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来农地流转沿着时间和空间的演化
——来自贵州一个村庄的考察报告
洪名勇 潘东阳 洪霓[1]
引言
农地流转不仅是长期以来存在的实践活动，而且也是学术界长期关注和研究的前沿性课题，有众多学者进行调查和研究。党的十八大和十九大报告、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2013～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均对农地流转及农地制度改革给予了高度关注。我们要理解农户今天进行的农地流转活动，必须清楚地知道他们过去是如何进行农地流转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斯的路径依赖理论意味着，历史是起作用的，我们不了解历史，就没有办法理解今天人们的选择。同时，人类的经济活动不仅是在一定的空间进行的，而且经济活动又具有一定的空间规律，在马克思看来，“空间是一切生产和一切人类活动的要素”[2]。人类的经济流动总是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进行的，正如卡斯特所指出的，空间与时间是人类生活的基本维度。[3]从理论上讲，农地流转也具有空间性和空间分布规律。我们只有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观察农地流转，才能更好地理解农地流转，才能够更好地指导农地流转实践。就国内农地流转而言，还没有看到对一个地区深入调查，不管是从时间维度，还是从空间维度进行研究的成果，当然更谈不上将两个维度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成果。
本文借鉴社会学、时间地理学等学科研究成果，试图以一个村庄为个案，通过深入调查，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探讨农地流转演化规律，并提出促进农地有序流转的建议。
一 研究区域的选择及调查方法
（一）研究区域的选取及描述
1.调研区域选择
我们知道，1978年拉开了农地改革之序幕，而贵州是率先进行农地改革的地区之一。20世纪80年代中期，为更好地推进农地改革，国家又选择贵州湄潭等地进行农地制度改革，贵州选择金沙县作为对比试验县，与湄潭同时进行农地制度改革。在这两个县进行的“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作为稳定农地产权的改革成果不仅得到了国家有关部门的认可，而且写入十八届三中全会、党的十九大报告等重要文献，在全国推广应用。因此，课题组在贵州湄潭县、金沙县及非改革地区的思南县随机抽选一个村进行田野调查。这里以思南县徐家坝镇三汇村为例进行分析。至该村考察之后，课题组发现：第一，三汇村地处武陵山区，少数民族集中，选择该地具有相当的代表性；第二，该村耕地资源丰富、地势平坦、田畴阡陌，土壤肥沃、水资源丰富，主产水稻、油菜和烤烟，农地流转工作开展得较好，在研究农地流转方面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第三，该村规模适中且与乡镇所在地距离较远，其农地流转受外在经济和政策的影响相对较小，具有较强的普遍性。
2.村庄条件
从自然条件看，三汇村位于马家洞河、溪底河、田坝河三水交汇处，原名三汇溪，解放后改称三汇村。思南县地处贵州东北部，位于大娄山和武岭山的交界处，自古以来，该地商品经济较为繁荣，属乌江中下游重要的商品集散地之一。徐家坝镇在思南县属于第二经济和人口大镇，地处思南县西北部，是河西片区的中心区域，也是重要的经济文化中心和交通枢纽。三汇村位于徐家坝镇北部与张家宅镇交界，与蒲家寨、水车坝、坑水村、堆上村相邻，村寨自然环境优美，四山环抱，三水汇流，河谷低洼，地势平坦，山坡坡度平缓。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在17.3℃左右，年平均降水量为1154.3毫米。年均日照1248.4小时，四季变化明显。三汇村海拔在600～750米。
从社会经济条件看，三汇村由河边组、寨上组、黄连树组三个村小组组成，民族以土家族、汉族、苗族为主。2017年全村共有村民190户750人，其中党员13人（9人在家，4人在外），持证残疾人16人，贫困人口113人（截至2017年已有86人脱贫）。全村行政区面积为3.387平方公里，耕地面积为1050亩，生产总值198万元，是思南县重要的水稻耕种基地，也是徐家坝镇重点产粮区和观光休闲区。三汇村制定的2017～2020年村民收入目标是确保人均5000元/年，而2015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10772元，超过三汇村人均年收入一倍有余。2015年贵州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6671元，三汇村即使在贵州也属于较低水平。
从农地空间分布看，对三汇村农地空间分布进行了解与阐述一方面有利于流转空间的调研，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之后的空间分布研究结果的论述。一条公路将村寨分成两个部分，同时公路继续向东北部延伸，直至马家洞水库（其周边的土地基本属于三汇村）。另外，该村除了东部以外的其他方位都与外村相邻，所以土地大多位于东部方向，东部关山顶为最高的山地，旱地大多位于其周边以及更东部的仓背后地区、村寨西南部的后头地带，还有距离较远的云麻坡和廖家槽地带——这些地方部分被抛荒。沿着从西南部坑水村延伸上来的公路，其两侧土地皆为水田，沿公路狭长分布，其中土地质量最好的是沿公路通过村寨即村委会对面的田坝地带，是培育水稻秧苗的秧地。顺着河流朝东北而上，其周边的田地都比较肥沃，比如上坝、下坝以及高田等地。另外，三汇村的社会关系网络比较简单，从历史沿革来看由张姓开始，历经不同人的迁徙、定居，逐渐发展出谭、田、文等姓，但并不能撼动张姓的主体地位。以上便是从地理、人文角度对三汇村的简要介绍，这有助于本研究之后对农地流转自然空间以及农户行为做出解释。
（二）调查方法
2018年1月，笔者带领自己指导的博士、硕士研究生及2名农林经济管理专业的本科生共15人，对三汇村进行了为期10天的田野调查，在调查过程中具体的调查方法要主有以下几种。
1.开座谈会
主要是与村庄干部、社区精英进行座谈，了解村庄历史、农地流转的基本情况，使调查人员能够更好地对农户进行调查编号。
2.田间及农户调查
首先通过对村委主要成员进行深入访谈，获取村经济发展、土地利用情况、农户家庭基本信息等资料。然后以此为参照通过农户访谈与问卷调查，获取农户参与耕地流转的相关信息。由于本研究要重点考察农地流转的空间分布特征，需要涉及不同区域的农户和地块，因此采用了整村调研的方式。调查具体步骤为：第一，绘制行政区划分布图与农户住宅分布图。通过与村委、长老沟通，了解村落的历史与行政区划范围，并结合地理信息系统绘制出村行政区划分布图，并对各区域农户住宅进行编号；第二，了解清楚农地空间分布；第三，调研任务划分，按照农户编号进行区域划分，并对各小组分配调研任务；第四，各小组进行入户访谈。由于本研究要重点考察不同时点农户的农地流转状况与家庭特征，每户访谈时间在120分钟左右，为防止有些农户在访谈中途过于疲惫而拒绝访谈，调研组一方面尊重农户的访谈意愿，另一方面邀请了对当地情况最为熟悉的村小组长及其他村干部等人参与访谈过程，以减弱农户的防御心理。本次调研共涉及130户村民，每户村民涉及农地流转信息问卷、农户家族史问卷、农户地块空间分布图各1份。最终有效访谈农户117户，共登记地块1124块，其中未流转496块，发生流转628块。
3.问卷调查
本研究重点考察不同时期农地流转自然空间的分布特征与影响因素，不仅需要借助空间地图工具，还需要考察不同时期家庭结构特征对其产生的影响。因此本研究的调研问卷分为三个部分。首先是农户农地流转问卷，这部分包含了地块基本属性、流转时农户家庭特征、地块空间距离、地块流转信息等60个问题；其次是农户家族史问卷，这部分涵盖了家庭成员的出生、学习、嫁娶、生病、分家、分地、外出务工等20个问题，通过对家庭史尤其是农地流转史的调查，了解农地流转的时间演化；最后是影响农户农地流转空间的主要因素，包括流转地块的基本属性、地块空间距离、农户行为特征等20个问题。
4.农地流转空间分布绘制
调研组借助卫星地图完成村庄地块空间分布图，先标记农户住宅位置与地块分布，再深入流转地块，在图上绘制每户农户流转农地实际地图，然后再绘制整个村庄农流转空间分布图。也就是说，在调研中通过借助第三方卫星地图管理软件，搜集了农户历史上流转农地的具体位置，通过对每一流转农地样本的筛选、归类使其与ArcGis10.4平台相结合形成2005年以前、2006～2011年和2012年以后三个时间阶段农地流转时空间分布的矢量图。
二 时间视角下的农地流转演化
（一）农地流转萌芽期（1978～2005）
三汇村行政区面积为3.387平方公里，耕地面积为1050亩。早在1982年全村就统一划分了集体土地，这次划分土地将不同等级、不同类型的地块先按区域划分，然后按照抽签的方式将各区域的地块划分给村民，村民人均耕地面积为0.8亩。整体来看，三汇村相对于贵州省其他地方出现土地流转较早，最早的农地流转发生在1979年，发生土地流转4次，其后出现中断，直到1982年再发生土地流转2次（见表1）。这样的状态一直持续到2005年，当年共发生土地流转10次。其中转出7次、转入3次。这一时期村中共发生流转地块50块，其中转出占60%，转入占40%，每年平均发生土地流转2次，村民没有从“安土重迁”的思想中解放出来，还被“离土不离乡”“就地流动”的模式所束缚，土地流转尚属于萌芽期。
表1 三汇村不同时期农地流转次数
表1 三汇村不同时期农地流转次数-续表
（二）农地流转发展期（2006～2011）
2005年之后三汇村农地流转逐渐进入发展期，这一时期受国家宏观经济实力增强的影响，村民们的思想也逐渐解放，村中多数劳动力到广东等地区务工，村中发生土地流转的次数开始增长起来，这一时期村中共发生流转133次，其中转出115次，转入18次，平均每年发生土地流转22次，特别是2006年发生土地流转的次数达到了25次。
（三）农地流转活跃期（2012～2018）
2012年三汇村第一条通村公路顺利建成，极大地促进了本村的土地流转。同时在村支部和党员的率领下，三汇村对山、水、地进行了综合开发，推动了全村粮食、烤烟、蔬菜经济的快速发展。这一时期实施的项目有精准扶贫资金支持的老寨子和仓背后的200亩南竹产业、大坝至田坝地块的180亩蔬菜水果配套栽培项目、寨子周围和大干田、塘头、水安坝等地块的种植200亩优质农作物打造三汇村粮食产业、与铜仁市永恒生物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合作采用“公司+农户”模式进行的180亩千年桐种植等。此时三汇村土地流转进入了高度活跃期，这一时期全村近一半的土地发生了流转，土地流转率达到52%（见图1）。
图1 1979～2017年三汇溪村农地流转发生次数
三 农地流转的空间演化
（一）农地流转空间的总体分布
三汇村的土地类型主要涵盖三大类，分别是水田、旱地和山坡。从各土地类型的流转次数来看，水田发生流转的地块最多，达到232块，占整个流转地块的44%；其次是旱地，发生流转地块有182块，占整个流转地块的34%；发生流转地块数量最少的是山坡，有119块，占整个流转地块的34%。
具体来看，三汇村大的水田区域有十个地块，分别是上坝、下坝、田坝、高田、水坑、水庵坝、白杨田、寺门前、大干田、塘头。其中发生流转次数最多的两个区域是田坝和下坝，流转次数分别是44次、39次，流转次数占比分别是8.26%、7.32%，它们的共同特点是靠近河流、交通便利；而流转次数最少的水田区域是塘头，流转次数为11次，流转次数占比为2.06%，其主要特点是离村寨较远、交通不便。旱地区域主要有15块，分别为廖家槽、苦竹坨、土成丫、打石堆、酸草湾、猪门青、清明青、鸦雀场、炮桐湾、黄林堡、学堂点、后寨、龙门岈、渠自土、忠诚坳。旱地中发生流转次数最多的是黄林堡和廖家槽，流转次数分别为21次和23次，流转次数占比分别为3.94%、4.32%，其特点是靠近河流但离村寨相对较远；流转次数最少的旱地是渠自土、忠诚坳，这两地仅发生过3次土地流转，特征是交通不便、离村寨较远。山坡包含了云麻坡、包儿坟、台上、乌龟石、瓦窑坪、枫云堆、后头、龙门岈、白样堆、毛光头、毛思堆、营盘上、关山顶、谭家寨、三尖坟、大陈家山、小陈家山等。流转次数最多的是云麻坡，发生流转39次，占比7.32%；而三尖坟、白样堆、关山顶等地由于肥力较差、地形崎岖等原因，未发生过土地流转（见表2）。
表2 三汇村各区域农地流转次数与占比
整体来看，三汇村发生农地流转的地块有533块，可以看出，这些高度流转区以水田为主，主要集中在河流周边并且靠近通村公路。水源和交通的便利性应是影响三汇村农地流转空间分布的最主要因素。而流转次数相对较多的区域，则主要分布在地势相对平坦的旱地，面积较大、易于大规模经营是该区域的主要特点。流转次数较少的区域主要受地形影响，海拔较高、地形崎岖、细碎化严重是该区域的主要特征。
（二）不同时期农地流转的空间演化
结合前文三汇村农地流转的历史发展过程，本文将三汇村农地流转划分为三个阶段：1978～2005年为萌芽期，以T1表示；2006～2011年为发展期，以T2表示；2012～2018年为活跃期，以T3来表示。表3给出了三汇溪村不同时期发生农地流转地块的数量和流转率。流转地块数为该时期发生了流转的地块数量，如在该时期内同一地块发生多次流转，这里只登记一次；流转率为该时期该区域发生流转的地块数占该区域地块总数的比例。此外如某区域登记地块数量少于10，考虑到该区域地块被抛荒的可能性较大，流转率可能被高估，因此这里将该区域的流转率标记为0来区别对待。
表3 三汇溪村各时期农地流转地块数与流转率
表3 三汇溪村各时期农地流转地块数与流转率-续表
在萌芽期农地流转次数仅有51次，农地流转率仅为5%，未发生流转的区域占比高达35%。该时期农地流转次数较多、流转率较高的区域主要集中在距离村寨较远但交通便利的云麻坡、廖家槽地区。此外，从流转率来看，距离村寨较近的土成丫、水坑等地区的流转率也相对较高，其他大部分地区为主要为未发生过流转或仅发生过1～2次流转的区域。
在发展期农地流转次数增加了136次，整体流转率也提高到18%，但仍有12个区域未发生过土地流转。该时期农地流转次数较多的区域集中在靠近河流的公路周边，如云麻坡、下坝、田坝等区域，而流转率较高的区域在分布在离村寨较远的后寨、仓背后、云麻坡等地区。这一时期除未发生流转的区域外，其余地区流转次数均超过了6次。农地流转呈现由个别地区流转向大多数地区同时发展流转的趋势。农地流转率较高的地区呈现多点开花的局面。
在活跃期农地流转次数则增加了346次，整体流转率高达52%，全村除关山顶、白样堆、三尖坟、营盘上、谭家寨5个山地区域外，其余38个区域均发生了流转。主要是随着农地流转的不断发展，村民们或企业对土地的需求已经不仅仅限于在水田或旱地发展种植业，还有部分农户开始转入荒废的山坡进行生态养殖。该时期流转次数较高的区域依然集中在云麻坡、下坝、田坝三个区域，此外由于村集体和外地老板在本村大面积承包土地，黄林堡、寺门前、清明青等区域也成为流转次数较高的区域。从流转率来看，流转率的高低在该时期主要受村委和企业农业规划的影响。例如大坝至田坝地块进行180亩蔬菜水果配套栽培项目，在仓背后区域周边发展近百亩的南竹产业，使得该区域的流转率取得较大提升。
（三）不同时期农地流转空间演化规律
不同时期农地流转空间分布规律可以通过农地流转次数占比进行度量。从三汇村农地流转次数占比变化来看，农地流转空间变化具有两大特征。第一，农地流转次数占比最高的区域其空间位置随着时间的变化呈现由远到近的特征。在T1时农地流转次数占比最高的区域主要在廖家槽和云麻坡，两地到村寨距离在1000～2000米。当到T2时，农地流转次数最高的区域则由廖家槽、云麻坡向下坝和大干田转移，下坝、大干田到村寨的距离在500～1000米。到T3时农地流转次数占比最高的区域则又转移至田坝和寺门前，两地到村寨的距离则缩小至500米以内（见图2）。
图2 三汇村农地流转次数占比最高区域空间变化
第二，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区域流转次数占比之间的差距不断缩小。以流转次数占比最高的区域为例，T1时云麻坡、廖家槽流转次数占比最高，分别为14%和12%；到T2时除云麻坡外，流转次数占比最高的区域是下坝和大干田，两地流转次数占比分别为9.02%、9.77%；到T3时流转次数占比最高的区域除下坝外，最高的两个区域是田坝和寺门前，二者流转次数占比分别为9.86%和5.35%（见表4）。从中不难看出，随着三汇村农地流转工作的不断开展，农地流转在全村大多数地区逐步活跃起来，而其他区域流转次数的不断增多降低了流转次数较高地区所占的比例。
表4 三汇村各区域不同时期流转次数占比变化
根据各时期不同区域流转次数占比的增减变化，本文将区域流转次数占比变化定义为五种类型。流转次数占比上升最高的三个区域定义为上升区，其余占比上升的区域为次上升区，按照同样的方法定义流转占比下降最高的三个区域为下降区，其余流转次数占比下降区域定义为次下降区，流转占比不变的区域为不变区。
T1～T2时流转次数占比增长最高的区域是下坝、苦竹坨、大干田。地势平坦、交通便利是该区域发生流转的主要原因。下降区域是廖家槽、猪门青和水坑，其中廖家槽、猪门青距离村寨较远、交通相对不便是其流转占比下降的重要原因。T2时，流转占比上升区集中在酸草塆、猪门青和清明青，村集体承包该区域进行经营活动是造成该区域流转次数占比上升的最主要因素。而下降区为廖家槽、云麻坡和大干田，这些地块距离村寨较远，其余区域流转占比上升是其占比下降的重要原因。此外，从次上升区和次下降区的数量变化来看，T1～T2和T2～T3中次上升区的数量均多于次下降区。这也再次说明，随着农地流转的不断深化，农地流转逐步进入高度活跃期，各区域的差距也在不断缩小。
四 农地流转空间的生成原因
（一）土地属性及区位对农地流转空间的影响
从本文的分析框架看，农地自然属性与区位是决定农地是否流转的重要因素。也就是说，农地的区位特征、自然属性会影响到地块是否会成为流转农地，进而影响农地流转空间的分布。这里以农户的地块为核心，探讨道路、水源、肥力、地块区位特征等自然因素对农地是否会成为流转地块产生的影响。
1.变量选取
农地流转自然空间是一个整体概念，与传统农地流转研究相比，本文要探讨某个区域是否会成为流转区域，或是说要探讨某个地块是否会成为流转地块，这里显然是不能将该区域内农户的家庭特征考虑在内的。因为农户行为往往决定的是要流转哪个地块，而不能决定整个农地流转的自然空间分布。与此不同的是，地块的自然属性特征及地块所处的空间环境将对某个自然空间区域是否会成为流转空间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在村域范围内，本文将重点探讨地块自然属性、地块区位特征对地块是否会成为流转地块产生的影响。
第一，地块自然属性。由于并非所有的地块都适合某类用途（尤其在土地类型多样的地区更是如此），即使都适合某类用途，也会因地块面积、坡度、肥力条件的不同而产生差异，因此在地块属性特征方面选取了土地类型、种植类型、地块面积、肥力条件、地形条件五个变量；地块区位特征方面选取地块周边道路类型、水源是否稳定、到水源距离、到村道距离、到农户家距离五个变量。
第二，空间区位。农地的空间位置状况不仅影响农户生产的空间分布还间接影响到农户生产的空间决策。不同地块有着不同的空间区位特征，空间区位通常就决定了农户在生产过程中的作业半径，这在劳动力密集的经营活动中更为明显。此外，在空间区位方面，选取地块周边的水源是否稳定、地块周边的道路状况、地块到水源距离、地块到道路距离、地块到农户家距离五个变量来考察其对农地流转是否产生影响（见表5）。由于调研区地形细碎化严重、坡度变化大，这里的空间距离均采用步行时间（分钟）来近似代替。
表5 地块自然属性与空间区位变量定义
2.计量模型
农户土地是否发生流转是本研究的被解释变量，这是一个二元的离散变量，发生流转为1，未发生流转为0，这与统计学上的正态分布不一致，不可采用最小二乘回归估计；这也不符合一般线性回归的基本假定，因此，多元线性回归也不适合。影响农地流转和未流转的因素为无序选择问题，这种结果作为变量放入计量模型被称为二元选择模型。由于非线性的被解释变量需要使用效用模型来评估，可采用Logistic模型，该模型的逻辑分布是随机误差概率分布，对于分析个体决策行为的应用较为适合。在二元选择Logistic模型中，假定观测样本为n个，随机因变量计为Y，取值为1表示流转，取值0表示未流转，Xi（i=1，2，…，n）为自变量，它与Y相互独立。则Logistic函数形式为：
Z=b0+b1x1+b2x2…bnxn+εi
在上式中P可视为农地流转的概率；变量xi（i=1，2，…，n）的线性组合用Z来表示；影响农地流转的因素记为xi；b0表示常数项，其大小与xi无关；bi（i=1，2，…，n）是回归系数，表示因素xi对P的贡献量的大小；εi表示误差。
3.计量结果分析
利用STATA 14软件测算地块自身属性、空间区位对地块是否流转产生影响，并结合不同时期，将其细分为五个模型，表示不同时期地块自身属性、空间区位对地块是否流转产生的影响。LR检验中除模型1不太理想以外，其余均能通过检验。模型的准确预测率分别为 95.41%、87.72%、64.87%、83.13%、66.17%，均大于60%（见表6），模型的预测效果比较理想，具有统计学意义。
表6 农地流转自然空间影响因素分析
表6 农地流转自然空间影响因素分析-续表
第一，地块自然属性对农地流转自然空间的影响。从地块自然属性对农地是否流转产生影响来看，在2005年之后，土地类型对地块是否流转有显著的影响。T2和T3时期，土地类型为旱地会使其发生流转的可能性降低 54%和34%。水田流转的比例高于旱地的趋势有所减弱。总体来看，相比未流转的土地，如果是旱地则发生流转的可能性会下降48%。种植类型在T2时对地块发生流转产生影响，但仅在10%显著水平上显著，种植经济作物会使流转发生率提高40%。种植面积大的地块在T3时期会使流转发生率提高24%，整体来看会使流转发生率提高26%。肥力条件好的地块在T2时会使流转发生率提高26%，在其他时期影响则不显著。地形条件在T3时期对流转是否发生产生影响，如果地形为坡地则会使流转发生的可能性降低65%，在前两个时期的影响则不明显。
第二，地块空间区位对农地流转空间的影响。从地块空间区位来看，在T3时期，地块周边道路条件好的地块相比未发生流转的土地会使流转发生率提高4%。具有稳定水源的地块在T1时相比未流转地块会使流转发生率提高158%。而到T2时没有产生影响，在T3时会使流转率提高14%。到灌溉水源远的地块在T2和T3时分别会使地块流转发生率降低3%和2%。地块到村道距离则仅在T2时期对地块是否流转产生显著影响，到村道距离远的地块会使地块发生流转率降低4%。地块到家的距离也会对地块是否发生流转产生影响，地块到家距离远的地块在T2时相比未流转地块会使流转发生率提高1%，在T3时会使流转发生率提高2%。
（二）农户活动对农地流转空间的影响
农地流转空间不仅仅是位置这一静态的因素所决定的，农地流转空间之所以会产生变化，还取决于在流转过程中农户的空间决策行为，这集中表现为流转发生时空间距离的变化。农户家庭特征的不同通过影响农户发生流转距离的远近，进而影响流转农地的空间分布。本文以流转农户为核心，通过计量模型，重点分析流转时农户外出活动范围、外出活动时间、收入水平等因素对农地流转空间的影响。
1.变量选取及描述
农地流转空间距离因农户家庭条件不同而产生差异，这里将流转空间距离细化为转入距离和转出距离，并将这两个变量作为因变量，来考察家庭特征不同对二者产生的影响。农户的行为决策通常是在户主综合考虑家庭成员年龄、性别、身体状况、文化水平的基础上形成的。农户家庭经济条件、劳动力的多少不仅对农地是否发生流转有影响还可能对流转地块的空间距离的选择产生影响。因此，本文选取家庭收入水平来反映家庭的经济条件，流转时家庭人口数、家庭务工人数、家庭务农人数三个变量来反映家庭人口结构特征。然而不同家庭中劳动力是有差异的，因此仅考虑数量上的多寡是不够的，还需考虑个体特征的差异，以户主为代表的家庭主要劳动力的年龄、身体条件、外出时间、外出距离等因素也是需要重点考虑的指标。此外，为了考察不同时期流转空间距离的变化，本文还加入了流转时间这一指标（见表7）。
表7 变量描述性统计
表7 变量描述性统计-续表
2.计量模型
因为本文选取流转地块到农户家的距离远近作为被解释变量，且被解释变量为离散的，不存在距离为0值截尾数据，因此本部分采用普通最小二乘OLS模型估计该方程。模型为：
式中：Y为因变量；xi为自变量；βi为回归系数；εi为误差项。
3.计量结果分析
利用STATA 14软件测算农户活动对流转空间距离的影响。从表8中我们发现，整体上看，三汇村地块流转时间越晚，地块的转出距离越近；转出时间每晚一年，平均转出地块到农户家距离就会缩短0.5分钟。农户的身体条件越差，转出距离就会越远。身体条件每下降一个等级，转出距离就会增加3.9分钟；相对应的，身体条件越差，转入距离就越近，身体条件每下降一个等级，转入距离就会减少3.4分钟。家庭务农人数越多，转出距离越远，说明此时农户更倾向耕种距离住所更近的土地，而倾向于转出离住所较远的土地。家庭务工人数越多，则转出距离越近，说明此时家庭成员多外出打工，农地已流转较多，同时也倾斜向于将离住宅较近的土地流转出去。此外，研究还发现外出地点越近的农户，越倾向于转出自己的土地，转出地块到家的距离也比较近；而外出地点较远的农户，家中土地多由家中其他人员在耕种，其转出地块到家的距离一般也比较远。而外出时间却与此不同，外出时间越长的农户，则更倾向于转出自己的土地，转出地到住宅的距离也比较近；外出时间较短的农户，则不倾向于转出土地，转出土地到住宅的距离一般也比较远（见表8）。
表8 农地流转空间距离影响因素分析
五 结论及建议
（一）结论
课题组对三汇村进行的田野调查表明以下几点。第一，改革开放以来不同时期农地流转频率是不一样的，农地流转表现为时间上的演化规律，即农地流转频率不断加快。第二，农地流转在空间上有自己的分布规律，离水源地、交通沿线越近，农地流转越频繁。第三，不同时期影响农地流转空间分布的因素有一定差异。具体而言，一是从农地自身因素看。在萌芽期，水源稳定是农地发生流转的显著影响因素；在发展期，土地类型为水田、交通便利、到农户家距离较近是农地发生流转的显著因素；在活跃期，地势平坦、水源稳定、到农户家距离较近会对农地发生流转产生显著影响。二是从空间距离看。转出时间越晚，转出地块到农户家距离就会越近。三是从农户自身看。农户的身体条件越差，转出距离就会越远；家庭务农人数越多，转出距离越远，家庭务工人数越多，则转出距离越近；外出时间越长的农户，则越倾向于转出自己的土地，转出地到住宅的距离也比较近；外出时间较短的农户，则不倾向于转出土地，转出土地的距离一般也比较远。
（二）对策建议
基于课题组进行的田野调查和计量研究，为促进农地有序流转，本文提出以下建议。第一，研究农地流转的时空演化规律是促进农地有序流转的前提。农地流转是有一定规律的，我们要指导农地流转，减少农地流转过程中的矛盾和纠纷，必须深入调查，把握农地流转的时空规律。
第二，完善农田水利、交通等基础建设。农地的空间区位特征对农地流转空间有显著影响，农地是否靠近水源、地块周边道路条件对农地是否发生流转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正确规划和完善农田水利、交通等基础建设将对农地流转产生极大促进作用。
第三，因户制宜，区别引导。农户家庭具有异质性，因身体条件不同，家庭务农、务工人数不同，外出时间、地点的不同而使得流转后农户所面临的生存风险不同，从而导致农户农地是否发生流转产生差异，进而对农地流转空间距离产生不同的影响。在完善未来农地流转空间、缩短流转距离的过程中，应考虑农户流转的个体异质性，采用不同的方式对其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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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作者简介：洪名勇，贵州大学管理学院；潘东阳，贵州大学管理学院；洪霓，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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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卡斯特·曼纽尔：《网络社会的崛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