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我在2012年12月至2013年3月间，参加了“粤东黄冈河流域考古学与人类学调查与研究计划”，那时我正在中山大学学习，攻读考古学硕士学位。考入中山大学时，我已经在珠海市博物馆工作多年，关注古村落研究与保护的同时，更为不少古建筑日渐凋敝而叹息，深感古村落研究与保护的重要，但苦于不得门径，无从入手。以聚落考古学的理论方法运用于古村落个案研究，是导师许永杰教授根据我的实际情况为我指明的学术努力方向。尽管学术界少有可资借鉴和参考的研究成果，但我还是斗胆接受了这样的挑战。
饶平是广东省潮州市辖县，地处粤东，界连闽南。商周时期已有人群在此聚居，“浮滨文化”在这一区域有比较多的分布；春秋战国时为百越之地；秦汉属南海郡揭阳县；晋时属义安郡海阳县；明成化十三年（1477）置饶平县。该县最大水系——黄冈河，发源于县北部上善镇大岽坪，从北向南迂贯全境，至县南黄冈镇石龟头注入南海。饶平黄冈河流域因独特的区位、悠久的历史、丰富的遗存，一直备受考古界关注，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
“粤东黄冈河流域考古学与人类学调查与研究计划”（以下简称“黄冈河计划”）由饶宗颐先生（1917～2018）提出。2012年12月，广东省文物局立项正式启动[1]，中山大学南中国海考古研究中心、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合作开展调查与研究。“黄冈河计划”在项目规划阶段，确立了比较清晰的多方位、多视角、多学科参与的学术目标。双方联合组建“黄冈河流域考古人类学调查队”，我作为主要成员，全程参加了为期近4个月的考古学与人类学调查，负责计划中古村落部分的调查工作。
一
实地调查从饶平县北部上饶镇开始，向南逐个镇域展开，饶平县博物馆、县属21个镇文化站向调查队提供了协助与便利。在每个镇域内，采取以行政村为单位、以自然村为调查单元的全覆盖的田野调查，广泛征集族谱、碑刻、契约文书等民间文献，收录口碑资料，对有关村落布局、人口构成、生计形态、民俗信仰等系统记录。
由于带着明确的课题意识，在持续的村落田野调查中，我对粤东地区历史文化面貌的认识不断加深，引发了对黄冈河流域聚落空间布局、古今人文联系及变化的浓厚研究兴趣。最终确定将历史脉络比较清晰、保存比较完整、相对比较封闭的凤山楼村作为研究对象。
2013年3月13日，那是“黄冈河计划”联饶镇调查的第二天，凤山楼村是当天第二个调查点。它规整的村落形态，有序的房屋布局，亮丽的祠堂庙宇，宜人的景观环境，是这个沈氏单姓血缘村落带给我的直观而且深刻的印象。当晚，在将访谈整理成笔记后，我开始阅读收集的《广东省饶平县凤山楼沈氏族谱乡志》[2]（以下简称《凤山楼沈氏族谱乡志》）。根据记载，凤山楼村尊奉今饶平县新丰镇沈屋村创村始祖雪涧公为一世祖。雪涧公次子覆云公从饶平沈屋村迁往福建诏安，覆云公长子寿山公定居于诏安县科下村，覆云公和寿山公分别被凤山楼沈氏尊为二世祖和三世祖。寿山公次子宗宁公、孙崇海公、曾孙怡斋公、玄孙南涧公等生活在科下村，是凤山楼沈氏四世祖至七世祖。七世祖南涧公于明崇祯三年（1630）从福建诏安县科下村迁回广东饶平，为联饶镇凤山楼村始迁祖。自此后，凤山楼沈氏在此地繁衍生息，已传十九代。读毕，我惊喜于这个单姓血缘村落不仅有着规整的村落形态，而且历史脉络清晰，竟还保存得这样完整。我更加惊异，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个单姓血缘村落形成如此规整的形态，保存发展至今。凤山楼村是难得的开展聚落考古学研究的理想村落。
2013年6月16日，我第二次到凤山楼村，专程向凤山楼村党支部书记沈锦龙表达开展调查的初步想法，当即得到他的首肯，还有村中耆老的热情鼓励。凤山楼村的田野调查就这样确定了。同年7月11～31日、8月12～18日两次为期26天的调查，围绕村落历史、宗族谱系、建筑形态、空间布局、婚姻家庭等开展。随着调查与研究的深入，我将田野调查范围扩大到饶平县新丰镇沈屋村，以及福建省漳州市诏安县上营村、科下村等地。凤山楼村围楼、祠堂、庙宇等建筑特色鲜明，不仅保存完好而且仍在发挥居住、祭祖、敬神等作用，家族文化传统代代传承，深入人心，展现出血缘村落的特点和特质。村落曾于不同时期屡次扩建，自西向东和向北扩展，呈块状分布。无论民居抑或公共建筑，均呈现不同时期的建筑特点，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独特的历史风貌，同时也清晰地勾勒出村落历次扩建与改建的轮廓线。明清时期，村落地址曾经发生变动，凤山楼沈氏固守在一个相对紧凑的地域空间内，累世聚族而居。三百多年间，部分后裔支脉也曾整体迁出，甚至在政策要求之下，凤山楼沈氏全体搬离凤山楼村，又迁回，其间都从未有他姓人口在凤山楼村留居下来。新中国成立后，出现村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村内通婚的婚嫁形式，通婚圈急速收缩，人口流动趋于凝固，在村落形态和文化面貌上留下深刻的家族印记。可以说，2013年7～8月间的调查，奠定了本书的基础和框架。
2014年2月13～14日，为记录正月十五祠堂祭祖、“游神巡境”等文化习俗，我第五次到凤山楼村，在村里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元宵节。2018年7月20～23日，我又进行第六次调查，重点对部分凤山楼沈氏祖先墓葬进行踏查，除凤山楼村山地之外，调查遍及饶平县赤坑村，福建省漳州市诏安县坪路村、科下村等地。这两次跟踪调查，又为我补充了一些新鲜资料。不仅在凤山楼村，而且在凤山楼沈氏祖居村落，人们都视武德侯祖为村落最重要的神灵，将对祖先的尊重、敬仰升华为祖先神崇拜。凤山楼村祠堂和墓葬的修造、维护，祠祭和墓祭的定期举办等，营造出今人与先人既相生相伴又敬而远之的精神空间。
从2013年开始至2018年的5年间，我先后6次到凤山楼村，并到广东饶平县沈屋村、赤坑村，福建诏安县科下村、新营村、坪路村做调查。采用访谈口述、跟踪观察等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收集文献、谱牒，记录民居、祠堂、庙宇、文化习俗等，追溯凤山楼沈氏在后头山一带拓荒垦殖、聚居成落、繁衍成族的历史进程。
二
中国村落成为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研究对象，是在20世纪以后[3]。村落研究的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地理、历史、建筑、民俗等诸多方面，内涵丰富，是建筑学、人类学、历史学、地理学等学科关注的重点和研究的热点领域。各学科的研究方法、研究重点、研究旨趣不同，各具独特的研究视角，极大地丰富和拓展了村落研究的视野和领域，成果斐然。
将具体村落作为对象，所开展的个案研究，以建筑学和人类学领域最为精彩纷呈，其中不乏经典力作。清华大学陈志华、楼庆西、李秋香等人主张“以聚落作为研究乡土建筑的对象”，历经20年调查、研究和保护乡土古村落与古建筑，形成了《关麓村》《石桥村》《诸葛村》等系列研究成果，以“中国古村落”丛书结集出版，成果蔚为大观，从而将建筑学对于村落的研究推向新高度[4]。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费孝通、杨懋春等为代表的老一辈人类学家对于具体村落所做的研究，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果。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是我国社会人类学实地调查研究的里程碑式的著作[5]。该书以其家乡江苏省吴江县开弦弓村为研究对象，用经济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描述了中国农民的消费、生产、分配和交易体系，重点探讨了这一经济体系与特定地理环境的关系，同时分析了导致乡村经济变迁的动力和存在的问题。杨懋春同样以家乡台头村作为研究对象，在《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6]一书中独辟蹊径，以初级群体（家庭）中个体之间的相互关系为起点，然后扩展到中级群体（村落）中初级群体的相互关系，最后再扩大到一个大地区（乡镇）中次级群体之间的关系，试图“描绘出一幅整合的总体的画面”，其基于具体村落对社会结构的成功研究，得到国际学术界的认可。
建筑学者在对传统民居进行研究的同时，亦无法回避对村落的描述和研究。20世纪30年代末，“营造学社”主要成员刘敦桢、刘致平等人对云南、四川等地的民居展开了调查。1956年刘敦桢著作《中国住宅概说》出版，该书对中国远古至近代的民居做了全面而系统的介绍与研究，是中国民居研究的开山之作[7]。是年，陆元鼎、魏彦钧等人开始了对广东民居的调查，由于历史原因，调查曾一度中断，历经三十多年努力，1990年《广东民居》出版[8]。该书对村镇布局以及潮汕、客家等地区不同民居建筑形式的特点、空间组织、营造方法等均做了深入介绍，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此外，建筑学界也十分注重将一定区域的村落作为研究对象，王鲁民、乔迅翔所著的《营造的智慧——深圳大鹏半岛滨海传统村落研究》[9]揭示了大鹏半岛传统村落在体系、构成和建筑上形成的“多维度联系的村落系统”“双重表达体系”等特征。台湾学者吴培晖所著的《金门澎湖聚落》，以建筑学的村落研究为基础，从社会、经济、政治、宗教几个方面切入，解析金门与澎湖两个地区聚落的相同与差异及其影响因素，无论研究方法或研究内容，都给人耳目一新之感[10]。王昀认为，对于隐藏在聚落空间当中的秩序的揭露，不应当从聚落的外部因素入手，而应当紧紧围绕聚落空间组成的本身去寻找。他通过将传统聚落的空间组成，转换为能够进行数理分析的数学模型，达到解释村落这个研究对象的整体构成关系的研究目的[11]。
人类学者的研究同样值得关注，特别是围绕“台湾浊水、大肚两溪流域自然与文化史科际研究计划”（简称“浊大流域人地研究计划”），中国台湾学者取得了一批重要的学术成果。具有代表性的是庄英章对林圯埔的研究。他在《林圯埔：一个台湾市镇的社会经济发展史》[12]一书中，从历史分析的角度探讨了林圯埔村落社区的发展与宗教组织、祭祀公业、神明会、庙宇等之间的关系，对超村际的宗教活动、村内的宗教活动、祭祀圈与地域组织的关系也进行了讨论。林美容的专著《乡土史与村庄史——人类学者看地方》[13]同样引人注目。她以草屯镇为中心，探讨了草屯镇的祭祀圈与地方组织形成的关系。尤其注重土地公庙与村落发展的关系研究，将土地公庙作为一个村落正式形成的标志。此外，日本学者冈田谦对台湾村落的研究也都涉及移民、庙宇组织等与村落形成的关系，并为人类学研究贡献了“祭祀圈”这一新颖的概念，具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刘晓春著的《仪式与象征的秩序：一个客家村落的历史、权利与记忆》[14]以江西南部一个客家村落为研究对象，从自然环境、村落历史、宗族组织、民间信仰等多方面入手进行调查研究，探讨了民间传统在传统时期的传承、在现代时期的复兴以及民间传统与国家控制之间的关系。2011年劳格文（John Lagerwey）与王振忠合作主编的“徽州传统社会丛书”之一《白洋源》出版[15]。丛书旨在以田野调查所获之口碑资料和地方文献，客观描述1949年以前徽州的传统经济、民俗与宗教，为人们提供一个地区较为完整的社会生活实录，具有独具一格的学术价值。
地理学和历史学领域对于村落研究各有侧重也各具所长，学科交叉与渗透，更加提高了学术研究的能力。法国地理学家阿·德芒戎（Demangson，A.）于1939年发表的《法国农村聚落类型》[16]，首次将农村聚落按长条、块状、星形等分布形状加以区分，同时分析了不同类型村落的形成与自然、人口、农业之间的关系，为后世学者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村落研究范式，至今仍具指导意义。《中国农村聚落地理》是金其铭的代表作[17]。该书将我国的村落按地域划分为东北农村聚落区、长城沿线农村聚落区、东南沿海农村聚落区等11个聚落类型区，分析了各聚落类型区的特征。同时对聚落位置、形式、规模等进行了系统研究。台湾学者胡振洲在《聚落地理学》中，将台湾地区的聚落划分为农业聚落、矿业聚落、工业聚落、宗教聚落、牧业聚落、军事聚落等类型，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18]。
民国时期，美国历史学者黄宗智[19]、杜赞奇[20]等运用日本“满洲铁路调查局”（简称“满铁”）对中国华北地区数个村庄调查所收集的资料，展开对华北村落的社会结构、经济形态、土地关系的研究。侯仁之在《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21]一书中，对历史聚落地理的研究所做的理论探讨，开创国内史学界村落研究之先河，对历史聚落地理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史学界关于村落研究的重要成果还有从翰香主编的《近代冀鲁豫乡村》，该书对明清的基层组织与村落之间的关系及村落的起源、规模与外观的研究都具有开拓的意义[22]。郑振满在《乡族与国家：多元视野中的闽台传统社会》一书中，通过考察明清时期的乡族组织与地方政治，探讨了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转型[23]。
三
考古学对于古村落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晚，福建博物院、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做的开创性的研究，取得了重要的学术研究成果，对考古学开展古村落研究具有借鉴及指导意义。2006年7月，福建博物院编著的《福建北部古村落调查报告》[24]出版，该书是“福建北部古民居聚落形态研究”的结题报告。课题组在对福建北部地区古民居资料进行全面搜集与整理的基础上，选择了三十多个古村落进行实地调查。对这一地区古村落的产生过程、历史演变、现状及区域特征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与论证。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组织开展了对宋代著名理学大师周敦颐故里——濂溪的调查与研究[25]，从考古学角度，在宏观上对村落的地理位置、空间布局、生态环境等方面进行了考察，在微观上对具体建筑的内部结构和相关特征进行了详细分析；从人类学角度，对族群认同、亲属关系、宗教、礼俗、信仰等方面进行了综合考察，并与当代村民的观念与认知紧密结合。吴春明、佟珊主编的《武夷山崖上聚落》[26]，是对武夷山崖上聚落文化遗存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全书由“武夷山崖上聚落遗存调查报告”与“武夷山崖上聚落文化初步探讨”两部分组成。台湾大学人类学系陈玛玲发表在《考古人类学刊》的《Saqacengalj聚落形态与形貌：一个旧社的考古学研究》一文，以复原屏东县南排湾族村落高士村原居址高士石板屋旧居的房舍结构与聚落模式为主要研究目标，借此探求几百年前南排湾的聚落模式，并作为将来对各文化、社会面向议题讨论的基础[27]。何翠萍通过对海南美孚黎居住空间的考察，在延续对房屋、社会与象征意义之关联的分析的同时，注重展示人鬼关系与居住空间建构的动态联系，以揭示不同情境下居住空间建构的文化逻辑[28]。
以美国学者戈登·威利（Gordon R.Willey）于20世纪40年代在秘鲁北部进行的“维鲁河谷计划”及研究报告《聚落与历史重建——秘鲁维鲁河谷的史前聚落形态》出版为嚆矢，聚落考古学成为一种被普遍接受的考古学方法。聚落考古“以其完善的理论、科学的方法和令人瞩目的成果，有力地推动了考古学的发展”[29]。维鲁河谷项目的研究有三个基本部分：一是考古学，或人类学对河谷环境长期适应的研究；二是民族学，即调查维鲁河谷现代居民的生活方式；三是自然河谷及其环境。通过对秘鲁维鲁河谷的315处遗址进行动态分析，重建了河谷自前陶期至西班牙征服时期长达两千年的社会历史变迁[30]。张光直认为，维鲁河谷研究计划及其相关研究成果对于聚落形态考古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并在1984年为北京大学考古系师生所做演讲中介绍了“维鲁河谷研究计划”及其成果，将聚落形态考古的概念引入中国[31]。自此之后，中国考古学者开展了许多专题研究，为聚落考古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进行了丰富的实践和艰辛探索，共同推动了聚落考古学的发展。
我的导师许永杰教授于1998年主持“黑龙江七星河流域汉魏遗址群聚落考古计划”课题研究[32]，他在中山大学为考古学研究生讲授“中国考古学理论与方法”专业理论课时，有“聚落考古学在中国”专门一讲[33]。关于聚落考古学的研究内容，可以概括为：单独遗迹的研究（聚落组成单位整理）；单一聚落（一个遗址或一个墓区）形态、布局及结构的个案研究；同时期诸聚落在较大区域内之连接；聚落形态历史演变的研究；聚落资料与其他资料关系（如聚落与生态环境）的整合研究等等[34]。
自明末迄今，绵延300余载的漫长岁月，凤山楼村几度变迁，村落内部结构和机能交织变化，不但适应和满足了村民生产、生活和信仰等多方面的需要，更加保持着持续发展的社会功能和经济文化活力，村落形态渐进演变。按照戈登·威利对聚落考古学所下的定义“人类将他们自己在他们所居住的地面上处理起来的方式。它包括房屋，包括房屋的安排方式，并且包括其他与社团生活有关的建筑物的性质与处理方式。这些聚落要反映自然环境，建造者所实用的技术水平，以及这个文化所保持的各种社会交接与控制的制度。因为聚落形态有一大部分为广泛保有的文化需要所直接形成的，它们提供了考古文化的功能性的解释的一个战略性的出发点”[35]，其中涉及的诸要素，通过对建筑进行类型学梳理，建立聚落的时间序列和空间分布的框架，通过物质层面的静止的建筑、场域等与精神层面的动态的仪式、习俗等两相呼应，对凤山楼沈氏三百多年固守的相对紧凑的村落空间，做出详细的历时性演变和共时性分析，最终解释凤山楼村聚落形态的演变及其影响因素。进而为古村落的聚落考古学积累研究个案，并为古代遗址的聚落考古学研究提供实例、借鉴和可供解释的标本。
凤山楼村是黄冈河流域保存最好的古村落之一，却寂寂无闻，是学术界曾经遗忘的角落。有关这个地方迄今尚无系统的记录及报道，学术界对于凤山楼村的研究处于空白状态，没有专门性的研究成果。本书运用文字、影像、图表等手段对凤山楼村做了准确、全面、科学的记录，结合史志文献，考订凤山楼村的名称，分析其迁徙路线，推究村落兴建迁移始末、发展及演变。作为“粤东黄冈河流域考古学与人类学调查与研究计划”项目的部分调查成果，本书是在对凤山楼村展开系统调查基础上形成的调查报告，可为全面了解粤东地区文化面貌补充资料，助力客家、福佬文化的互动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
本书运用聚落考古学的研究方法，试图为考古学开展古村落研究提供新颖的视角。现阶段，考古工作者承担着越来越多的区域文物考古调查项目，在日益加速的城镇化建设进程中，考古工作者不能仅把目光局限于埋藏在地下的古代遗存，还应该拓宽研究视野，重视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尽可能去发现、记录、保护那些行将消失的地上、地下以及文化传承中的文化遗产。本书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上的探索，能够为古村落文化遗产保护、乡村振兴提供理论依据。保护好文化遗产，方才能留住乡愁。
[1] 广东省文化厅粤文物〔2012〕360号。
[2] 饶平县沈氏凤山楼乡族谱乡志编纂委员会编《广东省饶平县凤山楼沈氏族谱乡志》，2009。
[3] 李红、胡彬彬：《中国村落研究的三种范式——基于相关文献的初步反思》，《光明日报》2016年10月19日，第14版。
[4] 陈志华、楼庆西、李秋香主编《石桥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5] 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商务印书馆，2004。
[6] 杨懋春：《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7] 刘敦桢：《中国住宅概说》，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
[8] 陆元鼎、魏彦钧：《广东民居》，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0。
[9] 王鲁民、乔迅翔：《营造的智慧——深圳大鹏半岛滨海传统村落研究》，东南大学出版社，2008。
[10] 吴培晖：《金门澎湖聚落》，稻田出版有限公司，1999。
[11] 王昀：《传统聚落结构中的空间概念》（第二版），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6。
[12] 庄英章：《林圯埔：一个台湾市镇的社会经济发展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13] 林美容：《乡土史与村庄史——人类学者看地方》，台原出版社，2000。
[14] 刘晓春：《仪式与象征的秩序：一个客家村落的历史、权利与记忆》，商务印书馆，2003。
[15] 吴正芳：《徽州传统村落社会——白洋源》，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
[16] 阿·德芒戎：《人文地理学问题》，葛以德译，商务印书馆，2004。
[17] 金其铭：《中国农村聚落地理》，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
[18] 胡振洲：《聚落地理学》，三民书局，1977。
[19] 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2000。
[20] 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
[21] 侯仁之：《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
[22] 从翰香主编《近代冀鲁豫乡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23] 郑振满：《乡族与国家：多元视野中的闽台传统社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24] 福建博物院编著《福建北部古村落调查报告》，科学出版社，2006。
[25]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濂溪故里——考古学与人类学视野中的古村落》，科学出版社，2011。
[26] 吴春明、佟珊主编《武夷山崖上聚落》，厦门大学出版社，2012。
[27] 陈玛玲：《Saqacengalj聚落形态与形貌：一个旧社的考古学研究》，《考古人类学刊》2005年第63期。
[28] 何翠萍：《关于海南美孚黎居住空间建构及其文化逻辑》，《民族研究》2017年第5期。
[29] 许永杰：《黑龙江七星河流域汉魏遗址群聚落考古计划》，《考古》2000年第11期。
[30] 戈登·威利：《聚落与历史重建——秘鲁维鲁河谷的史前聚落形态》，谢银玲、曹小燕、黄家豪、李雅淳译，陈淳审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
[31] 张光直于1984年8月22日至9月7日在北京大学所做的演讲，后编为《考古学专题六讲》，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发行。
[32] 许永杰：《七星河——三江平原古代遗址调查与勘测报告》，科学出版社，2010。
[33] 许永杰：《中国考古学理论与方法十讲》，科学出版社，2018。
[34] 许永杰：《聚落考古在中国——历程·现状·问题》，《华夏考古》2009年第4期。
[35] 张光直：《考古学专题六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