的论述，但是也需有所分辨，即在概念史名义下的所谓“概念”与一般的语言还是有所差别的，在概念史的视野下，语言并不是以均质化的方式分布的，而是依照它在社会中所处的位置存在着各种级差，以此而言，总有一些概念是处在上位的，有些则处在中位或下位。譬如威廉斯列出的那些概念，以及我们将要去讨论的“大众”等概念，均是在大量的语言中遴选出来，被视为带有十分突出的标符性意义，及具有思想与情感的高度聚合性、表意性的那一类词语，它们在一个特定的时段中往往处在语言流动的上端，甚至会对社会的变迁起到某种疏导与“指示器”的作用，因而是既定“语篇”中的一些“关键词”。既然如此，对之的研究除了需要参照一般语言学的原理，也需要考虑到它们在被置于真实的社会场域中之后体现出的特点。

社会与学术等领域中的一些重要概念，如“大众”“族性”“表征”“物质主义”等，当然都不会凭空而来，而是都会有相应的指称对象，至少会有一模糊的“物”的指向，因此，对之的研究也不宜完全采用“建构论”或“想象论”的主张。但是以这样的方式来思考问题，并不等于回到反映论的模式中，以为概念与现实之间会存在一种必然的、合榫的对应关系，由此而去否认概念所具的构造性。关于这一问题，涉及20世纪以来的多场理论争议，似不便多加评说，但我想在此可以引入一个“使用”的概念，对之做些补充性的解释。特别是在重大的社会事件或运动中，那些被用来投射某种意见或主张的概念，它们被寄予的含义都不是无辜的，而是与使用者对情势的判断，以及他们的态度、立场、目的、策略等有密切的关联，这也决定了人们在使用某些概念时组合现有材料，评价材料属性（或否定之，或认同之等）的方式，进而用这一具有明确导向的概念去指明、引发或推进群体的行动。在这种情况下，概念的意指当然不能游离于现实，以至失去来自事实方面的支撑，但另一方面，它也需要在使用中注入某种意愿及具有动力感与方向感的意含，使之携有强烈的感召力或批评性等，由此才能带来更大的扩散性效应。就此可见，那些处在上位的概念为何在社会、文化等活动中总是会成为具有优势性的语言，而对之的命名与解说在很大程度上又总是会受到具有情境性重大目标的导引，这些都是寻常的词语或语言所无法比拟的。在时过境迁之后，解读者也可以通过对之的细致分析，去重新揭示隐含于其中的历史“密语”，以及概念被措用与使用的各种规则。而这样一种观察与研究的视角，在我看来，也可以称为是“话语史”的范式。

在研习文化研究的过程中，我曾经关注过mass（masses）与popular这样的词语，它们也是文化研究中出现频率甚高的两个“关键词”。我的关注点大致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在英语语境中，那些代表性的学者与批评家是如何对这两个概念进行辨析，并将之投入意义之博弈中的；二是在当代汉语语境中，学者们又是如何转译这两个词，用以言述中国当代文化状况的，这也包含，其中哪些转译属于语境上的误植，因此需要有所修订与矫正；第三，如将笼统而言的“大众”放置在中西对比的历史场景中，又会呈现出哪些根本上的差异，是否可借之而梳理出一个有别于西方的、属于中国本土的大众言说谱系。但由于我发表的这篇文章，描述出的还只是一个简要的轮廓，后来又受其他课题的牵累，未及将以上的思考付诸更为系统与详密的探讨，遂留下了一段未了的心愿。

罗崇宏于2012年从新疆来京，随我学习文化研究与文化理论等。崇宏对学术的钟爱与执着，以古人所谓“志者”与“痴者”形容之也不为过，聚书盈屋，博闻广览，每日均有札记，录其心得。不久，向我提出欲以梳理与构建中国近代以来的“大众”话语谱系为博士论文撰写的方向，虽然我也知道此途甚艰，但因考虑到愈是艰难的课题愈能提升学者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同时也可借之将虽已初步形成，却仍悬吊于半空的思路落实到实处，在充分展开之后为中国自身的文化研究实践提供一坚实与独特的范例，便欣然同意了他的设想。

由于这一课题涉及的时间跨度之长，资料本身又极为纷扰，想必崇宏在研究与写作过程中也遭遇过许多的困惑，这些都是在所难免的。因文稿已经呈现在眼前，无须我再做过多的复述，只是就我最为关心的若干框架设计的问题再做些阐发。

首先是，如何理解概念史这一治学类型，从而将之有效地移植到学术操作之中的问题。毫无疑问，对之的思考，不仅需要解决好概念史所在的边际，同时也需要比较透彻地去消化与之相关的一些当代理论。在这方面，正如我们所见，这部著述是以确定的概念为中心循序展开的，始终未离概念的范畴，由此而保证了范型的“纯度”，这也可看作是作者为本课题所设定的一个主要边界。但在整个研究过程中，又未落入过去流行的那种简单化的实证主义套路，而是更进一步参照福柯等理论家的主张，采用了“概念总是在话语中被言说”的说法，即以为概念从来都不是自足的，相反，它们总是被镶嵌在话语的模块中，由话语所生产出来。以本书集中讨论的“大众”这一概念为例，如按时代的进程加以排列的话，规定其概念言说的那些话语相应地就有启蒙话语、革命话语、消费话语等，这些更大的话语始终是在场的，并对概念的生产起到了指向性的作用，甚至也可将话语看作是概念的一个潜体系。如此一来，也就将对概念史的研究扩展为了话语史的研究。两者并不存在于同一个层面上，然而却可形成一种不可或缺的相互指呈、相互阐明的关系。虽然在具体的思考中（如崇宏也已触及的），也还需要插入一相关的中介，即存在着一个谁在言说，哪些人在言说，或具有某种能动性的“主体”在概念与话语之间会起到怎样的调适作用的问题，但借助这样一套思路，却在另一个侧路上打开了原来边界，通过内部论证（在语言论层面上的论证），将更为广泛的历史风云纳入研究的视野之中。这一理解与把握概念史的方式，我认为不仅是行之有效的，也是可获充分验证的。

其次，对概念史的研究其实也无必然的通则，仍然需要根据目标与语境的差异形成一套自己的探索路径。以本课题而言，因为所要梳理的是一长时段历史，加之，尽管似乎有一贯通性的概念及其指称对象存在，但在不同的历史场合下却是以大量不同的语词表呈出来的，这样的话，也就为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即如何能够在既不遗弃也不背离那些纷沓而至的多种词语原有命名与含义的前提下，将它们都切当地挂连到一个前后相续的线路上，由此形成一内在连贯、跌宕以进的谱系？这自然很难在过往的研究中找到仿效的样板，需要作者自己去摸索，进而寻找到一套合适的解决办法。在这方面，我以为罗崇宏所采用的“层次处理法”是值得充分肯定的，即首先将“大众”这一概念确定为这一家族系谱中的“总述语”，然后将依次呈现的“国民”“民众”“工农（大众）”“工农兵（大众）”“群众”“消费大众”等作为下一个层次的“分述语”，再将由这些分述语衍生出的概念（如公民、庶民、平民等）系于更下的一个层次中，由此不仅可以如实地反映出中国近代以来大众诸概念复杂生成的实际状况，也能在确保全书整体逻辑的情形下，将多语化造成的结构性张力勾勒出来。虽然将“大众”作为一个总述语，仍带有某种“控制”的痕迹，并非完全是自然的产物，也与英国文化研究对该语词的解释（从翻译的角度看）不甚相符，然而，在中国的语境中，考虑到其使用的频率与意义特征，人们对之的认知，以及其与译入语在含义上存在的固有差异，仍然可视之为最具代表性的，这在崇宏的著作中也有较为详细的解说，参之即可。

此外，便是该项研究的出发点，也需一提。如上已述，这一课题的产生与酝酿，不会没有任何学术上的来源，准确地说，仍然与文化研究带来的启迪有密切的关系，因此，事实上会有一个国际性参照的背景。当然，从历史上看，这一所谓的国际化背景，一开始就已被嵌入在近代以来“大众”诸概念的生成及其持续后移的进程中，如早期提出的“国民”与citizen、citizenship之间的关联，“群”与society之间的关联，“平民”与democracy以及西方无政府主义等思潮的关联，“工农民众”与俄国革命、共产革命的关联，直到1980年代之后中国精英知识界使用的“大众”与mass、masses这些词语的关联，均反映出了概念跨语际传递的效应，并可从中发现这一概念旅行的轨迹，尽管在新的语境中，这些概念仍然会被重新编码，以适应有所差异的土壤。特别是21世纪以来，文化研究在中国的流播及其对mass与popular等的论说，在当代知识界引起了各种不同的反响，从而促使我们更为深入地去思考本土的现状，并希望能在一种对比的视野中，梳理与辨识出中国自身的大众话语谱系。尽管这样的研究仍然会紧扣本土的经验展开，但如没有这一开放性的视野，最终形成的问题意识、问题架构也不会像现在这般。在这一领域中，若干学者也做过一些片段性的探索，有其自身的价值，然而我们还是期待有一个整体化的梳理与展现，而罗崇宏所做的正是这样一项工作。

当然，一部著作的成功，并不局限于以上所述的这些在大框架上的思考与设计，除此以外，其他的一些质素与能力也都需要跟上，比如对材料的精耕细作与穷讨冥搜，对错综问题的辨析与分析，合适地去分疏与整合庞杂的现象，在各章节上使力的均衡度，以及警锐与深入的洞察力等，皆会在一件成品的打造中起到不可忽略的作用，而这些，似已不属于我的评述范围，还是交给更为高明的读者去判断为是。

2019于北京海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