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研究思路与论述框架
如上节所述，本书材料主要来源于田野调查所获得的口述史材料和地方文献。在研究方法上，笔者努力将两种资料相互联系和印证，并以文献资料为线索向报道人提问，力图梳理出长安地方的社会脉络。在资料的收集、整理和使用过程中，无论是报道人口述的历史还是记录于碑文、宗谱或传记的事件，其中总有一些重要而有影响力的人物出现，由此，地方精英作为一个群体从笔者所了解和观察到的历史事件中逐渐浮现出来。清季民国时期长安的地方精英包括富商、绅士、文化精英、武装领袖等群体，他们在地方社会的商业、地方公益、社会控制、民间信仰仪式等方面分别有近乎完全的掌控能力。基于以上田野观察，我们将以清代开辟“新疆”、咸同离乱、清末新政，以及民国时期的“民十”动乱、地方沦陷等对长安地区产生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为背景，对长安地方精英的活动加以叙述。长安地方精英身份具有多元性和复杂性的特点。如前所述，长安地方精英总体上可分为富商、绅士、文化精英和武装领袖，再细加分析，则富商中至少可分为外省商人和乡土商民，绅士则有“在乡”与“在镇”之别。身份各异的地方精英发挥作用的场域不尽相同，故此，在各社会领域中考察地方精英的活动及其关系网络成为本书的主要研究路径。总之，我们将以重大历史事件为时代背景，在各个场域中对地方精英的活动做具体而微的观察，以实现厘清地方社会脉络、揭示社会关系结构的目标。
书写历史的方法，一种是阶段法，即将事件依次分布于一个时段中，其中早晚会出现重大差异；另一种是发展方法，即将多种组织形式和文化类型依次分布于一个时段中，则重大差异互为因果。以民族志的方法理解地方社会结构，是研究地方史的主旨。[92]民族志方法为我们提供了第三种揭示地方社会历史图景的途径。在写作中，笔者根据材料，尽可能地综合运用阶段法和发展方法。但是，笔者仍然以民族志的方法为写作根本路径，希望能够运用以田野调查为基础的材料建构一幅近代长安地方社会的图景，然后试图从中抽离出隐藏于内、纵横交错的社会关系网络。在此基础上，笔者还希望通过与杨柳青这一具有代表性的华北市镇社会的比较研究，揭示区域结构化过程对社会关系结构的重要影响，从而能够更清晰地观察长安地区社会乃至华南区域结构特质。综合考量研究主题及所获资料，结合问题意识，本书的结构将做如下安排。
首先对长安地方社会进行总体性描述，结合研究主题，第一章侧重于对清代民国时期长安的区位优势、市镇的空间结构及人群结构等方面的论述。长安正是因为在区域中占有独特的地理优势，才能在开辟“新疆”和“盐归商办”的时代背景下异军突起，在日渐形成的区域市场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进而嬗变为市镇。与此同时，随着人的流动，地方社会的人群结构也随之发生变迁。更为重要的是，商人势力的崛起，改变了长安地方精英关系的格局。
了解了区域的结构变动状态后，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怎样把握商人进驻、市镇兴起与长安地方精英关系格局变迁之间的内在联系。从第二章的论述可知，外省商人是长安商人集团的主体，同时也是商人势力的核心。外省富商的出现实际成了清代民国时期长安地方精英关系格局变迁的动因，他们成立会馆、控制商会，努力在商业领域扩大关系网络。相对而言，乡土商民甚至官僚绅士在生计方面不同程度上依附于外省富商。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下，商贾与船民、木商与沿河村民的关系也处于动态的变化中，在此过程中，商人还是占有主导权。
面对在商场上占尽优势的外省富商，地方绅士在哪些领域上采取主动，值得我们进一步讨论。第三章中的田野调查的材料明确展示出的一个事实：清代民国时期长安富商的主导力量仅限于商业领域，在地方公益和社会控制等领域，绅士则掌握更多的话语权。绅士通常与文人群体相互交织，申办学务是绅士在地方公益领域施展权力的行动，体现了绅士的地方性；而以民众“代言人”的身份监督官商则体现了绅士关系网络中的阶层性。值得注意的是，地方绅士婚姻圈在清末之后出现闭合的趋向，这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绅士集团的单一性，使“绅商合流”更为困难。
事实上，无论是在商业领域还是在地方公益和社会控制的领域，商人和绅士的关系是合作多于对抗。但是，在民间信仰与仪式的场域中，商人和绅士间的关系则处在一种竞争状态中。信仰与仪式场域仍然具有强烈的地方色彩，故而为绅士或文化精英所掌控，而商界精英多数情况下是积极的参与者，因此，第四章所要展现的是商人与绅士在镇庙和村庙建设中的竞争和在扒龙船、调狮子等“狂欢”仪式中的“对抗”关系。
以上各章反映的是绅与商等地方精英在日常社会生活中的关系网络，其中体现的绅与商的分野显而易见。第五章则从兵匪劫掠、地方沦陷等危机情境中观察地方精英对社会关系网络的建构与运用。兵匪横行、地方离乱之时，绅士仍然彰显出地方性特征，出面组织“御匪”或“避匪”，特别是在抗战中，地方绅士更是心怀民族大义，组织各种抗日救亡运动，将“家国天下”的情怀表现得淋漓尽致。相较而言，商界精英则以家资为计，不得不以保护家资为先，以避难为主。
上述五章整体上所展现出来的是一个身份边界相对明晰的精英集团。虽然各类精英在社会领域上相互渗透，但各自始终掌握着既有领域的主动权，同时，商人与绅士的身份也很少重合，因此，结语部分希望在比较研究的视野下对以长安为中心的市镇社会所呈现的“绅商分野”做一些缕析。以精英关系网络为参照，通过比照华北地区以“绅商合流”为特质的市镇社会，长安作为华南地区的一个市镇，其绅商分野的社会关系结构即体现了区域的特殊性。从区域比较研究的角度分析，区域结构化过程的不同是导致区域社会关系网络差异的关键原因之一。
[1] 周泓：《群团与圈层——杨柳青：绅商与绅神的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148页。
[2] 任放：《近代市镇研究的回顾与评估》，《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3期。
[3] 任放：《二十世纪明清市镇经济研究》，《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
[4] 参见〔日〕石原润《定期市之研究：机能与构造》，名古屋大学出版社，1987；〔日〕山根幸夫《明清华北定期市之研究》，汲古书院，1995；〔日〕加藤繁《清代村镇的定期市》，王兴瑞译，《食货》第5卷第1期，1937年。
[5] 〔日〕加藤繁：《清代村镇的定期市》，王兴瑞译，《食货》第5卷第1期，1937年。
[6] 傅衣凌：《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经济的分析》，《历史教学》（高校版）1964年第5期；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中华书局，2008，第229～232页。
[7] 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第1、73、120页。
[8] 参见吴承明《论清代前期我国国内市场》，《历史研究》1983年第1期；王家范《明清江南市镇结构及历史价值初探》，《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1期；樊树志《明清长江三角洲的市镇网络》，《复旦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2期；陈学文《明清时期江南巨镇乌青镇的经济结构》，《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2期；张海英《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商品市场功能与社会效果分析》，《学术界》1990年第3期；刘秀生《清代中期的三级市场结构》，《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1期。
[9] 樊树志：《明清长江三角洲的市镇网络》，《复旦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2期。
[10] 陈学文：《明清时期江南巨镇乌青镇的经济结构》，《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2期。
[11] 参见小田《江南乡镇社会的近代转型》，中国商业出版社，1997；单强《近代江南乡镇市场研究》，《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6期；包伟民主编《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1840～1949）》，知识出版社，1998；樊树志《江南市镇：传统的变革》，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12] 陈国灿：《论江南农村市镇的近代转型》，《浙江学刊》2004年第5期。
[13] 参见李正华《乡村集市与近代社会——20世纪前半期华北乡村集市研究》，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龚关《近代华北集市的发展》，《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1期；王庆成《晚清华北的集市和集市圈》，《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4期；钟文典《广西近代圩镇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另外，杜赞奇、黄宗智关于华北农村的论著也从不同的角度对市镇做了有益的探讨，参见〔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美〕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2000。
[14] 陈炜：《近代西南民族地区城镇商业市场网络的传承与嬗变——以广西为例》，《广西民族研究》2008年第1期。
[15] 刘爱新：《近代城镇经纪业与广西民族经济融合》，《学术论坛》2006年第5期。
[16] 参见范毅军《明清江南市场聚落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新史学》第9卷第3期，1998年；巫仁恕《明清市镇圩集研究的回顾与前瞻》，《九州学刊》第5卷第3期，1993年；任放《二十世纪明清市镇经济研究》，《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任放《近代市镇研究的回顾与评估》，《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3期。
[17] 参见赵世瑜、孙冰《市镇权力关系与江南社会变迁——以近世浙江湖州双林镇为例》，《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2期；刘永华《墟市、宗族与地方政治——以明代之民国时期闽西四保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樊树志《江南市镇的民间信仰与奢侈风尚》，《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曹树基《光绪年间云南鼠疫流行模式——以市镇与村庄为基础的研究》，《历史人类学学刊》第1卷第1期，2003年。
[18] 任放：《中国市镇的历史研究与方法》，商务印书馆，2010，第72页。
[19] 任放：《中国市镇的历史研究与方法》，第42页。
[20] 费孝通：《江村经济》，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
[21] 杨庆堃：《邹平市集之研究》，硕士学位论文，燕京大学，1934。
[22] 李亦园：《一个移殖的市镇——马来亚华人市镇生活的调查研究》，正中书局，1985。
[23] 庄英章：《林圯铺：一个台湾市镇的社会经济发展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24] 〔美〕萧凤霞：《传统的循环与再生——小榄菊花会的文化、历史与政治经济》，《历史人类学学刊》第1卷第1期，2003年。
[25] 周泓：《群团与圈层——杨柳青：绅商与绅神的社会》。
[26] 周泓基于市镇杨柳青的研究，共列出以下13个理论对话点：（一）关于施坚雅“集市”与市镇类型；（二）关于市镇与村庄认同点；（三）关于文化资本和文化生成；（四）关于民间信仰；（五）人类学宗族研究与传统研究内容的补充；（六）社会记忆镜像重构；（七）中心与边缘；（八）底层与精英；（九）权威：权与势；（十）小历史与大历史；（十一）国家与社会之关系类型；（十二）社会史与历史人类学；（十三）社会进化与经济文化类型。参见周泓《群团与圈层——杨柳青：绅商与绅神的社会》，第449～457页。
[27] 参见〔美〕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史建云、徐秀丽译，虞和平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第7页；〔美〕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叶光庭等译，陈桥驿校，中华书局，2000，第328页。
[28] 费孝通：《费孝通论小城镇建设》，群言出版社，2000，第88～92页。
[29] 吴滔：《清代江南市镇与农村关系的空间透视——以苏州地区为中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第17页。
[30] 吴晗：《论绅权》《识士大夫》，载吴晗、费孝通等《皇权与绅权》，观察社，1948，第49、66页。
[31] 费孝通：《中国绅士》，惠海鸣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第12页。
[32] 傅衣凌：《中国传统社会：多元的结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3期。
[33] 胡庆钧：《论绅权》，载吴晗、费孝通等《皇权与绅权》，第119～129页。
[34] 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李荣昌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
[35] 〔美〕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范忠信、晏锋、何鹏译，法律出版社，2011，第282、283页。
[36] Ping-ti Ho，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perial China，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2，pp.53-54.
[37] 〔美〕魏斐德：《中华帝制的衰落》，邓军译，黄山书社，2010，第30～32页。
[38] 李猛：《从“士绅”到“地方精英”》，《中国书评》1995年总第5期。
[39] 〔美〕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第396页。
[40] Joseph W.Esherick and Mary Backus Rankin，Chinese Local Elites and Patterns of Dominance，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0，p.140.
[41] 陈世荣：《国家与地方社会的互动：近代社会菁英研究典范与未来的研究趋势》，《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4期，2006年。
[42] 程歗：《社区精英群的联合行动——对梨园屯一段口述史料的解说》，《历史研究》2001年第1期。
[43] 王笛：《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第3页。
[44] Joseph W.Esherick and Mary Backus Rankin，Chinese Local Elites and Patterns of Dominance，p.147.
[45] 李培林等：《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社会科学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第88页。
[46] 〔美〕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第267页。
[47] 〔美〕孔飞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谢亮生、杨品全、谢思炜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第3、4页。
[48] 〔美〕萧邦齐：《九个世纪的悲歌——湘湖地区社会变迁研究》，姜良芹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49] 〔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第5页。
[50] 王先明：《变动时代的乡绅——乡绅与乡村社会变迁（1901～1945）》，人民出版社，2009，第360页。
[51] 王先明：《变动时代的乡绅——乡绅与乡村社会变迁（1901～1945）》，第365页。
[52] 唐力行：《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商务印书馆，2003，第300页。
[53] 朱英：《近代中国商人与社会》，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
[54] 唐力行：《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第317页。
[55] 陈支平：《民间文书与明清东南族商研究》，中华书局，2009，第20页。
[56] 黄德海：《变迁——一个中国古村落的商业兴衰史》，人民出版社，2006。
[57] 钟文典主编《广西近代圩镇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58] 侯宣杰：《清代广西边疆的商人迁移与城镇商业经济开发》，《传承》2010年第2期。
[59] 陈炜：《近代广西境内的商贾》，《贵州文史丛刊》2003年第4期。
[60] 卜奇文：《论明清粤商与广西圩镇经济的发展》，《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
[61] 黄滨：《近代粤港客商与广西城镇经济发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第7页。
[62] 对于中国“关系本位”，梁漱溟写道：“吾人亲切相关之情，发乎天伦骨肉，以至于一切相与之人，随其相与之深浅久暂，而莫不自然有其情分。……伦理关系，即是情谊关系，亦即是其相互间的一种义务关系。伦理之‘理’，盖即于此情与义上见之。”参见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第72页。
[63] 梁漱溟：《中国文化的命运》，中信出版社，2010，第166页。
[64] 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第29页。
[65] 〔英〕常向群：《关系抑或礼尚往来？江村互惠、社会支持网和社会创造的研究》，毛明华译，辽宁人民出版社，2009，第231页。
[66] 张顺、郝雨霏：《从社会关系、社会资本到关系社会学——“关系社会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
[67] 邓伟志、秦琴：《寻找卡尔·波兰尼的“互惠经济”——关于市场转型理论研究范式的探讨》，《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
[68] 〔美〕阎云翔：《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李放春、刘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第44页。
[69] 〔英〕常向群：《关系抑或礼尚往来？江村互惠、社会支持网和社会创造的研究》，第221～225页。
[70] 〔美〕杨美慧：《礼物、关系学与国家：中国人际关系与主体性建构》，赵旭东、孙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第253页。
[71] 参见〔美〕阎云翔《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第16页；孙立平《关系、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社会学研究》1996年第5期。
[72] 孙立平：《关系、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社会学研究》1996年第5期。
[73] 〔美〕顾德曼：《民国时期的同乡组织与社会关系网络——从政府和社会福利概念的转变中对地方、个人与公众的忠诚谈起》，《史林》2004年第4期。
[74] 安涛：《干巷：明清以来江南一个移民市镇的社会关系网络》，《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
[75] 周茶仙：《元代陆学士人的日常空间与社会关系网络——以李存〈俟庵集〉为中心的考察》，《江西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76] 陈炜：《近代边疆民族地区城乡商业经济发展中的社会人际关系网络——以广西为例》，《青海民族研究》2009年第2期。
[77] 包亚明主编《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包亚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第142页。
[78] 刘志伟、孙歌：《在历史中寻找中国：关于区域史研究认识论的对话》，东方出版中心，2016，第107～109页。
[79] 〔美〕萧凤霞、包弼德等：《区域·结构·秩序——历史学与人类学的对话》，《文史哲》2007年第5期。
[80] 〔美〕萧凤霞、包弼德等：《区域·结构·秩序——历史学与人类学的对话》，《文史哲》2007年第5期。
[81] 科大卫：《告别华南研究》，参见华南研究会编《学步与超越：华南研究会论文集》，文化创造出版社，2004。
[82] 施添福：《区域地理的历史研究途径——以清代岸里地域为例》，参见黄应贵主编《空间、力与社会》，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1995，第40页。
[83] 〔美〕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第329页。
[84] 张应强：《木材之流动：清代清水江下游地区的市场、权力与社会》，三联书店，2006，第9页。
[85] 黄应贵：《人类学的视野》，群学出版有限公司，2006，第163、199页。
[86] 道光《广西融县志》卷一。
[87] 近代广西四大名镇分别为长安镇、怀远镇、八步镇和容州镇。
[88] 数据由长安镇政府办公室提供。
[89] “家门”泛指有同一个祖先的人，但不具体到某一代。
[90] 〔美〕大卫·费特曼：《民族志：步步深入》，龚建华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07，第4页。
[91] 〔美〕马歇尔·萨林斯：《“土著”如何思考——以库克船长为例》，张宏民译，赵丙祥校，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第203页。
[92] 〔美〕克利福德·格尔兹：《尼加拉：十九世纪巴厘剧场国家》，赵丙祥译，王铭铭校，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第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