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朱熹的道统观与师道观

一般认为，对“道统”一词进行最严密周详的哲学讨论的学者，首推朱熹（1130～1200）。但就字面而言，最早在唐代就有人使用“道统”一词。宋人使用此语者有李若水（1093～1127）、刘才邵（1086～1158）、李流谦（1123～1176）、秦桧（1090～1155），都早于朱熹。[1]

但在思想意义上接近于朱熹道统说的观点，则从韩愈开始已经屡屡被提出，周敦颐、张载、二程则正式提出了道统说[2]，朱震（1072～1138）于绍兴六年（1136）所上的奏札[3]，正面提出二程是直接孟子不传之学，这是南宋复兴程学最早的宣言。[4]乾道八年（1172），李元纲《圣门事业图》的第一图《传道正统图》已初具理学道统观的基本要素。到了朱熹《中庸章句序》，则正式提出了理学意义上的“接夫道统之传”。此后，黄榦（1152～1221）在《朱文公行状》中说：“窃闻道之正统，待人而后传。自周以来，任传道之责，得统之正者，不过数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5]则“道统”即“道之正统”。这样一来，儒学道统说必然建筑于两个基点之上：何为“道之正”，何为“道之统”。

“道之正”主要回答什么是道之本体的问题。而每一种新的道统观论说的出现，都是因为对道之本体的认识发生了突变，遂根据新的认知对道统谱系进行新的厘定和判教。

“道之统”，则指道在历史时空中呈现的传承脉络，这一脉络表现为学者的谱系，即黄榦所谓“待人而后传”。“道”如果只是保存于经典之中，那么就不能称之为“传”。只有经典中的“道”被人所发掘、弘扬、传播，“道之正统”才获得了延续和新生。黄榦进一步指出，道统之内，“而能使斯道章章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既能“明道”又能够“传道”“弘道”者只有一二人，朱熹即其一。

但是，“道之统”与“道之正”是什么关系呢？陈荣捷教授认为：“道统之绪，在基本上乃为哲学性之统系而非历史性或经籍上之系列。进一步言之，即道统之观念，乃起自新儒学发展之哲学内在需要。”[6]据此，“道统”的确立，并不以历史上实际发生过的人际关系，或者文献记载为根据，而是根据构建道统者本人的哲学思想，选取历史上的人物组成道统谱系的人物，这样一来，道统谱系中各个传道者的思想观点必然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延续性。

1982年，刘述先先生发表了《朱子建立道统的理据问题之省察》，比较系统地发挥了陈荣捷先生关于朱子学道统的哲学性本质的论说，指出道统成立的真正基础在于此心此理之体认[7]，他还具体论证了程朱理学与先秦儒学之间的确有一种本质性的关联：“我们至少可以说，宋儒是在不违背孔孟的基本精神之下，受到佛老的冲击，所发展出来的一套新儒家的思想。”[8]根据这套思想标准，宋儒把某一些思想包含在道统的范围内，或排拒在道统之外：“这一个标准即是宋儒体证得最真切的内圣之学。”这样一来，“从纯考据的观点看，道统的观念显然是难以成立的”[9]。不过，只要认识到“道统”“根本不是知识的对象，知识信仰的对象”，那么道统自然可以成立：

而且，在这样的精神的主导之下，客观的学统是不可能建立起来的。然而我们必须了解，道统与学统本原于两个不同的层面。若由纯道统的观点来看，我们只能够问，生生之仁的体证反映了生命的真理，其余有关考古、历史、考据的问题，都不是十分相干的问题。[10]

刘先生所谓“客观的学统”当指学者之间的授受关系，毫无疑问，朱熹所提出的道统谱系中，有多个环节是断裂的、跳跃的，特别是从孟子到二程之间，长达千余年的空缺。陈荣捷先生也指出，道统说的哲学性决定了其“非历史性或经籍上之系列”，那么是否可以说道统的“道之正”并不需要任何文献的依据呢？刘述先先生对此做了一个很谨慎的分辨：

如果以宋学为标准，则内在中心的体证是最重要的一件事，章句的解释其余事耳。学问的目的是在见道，其目的本不在词章记诵，更不在客观的饾饤考据的工作。始于文字的解释，一以主观的体验为基础，故此对文义的引申，不只不当做一种错误或过失，反而被当作一种慧解的印证看待。……这样的解释可能越出了古典的原义，正如海德格所谓的doing violence to the text，但却不一定违反原典的精神。而慧识的传递，比章句的解释，对宋儒来说，显然是有远更重要的价值。[11]

宋儒面对先秦的文本，一开始由文字的解释而入，接着又以主观的体验为基础，故所引申出来的是见解可能不符合文本的“原义”，但这是“慧解的印证”，不应该被当作是一种错误或过失。

从陈荣捷先生到刘述先先生，朱熹道统说是以心的主观体证为依据，对经典文本进行再解释，从而形成一套哲学性的标准，再根据这套标准对历史上的人物和文献进行拣择、筛选，形成道统谱系。这样一来，显然是“道之正”塑造了“道之统”。

1981年，狄百瑞（de.Bary）教授出版了《道统与心性》一书，通过对程颐《明道先生墓表》的解读，对理学道统观做了三点概括：第一，道必须是长期失传；第二，它的再发现有赖于圣贤（inspired individual）；第三，道的每一次再发现都是为了对抗文化上的敌人，譬如佛教。[12]

到了2003年，余英时先生出版了《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在此书的《上篇·绪说》中，他对陈荣捷先生主张的“道统之绪，基本上乃为哲学性统系而非历史性或经籍性上之系列”进行了批评，指出朱熹虽然赋予了道统哲学的内容，但陈氏没有注意到《中庸章句序》中存在“道统”“道学”两个不同的概念。[13]余先生认为，根据朱熹在《中庸章句序》中的观点，他有意将“道统”和“道学”划分为两个历史阶段：自“上古圣神”至周公是“道统”的时代，其最显著特征为内圣与外王合而为一。周公以后，内圣与外王已分裂为二，历史进入另一阶段，这便是孔子的“道学”时代。宋代周、张、二程所直接承续的是孔子以下的“道学”，而不是上古圣王代代相传的“道统”。[14]换言之，北宋理学所继承的并非“道统”而是“道学”。譬如撰于淳熙八年（1181）的《书濂溪光风霁月亭》称赞周敦颐：“承天畀，系道统。”[15]余先生认为朱熹在淳熙八年（1181）时对道统和道学的分辨尚不清晰；而到了淳熙十年（1183），朱熹对“孔子所传与周、程所继者称之为‘道学’”这一点确定无疑；至淳熙十二年（1185）、十三年（1186）改定《中庸章句序》时，这两个重要观念的分野被完全厘清了。[16]不过，余先生显然没有注意到，淳熙十二年（1185）之后，朱熹的著作、语类中多次提到了孔子以下至北宋周、张、程诸儒乃是得“道统之传”，也就是说，在任何时期、任何语境下，朱熹都没有做出下列区别，即以周公为界，将周公以前列圣对“道之本体”的传承称为“道统”，且此“道统”是内圣外王合一的；把周公之后孔子对“道之本体”的传承称为“道学”，且此“道学”为有内圣而无外王的。[17]

尽管余先生难以令人信服地证明，朱熹的道统观的本质是“回向三代”、重建人间秩序，但是他做了这样一个重要提示：朱熹对“道”曾经行于尧舜三代的传说深信不疑[18]，因此，朱熹在《中庸章句序》中的道统论述也是一种历史论述，而不仅仅是哲学论述。事实上，如果单纯将朱熹的道统论述定义为哲学论述，确与朱熹本人的理解存在较大的出入；但传道者与传道者之间又确乎存在千余年的历史间隔，如果不采取主观的哲学性论述，又如何论证其道统的历史性和客观性呢？下文围绕朱熹道统论述形成的渊源，梳理自孔孟到北宋理学诸儒的道统观，进而分析朱熹《中庸章句序》如何进行哲学性论证和历史性论证，建立道统的“学统模式”和“师统模式”，并提出自己对于传道方式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