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研究古村落的成功尝试（代序）
中山大学南中国海考古研究中心 许永杰
岭南是我国古村落保存最多最好的地区之一，我从来到中山大学时起，就对这里的古村落发生了极大的兴趣。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在黑龙江省考古所服务期间我领衔“七星河流域汉魏遗址群聚落考古计划”项目，另一个是新的工作单位中山大学考古专业是以民族考古学为特色的。做“七星河计划”时，严文明先生曾对我说，七星河流域历史时期的聚落形态可以为认识中国史前时期的聚落形态提供借鉴；到中山大学后，张忠培先生曾对我说，做岭南的古村落调查可以为中国的聚落考古学研究提供民族考古学的参考个案。
其实，对古村落感兴趣的学者不只是考古学家，早在考古学家关注之前，许多学科学者就曾对古村落做过调查和研究，诸如社会学，包括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建筑学、人文地理学、历史学、民俗学等，其中尤以社会学和建筑学为突出。
社会学的古村落研究以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最为著名[1]，该书成书于1930年代末，费孝通以其家乡江苏吴江县开弦弓村为研究对象，用经济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描述了中国农民的消费、生产、分配和交换体系，探讨这一经济体系与特定地理环境的关系，分析导致乡村经济变迁的动因。大约同一时期写成的凌纯声、芮逸夫的《湘西苗族调查报告》[2]，是又一部名著，作者遍访了湖南凤凰、乾城、永溪三县的村村寨寨，详细记录了湘西苗族的历史沿革、自然环境、经济生活、家庭结构、婚葬习俗、政治组织、土地制度、巫术宗教、歌舞语言、故事歌谣等，在“苗疆的人生地理”一章中，专门辟有“聚落”和“房屋”两节。
建筑学的古村落研究主要是关注村落的民居建筑，1930年代末，“营造学社”刘敦桢等对西南地区的民居展开调查，1957年出版《中国住宅概说》[3]，该书对中国远古至近代的民居做了全面而系统的介绍与研究。2007年陈志华等主编的《中华遗产·乡土建筑》[4]丛书8册出版，其中包括地处岭南的《梅县三村》，该丛书首先从古村落的人文历史入手，讲述村落建造的历史，再介绍当地的地理地貌，还原建筑的空间环境，最后谈到具体的建筑物，以及建筑的形制与功能。2008年出版的陆琦的《广东民居》[5]一书，主要有民居的自然环境、历史沿革、文化宗教、空间形态、建筑分类、建筑风格、建筑技术、装饰手法等内容。
晚近，考古学也开始关注古村落，并涉足古村落的研究。2002～2003年，福建博物院通过对闽北南平、宁德地区的古民居调查，2006年出版《福建北部古村落调查报告》[6]，对调查的38处古村落一一作了介绍，主要包括地理位置、建村沿革、村内居民、民居祠堂庙宇等各类建筑，并配以村落布局图、典型建筑平剖面图以及各类建筑照片等。在此基础上，该《报告》对村落的营建理念、村落的形态分类、民居的时代特征和类型划分等进行了初步的归纳研究。
2009年，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湘西道县濂溪水上的楼田村调查、勘测和发掘，2011年出版《濂溪故里——考古学与人类学视野中的古村落》[7]。濂溪故里又称楼田村，因是宋明理学的开山鼻祖周敦颐的故里而负有盛名。这是一部以考古学和人类学为本位，以古建筑测绘与考古发掘和人类学古村落调查相结合的田野工作报告。建筑学部分是对现存古民居等建筑的分类、风格和特征记述，以及对建筑内涵的探讨；考古学部分是通过对地面现存建筑的调查，确定村落的布局和民居等建筑的形式，通过发掘业已消失于地面的早期村落遗迹，与相关文献记载互证，重建村落发展脉络；人类学部分是对村落的地理位置、地理环境、周边村落、村落沿革、家族墓地、社会组织、经济生活和生活习俗的调查。
2005年，台湾学者陈玛玲发表了《Saqacengalj聚落形态与形貌：一个旧社的考古学研究》[8]一文。Saqacengalj石板屋是屏东县排湾族高士村的旧址，作者通过对Saqacengalj旧居聚落的考察、与新旧聚落的对比，弄清了村落选址、单体建筑形制、村落布局，在此基础上观察和探讨高士村排湾族的文化传统、经济结构和社会组织。
上述考古学对古村落研究的三个个案中，闽北古村落调查属于区域古村落的研究，濂溪故里调查属于单体古村落的研究，Saqacengalj调查属于废弃古村落的研究。考古学应该如何对古村落进行研究，关注哪些内容，选择怎样的古村落为研究对象？为此，我专门考察过珠三角的佛山大旗头村，还专门考察过粤北的南雄新田村和鱼鲜村。大旗头村虽建筑保存完好，村落布局完整，但是由于村内的居民已经迁出，缺少人气，感觉更像是一座古建筑博物馆或者是古村落废墟；新田村和鱼鲜村除建筑保存完好、村落布局完整外，村内的居民仍在村内居住，人气盎然，俨然是古代村落的活化石。
饶平凤山楼村与新田村和鱼鲜村属于同一类型，都是那种有村民居住的古代村落的活化石。凤山楼村是沈氏宗族单姓居住的血缘村落，自回迁饶平的南涧公至今，沈氏在此已世居19代，《广东省饶平县凤山楼沈氏族谱乡志》等族谱对其家族系谱记述详备，村内的耆老仍然可以为你一一指证每一座民居的主人及族系，每一处祠堂所属的公派。凤山楼村建筑保存完好，建村伊始的宗祠和围楼、扩建的祠堂和民居、新近的公用建筑和民居共处一村，时代风格鲜明。因人口增长需要而进行的村落扩建，有序而行，块状分布，界线明确。民居、祠堂和庙宇等不同功能的建筑空间位置固定，错落分布的空间位置有效地发挥着功能互补的作用，构成了一个生机勃勃的聚落。凤山楼村所在的黄冈河流域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黄冈河发源于饶平县北部大岽坪山麓，自北向南纵贯县境，穿流于浅山丘陵之间，至县境南部石龟头注入南海，流域内的居民有着相同或相近的自然环境和生计方式。凤山楼村是一处理想的聚落考古学研究的古村落。
吴敏的《凤山楼——聚落考古学视角中的粤东古村落》一书是考古学视域下对古村落的研究，既是一个以考古学者的眼光考察古村落的民族考古学的个案，又是一个以考古学的方法研究古村落的聚落考古学的个案。
聚落考古学是“二战”后出现的一种考古学的阐释方法，英文settlement是栖居或定居的意思，它包括人类活动留在地表的所有栖居痕迹，包括从狩猎采集者临时营地到都市城址在内的所有形态。聚落考古就是利用考古资料对人类栖居方式的考古学阐释。1940年代，在秘鲁维鲁河谷首次开展聚落考古研究的戈登·威利对聚落形态所下的定义是：“人类在他们栖居环境里安置自身的方式。它是指住宅和其排列方式，以及与社群生活相关的其他建筑物的性质和安置。这些聚落反映了自然环境、建造者所拥有的技术水平，以及各种维系其文化的社会互动及控制制度。由于聚落形态很大程度上是由广泛认同的文化需求所直接造就的，因此它们为考古学文化的功能性阐释提供了一个战略性起点。”[9]在这里，威利首先关注的是民居等各类建筑的空间分布和性质，其次是聚落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聚落的营建技术和影响聚落形态的各种社会因素。聚落形态的研究包括历时性的研究和共识性的研究两个方面。循此，在吴敏《凤山楼——聚落考古学视角中的粤东古村落》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如下的相关研究内容。
属于历时性的历史演进研究主要是沈氏一族于闽粤两省交接区域的几度迁徙以及凤山楼村的营建和发展历程。沈氏入闽粤始于宋室南渡之际，廷辅公由苏州迁入福建建阳。明英宗或代宗年间，雪涧公由建阳迁入广东饶平，定居沈屋村。雪涧公次子覆云公又自广东饶平返迁福建，定居诏安科下村。明崇祯三年（1630），覆云公后裔南涧公二度自闽入粤。南涧公最初落脚在饶平后头山的山坡上，初居时因村后有一尼姑庵，故该村得名“庵前村”，后因村内建筑多为竹篱茅屋，而得名“鸟仔寮村”。沈氏在鸟仔寮村居住的后期，着手在山脚下营建新村——凤山楼。清乾隆嘉庆年间，沈氏族人全部迁入凤山楼。凤山楼村的营建和发展过程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围楼的营建，初建的凤山楼是围绕沈氏宗祠而建的由寨内、寨围构成的双环形围楼，楼内凿一井，楼西建一庙——祭祀祖先神武德侯祖。一楼一祠一庙一井是凤山楼村最初的结构形态。清嘉庆十八年（1813），在寨围以北扩建了弧形寨畔，形成了三重环形的凤山楼最终格局。第二阶段是村落的东扩，首先是清道光十三年（1833），佑启堂朝宾公派在凤山楼外的东侧兴建鹤山祖祠和民居；继之，各公派相继围绕本派祠堂兴建民居，并兴建了大枫脚土地公、孔庙、天后宫、贮埕土地公、开山圣侯、关帝厅等庙宇和三房书斋、及锋书屋等书斋；另外，在村前门脚溪上建造一座六孔石桥，在村落四方分别设立村门。第三阶段是村落的西扩，1958年，集中在围楼西侧兴建公厕和猪寮；1967年，开始在拆除的猪寮和公厕的基础上营建民居。第四阶段是村落的北扩，从1975年开始，在围楼和东扩范围以北有过两次大规模的排房民居建设。第五阶段是村落的外围建设，主要是非民居的建设，有在后头山开辟的集体晾谷场和粮仓；1978年开始在东扩村落以东营建的碾米场、养殖场、屠宰场等作坊，以及塑料袋加工厂、食品加工厂和不锈钢门窗加工厂等小工厂；1984年和1996年“凤山小学”的兴建和扩建；1990年凤山楼前场埕的扩展、新池塘的开挖和戏台的搭建等。
共时性的空间位置分析主要涉及一定区域内的相关聚落空间位置、自然环境与村落选址，凤山楼村建筑类型及空间位置和村落布局，影响凤山楼村布局结构的社会因素。在闽粤两省交接区域分布着多处沈氏宗族的自然村落，凤山楼村是其一。沈氏村落的几度迁徙，主要出于族系繁衍、人口增加的压力。饶平凤山楼村、沈屋村、赤坑村、诏安科下村等沈氏村落插花式地坐落在他姓村落之间，为他姓村落所围绕（如凤山楼村东有张厝寮村、林厝寮村、许厝寮村，南有下乡村、塗楼村、灰楼村，西有洋东村、西山村，北有市田村、曲河村），而沈氏血缘村落则彼此相隔较远（最近的凤山楼村和赤坑村也相距2.5千米），这种空间位置关系，当是出于规避本族的地利之争的考虑。地域交接的广东饶平黄冈河流域与福建诏安东溪流域，有着相同的地形地貌和自然资源，生活在这里的居民有着相同的生计方式，人们在村落的选址上也有着相同的理念——背靠山丘，面向田野。凤山楼村背靠后头山，不愁修寮筑屋木材，不虑炊事取暖柴薪；坐落在面阳山坡，夏季可避水患，冬季则尽享阳光；面向山间河谷，有大片农田耕作；村前门脚溪内有鱼虾可捕，登舟顺黄冈河而下能抵南海。
凤山楼村的民居建筑以村中偏西的三环相套的围楼最具特色，寨内、寨围和寨畔都是由俗称“布袋间”的前窄后宽呈扇形的单间房屋并联而成的环形建筑。围楼东西北三面的建筑则以俗称“竹竿厝”的纵长方形的单间房屋并联而成的排房为主，这种由纵长方形房屋连成的排房建筑可以看成是环形建筑的拉直形态。另外，还有数量较少的被称作“爬狮”或“下山虎”的三合院民居建筑，被称作“四点金”的四合院建筑，这两类建筑主要位于村落的东扩区。祠堂建筑现存13座，分属沈氏全族和各公派，属于全族的“沈氏宗祠”位于围楼中间，为三重环楼围绕；分属各公派的祠堂在各自所属的公地内，为公派民居围绕。祠堂多为体量巨大、装饰考究的单体建筑，也有利用祖辈居住的老屋——“布袋间”改建而成的连体建筑。庙宇建筑呈东西线性分布，大宫、孔庙、天后宫、关爷厅位于村南一线；另一个关爷厅和贮埕土地公位于村中一线；大枫脚土地公和开山圣侯位于村北一线。
凤山楼村的建筑技术时代特点鲜明。营建于明末清初的庵前村和鸟仔寮村是在山坡上搭建的竹篱茅舍。营建于清代的围楼是土木建筑，寨内、寨围和寨畔的墙基均以碎石垒砌，墙体用三合土夯筑，木梁瓦面。清代东扩开始出现的民居主要是纵长方形排房，这种建筑形式一直沿用至今，甚至为一些公用建筑如公厕、仓库等采用。排房是由纵长方形的“竹竿厝”排列而成的，初时的竹竿厝平面为纵向单间，厅房合一，一户一间。由于两侧为其他厝屋限制，无法横向发展，谋求扩大空间只能是纵向发展，由一进而两进、三进，厅与房分开。排房的建筑经历了土木结构、砖木结构至钢混结构的发展过程。这样的建筑技术变更同样反映在其他建筑上。
围楼是粤北和闽南的特色建筑，排房是粤东的特色建筑。地处闽粤交界区域的四处沈氏村落，在方言和建筑形式上充分体现出这种地缘特点。首先是四座村落均有围楼建筑，位于饶平偏北的沈屋村沈氏讲客家话，自称“客家人”，村中只有围楼而无排房；位于诏安的科下村沈氏讲客家话，自称“客家人”，同时也会讲闽南话，村内有圆形、方形、畚箕形等围楼12座，无排房；同处饶平偏南的凤山楼村和赤坑村沈氏都讲潮州话，自称“潮州人”，村中都有围楼和排房两种建筑。凤山楼村围楼出现时间早于排房的建筑，与该村沈氏由“客家人”向“潮州人”演变吻合。分布在闽北的围楼多是中间有祠堂等建筑的“实心式”，闽南的围楼多是中间无建筑的“空心式”。凤山楼村围楼中间建有沈氏宗祠，沈屋村围屋是环绕沈氏宗祠泳锡堂营建的，科下村最早建成的畚箕状的围楼内有祭祀全族祖先寿山公的沈氏祖祠，赤坑村的围楼内建有沈氏祖祠和主祀武德侯神像的三合院式建筑，这几座沈氏围楼都是“实心式”建筑，与其所在的粤东闽西（近闽南）地域不合，究其原委，当与南宋沈氏一族由苏州南下落脚在闽北的建阳有关，明中叶沈氏一族由闽北迁来饶平，所建围楼延续了闽北的实心式围楼布局特点。
聚族而居的围楼最大功效在于防御，沈氏南涧公放弃鸟仔寮村兴建凤山楼，主要是为避让官府的兵剿。但是建成后的三重环形的凤山楼南侧却是敞开的，这极大地削弱了其防御功能。沈氏为弥补这一不足，寄希望于神灵，在寨畔正对缺口处设一关帝厅，围楼西侧南端建一供奉祖先神武德侯的庙宇——大宫，庙内供奉骑马持刀的武德侯祖神像，并配以关羽、关平和周仓塑像。
凤山楼村是沈氏单姓的血缘村落，血缘关系是维系村落最重要的纽带，是决定民居布局以及其他建筑布局的最重要因素。沈氏宗祠所在地相传为凤山楼一世祖南涧公下山耕作的暂居地，位于围楼中间，环绕其而建的三重围楼是南涧公下顶房、二房和下房后人的居室。为避免居住房屋的位置不公，比邻而居的布袋间主人不是按照血缘关系的亲疏安置的，而是以抓阄的结果确定的。最早从楼内迁出的是下房佑启堂公派，在营建居住区时，沿袭了围楼的设计理念，即围绕祖祠营建民居。鹤山祖祠位于中部，坐北朝南，门前设场埕，场埕南邻池塘；祠堂东边、西边和北边各有一组数目不等的民居建筑，它们组合成一个环抱鹤山祖祠的空间单元。此后陆续从围楼内迁出的各公派，在各自公地内营建民居时，也都是以祖祠为中心，周围环绕民居。随着宗族繁衍、分支公派的形成，凤山楼村沈氏除全族都在沈氏宗祠厚德堂祭祀南涧公外，各公派也都建有各自的祠堂祭祀各自的祖先。最初是分属顶房、二房和下房，在围楼内利用布袋间设置裕德堂、怀德堂、崇德堂、成德堂、世德堂；然后是从围楼内迁出的下房建有鹤山祖祠佑启堂，顶房建有维笃祖祠明德堂等；下房鹤山祖祠后来又分出水美祖祠（堂名已轶）。属于全族的祭祀活动还有在凤山楼西侧“大宫”——凤岗雄镇举行的祭祀，这里供奉着沈氏祖先神——武德侯。祭祀活动主要是每年农历七月十五的“武德侯祖诞辰”和正月十五的“游神巡境”。闽粤交界区域同为沈氏村落的沈屋村、赤坑村、科下村也都供奉武德侯祖；福建诏安与科下村同宗的林堂村和庵前村，每年正月十五日都要到科下村恭接武德侯祖神像，前往本村巡境出游，以血缘为纽带构成了不同村落的祖先信仰圈。
凤山楼村的社会维系纽带还有各种民间信仰。兴建于清康熙年间的天后宫位于东扩区的村南，与东扩区受潮州影响采用排房建筑形式一样，其民间信仰也受到沿海潮州的影响。凤山楼村有关帝厅二处，一处位于围楼内，属于围楼社区；一处位于东扩区村南，属于东扩社区。凤山楼村有土地公小庙二座，大枫脚土地小庙位于凤山楼村西北山坡上，属于围楼社区；贮埕土地公小庙位于东扩区村南，属于东扩社区。由此可知，早期的凤山楼村主要是由围楼社区和东扩社区组成的。另外，还有兴建于清代位于东扩社区南端的文庙和位于村北后头山山坡上的开山圣侯山神庙。
吴敏以考古学者的眼光审视，带着考古学界关心的问题，对凤山楼村做了全面的考察和记录。在此基础上，对凤山楼村的聚落形态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分析和研究，得出了聚落考古学研究的一系列认识和结论。吴敏的凤山楼村考察是一次成功的民族考古学的实践，《凤山楼——聚落考古学视角中的粤东古村落》是一部成功的聚落考古学研究古村落的著作。吴敏的研究为学界提供了可以参照的聚落考古学研究古村落的模式：这就是从戈登·威利的聚落考古学定义出发，对古村落进行历时和共时两个维度的考察和研究，历时性的研究关注居民的迁徙过程、村落的营建时序、建筑风格的演变、建筑技术的进步；共时性的研究关注建筑的分类和功能、村落的空间布局、区域内相关聚落的空间位置、居民的生计方式等，在历时和共时两个维度的研究基础上，考察决定村落布局与结构的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凤山楼村古村落的聚落考古学研究，还有进一步发掘的空间，诸如区域内地缘村落的空间位置分析，居民使用资源的区域分析，行政村干部与宗族族长的职能分析等。
凤山楼村聚落考古学的成功实践，前提是扎实的田野调查。吴敏曾6次前往饶平县凤山楼村、沈屋村和诏安县科下村等沈氏祖居古村落做田野考察，其中有两次是2013年以“黄冈河流域考古人类学调查队”队员身份进行的，2013～2018年的四次则是在丈夫、儿子和女儿的陪伴下，以“携家带口”形式进行的。2013年，吴敏等陪同我进凤山楼村考察，我倾听了她如数家珍般的娓娓介绍，亲见了耆老村干部接待我们如家人般的热情。《凤山楼——聚落考古学视角中的粤东古村落》一书，正是吴敏在深度采访、全面记录、精心梳理、竭泽研究的基础上完成的。
吴敏硕士研究生读的是考古学专业，读研前曾受过建筑学的训练，读研期间又受过人类学的训练，是我的学生中做古村落研究的不二人选。岭南地区的古村落资源十分丰富，继饶平凤山楼之后，她又对珠海斗门汉坑村落做了考察，并取得了初步的研究成果[10]。但愿她在古村落的聚落考古学研究的路上走得更远，取得更多的成果。
[1] 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
[2] 凌纯声、芮逸夫：《湘西苗族调查报告》，商务印书馆，1940。
[3] 刘敦桢等：《中国住宅概说》，建筑工程出版社，1957。
[4] 陈志华、楼庆西、李秋香主编《中华遗产·乡土建筑》丛书，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
[5] 陆琦：《广东民居》，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8。
[6] 福建博物院：《福建北部古村落调查报告》，科学出版社，2006。
[7]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濂溪故里——考古学与人类学视野中的古村落》，科学出版社，2011。
[8] 陈玛玲：《Saqacengalj聚落形态与形貌：一个旧社的考古学研究》，《考古人类学刊》2005年第63期。
[9] 〔美〕戈登·威利：《聚落与历史重建——秘鲁维鲁河谷的史前聚落形态》，谢银玲等译，陈淳审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
[10] 吴敏：《珠海斗门汉坑村牌坊考》，《文博学刊》201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