剩余、剥削与积累

重置储备和仪式储备需要动用除了满足当前消费之外的“剩余”产品。这在每个社会都是如此。我们也发现，所有社会都可以按演进的顺序分为三个大的类别。我们可以恰当地将第一类社会称为“生存”社会，即在同等的消费水平（特别是不变的人口规模）基础上进行再生产的社会。这并不意味着这个社会以自身的标准而言是“贫穷”的。确实，狩猎者和采集者的小群体，或者一些从事游耕农业（焚林农业）的人，常常能用相对较少的劳动时间和精力满足自己为数不多的需求——特别是相对于农耕而言（Sahlins 1972）。

历史学家科林·邓肯（Colin Duncan 1996：13）指出，根据最常用的定义，农业不同于“游耕”和游牧，它特指“在一片划定的土地上耕作”。邓肯和其他一些学者都发现，“这是一个与以往人类和自然的互动方式截然不同的分野”（Duncan 1996：13）。在人类能够驯化动物、培育植物以后，农业开始出现，这使租用储备成为可能，历史上也因此出现了另外一种类型的社会：农业阶级社会。该社会的发展体现在人口规模和密度的增长，以及统治阶级、国家、城市和城市文化的形成上。

租用储备是指农民不得不向他人支付的东西。这些他人可能是地主，他们收取实物地租（即农民的一部分作物收成）、劳役地租（农民为地主耕作劳动）或货币地租。这些他人也可能是国家，以实物或货币的方式抽取税收，或者为了公共建设或军事服务征用劳力。这些他人还可能是有权征税或征收什一税的宗教领袖（其中有些本身也是地主）。当金融业逐渐形成时，这些他人还可能是放债者、商人，农民向他们借钱，用下一季的作物收成作为抵押[6]。

在农业阶级社会里，在满足生产者消费储备、重置储备和仪式储备的需求之上，农民还必须生产出“剩余”产品，以供养作为非生产者的统治阶级。这种占有剩余劳动的能力——生产者用于自身再生产之外的额外劳动——表明了一种剥削的社会关系。

在农业阶级社会里，统治阶级包括皇室、军阀、贵族、宗教领袖、管理官僚、商人，或拥有其中多个身份的人。他们的消费与再生产，以及为他们服务的大批扈从（如用人、士兵、教会职员、文员、宫廷画家和诗人，还有建筑师！）的消费与再生产，都是靠剥削生产者来实现的，无论这些生产者是奴隶、农奴、小农，还是工匠。其中一些农业阶级社会，如著名的亚洲、北非、欧洲和中美洲的农耕文明，都经历过领土和人口的扩张时期。这些扩张有的是因为农业和其他生产活动在技术和组织上的革新，也可能是因为通信（如书写的发明）、交通（特别是水路交通）、贸易和军事等方面的进步。

尽管统治阶级也关心对经济活动的调控——以便更好地占有剩余劳动——并且有时候也刺激经济活动的开展（例如组织修建和维护水利设施），但他们并不会去“储存”剥夺来的剩余产品并进行再投资，也不会以系统的方式来提高社会的生产能力。相反，他们迷醉于将土地和劳动力视为自己的财富（通过地租、税收和贡物）、权力（进入军队或供养军队）以及荣耀（使他们能够享用奢侈品，修建宫殿、庙宇和教堂，资助宗教和艺术）的源泉。

第三类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其根本特征是渴望通过扩大生产规模、提高生产率来剥削劳动者，以获得利润，简言之，就是对积累的渴求。这是我下一章讨论的主题，也是本书其他部分讨论的内容。在继续这个讨论之前，我想总结一下本章的一些思想和概念，将它们归纳为政治经济学的四大关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