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明代内库规制考述
一 明代以前的内库沿革
众所周知，宫廷库藏的形成必然以作为权力中心的宫室存在为前提。关于宫室的起源，《孟子注疏》引《白虎通》释曰：“黄帝始作宫室，是知，巨室则大宫也。”[1]但此说并不足以成为确证，一方面，注疏为汉代以来所作，时隔久远，其中不排除传说成分；另一方面，实证依据不足。从目前田野考古资料来看，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宫殿遗址为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发掘于河南偃师二里头三期早商宫殿遗址。[2]值得注意的是，在一号宫殿遗址内北侧发现有用于储物的窑穴设施。[3]21世纪初，在河南安阳洹北商城的商代中期宫殿基址中发掘出夯土台基式的西厢建筑。关于该建筑的功能，杜金鹏指出：西厢即为廪台，为宫殿储物场所。[4]据《史记·殷本纪》记载：“（纣王）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甲子日，纣兵败。纣走入，登鹿台，衣其宝玉衣，赴火而死。”[5]另《逸周书·克殷解》云：武王伐纣，战于牧野，“商师大崩，商辛奔内，登于鹿台之上，屏遮而燔于火。”[6]由“入”“内”二字推断，鹿台应置于宫内。而集解，徐广曰：“‘鹿’一作‘廪’”[7]，可见“鹿台”即“廪台”，为商纣王时的宫廷储物之所。因此见得，随着国家权力的集中和社会财富的分化，宫廷储备作为宫室体制的必要设置，至少在商代已出现雏形，且从商代宫储建筑的型制来看，经历了由地下窑穴向地面夯土台基的革命性变革。
西周随着奴隶制国家建制的日趋完备，宫库已经作为一种制度成为家国财政的重要组成。所谓“从古财用之政，莫备于《周礼》”。[8]据该书《天官·冢宰下》记载：太府之下，设“玉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货贿之。……内府，掌受九贡、九赋、九功之货贿、良兵、良器，以待邦之大用”。对此东汉郑康成注曰：“内府主良货贿，藏在内者。”又宋人王舆之案：“内府非天子私藏之所，以其在库门内耳！”陈君举亦云：“玉府，内库。掌天子器用、财贿、燕私之物，及受贡献以备赏赐，此帑藏之在宫中者，而列于太府之下，与凡治藏之官无异，以见王者以天下为家，贡赋之入，无彼此之殊。”[9]据此可见，就布局而言，玉府、内府均位于宫廷以内，属于内藏系统。但二府在管理及职能上并非专属天子私藏，一方面，玉府、内府并未脱离国家财政管理系统，受外臣太府管辖；另一方面，在先秦公私一体的单一财政体制下[10]，玉府、内府与外府一样，除供御之外，还需作为公库承担国家财政职能。
与西周公私一体的财政体制不同，战国以来随着中央集权官僚体制的形成，国家财政开始脱离皇（王）室财政自成一体。[11]秦迄西汉，为供给日趋庞大的宫室消费，在管理国家财政的大司农（治粟内史）外，另添设少府一职，专“掌山海池泽之税，以给共养”。[12]韦昭注云：“少府，天子私所，给赐经用也，公用属大司农。”[13]颜师古曰：“大司农供军国之用，少府以养天子也。”[14]可见少府、大司农（治粟内史）分别代表汉王朝的私用与国用两种不同财政设置。元鼎二年（前115），武帝为强化皇室财政管理，于少府职内分立水衡都尉，专掌铸钱和上林苑事宜，其收入仍作为私藏，由天子支配。东汉应劭言及：“水衡与少府皆天子私藏耳！”[15]元帝时，钱入少府、水衡者共计四十三万万，入都内者四十万万。[16]都内为大司农属官，掌管国家财政收入，而从少府、水衡掌管的财富数额来看，甚至超过了都内财富，足见西汉帝室财政的庞大规模。
东汉虽然承袭了西汉少府等机构设置，但对其职掌进行了较大调整。一方面，将水衡都尉并归少府，简化了皇室财政机构；另一方面，将少府的部分财源转入大司农，成为国家财政的一部分。根据《后汉书·百官志》记载：“承秦，凡山泽陂池之税，名曰禁钱，属少府，世祖改属司农。”[17] 但对于此次并入，李锦绣认为并不彻底，只是钱谷分离的趋势所致，即将少府的原掌谷物移归大司农，而少府的中藏府作为内库，仍掌有帝室财政的部分钱帛宝物。[18]中藏府是东汉的内库机构，设令一人，掌内府中币帛金银诸货物。[19]此外，为供奉后宫，东汉还于皇后大长秋处设中宫私府内库。《后汉书》志27《百官四》“大长秋”条记：“中宫私府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宦者，主中藏币帛诸物，裁衣被补浣者皆主之。”[20]值得注意的是，与之前的外臣管理宫库不同，中宫私府开始任用宦官直接管理。宦官作为古代宫闱制度的产物，兼有内臣与皇室家奴的双重身份。以家奴职掌内库，表明东汉中宫私府一定程度上脱离外廷体制监管，成为管理上相对独立的后宫私库。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长期的分裂与战乱时期，虽然受战时体制的影响，国家财政与皇室财政趋于混同，但兼具供御、储备功能的宫廷内库，从现有文献记载来看，仍然得以长期延续发展。北魏就曾置御府、内库两套内藏系统，并设有内藏曹一职进行管理。[21]在对内藏曹官员的选派上，北魏延续了东汉内臣管库的前例，如北魏文明太后的宠宦张祐就曾长期职掌内藏曹。[22]
唐宋是中国传统内库制度的重要发展阶段，在承袭秦汉原有体制的同时，随着专制皇权的进一步强化，内库作为帝王实现专制的重要财政杠杆，其职权不断扩大。据章如愚《山堂考索》记载，唐代内库始于玄宗，如载：“唐自高祖、太宗及高宗、中宗、睿宗，未尝置内库，殆至明皇，始设大盈、琼林二库，以贮四方贡献。”并认为唐代内库创建的直接推动者为天宝间户口色役使王。[23]但此说与《旧唐书》记载相矛盾，据《旧唐书》“五行志”记载：武则天证圣元年（695）“建昌王武攸宁置内库，长五百步，二百余间，别贮财物以求媚”。[24]据此可知，唐代内库至少在武则天时期已经存在，而玄宗设置的大盈、琼林两库当为后期增设。
唐前期，内库收入以进奉和左右藏（国库）支拨为主，国家财政运转也主要依托左右藏库实施。中唐以后，受政局变动及宫廷消费膨胀等因素影响，内库加大对外库的侵夺，甚者采取直接合并左藏方式来扩充财源。肃宗时，京师豪将求取左藏之财不能禁，第五琦为度支盐铁使，“乃悉以租赋入大盈内库”。[25]敬宗宝历二年（826）七月，帝以便于赏赐为由，将户部左藏库所贮金银器尽输内藏。[26]降及晚唐，作为户部财政的左右藏已基本为内库所取代。[27]而此时内库除供御之外还承担相当数额的军费、俸禄等公共支出。唐宪宗元和十一年（816）三月出内库缯帛五万匹充俸。元和十五年正月穆宗即位，以国用不足，出内库钱三十七万五千贯付度支给用。此外，对内库的管理，唐设有内府局“主中藏给纳”。内府局作为唐代宦官机构的五局之一，“局有令，有丞，皆宦者为之”。[28]中唐以来随着宦权的扩大，权宦往往将内库视为己库，直接干预内库支取。宪宗元和末，田弘正入相，李绛请出内库钱百五十万缗赐之左右，即遭宦官阻格。[29]
宋代是中国传统内库制度发展的重要阶段，虽然未曾出现中晚唐内库直接兼并外库的过激举动，但就两宋内库的规模和功能来看，均已远远超出御用范畴，更多的作为君主掌控权力的财政杠杆。从目前掌握的史料来看，宋代内库肇建于国初平定南方诸国所获的财富基础之上，乾德三年（965）太祖于讲武殿后廊别置封桩库，为宋内库之始。太平兴国三年（978）十月，太宗以“财货蓄溢，势须别置官吏”为由，分左藏北库为内藏库，并改封桩库为景福库并入其中。[30]此后因内库财源的不断拓展，为满足收贮需要，真宗时对内藏子库进行了必要扩充。景德四年（1007）增新衣库为内藏西库，大中祥符五年（1012）重修库屋，增广其地。另以香药库、仪鸾司屋益之，分为金银、珠宝香药、锦帛、钱四库。[31]仁宗康定元年（1040）又将原宜圣殿五库合并为奉宸库，“掌内中所降金银珍宝及旧出所藏秘库内物”。[32]作为北宋内库的一种延续，南宋在重建内藏库的基础上又增设御前激赏库，以备钦赐之需。同时，为保障宫中实物消费需要，宋代宫廷内还设有如袛候库、茶库、布库、尚衣库等名目繁多的内府杂库。
关于宋代内库的财源问题，马端临《文献通考》中的陈述较为清晰，“盖祖宗盛时，内藏库止是收簇给费之余，或坊场课利，不以多寡，初无定额。熙宁二年，始命三司户部判官张讽核实，讽取自嘉祐至治平十年以来输送之数，见得川路金银，自皇祐三年并纳内库，余福建、广东、淮南、江南东则各有窠名分隶。而十年之间，所入殊不等，乃诏今后并令纳左藏库，逐年于左藏库拨金三百两、银五十万两入内藏，遂为永额。”[33]据此可见，宋代内库的财源大致经历了由少到多，由无定额到定额，由计司羡余到正项窠名的不断调整。而从其财源的拓展路径来看，主要源于对原计司财源的侵夺，正如时人田况指出：“衰于公赋，输之内帑，虽异乎唐室方贡之物，然亦非邦计之羡余也。”[34]宋高宗绍兴三十二年（1162）礼部侍郎黄中叹言：“今天下财赋，半入内帑，有司莫能计其盈虚。”[35]因此，在整个宋代财政的分配格局中，内库收贮一直处于较高水平，反之，国家计司财用日渐匮乏，转而求助内库。太祖乾德至太宗淳化（963～990）的二十余年间，有司岁贷内藏，少则百万，多至三百余万者，“累岁不能偿”。[36]此外，宋代内库的职能定位也大大超出御用范畴，正如章如愚《群书考索续集》归纳，内库除御用外还包括：“军兴赏赉则用之，水旱灾伤赈济则用之，三司财用乏则助之，诸路财用乏则出以助之。”[37]如仁宗时期西北事起，军费用度“大率多取给于内藏”。[38]
宋代内库在职能定位上体现了财政分权与集权相结合的特征。一方面，以内库作为后备国库，分夺计司财权，实现财政格局的多元化；另一方面，财源上通过压缩国库扩大内库的方式，使得计司财政运作不得不依托内库，进而实现君主利用内库“以内制外”的财政杠杆职能。
宋代的内库管理基本沿用了前代的内廷监库制度，一者内库财物出纳由内侍省所辖的内东门司负责，司设勾当官四人，以内侍充任，“掌宣索库务宝货及贡献纳于内”。[39]二者极力压制外司以及流官介入库藏的实际监管。宋制：诸州上供之物，“具月帐于内东门进入，外廷不得预其事。”[40]与此同时，对部分管库外臣严格约束，宋真宗咸平六年（1003）诏：“内藏库专副以下，不得将库藏管钱帛数供报及于外传说，犯者处斩。”[41]元丰改制后，内藏、奉宸等库虽名义上划归金部、太府寺所领，但实际上外司“不过关报宝货之所入为数若干，其不足若干，为之拘催岁入之数而已，至于支用多少不得以会计，文籍舛缪不得以稽察，岁久朽腐不得以转贸，总领之者，止中官数十人”。[42]徽宗时“内侍总领内藏，予夺颛己，视户部如僚属”。[43]此外，君主直接参与内库管理亦为宋代库藏制度的一大特色。宋初太宗为实现对库藏财物的直接掌控，创置牙钱标识之法：“内藏财库，每千计用一牙钱记之。凡名物不同，所用钱色亦异，他人莫能晓，匣而置之御阁，以参验帐籍中定数。”[44]至于此法是否为后继君主沿用，限于史料已无从考证。综上所述，宋代在内库管理上体现了私藏特性，使得君主能够有效掌控内库财富，从而达到聚财于己，以内制外的目的。
元代内库大致形成于太祖至元时期，主要由内藏、左藏、右藏等库组成。[45]内藏库置于至元二年（1265），初署上都，至元十九年改迁大都。库设提点四员，从五品；大使二员，正六品；副使二员，正七品。“掌出纳御用、诸王缎匹、纳失失、纱罗、绒锦、南绵、香货诸物。”国初，另设有行内藏库，至元二十八年废革。[46]与唐宋时期左、右藏的国库地位不同，元代两库作为宫廷内藏，设置于至元十九年，各设提点四员，大使二员，副使二员，秩同内藏库。从收贮内容来看，左藏库掌收支常课，和买纱罗、布绢、丝绵、绒锦、木棉、铺陈衣服诸物；右藏库掌收支金银、宝钞、只孙、缎匹、水晶、玛瑙、玉璞诸物。三库之上设太府监进行统领，该监于中统四年（1263）创设，至元四年（1267）更为宣徽太府监，凡内府藏库悉隶焉。至元八年升格为正三品衙门，掌内府钱帛出纳之数。[47]元代，虽然兼用外臣参与库藏管理，但在实际运作中仍由宦官主导。如至元十九年（1282）十月分禁中出纳为三库，“设官吏掌钥者三十二人，仍以宦者二十二人董其事”。[48]较之宋代，元代内库的职能表现“内敛”，主要侧重于宫廷御用及赏赐层面的支出，对国家财政运作的涉足程度有所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