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结

朱门弟子围绕语录编纂的争论，就其本质而言，乃是朱子学内部的学统与师统之争。

第一章的分析已经指出，朱熹始终致力于弥合著作和门人的张力，而且最终确立了高度学统化的、贯穿了文本建设的师道理论。可是朱熹去世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与二程不同，朱熹既留下了篇幅庞大的著作和语录，也留下了一个规模不小的门人弟子群体。如果以朱熹思想为“道体”的话，那么传道的途径就分成了著作和门人两个渠道，其中著作代表了学统，门人代表了师统。而门人弟子为了强调自身的重要性，也就必然强调师统的重要性，强调“道”只能在师徒授受统绪中得到传承，师统成为道统之传的唯一形式，朱熹弟子度正“师焉者，道之所在；而门人弟子者，所以承斯道而传之者也”的言论，即是明证；同时，师徒授受关系中的每一代传人都成为传道者，朱熹去世后社会上对“道南正脉”的吹捧使得杨时、罗从彦、李侗都获得了传道者的地位，就反映了这一点。在语录编纂之争中，语录的记录者基本上是朱熹的亲传弟子（极少数为来访辩论的浙学、陆学人士），谁记录的语录能够进入《池录》，其在《池录》中的地位如何，便成了在师统中地位高下的标志，故黄榦对语录的编排极为慎重，也许是因为他已经看到了其中所隐含的师承谱系。

师统崇拜的勃兴对于朱子学的伤害是深远而巨大的。它首先排斥了未曾亲炙朱熹的朱子学人士，贬低了这一批人的历史地位，而历史事实是，嘉定更化中，有机会、有意愿、有能力为朱熹和朱子学平反而奔走呼号的恰恰是这些人：李道传、真德秀、魏了翁。其次，师统崇拜把对朱熹思想的理解局限于门人弟子的传授，而忽视了研读朱熹著作文本。正是看到这些弊病，魏了翁在《简州四先生祠堂记》（撰于宁宗嘉定十三年，1220）中写道：

逮伊洛诸儒，先奋乎千载之下，倡明此理，则士往往惊怪，以是为一家之学，不知尧舜三代之相传，孔、颜、曾、孟之所事，固未尝外此，诸儒先特表而出之，以嗣往开来耳，非其实始为此，以自标表，且教人以其所无者也。于是士欢然相谓曰：吾今知非伊洛之学，而洙泗之学也；非洙泗之学，而天下万世之学也。[82]

极端师统崇拜下的朱子学就会沦落为“一家之学”，而不是“天下万世之学”。当然，道学是“天下万世之学”这一命题，不是魏了翁孤明先发，早在绍熙元年（1190）刘光祖就提出“道学非程氏私言”[83]，而魏了翁此番重申，可能是有感于自身在朱熹统绪上地位不高，故在满朝吹捧朱子门人之时，感触尤深。果然，魏了翁此文流传之后，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参知政事曾从龙、朱子学人士洪咨夔都致书魏了翁，表示热烈的支持。魏了翁在回复曾从龙的信中，将此文的针对性明白道破：“《四先生祠记》，不谓亦关听览，至蒙奖借。盖迩来学者之病诚然，不但学者，虽朝廷褒儒录后，大率若此。”[84]“褒儒”就是赐谥，“录后”就是赐予道学家子孙官职。值得注意的是，魏了翁本人就在嘉定九年（1216）为周敦颐、二程请谥，但是到了嘉定十三年（1220），他开始对这种行为感到厌倦。因为，这种行为尊崇的是具体的传道者，以及传道者的门人和子孙，而道统固然可以通过具体的人来传承，但围绕这些具体的传道者所形成的师徒关系、血缘关系则与道统并无必然联系，因此为了尊崇道而尊崇具体的传道者和他的门人子孙，可谓买椟还珠。何况，在没有传道者的情况下，“道”可以通过经典的流传而得到保存与传播，即通过学统延续道统。魏了翁未能亲炙朱熹，但他通过学习朱熹的著作或向朱熹门人请教而皈依了朱子学，对他来说，朱子学学统的重要性绝不亚于师统。

幸运的是，以黄榦、陈淳为代表的朱门高足，没有受到世俗功利的引诱而夸大自身的重要性，他们坚持以朱熹著作文本为继承朱熹思想的首要权威，语录则等而下之，坚持要从字面上严格地遵守朱熹的教导，反对随意“创新”，违背朱熹的教导。在他们的坚持下，朱子学的师统与学统这两翼勉强保持了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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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一十四，第七册，页2754～2755。

[2]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第一册，页15。

[3] 叶绍翁：《四朝闻见录》丁集“庆元党”，中华书局，1989，页149～150。

[4] 刘弥正：《晦庵先生朱文公覆谥议》，李心传《道命录》卷八，《丛书集成初编》册3343，页93。

[5] 刘弥正：《晦庵先生朱文公覆谥议》，李心传《道命录》卷八，《丛书集成初编》册3343，页94。

[6] 刘弥正是莆田人，卒于嘉定六年（1213），官至吏部侍郎，生平见叶适《故吏部侍郎刘公墓志铭》（《叶适集·水心文集》卷二十，中华书局，1961，页387～391），但叶适没有提及“去忠存文”之事。刘弥正的父亲刘夙的墓志铭也是叶适所作，见《著作正字二刘公墓志铭》（《叶适集·水心文集》卷十六，页301～306），可见叶刘两家关系亲密。

[7] 叶绍翁：《四朝闻见录》甲集“朱赵谥法”，页44。

[8] 《宋史全文》卷三十，嘉定元年（1208）十月，下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页2075。

[9] 按：杜海军《吕祖谦年谱》根据《泮宫礼乐疏》卷二、《浙江通志》卷一百七十六记载考证吕祖谦在嘉熙二年（1238）改谥“忠亮”（中华书局，2007，页298）。今检《宋史全文》嘉熙二年（1238）五月乙酉条，赐吕祖谦谥忠亮“谥祖谦曰忠亮”（卷三十三，下册，页2228）。可见终南宋一朝，吕祖谦没有改谥过。

[10] 脱脱等：《宋史》卷四百二十七《道学一·张载》系在嘉定十三年（1220）（第三十六册，页12725，中华书局，1977），但与《道命录》记载抵牾。

[11] 李心传：《道命录》卷九，《丛书集成初编》册3343，页113～114。

[12] 关长龙：《两宋道学命运的历史考察》，学林出版社，2001，页434。

[13] 脱脱等：《宋史》卷四十六《度宗本纪》，第三册，页897。

[14] 邓庆平：《黄榦的朱学道统论》，陈来、朱杰人主编《人文与价值——朱子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暨朱子诞辰880周年纪念会论文集》，页405。

[15] 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三十四《朱子行状》，页705。

[16] 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三十四《朱子行状》，页423。

[17] 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三十四《朱子行状》，页425。

[18] 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三十四《朱子行状》，页703。

[19] 参顾宏义《“吾道南矣”说的文献学考察》，见陈来、朱杰人主编《人文与价值——朱子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暨朱子诞辰880周年纪念会论文集》，页366～381。

[20] 朱熹：《晦庵集》卷八十七，《朱子全书》第二十四册，页4064～4065。

[21] 朱熹：《晦庵集》卷八十六，《朱子全书》第二十四册，页4050。

[22] 朱熹：《晦庵集》卷八十六，《朱子全书》第二十四册，页532。

[23] 朱熹：《晦庵集》卷九十七，《朱子全书》第二十五册，页4520。

[24] 陈来：《朱子哲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页71。朱熹与李侗的思想差异在《延平答问》中已经表现得非常明显，相关分析见《朱子哲学研究》第二章“朱子与李延平”。

[25] 朱熹：《晦庵集》卷九十七《延平先生李公行状》，《朱子全书》第二十五册，页4520。又卷八十七《祭延平李先生文》：“进未获施，退未及传。殉身以殁，孰云非天！”（《朱子全书》第二十四册，页4065）

[26] 朱熹：《晦庵集》卷九十七《延平先生李公行状》，《朱子全书》第二十五册，页4520。

[27] 罗从彦：《豫章文集》卷十七，《文渊阁四库全书》册1135，页777。参见顾宏义《“吾道南矣”说的文献学考察》，陈来、朱杰人主编《人文与价值——朱子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暨朱子诞辰880周年纪念会论文集》页379～381。

[28] 杨栋：《请谥罗李二先生状》，《豫章文集》卷十五，《文渊阁四库全书》册1135，页766。

[29] 罗从彦：《豫章文集》卷十五，《文渊阁四库全书》册1135，页767。

[30] 刘宰：《漫塘集》卷六《回汤德远（镇）》，《文渊阁四库全书》册1170，页363。

[31] 叶绍翁：《四朝闻见录》丁集“庆元党”，页150。

[32] 叶绍翁：《四朝闻见录》乙集“洛学”，页48。

[33] 周密：《癸辛杂识》，中华书局，1988，页115。

[34] 周密：《癸辛杂识》，页116。

[35] 度正：《性善堂稿》卷七《上费尚书书》，《文渊阁四库全书》册1170，页202。

[36] 真德秀：《西山文集》卷二十九《论语详说后序》，《文渊阁四库全书》册1174，页450。

[37] 杨栋：《请谥罗李二先生状》，《豫章文集》卷十五，《文渊阁四库全书》册1135，页766。

[38] 刘将孙：《豫章先生遗稿跋》，《豫章文集》卷十六，《文渊阁四库全书》册1135，页775。此文撰于元成宗元贞二年（1296）。

[39] 〔美〕贾德讷：《宋代的思维模式与言说方式——关于“语录”体的几点思考》，〔美〕田浩（Hoyt Cleveland Tillman）编《宋代思想史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页410。

[40] 〔美〕贾德讷：《宋代的思维模式与言说方式——关于“语录”体的几点思考》，〔美〕田浩（Hoyt Cleveland Tillman）编《宋代思想史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页418。

[41] 朱熹：《晦庵集》卷三十七《答韩无咎》，《朱子全书》第二十一册，页1624。

[42] 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二十《书晦庵先生语录》，页513。

[43] 此据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附录·朱熹著述考略》，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页1453～1458。

[44] 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二十《书晦庵先生语录》，第页513。

[45] 黄士毅：《朱子语类后序》（嘉定十二年，1219），《朱子语类》第一册，页8。

[46]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第一册，页3。今本《勉斋集》元李性传所引此信。

[47] 参见邓艾民《朱熹与朱子语类》，《朱子语类》第一册，页8～9；姚瀛艇《黄士毅与朱子语类》，《河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4期。

[48] 度正：《性善堂稿》卷五《权夔宪举亚夫遗逸奏状》，《文渊阁四库全书》册1170，页186。

[49] 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十四《与李贯之兵部书·一》，第450页。

[50] 方彦寿：《朱熹书院与门人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页137。

[51]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朱子语录姓氏》，页13～15。

[52]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朱子语录姓氏》第一册，页18。

[53] 陈文蔚：《克斋集》卷五《答清江张元德书》，《文渊阁四库全书》册1171，页39。

[54] 陈文蔚：《克斋集》卷五《与徐崇甫校书（庚辰二月）》，《文渊阁四库全书》册1171，页38。

[55] 陈淳：《北溪大全集》卷二十七《答陈伯澡五》，《文渊阁四库全书》册1168，页715。

[56] 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七《复叶味道书·一》，页374。

[57] 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十四《与李贯之兵部书·一》，页450。

[58] 黄士毅：《朱子语类后序》，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第一册，页7。

[59] 李性传：《饶州刊朱子语续录后序》，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第一册，页3～4。

[60]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一，第八册，页2920。

[61] 朱熹：《晦庵集》卷四十九《答滕德粹》（“所问祷祠之惑”），《朱子全书》第二十二册，页2273。

[62] 朱熹：《晦庵集》卷五十八《答丁宾臣》（“十二月十一日”），《朱子全书》第二十三册，页2801。

[63]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第七册，页2911。

[64] 朱熹：《晦庵集》卷六十四《答李好古》，《朱子全书》第二十三册，页3127。

[65] 陈文蔚：《克斋集》卷四《与李敬子教授书（甲子冬）》，《文渊阁四库全书》册1171，页31。

[66] 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十五《与陈子华书》，页460。按：《全宋文》卷六五四八编者认为此段元本误接在此，正确位置应在同卷《复王幼学书》中（《全宋文》第288册，页205），录以备考。

[67] 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十五《复林自知》，页467。

[68] 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二十六《舜禹传心、周程言性二图辨寄黄子洪》，页589。

[69] 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六《复胡伯量书·二》，页372。

[70] 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六《复李公晦书·三》（“所拟近思数条”），第377页。

[71] 何俊：《南宋儒学建构》，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第351页。

[72] 陈淳：《北溪大全集》卷二十五《答郭子从一》，《文渊阁四库全书》册1168，页697。

[73] 《论孟精义》共三十四卷，包括《孟子精义》十四卷、《论语精义》三十卷，初名“要义”，后改“精义”，再改名“集义”，皆为一书。参见束景南《朱熹著述考略》，《朱熹年谱长编》，第1446页。

[74] 陈淳：《北溪大全集》卷二十八《与陈伯澡论李公晦往复书》，《文渊阁四库全书》册1168，页723。

[75] 陈淳：《北溪大全集》卷二十三《答李公晦三》，《文渊阁四库全书》册1168，页684、685。

[76] 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六《复李公晦书·二》，第376页。

[77] 引文见《文渊阁四库全书》册705，页79～84。

[78] 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六《复胡伯量书·一》，页371。

[79] 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二十六《舜禹传心、周程言性二图辨寄黄子洪》，页589。

[80] 朱熹关于“人心”“道心”之论述的前后变化，亦见陈来《朱子哲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页230。

[81] 陈淳：《北溪大全集》卷三十九《（答陈伯澡）问子张问政章注》，《文渊阁四库全书》册1168，页813。

[82] 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四十二《简州四先生祠堂记》，《四部丛刊初编》册205，商务印书馆，1922年，页10。

[83] 脱脱等：《宋史》卷三十六《光宗本纪》，第三册，页698。

[84] 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三十四《答曾参政（从龙）》，《四部丛刊初编》册205，页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