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古典”与“当世”之争中的技术和条件
“古典”与“当世”的显性之争，通常发生于观念与主张等话语行动层面，故而易于观察，但两者之间尚存在一种相形之下较为隐含的互动方式。由于话语行动具有高度的实践取向，在物质化的过程中，文本中的“典范”与其物质实现所依赖的技术和条件之间不免产生矛盾。技术与条件的“当世”在为“古典”的呈现提供支撑的同时，则以其难以掩饰的非“古典”性，设置着“古典”在当世实践中的可能与限度。“古典”与“当世”之间的隐性之争，虽然更易成为文史研究中被忽视的边缘与暗影，但此隐性之争似乎更能体现历史语境的潜在影响，并提示观察者重视历史演化的脉络与效应，从而为具体时段的历史现象提供一种更合语境的解释话语。
高宗武则天时期对政治景观的营造，在7世纪可谓造极一时。由于存留于文本中的政治构想是政治景观合法化的重要依据，故而“当世”营建必然会面对“古典”的检视，两者间可能存在的错位即因之而生。证圣元年的明堂大火之后，武则天重建明堂并于第二年在庭中陈列九鼎。《旧唐书》卷二二《礼仪志二》曰：
其年，铸铜为九州鼎。既成，置于明堂之庭，各依方位列焉……司农卿宗晋卿为九鼎使，都用铜五十六万七百一十二斤。鼎上图写本州山川物产之像，仍令工书人著作郎贾膺福、殿中丞薛昌容、凤阁主事李元振、司农录事钟绍京等分题之，左尚方署令曹元廓图画之。鼎成，自玄武门外曳入，令宰相、诸王率南北衙宿卫兵十余万人，并仗内大牛、白象共曳之。则天自为《曳鼎歌》，令相唱和。[30]
九鼎是7世纪末期与明堂、大佛等相应的气势恢宏的政治景观。通过仪式化的展演，武则天以回归商周政治传统的姿态，标示对儒家意识形态的尊重。但若暂时抛开其政治意图的考量，7世纪下半期的工艺技术乃是九鼎从文本走向现实可能的前提。虽然，作为礼器，鼎在先唐时期已有漫长的存在史，[31]但作为国祚之象征而极具纪念碑效应的
九鼎，[32]似乎只是存在于文本中的缥缈传说。公元前605年，楚王问鼎于王孙满，留下一段见载《左传》的“现场”记录：“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之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魑魅罔两，莫能逢之，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迁于商，载祀六百。商纣暴虐，鼎迁于周。”[33]王孙满追溯了九鼎铸造的历史，并提供了九鼎形态的具象描述，以坐实九鼎的物质化存在。进而，王孙满又在九鼎与王朝的鼎革之间建立关联。九鼎的迁转在作为事件结果的同时，似乎又可以成为事件发生的源头。此种联系的建立，在后世的文本传写中逐步形成了九鼎的保有是国祚以及德政之明证的共识。[34]但王孙满对两者间的关系又做出更进一步的解释：“德之休明，虽小，重也。其奸回昏乱，虽大，轻也。天祚明德，有所厎止。成王定鼎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35]王孙满并未根本动摇九鼎在鼎革中具有结果与源头的双重意味，而是在王朝命运的决定因素中增加了“德”的维度，由之深化也复杂了对王朝命运的历史解释。但九鼎真容在后来的文本中似乎逐渐模糊，而其神秘色彩却愈加浓厚。《墨子·耕柱篇》中“不举而自藏，不迁而自行”的夸诞之词，已弱化了九鼎作为具体器物的可信度。而在《战国策》中，九鼎又具有了另外的形态，“夫鼎者，非效醯壶酱瓿耳，可怀挟提挈以至齐者。非效鸟集乌飞，兔兴马逝，漓然止于齐者。昔周之伐殷，得九鼎，凡一鼎而九万人挽之，九九八十一万人，士卒师徒，器械被具，所以备者称此”。[36]“九万人挽之”的描述，让鼎迁于周的文本记录近乎成为荒诞不经的传说。虽然秦汉而后的历史时期在工艺技术上早已具有铸造九鼎的能力，但神秘“重器”的时代已趋于终结。在宫殿与陵墓建筑作为纪念碑之典范的时代，九鼎作为文本中的政治符号已缺少物质化的外在驱动。武则天时期对于九鼎的利用，糅合了《左传》与《战国策》等文献，在九鼎自文本而物质化的过程中，尝试借助当世的工艺技术展演九鼎被文本所构拟的景观效应，并由之为武周政权的合法性提供“古典”的确证。但九鼎在武周之后政治生活中的消隐似乎暗示着技术的“当世”，虽然能为“古典”的物质化提供支撑，物质化的过程却伴随着“去魅”的危险。“古典”与“当世”之间，因“古典”的魅力须持续存于恰当的距离之中，故而表层的合作难以掩藏无法弥补的内在裂隙。与此同时，物质化过程所伴随的资源消耗，也会形成对“古典”之“理想性”的挑战。开元五年，李隆基前往洛阳，拟在明堂举行大享大礼，遭到礼官的反驳。
太常博士冯宗等奏议：“武太后建天枢太仪，乾元遗趾，兴重阁层楼。人斯告劳，天实贻诫。煨烬甫尔，遽加修立。今请削彼明堂，复乾元殿，则当宁无偏，人识其旧矣。”诏令所司，详议奏闻。刑部尚书王志愔等议，咸以此堂所置，有乖典制，请改拆，依旧造乾元殿。从之。[37]
玄宗对武则天时代政治景观的处置，自然有消除武氏影响的政治考量，但宏大景观所造成的巨大耗费及其所形成的政治文化与社会心态，对于玄宗朝的政治走向而言无疑是巨大的政治障碍。故而当标榜“复古”与“传统”成为“告别武氏”的路径导向时，过于“当世”的“古典”景观难以在新朝的政治图景中保有曾经的辉煌。虽然九鼎并未毁于此次的改拆风潮，但对其藏于宫中的去景观化的处理，与对明堂、天枢的处置上去“当世”的反物质化倾向相较，亦只是手段上的差异而已。
在高宗武则天时期政治景观的营造中，明堂是一个重要程度远超九鼎的政治符号。由于和早期中国在纪念碑性上的建筑转向合拍，作为建筑的明堂，在秦汉而后的政治言论中出现的频次以及被赋予的重要意义均非九鼎所可比拟。
（源）子恭上书曰：臣闻辟台望气，轨物之德既高；方堂布政，范世之道斯远。是以书契之重理，冠于造化；推尊之美事，绝于生民。至如郊天飨帝，盖以对越上灵；宗祀配天，是用酬庸下土。大孝莫之能加，严父以兹为大。乃皇王之休业，有国之盛典。窃惟皇魏，居震统极，总宙驭宇，革制土中，垂式天外。自北徂南，同卜维于洛食；定鼎迁民，均气候于寒暑。高祖所以始基，世宗于是恢构。按功成作乐，治定制礼，乃访遗文，修废典，建明堂，立学校，兴一代之茂矩，标千载之英规。[38]
在先秦以来的思想文本中，明堂作为代表政治理想、行政方式与宇宙观念的政治建筑，在被不断提及的同时，也在不断地被历史所附魅。北魏时，源子恭以明堂为标示政治之大一统与正统以及王道的核心符号，既是南北对立时期争夺正统的政治策略，也是明堂的影响持续而至中古使然。但与九鼎的不同在于，明堂并非只是存在于文本中的政治理念或政治神话。在漫长的政治进程中，明堂曾不止一次地被王朝领袖转化为物质形态的国家建筑。文本物质化与物质文本化的双向叠加，在丰富历史图景的同时，却存在弱化文本信用的矛盾。由此，在物质化过程中，文献不足征以及特定政治意图的共同影响，使作为建筑的明堂一直未能形成稳定的形制。
太元中，增置太学生百人，以胤领国子博士。其后年，议郊庙明堂之事，胤以“明堂之制既甚难详，且乐主于和，礼主于敬，故质文不同，音器亦殊，既茅茨广厦不一其度，何必守其形范而不弘本顺时乎！九服咸宁，四野无尘，然后明堂辟雍可光而修之”。时从其议。[39]
由于文本中的明堂形制本即言人人殊，故而在理论层面的讨论中，“当世”的因素已堂而皇之地进入对“古典”的解读之中。此类解读，既绕开了明堂在物质化过程中“文献不足征”的难题，也为当世工艺在明堂建筑中的呈现提供了依据。
（太和十年建北渠）明堂上圆下方，四周十二堂九室，而不为重隅也。室外柱内绮井之下施机轮，饰缥碧，仰象天状，画北道之宿焉，盖天也。每月随斗所建之辰，转应天道，此之异古也。加灵台于其上，下则引水为辟雍，水侧结石为塘，事准古制，是太和中之所经建也。[40]
与“今制”的掺杂是“古典”在自文本向物质形态转化过程中所需付出的常规代价。在一般形态上，古典的物质化会强化理念层面上的古今对应，而淡化在工艺技术上的古今差异。但明堂的物质化过程似乎是一个独特的历史现象，无论是在理念还是工艺层面，明堂都为“当世”提供了相应的参与空间，且不惮于展现这种古今相参的状态。明堂的独特，在为其物质化提供便利的同时，也为相关的学理辩论增加了难度。高宗武则天时期的明堂修建，自高宗倡议之初即聚讼纷纭，累年不休。即使是在高宗以皇帝的名义下诏确定形制之后，明堂的修建亦未能如期进行。[41]虽然此时期的讨论，自然与作为政治理念的明堂和作为国家建筑的明堂之间在文本化与物质化的双向影响中所形成的复杂层次相关，但学理性讨论所隐含的政治理念以及权力分配上的分歧，也是极易被观察者捕捉的历史信息。故而，至武则天时期重提明堂的修建，决策者的策略与权威即是其实现政治决策的保障。
夫明堂者，天子宗祀之堂，朝诸侯之位也。开乾坤之奥策，法气象之运行，故能使灾害不生，祸乱不作。眷言盛烈，岂不美欤？比者鸿儒礼官，所执各异，咸以为明堂者，置之三里之外，七里之内，在国阳明之地。今既俯迩宫掖，恐黩灵祇，诚乃布政之居，未为宗祀之所。朕以为丙巳之地，去宫室遥远，每月所居，因时飨祭，常备文物，动有烦劳，在于朕怀，殊非所谓。今故裁基紫掖，辟宇彤闱，经始肇兴，成之匪日。但敬事天地，神明之德乃彰；尊祀祖宗，严恭之志方展。若使惟云布政，负扆临人，则茅宇土阶，取适而已，岂必劳百姓之力，制九筵而御哉。诚以获执
蘩，虔奉宗庙故也。时既沿革，莫或相遵，自我作古，用适于事。今以上堂为严配之所，下堂为布政之居。光敷礼训，式展诚敬。[42]
为了回避学理上的无尽纠缠，武则天在明堂问题上“独与北门学士议其制，不问诸儒”，[43]从而使得明堂在其修建伊始即具有了极为明确的武氏印记。在诏书中，武则天强调了明堂在传统政治生活中的价值与功能，更强调了明堂选址与形制服务当世政治意图的特性。“垂拱三年春，毁东都之乾元殿，就其地创之。四年正月五日，明堂成。凡高二百九十四尺，东西南北各三百尺。有三层：下层象四时，各随方色；中层法十二辰，圆盖，盖上盘九龙捧之；上层法二十四气，亦圆盖。亭中有巨木十围，上下通贯，栭、栌、橕、
，藉以为本，亘之以铁索。盖为
，黄金饰之，势若飞翥。刻木为瓦，夹纻漆之。明堂之下施铁渠，以为辟雍之象。号万象神宫。”[44]武则天以“自我作古”的政治勇气，在垂拱四年建成了为其赢得巨大政治声誉的政治景观。相比高宗时期在明堂建设上的犹豫不决，武则天在漫长的参政与执政过程中所积累的行政能力和政治权威，确保了其“自我作古”能够有效转化为政治行动。明堂提升了武则天的政治权威，但由于在学理性上的先天不足，其过度的“当世”性，在玄宗时期成为非“古典”的元素，而遭到改拆。中唐时期，杜佑在《通典》中也留下了“制度异诸仪法，今不全载”的记录，以弱化武氏明堂文本化的方式，表明对武氏做法的不满。
高宗武则天时期对于政治景观的营造热情，在7世纪下半期催生了众多高度仪式化的政治行动与以形体复杂宏大著称的器物及建筑。此种政治风习，在依赖于政治言说以谋取合法性的同时，也影响了文学文本自身的呈现样态。政治风习的影响以及汉语史自身演化所形成的“当世”性，是此时期文学书写所必须面对与接受的“当世”条件。而此条件的存在，却多少会与关于文学的古典想象及功能认定产生难以回避的冲突。
仲尼既没，游、夏光洙泗之风；屈平自沉，唐、宋弘汨罗之迹。文儒于焉异术，词赋所以殊源。逮秦氏燔书，斯文天丧；汉皇改运，此道不还。贾、马蔚兴，已亏于《雅》《颂》；曹、王杰起，更失于《风》《骚》。[45]
窃惟诗之兴作，肇基遂古。唐歌虞咏，始载典谟；商颂周雅，方陈金石。
其后，言志缘情，二京斯盛，含毫沥思，魏晋弥繁……宏兹雅奏，抑彼淫哇，澄五际之源，救四始之弊，固可以用之邦国，厚此人伦。[46]
杨炯、骆宾王对文学历史脉络的勾画与评价，是儒家政教文论在“当世”的再现。在王勃《上吏部裴侍郎启》及卢照邻《驸马都尉乔君集序》中，同样可以发现与前二者观点极其接近的文字。因此，可以大体认定，对儒家古典文论的服膺是四杰的基本共识。但衡之于四杰的接受史，四杰的文本却有着极为稳定的“当时体”之称，[47]文学理念与书写创作之间似乎存有明显的失调现象。虽然文学文本的载体，诸如简帛、碑石以及纸张等的物质性在当下的古典文学研究中已颇受关注，但语词的“物质性”仍处于被忽视的境地。四杰的文本特别是骈文既然有“当时体”之称，则其文本模式与技法在当时应有极大的影响。汉语史的演化在唐初之时已在四字格与四声的二元化以及文笔的偶对和调声等方面，展现出李唐的时代特点。[48]汉语在韵律与语法上为“当世”文学书写所提供的条件，构成了四杰无法回避的技法基础。在明确反对过度修饰的四杰文本中，随处可见汉语演化的强大影响。
金城裂地之灾，玉弩惊天之祸，蹴昆仑以西倒，蹋泰山而东覆。三微历数，尽薰歇以声沈；万国衣裳，咸土崩而瓦散。是故殷忧启圣，圣人腾海岳之符；草昧兴王，王者受风雷之祉。则有思穷图谶，潜观赤伏之萌；识洞
祥，暗察黄星之兆。天悬两日，询去就于河宗；地震三川，考兴亡于柱史。[49]
杨炯《原州百泉县令李君神道碑》中的此段文字，可视为四杰“当时体”的具体而微。无论是对偶对、用典与声律的讲求，还是喜发长论好言天人之际，甚至极为明显的夸诞之笔，都极易在四杰其他三位成员的文集中看到。在技法上，“当时体”与大体同时的《笔札华梁》与《文笔式》的相关见解高度吻合。以声律而言，《文笔式》曰：“然声之不等，义各随焉。平声哀而安，上升厉而举，去声清而远，入声直而促。词人参用，体固不恒。请试论之，笔以四句为科，其内两句末并用平声，则言音流利，得靡丽矣。兼用上去入者，则文体发动，成宏壮矣。”[50]杨炯《原州百泉县令李君神道碑》兼用上去入声，故成宏壮之势，可以佐证其对于声律规则运用的娴熟。四杰甚至以复古著称的陈子昂在文本中所呈现出的“当世”性，若解读者忽视汉语演化所形成的条件便利与限制，则常视之为观念与创作之间的失衡。虽然两者间的失衡是文学史中的常态，但汉语演化的强大而隐性的作用，可能意味着此种理解是某种对四杰的强加。文学理念一旦落实于文学书写，自不免受到语言条件的限制。也即观念的复古，必须通过“当世”的条件与技法才能加以“当世”的实践。即使是在中唐时期韩柳的古文书写中，也必须通过高度的文学技巧以回避实际无可回避的语言的当代性。[51]故而四杰的“当时体”只是语言物质性对古典观念内在约束的一个具体案例。与此同时，四杰对于文学政治功能的认定，并不因为其用典、夸诞好言天人之际而必然产生对儒家政教文论的偏离。在高宗武则天时期的政坛与文坛，许敬宗是一位颇有当世影响的领袖人物，其政治性文字的书写模式与风格，应成为理解四杰“当时体”的重要参照。
臣某等言，臣等历选前辟，皇王之道详焉。遐观曩载，致治之方备矣。窃闻垂衣垂裳之世，追獯鬻而匪宁。乘舟乘橇之期，即析支而仅叙。尧民有窜，徒谓可封；汤祷无征，非能具美。道光史册，幽赞祯符，各擅鸿名，俱为称首，况以括地成象，中天作镜，代元功而造物，叶神化以开祥，取譬前修，岂同年而语矣。伏惟皇帝陛下受初或跃，啸命风云，廓彼重昏；裁成法晷，张维立极。不盈少选之间，迈三登五，度越千龄之表。施生灵于动植，日用者不知；混覆焘于华戎，航深者忘远。巍巍乎，赫赫乎，书契已来，未闻之也。[52]
贞观十四年，富平县出现白龙，许敬宗上表称贺。此时的许敬宗尚未步入其人生的巅峰期，但其所上贺表在书写模式与风格上已大体稳定。在此段只是部分节录的文字中，讲求偶对与典故、着意平仄与调声、重天人感应、好为夸诞之词，均体现出其作为四杰“当时体”之先声的特点。天命（天象、祥瑞）与传统以及当世功绩的铺排是彰显帝王形象的核心元素，而视觉效应与声音感受上对宏大与庄典的偏好则成为达成颂圣目的的基本技法。此类书写模式因许敬宗在高宗武则天时期的影响以及上官仪等人在政治上的助推，成为此时期最为流行的政治书写模式。这也意味着在四杰的时代，“当时体”或许是最有效地展现文学政治功能的方式，“古典”与“当世”间失衡的判断，只是解读者隔膜于特定时期的历史语境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