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学(第12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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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以后徽州祭祀礼仪的重整

——以抄本《祭神祀祖大例集记》为例

王振忠

内容提要 北岸“正月半”“八月一”祭祀,是传统时代徽州歙县南乡最为盛大的迎神赛会。每年此时“里做祭,外做戏”的热闹场景,引起了县域之内民众的极大关注。在较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北岸吴氏改造了元代以来江南流行的李王信仰,创造出具有地方特色的老、嫩李王,将之附会成南宋名将吴玠、吴璘两兄弟,并与自己的祖先建立了直接的联系,从而拉近了神明与家族的关系。围绕李王信仰,歙南形成了与之相关的求子及诞育习俗。歙县北岸的迎神赛会,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区域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及至19世纪中叶,太平天国运动席卷全国,对徽州亦影响深远。兵燹战乱之余,人们纷纷殚思竭虑地采取各类措施借以恢复、善后。其中,素重慎终追远的徽州人,对于礼仪之重整亦倾注了全力。本文从文本考证入手,结合实地考察,详细论述了抄本《祭神祀祖大例集记》的内容,并以此为基础展开分析,以期揭示徽州地方社会发展的一些侧面。

关键词 徽州 歙县北岸 祭祀礼仪 《祭神祀祖大例集记》

徽州存有目前所知国内数量最多的民间文书,其中,除了常见的土地契约之外,还有不少反映民众日常生活和社会文化的文献资料。以祭祀礼仪为例,明代编纂、出版的《祈神奏格》就极为生动地反映了民间信仰与日常生活的实态。[1]此外,近十数年来陆续发现的诸多民间日用类书中,也有不少与祭祀礼仪相关的历史文献。

数年前,笔者在安徽歙县做田野调查,承一程姓友人的帮助,获赠徽州抄本复印件《祭神祀祖大例集记》(见图1),该书内容相当丰富、翔实,颇具学术价值。以下就以此书为基本史料,探讨太平天国以后徽州祭祀礼仪的重整。

图1 抄本《祭神祀祖大例集记》书影

一 《祭神祀祖大例集记》的作者及其身份背景

《祭神祀祖大例集记》一册为光绪年间抄本,封面题“祭神祀祖大例”,扉页则书“祭神祀祖大例集记”,一作“祭神祀祖集记”,今统一将书名题作“祭神祀祖大例集记”。书前有《祭神祀祖大例集记序》,曰:

时在大清光绪二十九年岁次癸卯新春正月,是年余六十有三岁,正值恭逢正月半头,敬祭李王圣神、列圣尊神暨元宵大会灵感尊众之神,轮我太祖德鸾公支万春社下轮接下管之期。余忝属长房,理宜邀屈本社诸君会议今岁应接下管、明正轮首、引礼敬祭、应办事宜。兹于正月初六日,荷蒙诸君降舍集议,欣幸众志乐从,悉遵成例,无不踊跃,争先恐后,各任其劳,怀报神庥于万一,暨副十四年一轮之永便,□□签司,曷胜欢忭之至!余复念及诸子生长江苏,既又糊口于江、浙等处,甚属在家日少,外贸日多,里中风俗,从未见闻,祭神、祀祖大典成例,茫茫无知,余因是怀惧而恐,适及余因有吴下之行,侷促稍余,匆匆摹录《祭神祀祖大例》一篇,以冀诸子如熟悉,是余深深是望之初意,聊具粗俗寡陋几句,以为是序。

时光绪二十九年岁次癸卯仲春月吉旦

古歙溪北乡贤里延陵恩临氏志识

“延陵”系古代吴氏之郡望,故“延陵恩临氏”即吴恩临,这一点也得到书末《自用公清明》一文署名得到印证。光绪二十九年即1903年,当年吴恩临已63岁。他想到自己的几个儿子都生长于江苏,又在江浙各地务工经商,他们从未见闻家乡风俗,特别是对祭神、祀祖的相关成例更是毫无所知,所以他抄录了一份《祭神祀祖大例》,以便诸子能熟悉其中的程序。从文字表述上看,吴恩临的文化水平似乎并不太高(如“正值恭逢”一语,明显颇有重复;而“以冀诸子如熟悉,是余深深是望之初意,聊具粗俗寡陋几句,以为是序”,亦不雅驯)。

关于该书所属的地点,从上文末所署“古歙溪北乡贤里”可知,“溪北”应即歙南北岸村,而在著名的北岸廊桥之南端,迄今仍存上书“乡贤里”的横额。可见,此书反映的地点应在歙县南乡的北岸村。[2]

抄录《祭神祀祖大例》的吴恩临,属北岸吴氏“茂公”后代。据《北岸茂公祠修祠理主修谱启》载:

盖自苏垣著姓,梅里传宗,氏族之繁,遍于宇内。而新安世系,多出我少微公。历十有九世,迁大阜市者,实惟璟公,三传至赵公,更迁北岸。逮至长公,三子十孙,惟我茂公孙支之第一也,椒实蕃衍,瓜瓞绵延,在北岸支中最为昌大矣。[3]

根据相关的记载,江南吴氏溯源于太伯、仲雍,故曰“梅里传宗”。而徽州吴氏,多自称出自唐朝左台监察御史吴少微,故称“新安世系,多出我少微公”。至于北岸,此地旧称溪北,南宋宝祐末年,吴、赵二姓奠基于溪之北岸,遂为村名。其后,村落以吴姓为主体,结社曰溪北大社。始迁此处的吴璟,于南宋淳熙年间由歙西富饶迁居于歙南大阜市(亦称大佛市,今大阜桥头对面店坞)。历代繁衍,以“茂公”一支最为发达。

根据村志的记载,北岸村后有一溪,源自吴家山,经石际、弯龙坑和岔坑绵延而出,一分为二穿过村中,然后汇入村前的华源河(又称绵溪河),经大阜、五渡、安梅、狮岭下、绵溪汇入新安江。[4]除了水路交通之外,此处陆路亦雄扼南乡。在明末清初西陵憺漪子(汪淇)编纂的《天下路程图引》中,就有“杭州府由余杭县至齐云岩路”:

杭州府。……余杭县。……昌化县。……老竹岭脚。三里 老竹铺。……杞梓里。三里 齐坞。七里 苏村。……蛇坑。……郑坑口。五里 七贤。五里 方村。二里 北岸。二里 大佛。……章祁。十里 稠木岭。七里 七里头。七里 徽州府。……[5]

该条交通路线,由徽州府附郭(歙县县城)出发前往杭州方向,途中历经浙江省昌化县和余杭县,民间俗称为“走余杭”。此一路线至北岸而分,东北通旱南各乡村,东南至水南各乡村,有青石板古道横穿风雨廊桥和吴氏宗祠前。北岸廊桥为原先通往府城的徽州古道必经之路,北端桥的门柱上刻有“往府大路过桥”六个大字。上揭商编路程中的“大佛”,应即今大阜,与北岸距离仅有2里。由于地处交通要冲,北岸、大阜一带与外界的交流相当频繁,当地更有不少人前仆后继地外出务工经商,一向颇为富庶。在历史上,这一带很早就出现了富甲一方的大户。

根据族谱的记载,北岸吴氏91世的“长公”,“洪武年间,佥举富户,赴南京应天府,填实京师。永乐二年(1404),本县奉例,保充北京宛平县德胜关惜新司五厢富户,卒于正统九年(1444)甲子三月廿四日”。[6]由此可见,早在明初,北岸村就已出现了豪富之家,吴长在永乐年间曾是歙县最为富裕的八大家之一。[7]此后,茂、芳、兰、萱四支派合创“得全堂”,号称“四分厅”。在北岸,“四分出名”为人所熟知。揆诸实际,这“四分”中的生意人多,做官的人也较多。其中,明代嘉靖年间吴宗枋曾漂洋过海发家致富。[8]

及至清代,当地外出经商者更是相当引人瞩目。乾隆时代的《扬州画舫录》就曾提及——吴氏为徽州望族,分居于歙县西溪南、南溪南、长林桥、北岸和岩镇诸村,其寓居扬州者,即以所居之村为派。可见,在盛清时代,北岸一带前往扬州经商的人已有相当不少。另据当代编纂的《北岸村志》记载,吴德凝茶号从陆路闯关东,吴荣运则在盛京创下“景隆号”的金字招牌。成书于1921年的《北岸吴慎德堂族谱》也指出,北岸族人经营茶业有方,在江苏、浙江一带开设茶庄,所获不赀。他们广设茶行于歙县北乡、东乡和南乡各地,并在上海经销,获利颇丰。据1869年吴氏宗祠重修捐输碑志记载,当时的“茂公”支有光福店、木渎店、车坊店、盛泽店以及岔口洋庄,而“芳公”支有陈墓店、松江店、光福店、木渎店,“蕴公”支有木渎店,“萱公”支有太仓店、车坊店、周庄店,“友德公”支有光福店。[9]这些都反映了北岸吴氏多在江南的苏州附近从商。

从《祭神祀祖大例集记》的序文来看,吴恩临的几个儿子皆生长于江苏,他在序末也说自己“适及余因有吴下之行”,推测他也应当是在江南从业的徽商。

二 吴氏的宗族组织与祭祀安排

《祭神祀祖大例集记》一书,颇为详细地记录了吴氏的宗族组织及其相关的祭祀安排。以下,首先简述吴氏的宗族组织。

1.宗族组织与相关的社额

在《祭神祀祖大例集记》一书中,紧接着序文的内容是“我族吴氏溯源”、“吴姓溯源”和“北岸大族溯源”。其中,吴氏谱系远的上溯至上古轩辕,较近的则溯源至泰伯。关于吴氏迁居北岸的历史,其主要脉络见表1。

表1 吴氏迁居北岸的历史

60世吴璟始迁至北岸,及至91世吴长“发祥开大族”。到了92世,“是为十大分。又各三子、十孙,子孙胜旺,遂立家庙”。这是说,92世的吴庆宗、吴添福和吴友德之下一代(亦即93世),共有十个成员,形成所谓“十大分”。

因家族繁衍,北岸吴氏建有家庙。紧接着上述记载,《祭神祀祖大例集记》“创立家庙”条曰:“吴至德堂大宗祠,立管堂十四人,例定三年为满,更换交接。按年二月十五日春祭,八月十五日秋祭。管堂诸长司其事。”其中的“家庙”,也就指至德堂大宗祠。根据《北岸村志》的记载,至德堂由长公(即表1中的“长太公”)所建,时间是在1382年,[10]此一建筑迄今尚存,于2013年被列为国家文物保护单位。除了大宗祠之外,《祭神祀祖大例集记》一书中还记载了一些“大支庙”,亦即北岸村中的吴氏支祠(见表2)。

表2 《祭神祀祖大例集记》的“大支庙”

表2 《祭神祀祖大例集记》的“大支庙”-续表

茂、芳、兰、萱四支派合创“得全堂”,号称“四分厅”,也叫“外门”,供奉92世的庆宗公神主,以及四支下历代祖考妣神主、功德神主。每年七月中元节、岁暮烧年节[11],陈设牲仪,敬祭祀祖。烧年之日,分发耆老(男80岁、女70岁)胙肉。蕴、羲、葇三支派合创文穆堂,也叫“里门”。萼、萌、兹三支派合创作求堂,亦称“大三分”。

除此之外,当地的吴姓还迁往附近各地,建立祠堂、社庙和其他神庙。如萼公支下,就迁居白杨上村(又名禾硕桥)。“自迁居之后,发祥开支,自行创立家庙、社庙、神庙,自立一支”,又形成支派。[12]萌公支下一向居住在北岸村,到20世纪初,村内只剩下6家。兹公支下迁居徽州府城,留在北岸的只有1家。可见,93世“大三分”的三个支派,或外迁,或衰落,所以不成规模。留在当地者,93世的茂、芳、兰、萱、蕴、羲、葇和92世的友德公,又合为“八大分”。因此,北岸吴氏各支派,除了“十大分”“大三分”“大分”“二分”“三分”“四分”之外,又有所谓的“八大分”。在当地,“分”是支派之别,各支派的联合,既可以是同辈人的结合,又可以是不同辈分之间的组合。除了外门的四分之外,里门三分亦颇为发达。其中的吴蕴后裔,“富连阡陌,贵登科甲”,故吴蕴被尊为“吾族兴家之始祖”。[13]

吴恩临是外门四分中茂公派的后裔,故《祭神祀祖大例集记》对该分派的记载特别详细:

茂公发祥悦公、惟公、性公,三公支下合为大分。

悦公发祥侃公、仪公,俱各发祥,号为半个大分。

惟公发祥伯公、作公、伦公、偲公、像公。

惟公五支,一支迁河南省,一支迁江西省,一支迁余杭等处,俱各发祥,别开大族。

性公发祥佳公、侲公、傚公,伯仲十人,俱开望族。

惟公五支迁河南、江西等处,别开大族。凡族中无论大小事务,悦、性二支承值支应一应事务,因号悦、性二支是大分。

可见,94世和95世又分别形成“大分”和“半个大分”。96世的惟公五支还迁往河南、江西、余杭等处,开枝散叶,形成大族,所以只统计留在当地的悦公、性公二支,称其为“大分”。96世的侲公,“发祥德鸾公、德凤公”,也就是说,德鸾、德凤皆为侲公之后。“德凤公支下,素本人丁不盛,至咸、同间发逆窜扰,殉难无遗,惟德凤公一社敬神、祀祖无人承值。族承祖训,例靠至亲近房支应,敬神、祀祖一应事务,与远房无干,所有德凤公一社,惟我长房一房代德凤社驮做正月半头。凡事合族有俗言代驮子孙军,此即所谓也与。”此段文字反映了97世的吴德凤,因人丁向来不盛,再加上太平天国运动期间的人口损失,故而后继乏人,而由吴德鸾一支代为承值敬神、祀祖的义务,所以有“代驮子孙军”的说法。这一点,当然反映了宗法关系下各分支之间的相互扶持和互通有无。

吴德凤的兄弟吴德鸾,即《祭神祀祖大例集记》的编者吴恩临之直系祖先。关于这一支的世系,详见表3。

表3 吴德鸾一脉谱系

表3 吴德鸾一脉谱系-续表

《祭神祀祖大例集记》的编纂者[14]吴恩临,则为109世。他在《祭神祀祖大例集记》一书中,既对家族谱系做了细致的梳理,又详细记录了与之相关的社额(见表4)。

表4 社额一览

在“十大分”中,“萼、萌、兹三支不在其内,共合八十一股社额,按年每分每社轮首,挨次做月半头敬神”。其中的记载稍有歧异,在社额部分,是7支81股;而在轮首部分,虽然也是7管,却有吴友德在内,而无吴羲。其详情不得而知,不过,大体说来,“是立七管头首,轮流挨次,做头敬神”。

《祭神祀祖大例集记》的编者吴恩临是吴茂的后代,故书中有“我茂公支下社额”“瓒公、珽公、佳公、源公、泽公、满公、沾公、泓公、汴公、滟公、惟公(癸卯正月)、德鸾公(光绪叁拾年甲辰正月)、德凤公(乙巳正月)、佳公(丙午正月)”的记录。吴惟轮值的“癸卯”,亦即《祭神祀祖大例集记》序撰写的时间,即光绪二十九年(1903)。此后的光绪三十年、三十一年和三十二年,分别轮到吴德鸾、吴德凤和吴佳。吴茂是94世,其子吴悦、吴惟、吴性三派合为大分:

我大分合成一十四社。

惟有惟公一社,系悦公、性公二支下人合驮月半头是也,其年轮首事归茂公祠管堂诸君经办,其费用茂公祠公款内提款间消,惟有祭菜或百碗、数十碗不等,均归二支下按灶分办,预年冬采办齐集,以免临期无错(措)。二支户家或猪、羊诸品祭仪,陈设文穆堂,引礼敬祭神灵,此即所谓统大分驮月半头是也。

“月半头”也就是猪羊祭,“驮月半头”也就是主持、操办月半头的祭祀活动。文穆堂为93世蕴、羲、葇三支所合建,是该三大支的总祠。北岸历史上总称的“八大分”文穆派占其三,因此,北岸村每年举办庙会,而在文穆堂则每隔一年就要轮流举行一次。[15]

96世吴德鸾四子吴玄祥、吴玄保、吴玄爵、吴玄禄,也就是上述所称的长房、二房、三房、四房。该四房共合成一社,即“德鸾公社”(又号万春社)。此外,德凤公也有一社。所以95世侲公支下,计有2股社额。各分派以“股”的形式组织社会,阖族共立81股社额。由此可见,社额基本上与宗族的分、派相互对应。

2.神明祭祀

与吴氏相关的神明及其祭祀活动,在《祭神祀祖大例集记》中有颇为详细的记载。如“创立神庙”条曰:“庙貌创立鲤鱼形,号大佛庙,又号鱼山古墅,供奉本里主坛。”“鱼山”有时亦写作渔山(民国时期北岸镇下曾设渔山保),大佛庙就坐落于渔山山脚。根据当地传说,某年涨大水,冲来一个木头菩萨。当时,桥头有一人正在打鱼,但见木头菩萨围着网边打转,他几次起网皆一无所获。见此情状,此人就对那菩萨许愿:倘若能保佑我打上一网鱼来,我就将你捞起,结果他真的如愿以偿了。于是,他就将菩萨捞起,放在路边的石磅上。说来也怪,到了第二天,这尊菩萨就搬不动了,好像生了根。此一怪事引发许多人的好奇,大家议论纷纷,认为菩萨既然想在这里坐殿,干脆就在此地建个庙吧,后来也就建了这座大佛庙。此后,大佛庙越修越壮观。殿前一对大红献柱上盘着两条张牙舞爪的金龙,后殿是罗汉堂,供的是108尊形态各异的罗汉。前门的横额为“大佛庙”,后门横额上则是“璟发其祥”——这是为了纪念吴氏79世吴璟(名德辉,字德莹),此人于宋孝宗淳熙年间由富饶迁大佛市,在店坞创下北岸这一片吴家的天地,大佛庙的后门恰与店坞正对。大佛庙在20世纪50年代被拆毁,庙中的菩萨也先后被付之一炬。[16]

迄至今日,吴氏宗祠寝堂左侧地上放着一堆碎碑石块,经拼合,应是道光二十四年(1844)的《大佛庙重修碑记》,从残碑上的文字来看,吴至德堂、笃叙堂、惇裕堂、德裕堂、是敬堂、培根堂、二方堂、树滋堂、吴德滋堂、怀德堂、继述堂、承善堂和吴慎修堂等都捐物捐钱。[17]另外,在北岸文书中,亦见有《重修大佛庙捐启》:

盖闻新基创始,经济维难;古迹保存,功成较易。吾村延陵旧里之大佛庙,由来久矣。庙之正殿,供奉中正李王为主坛,庙之后进,则奉三尊大佛诸神像,此大佛庙命名之所由起欤。庙坐鲤鱼形□龙,故主坛倍著灵显,香火之盛,自古于兹。八月一之无远弗届,正月半之踵事争(增)华,倘非神灵有求必应,安能使众情踊跃,从事若此乎?特庙多年失修,墙垣榱栋,损坏欹斜,日炙雨淋,急宜及时整理。况吾村户口繁多,或经营外省,或居处本乡,群深敬奉之忱,宜效随缘之助,庶几庙宇焕然,重新神灵□依,得所自然,百福骈臻,千祥云集,功德无量,谨启。甲子年立。[18]

从该抄本所收相关文书来看,“甲子年”当为1924年。上文描述提及大佛庙的主坛为李王,庙之后进有三尊大佛神像,这与今人的回忆并不完全吻合。不过,据《祭神祀祖大例集记》“本里主坛”记载:

李王起祖小像尊神;

敕封成济显忠晋封中正李王尊神;

李王小像尊神;

唐封宣灵候(侯)通真威灵三太子尊神;

唐封东平忠靖洪济景佑真君尊神;

唐封开路总管胡大元帅尊神;

唐封中书省聪明四舍人尊神;

汪公老帝尊神;

本庙土地尊神。

此处的记载,与《重修大佛庙捐启》的描述虽然年代不同,但从民俗传承的稳定性来看,显然可以比照而观,因此,大佛庙以李王为主坛,应当是可信的。而从歙南的诸多民间文书来看,李王亦称“大佛庙李侯王尊神”,而大佛庙也称为“李王祖殿”。以下对上述诸神稍加考述。

(1)李王

据说在桥头被从水中捞起的菩萨就是李王,这也就是李王菩萨每年正月要在桥头外程做“十八朝”的原因。除了“十八朝”之外,与李王菩萨相关的祭祀活动,最为有名的首推北岸“八月一”庙会。在歙县南乡一带,民间有“管他有得吃没得吃,都要到北岸去看‘八月一’”的说法。届时,北岸村内家家户户都住满客人,祠堂前和北岸廊桥一带人山人海。人们在祠堂里拜菩萨,举行祭祀,善男信女烧香许愿;而在祠堂外则敲锣打鼓做戏,熟食摊贩沿街叫卖,吆喝声此起彼伏,异常热闹。[19]

根据《北岸村志》的记载,吴氏宗祠每年要举办三次庙会,即正月、三月二十九和八月初一,届时都要接菩萨。当地民众心目中最为灵验的就是李王菩萨,所接的李王菩萨有“老李王”和“嫩李王”两尊。老李王为坐像菩萨,手握金砖搁在左腿上;而嫩李王则衣冠穿戴。每年正月,吴氏宗祠接的是嫩李王;老李王则在桥头外程坐殿,要坐十八天,仅在正月十七这一天,在晚上从桥头外程接出,经大佛桥、沙坑、赤石潭山、社屋前、坝下坦,过北岸廊桥,停在前坝坦上,等贺元宵的所有菩萨棚轿在祠堂前排好队伍,过北岸廊桥,经前坝坦,走前坝下巷,老李王才压轴动身,经四眼塘,走南村,再回到三湾九曲大路往大阜,老李王还在桥头外程下棚,要坐完十八朝,才回大佛庙。八月初一则不同,此日为李王的千秋圣诞,老、嫩李王和其他菩萨都要接,但主坛却是老李王,意味着“八月一”是专为老李王操办的。在桥头外程李王神龛上方有一匾额,写的是“功同韩、岳”。韩、岳是指南宋的韩世忠和岳飞,“功同韩、岳”者,则是指南宋名将吴玠、吴璘两兄弟,他们是左台吴氏少微公的十五代孙。据说是因为他们兄弟俩被皇帝先后封为涪王和信王,因此才有北岸人所祀奉的老、嫩两李王。换句话说,北岸村所崇拜的老、嫩两李王姓吴而不姓李,称“李王”不过是习惯而已。[20]这种说法显然只是北岸吴氏的说法,他们将老、嫩李王说成是自己的祖先。[21]

《祭神祀祖大例集记》一书,记录了八月初一祭李王的详细过程:

八月初一日,恭逢敕封威济显忠晋封中正李王尊神千秋圣诞吉期,轮首合计七管。茂公、芳公、兰公、萱公、蕴公、羲公、友德公,是为七管,每公支下人民,轮流挨次做头,即所谓七年一次、八年两头是也。

吴恩临为茂公之后,他具体描述了本派的祭祀过程:七月二十六、二十七等日,“我性公支侲公泰来社管会诸君,会同悦公管会诸君,打扫至德祠,张灯结彩,铺摆古玩、书画、花卉,陈设一新,以壮观瞻”。祭菜或用荤素100碗、100盘,或80碗、80盘不等,悉听其便。荤、素祭菜按例,由悦公、性公对派。悦公支下一半,由侃公、仪公两公支下分派。性公一半,由侲公、傚公两公支下分派。至于用费,也按侃公、仪公、侲公、傚公四股分派。七月末下午,轮首人前往大佛庙迎神,将神迎入至德祠恭座,铺设茶点、祭菜,并于当夜开台演戏,时称“暖寿宴贺”。是夜,演唱会戏,演至正本团圆,将神送至大佛庙恭座。

八月初一正日,合茂公下侃公、仪公、侲公、傚公四支族众齐至大佛庙,上午迎神。届时鸣锣开道,有清道旗、兴旺锣、飞虎旗、吹手、鼓乐、万民伞、遮阳和神轿等,共计“小使”(亦称小子、底下人,亦即佃仆)50~60名,再加四公支下人民,有大旗大锣,放铳者、放爆竹者、銮驾旗、锡銮驾、香童、执香者、护勇者,总体规模有500~600人。

迎神之前,上午由月半头首至大佛庙,由吹手行香。行香之后,迎神至至德祠内恭座,祠外即行开台演戏。祠内香灯明亮,设祭,敬觞上寿,颂祝无疆,陈设祭仪,排列礼生。李王祭祀的仪式十分隆重,计有司馔2位、司樽4位、主祭1位和礼生8位。其中,主祭者是由侃、仪、侲、傚四公支下轮流选举一位主祭,而礼生也是由四公支下每支各选举2位。主祭、礼生等预先齐集于茂公祠,其排列顺序为头执事、二执事、正引、大通、倍通、倍引、三执事和四执事,在鼓乐声中迎入祠内排列。

《祭神祀祖大例集记》还详细记载了祭祀的整个过程,并抄录了相关的祭文。据载,后堂拜祖毕后,三分烧龙猪,演戏或10台、20台。等演出完毕,各支踊跃送神。

(2)通真威灵三太子

“通真威灵三太子”之全称是“唐封宣灵侯巡察使通真威灵三太子”,在北岸一带,这是除了李王之外最为灵验的菩萨。三月二十九日是他的寿诞,当日要为三太子祝寿,村人也有借此接点寿烛贺寿的。此日庙会也要请戏班演戏,一直要热闹五天才告圆满。[22]

关于通真威灵三太子的祭祀活动,《祭神祀祖大例集记》记载了正月十三日的“装太子神棚”。届时,“轮首各社,派人会同齐集至得全堂,装太子神棚”。棚内例用:“大分,时宪通书;大分,白棉纸小长钱;二分,吊怀铜镜;三分,挂宝剑钱;四分,束腰绸带。以上五件,例定下管备办敬挂。例定轮首上、下管社首会同齐集,同装神棚。”得全堂是统四分的总支祠,此处规定了大分、二分、三分和四分分别置备的用品。

接着,《祭神祀祖大例集记》记录了“做小祭”“请太子神棚”“烧龙猪”“祝寿”等程序:

例定轮首大、二、三、四、里社首,会同正月十二日夜更许到神前做小祭。自十二日夜做起,至十七日夜止,按夜均要做小祭。每社例用刀头、米豆、豆腐、羹饭、水酒、棒香、足两一枝纸箔。吹手吹祭,道士祝请。道士口经,按夜每社给钱二十一文。

接下来是正月十三日的敬祭太子神棚,也就是“请太子神棚”或曰“上灯”,“例用刀头、豆腐、油果、水酒、红烛、棒香、纸箔。例至得全堂,敬请神棚”。正月十四日烧龙猪,例用全猪一只,届时也要吹手吹祭、道士祝请。正月十四夜,轮首大、二、三、四、里五社,每社一人,齐集祠内,催锣三遍,轮首各社社户集于祠内侍候祝寿。其时,要用麻糖、发豆、花糕、糖枝、红糕、鸡鱼肉、寿烛、棒香、红长钱、纸箔、水酒、百子大炮,还要高声朗读锅灶户簿,并祝请神明。

根据惯例,轮首各社户祝寿礼毕,祠内例应肃清安静。其时,轮首大、二、三、四、里五社社首以及道士等,各预先至祠侍候。当此之时,忌讳生人临门,祠堂封门至四更时,各社首恭肃虔诚,敬请“禳火清吉大醮”,以保佑阖族成员清吉平安、人寿年丰。此一清醮,每社需付给道士口金28文。

在上揭过程中,参与祭祀活动的诸社还应交纳社户纸,每社称2两。其中,吴氏大分14股,应交社户纸28两,到至德祠交付与其他三分社首称收,以备沿途神前焚化。正月十七日,大、二、三、四分轮社首,每社称红烛2斤8两,称为“太子棚烛”。正月十七日午后,轮首各社各派一人,齐集同行,催锣三遍,让“各社轮户敬谨猪首,神前回熟”。

正月十七日,各社轮首每社二人,会同上、下管,齐至至德祠前打扫洁净,搭圳桥,安设棚架。当晚,需要“驮棚凳”,例应于正月十七日夜驮棚凳至神棚前,俟候接点红烛之用。根据惯例,大分轮社驮至至德祠前,二分轮社驮至前坝,三分轮社驮至南村,四分轮社驮至原处安置。

此后,四分轮首各有分工。在神棚轿内,由轮首下管社首支应:由大分、二分、三分、四分轮首社首分别置备时宪通书、白棉纸小长钱一竿、吊怀镜一面、吊挂宝剑线、束腰绸带。而在神棚轿外,则由轮首上管支应:由大分轮头社首驮太子尊神、捧香案,二分轮头社首撑香落,三分轮头社首烧社户纸,四分轮头社首敲铜锣。根据惯例,应由大分轮头社首下管到至德祠驮菩萨下位、捧香案、撑明灯,迎神至兰公祠前上棚。大分轮头社首上管至大佛庙前大佛桥中驮菩萨、捧香案、撑明角灯,迎神飞行入庙上殿。而送神袍箱,则例应由轮头上、下管社首一同,将神杯、神袍、神靴、箱匣送至大佛庙,交庙祝予菩萨穿戴。

接着是“请神起马”,例用刀头、米豆、水酒、香烛、纸箔,到至德祠恭请列神起马,又至大佛庙恭请列神下马。祭毕,刀头、米豆、水酒,由庙祝收去。

此时,还要迎请老李王。例应由轮首上下管大、二、三、四、里各社首,至桥头外程神宇候齐,至神前叩拜,祈祷圣筶,根据所得圣筶为准。上下管轮首各撑大灯笼一对,用4两头红烛,恭请老李王尊神下位,迎神上棚。根据惯例,大分上管先行,其次是大分下管,再接下去的则是二分、三分、四分和里门,在桥头依次排齐,送老李王棚轿至大佛庙坦上辞神。一应执事撑大灯笼、明角灯、香落,捧香案,驮菩萨,烧社户纸,并至兰公祠前焚化棚前。上揭的一应执事并轮头各社首,至得全堂集齐,各司其事。棚烛上下点齐,迎棚起马,至兰公祠前落棚歇定,各项执事等,再至至德祠迎送社公牌,至得全堂上殿,然后排齐请神下位,迎至兰公祠前上棚。

接着是“送太子棚轿寿烛”。根据惯例,应将神棚迎出大巷口,一路飞行,迎至至德祠前落棚歇定。由上管轮首敬送下管轮首寿烛,第一对送吴绶青[23]董事,还有的是分别送予大分、二分、三分、四分下管社首。其余列神棚烛,各送该管轮头社首。另外,将老李王下位大灯笼烛送予总管账务,三太子上殿大灯笼烛送予长房,三太子上殿明角灯烛送予二房,三太子棚上香案烛送予三房,老李王上殿大灯笼烛送予四房。

当日还有“花灯胜会”,“例应迎送列神至各处上棚,即行各迎至至德祠前落棚,候齐。是夜,远近邻村红男绿女,填街塞巷而来大观者,非常之热闹,同庆元宵升平景象之乐”。该花灯胜会上,列有诸多神棚(见表5)。

表5 花灯胜会所列神棚

这些神棚,自至德祠前起行,至前坝落棚暂歇片时;再由前坝起行,至南村落棚暂歇片时;然后由南村起行,至大佛桥中落棚歇定。驮菩萨一应值事以及诸执事等排列成行,飞行进庙上殿。老李王由南村起行,至桥头,仍回外程恭呈神座,直到十八朝迎神至大佛庙上殿。关于“老李王上殿”,例应于十八朝上殿。届时,轮首大、二、三、四、里社首,每社衣冠穿戴,敬撑大灯笼一对,其余各司其事。按照惯例,必须在早晨至桥头神宇殿候齐,恭请老李王下位上轿,迎送大佛庙上殿。

至此,迎神赛会暂告一个段落。接下来的事情是“检点金盔银铠”。根据惯例,应于十八朝会同轮首上下管社首,齐至大佛庙,检点赤金嵌珠神盔、白银嵌珠宝神甲、白银嵌珠宝宝剑和赤金嵌珠宝神靴。要求各轮首等应用心仔细检点,有无伤损;倘有损坏,由轮首各社赔偿。最后检点如式,一齐送至吴绶青处,用心点交清楚,以昭慎重。十八朝,轮首上下管社首,还要一起到得全堂,收藏太子神棚。同样要用心检点,有无伤损;若有损坏,也要由轮首各社赔偿。要将太子神棚上的烛油洗净,根据惯例,用樟脑盛装如式,加以收藏。此外,还有一个活动是正月十九日的“请三朝”,也就是用刀头、米豆、香烛、水酒、纸箔,前往大佛庙请三朝。祭毕,刀头、米豆、水酒,由庙祝收去。

“请三朝”之后,还有“做春事”。《祭神祀祖大例集记》记载:“用刀头、米豆、酒香、红烛、纸箔、火炮、百子,道士一众,会同上下管社首等共做春事。接下管礼毕。”

除了正月期间之外,三月二十九日是通真威灵三太子的圣诞吉期。北岸茂公、芳公、兰公、萱公、蕴公、羲公、友德公七股,每公支下人民轮流做头。届时,也要迎神演戏。演唱会戏或10台、20台。

在前揭的《祭神祀祖大例集记》“本里主坛”中,此外的神明还有东平王、胡大总管、四舍人、汪公老帝和本庙土地等。其中,溪北大社立于蜈蚣形,供奉溪北大社后稷社公、社母尊神,按年春社、秋社恭迎设祭敬神。

除此之外,北岸村西水口的赤石潭山有寺院号“回澜殿”,供奉协天上帝关圣帝君、释教诸佛。另在墩儿上(即北斗七星形)创立道院,院名“真庆宫”,供奉玄天上帝、四大元帅、观音大士、文昌帝君、魁星和灵官等。真应宫俗称道士观,坐落于南村田畈中,红墙青瓦,占地八百多平方米。[24]关于真庆宫,现存有明万历三年(1575)南京户部尚书殷正茂所撰的《真庆宫记》,其中提及:“武当山水争奇,甲于天下。传宋、元以来,皆建玄帝神像于其上。明兴,广为宫殿,连延三百余间,始政建其像,贮以金室,凡有祷于其间者,罔不辄应。”当时北岸人吴浩(字悔之)艰于胤息,有人到武当山为之祈祷,后建真庆宫,且奉祀有田,[25]其后曾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重建。真庆宫之修建,使得歙南地域与齐云山—武当山的信仰世界有了直接的联系。

以上是吴姓阖族的庙宇及祭祀概况。除了阖族的祭祀之外,宗族内的各个分支,也还有自己的祭祀神明。例如,93世的茂、芳、兰、萱四支派合创“得全堂”,号称“四分厅”,也叫“外门”。得全堂厢屋,供奉有“玉府金轮如意都督赵大元帅尊神(俗称财神赵公明,又称玄坛)”、“御封灵应候(侯)打腊(猎)胡大元帅尊神”和“溪北大社后稷明公尊神”。另据《北岸村志》记载,里门的文穆堂左侧下堂也有个财神殿,供奉“玉府金轮如意都督赵大元帅”。财神边还有四个小菩萨,有人说是五福神(五路财神,五昌神)。此外,还有一尊“御封灵应候行司打猎大元帅”和一尊“唐封东平忠靖洪济景佑真君”。[26]

三 从《祭神祀祖大例集记》看徽州的祭祀礼仪

《祭神祀祖大例集记》详细记录了宗族内部的祭祀礼仪,例如,宗族内部各支派的“祭神日期”和“烧龙猪例”各不相同(见表6)。

表6 宗族内部各支派的“祭神日期”和“烧龙猪例”

北岸吴氏93世的大分、二分、三分、四分以及里门,各分的“祭神日期”和“烧龙猪例”皆不相同。“龙猪”亦即接龙之猪,徽州素有拖猪接龙的仪式,这与风水有关。届时,所宰之猪称为“龙猪”。根据笔者的调查,在歙县南乡的周邦头一带,也有“龙猪”的说法。[27]不过“烧龙猪”的仪式,则未见记载。

至于每年不同时期的祭祀,则有各自不同的内容,以下择要述之。

1.除夕及正月

《祭神祀祖大例集记》一书中有“轮首正正[28]月半大制”:

岁暮打扫至德祠,至德祠张灯结彩。大除夕二更后,大分、二分、三分、四分各社首,每社一人,照例通村摧锣三遍。神座至德祠摧锣者,连里门一共五人,于至德祠集齐。神座文穆堂,摧锣者于得全堂集齐。

接着是“大佛庙分岁”:“用刀头肉、煎豆腐、煎油果、水酒、棒香、红烛、火炮、百子、打纸、锡箔。”届时,要送神盔、神袍、神靴、金花等箱至大佛庙,交庙祝予神穿戴。再接下来的是“贺岁新禧”,大分、二分、三分和四分各社派一人,必须穿戴衣冠。“神座至德祠贺岁,四位衣冠,例至至德祠齐集。神座文穆堂贺岁者,例至得全堂集齐。贺岁者四位集齐,同至文穆堂,先拜贺太伯叔祖宗新禧,后拜贺文穆堂管堂堂长如意,即行回至或至德祠或得全堂,例要先拜贺祖宗,后拜贺堂长。毕,例要守候文穆堂。衣冠者或至至德祠,或至得全堂,回贺新禧。然后例得各散回家。例定大除夕摧锣三遍后,即行集齐贺岁。”

以上的标题虽然是“正月半”,但实际上说的则是除夕及正月习俗。至德祠是北岸吴氏的宗祠(统宗祠,亦称“统祠”),而文穆堂则是添福公后裔蕴、羲、葇三大支的总祠(在八大分之中,文穆派占其三),得全堂是统四分的总支祠。《祭神祀祖大例集记》一书,不仅对迎神赛会时的各种安排做了详细的描述,对于各类开支也有颇为细致的记录。如对参与迎神赛会的“底下人”之犒赏,也有“小使例给”加以细致地说明。“底下人即小使,俗呼小子,通年祭神、祀祖,例用小子,虽云当差,究属亦不亏薄,敬将太祖定例,摹录于右。”(见表7)

表7 对参与迎神赛会的“底下人”之犒赏

这些费用,例于“大除夕开发”。上述的吹手,也称“吹手小使”。《祭神祀祖大例集记》中还见有“春秋二社开消吹手小使规例”,详细记载了迎神做祭时的开支。从前述提及的“太祖定例”,说明这样的规矩由来已久。不过,从表中提到的“古例”与“新例”来看,在太平天国前后应有所变化。关于这一点,书中还详细列举了“迎神古例”及“新例”(见表8)。

表8 “迎神古例”及“新例”对比

表8 “迎神古例”及“新例”对比-续表

表8中初三日条,有“十四年之发祥是也”的字样,这是因为万春社每逢“十四年一轮”接办正月半头。其中专门提及“焱祥花”的做法,也就是用麻桔一束,用火烧旺,在神轿底下燎三圈,以期“发兆兴旺”。这种做法,在歙南一带颇为流行。另外,《祭神祀祖大例集记》中还记录了各项准备,如初四的荤素祭菜包括以下几种(见表9)。

表9 初四的荤素祭菜

表9的各样荤素祭菜,有的还被寄托着特别的寓意。如鲜鸡,“上用云雾日字,谓之太阳,其意丹凤朝阳”;鲜肚,“作兔子形,用云雾月字,谓之太阴,其意兔子望月”;而鲜鱼则“上用龙门牌坊,谓之龙门,其意鲤鱼跃龙门”。其时,各房准备的荤素菜见表10。

表10 各房准备的荤素菜

表10 各房准备的荤素菜-续表

其中,由长房提供黄芽菜、鸽子、黄雀、羊尾的,就是《祭神祀祖大例集记》的编纂者吴恩临,这说明他是此次迎神赛会的躬行实践者。此外,书中还提到一些特别的奉献(见表11)。

表11 一些特别的奉献

表11 一些特别的奉献-续表

这些特别的奉献,除了祭祀神明、祖宗和土地之外,还专设“老郎正席”,这显然与当日频繁的戏剧演出密切相关。

在祭祀过程中,还要邀请礼生。书中收录了一份由万春社社首具名的《请礼生帖式》,所请礼生包括司馔(2名)、司樽(2名)、司馐(2名)、大赞、倍赞、正引、倍引、头执事、二执事、三执事、四执事和主祭,共15位。正月初四上午,各位会同至茂公祠,齐集叙饮,毕,各整衣冠俟候。《祭神祀祖大例集记》一书中详细记录了这些礼生的活动,并抄录了光绪三十年(1904)新春正月相关的祭文。祭神礼毕,礼生八位,衣冠敬送寿烛,先送吴绶青,再送长、二、三、四房各一封寿烛,送齐告毕。

祭祀之后,具体的程序还有“催锣”“敬祭社公”等。关于催锣,是正月初四下午,会同轮首大、二、三、四、里五社,每社例派一人,邀齐催锣三遍,拜贺社公。接着的是“敬祭社公”,由轮首大、二、三、四、里各分社首,遵例于正月初四夜三更时,敬祭社公尊神,例用刀头、米豆、豆腐、羹饭、水酒、香烛、纸箔、红长钱、巨尖长钱[29]、百子火炮、水红纸三张,“誊录筶单,道士一众,以备祝读,祈请发筶,人民是否平安,麻、痘、天花是否几分,年岁是否丰收,五谷麦豆,杂粮冬收,菜蔬六畜,迩年一应耕种几分收成,誊录三纸,粘贴三处,备众周知。道士口经,每分轮社,给钱二十五文”。显然,在族众眼中,此一过程与农耕生产、社区安全密切相关。

此外,《祭神祀祖大例集记》中还提及正月期间的送礼和记账。作为宗族成员之一,两度轮首间隔的14年间,每年都会收到其他人分发的敬神果子、福仪等物,这些都按照年份誊有清账,以便日后还礼。及至自己轮首之年,就应当礼尚往来。一般是在正月初五,按照此前的誊清账簿,按户照数分送敬神果子、福仪、猪羹、猪头肉、萝卜,送完之后,在誊清簿册上注明。初六,还应将敬神果子等物分送诸亲眷、戚友,也要将此誊入账簿。正月初六、初七等日,则备酒请客,请客的对象是迎神赛会期间帮忙照应的人,以及其他的亲朋好友。正月初八,亲自前往各处祖墓,拜贺祖宗新年之禧。初九等日,则往各处拜贺诸亲眷新年鸿禧。

2.正月半头

北岸《祭文》抄本中,有“元宵演戏匾联”及祭文,其中的祭文为:

维大清光绪七年岁次辛巳春正月甲子朔越祭日癸酉之辰,轮司社首弟子吴□□暨阖社人等仝百拜于日,谨以刚鬣柔毛、楮帛清酌、庶馐之仪,敢昭告于本里主坛:

敕封威济显忠加封中正李王    尊神

唐封宣灵侯巡察使通真威灵三太子 尊神

唐封东平忠靖洪济景佑真君    尊神

玉府金轮如意都督赵大元帅    尊神

御封灵应侯行司打猎胡大元帅   尊神

开路总管胡大元帅        尊神

唐封中书省聪明四舍人      尊神

溪北大社后稷明公        尊神 暨

元宵会中威灵有感尊众之神

上述的“光绪七年”右侧,另有“十四”字样,其下的“辛巳”“春”“正月”“甲子”“癸酉”的右侧,亦分别改为“戊子”“秋”“八月”“庚辰”“庚辰”字样,这说明此一祭文曾一再改动及套用。此外,书中还有《元宵祝文》《告祝》《祖墓春秋通用祝文》等。[30]

根据吴恩临的记录,祭祀是由四房(即四分)合作,首先必须一起商议。《祭神祀祖大例集记》一书中列有“会议诸君台衔”:

长房:细阔,绍由,恩临,永来

二房:社森,绍令,金德,贵喜

三房:外贸未到

四房:万寿,忠,恶,黑

这显然是光绪某年的一次实际运作。其时,除了三房外出经商之外,其他诸房参与者共12位。吴恩临系属长房,也参与了议事。此后,对于迎神赛会的准备过程,有详细的记载(见表12)。

表12 迎神赛会的准备过程

表12 迎神赛会的准备过程-续表1

表12 迎神赛会的准备过程-续表2

以上的迎神赛会,《祭神祀祖大例集记》的编纂者吴恩临几乎是从头到尾皆参与其间,故其人的记录极为详尽。“正月半头”又叫“正月半”,据“祭祀规则”抄件记载,正月半亦即正月十五,故亦称为“做月半”或“正月十五猪羊祭”。乾隆时代歙县人吴梅颠在《徽城竹枝词》中曾写道:“之而角鬣鳞牙爪,扎兽为灯各肖形。往北岸看正月半,太平遥庆舞虞廷。”可见,北岸一带的正月半最为著名,亦极为隆重。

3.二月春社

根据吴恩临的描述,社前一日邀会,轮首各社首于至德祠内张灯结彩,陈设祭仪、祭菜,或用12碗、24碗、36碗不等,悉凭其便。轮社户家,祭仪盒1担、灯笼1对、红烛4两1对、红长钱1竿、棒香、水酒、纸箔、高升边(鞭)炮、衣帽全副、祭仪、全猪、全羊、红烛1斤头3对、足两红烛1斤、社花、大幡1对、衣帽全副、碗用3馔、鲜鸡1只、鲜猪肚1只、鲜鱼1尾。大社日午前,先至社庙迎神,再至得全堂迎社稷牌二尊,并玄坛二尊,又至南村朱家迎接元帅恭座。主祭一位,礼生八位,虔诚敬祭。祭毕,各社首每社派一人围绕全村摧锣三次,而后设席坐社饮福。饮毕,至申时齐集送神,送至得全堂厢屋内恭座。

关于二月春社,《祭神祀祖大例集记》中抄录了一份祭文:

维大清光绪 年岁次 仲春月 朔越祭日 之良辰,轮首月半社首弟子吴大、二、三、四、里等仝顿首百拜:溪北大社后稷明公尊神、御封灵应侯打猎胡大元帅尊神、玉府金轮如意都督赵大元帅尊神前而言曰:缅维圣祖,稼穑开基,蒸(烝)民攸赖,粒食方成,春祈有应,载颂豳诗,爰洁笾豆,神其格思,敢告!

从这份祭文来看,二月春社也是由大分、二分、三分、四分和里门一同举办的。从年、月、日前的空白来看,此一祭文属格式活套,供族众在需要时套用。

4.六月作田福

六月作田福,俗名“求雨福”。这在邻县的绩溪,也叫“烧田福”或“烧秋”。清末刘汝骥的《陶甓公牍》记载:“(绩溪)六月六日,家家食麦粉包粿,农家祀田祖于田坊,谓之烧田福,北乡谓之烧秋。谚云:田家大吃肉,单看六月六。是日,撷园蔬、瓜果、田禾叶盛于筐以为祭,主祀秩场圃牢笠诸神。”[31]由此可见,作田福应当主要与农事活动有关。

在北岸,作田福选择吉期迎神,祭菜或12碗、12盘,或24碗、36碗,荤素对办,“可丰可俭,悉恁其便”。届时,需要准备棒香、红烛、纸箔、檀香、火炮、刀头[32]、米豆等,“至大佛庙请下马,复至至德祠守候,迎神至祠,又请下马”。首事者穿戴衣冠,在祠内守候,迎神到祠,“用托盘麻桔火在神身下撩祥花”,将诸神恭迎上座,然后加以祭拜。

作田福所用的“福仪”,规定是面蛋五个、面鳗鯬一尾,并用香烛、火炮、水酒、纸箔、铜锣等。届时,还要请道士参加。

六月作田福,在北岸吴氏内部,各分支之间有明确的疆界。对此,《祭神祀祖大例集记》有“各分例定界址”条:“大分例定至德祠门前祭,二分例定社屋桥梁祭,三分例定土地坝祭,四分例定大佛碣祭,里门例定朱家凹祭。”同时还规定:“例定界址,毋得争论,遵守遗训,勿违祖例。”据《北岸村志》记载,从堪舆的角度来看,北岸吴氏宗祠的地基是个鲇鱼形,祠前左右有两条水沟,东边水沟在当中栏杆处弯向西侧合流入河,像是鱼之须,吴氏宗祠位于村之中央,背靠来龙山,祠基正是行龙结穴之处。左右有两条小溪,一条来自吴家山、石际、岔坑经里门坑桥过北溪桥,从村东流入北溪河;另一条自苍坞、呈坑经社屋桥流入北溪河,像是两条龙须。村子左右山脉绵延不断,从北而东是吴家山、菏叶尖、牟鹰岩、石际、汪龙坑、石山岭、东山下、大柴山、象形山、龙门山、岩庙、天柱尖、虫坑、牛杌坑、花山、前山,西侧则有苍坞、子坞、赤石潭山、沙坑、鱼山。因此,宗族各个分支的祭祀,都选择在重要的节点之上。譬如,上文提及的土地坝位于北岸里门去后塘的村口,也是现存唯一完好的水口,坝上原建有一个土地庙。北岸从东边村头进村,旧时有三条主要道路,其中的一条是从东北向的朱家凹水口的水塘边小路到里门。朱家凹地处北岸东侧,原先有不少千年古树,是最为重要的一个水口,也是吴氏祖先长公祖墓之所在。[33]

六月作田福,“自吉期日迎神,至第四日送神至大佛庙恭座”,前后历时四日。根据惯例,吉期日迎神至祠,祭拜后,里门烧龙猪。根据前述的记载,北岸吴氏93世的茂、芳、兰、萱四支,号称四分(即外门),而同一世代的蕴、羲、葇三支为里门。作田福由外门和里门共同参与。

5.八月秋社及八月十五日秋祭

秋社也是徽州的传统岁时节日。北岸在社前一日,“轮首月半头首,会同大、二、三、四分社首,齐至至德祠内,张灯结彩,陈设祭仪”。荤素祭菜,或用12碗、24碗、36碗不等。至于祭仪,则除了上述的祭菜之外,还有全猪、全羊,鲜鸡1只,鲜猪肚1只,鲜鱼1尾,并用红烛1斤头3对、足两红烛1斤、社花、社幡等。“轮社户家用祭仪盒壹担”,其中有红烛4两头1对、大灯笼1对、棒香、纸箔、水酒、衣帽全副、红长钱1竿、百子鞭炮、高升等。

社日午前,先至社庙迎神,再至南村朱家迎元帅(应指“唐封开路总管胡大元帅尊神”),后至统四分的总支祠——得全堂(四分厅)厢屋内迎社公牌二尊,并迎玄坛二尊,迎至祠内恭座。或设祭,请礼生主祭并做祭,形式悉照二月春社做祭样式。也有的是用鼓手三奠酒敬祭,其余悉照二月春社样式。

此外,茂公祠即慎德堂,例设春、秋二祭大典,祭祀祖宗以及吴氏“堂中历代先远伯叔祖考妣男女尊众之灵”,应备陈设祭仪等物,并主祭礼生、做祭形式,“悉照二月十五日春祭做祭一色样式,永不违例”。

吴茂在吴长的十个孙子中排行老大,因为大分人丁兴旺,也就有了“大分人”的称号(意为人多)。吴茂兴建的慎德堂,是八大分中第一个支祠的建造者。后来在1920年迁往岔口的沾公支的后裔,为了表明北岸吴氏后继有人,筹集资金将大分的支祠慎德堂续建了前部,在院内一边各栽一根桂花树,显示岔口[34]这一支出了贵人(取“贵”“桂”同音之意),并在前门的门额上题写了“茂公祠”。因此,《祭神祀祖大例》专门提及茂公祠的秋祭。

6.冬十一月“穰火醮”

“穰火醮”应作“禳火醮”,选择属水吉日迎神。具体做法是:“轮首月半头首,大、二、三、四、里各社首邀齐”,先选属水吉日,再议荤、素祭菜。祭菜或用12碗、24碗、36碗,“可丰可俭,悉凭其便”。议定由大、二、三、四分社首四股分派,每社应派几碗,再分派各户备办,“应公敬神”。祭祀物品包括檀香、棒香、红烛、火炮和纸箔等“一切应用之物,其钱各社派出”。每社备办刀头、米豆、水酒、香烛、纸箔,至大佛庙请神下马。再迎神到祠堂,又请下马。“神至祠门前,侍候燎祥花”,也就是用托盘麻桔火在神身下薰烧。接着迎神至祠,恭座敬祭,“用道士荐修穰(禳)火清吉醮”。由四分烧龙猪。关于冬十一月的禳火醮,《祭神祀祖大例集记》还专门指出:“老例:演戏三日夜,演毕送神,即俗称穰(禳)火戏是也。新例:兵燹后不演戏,自迎神日起至第四日下午送神,送至大佛庙恭座。”这说明太平天国前后,祭祀的排场有所变化。

四 余论

综上所述,现存的《祭神祀祖大例集记》抄本,为光绪二十九年(1903)徽商吴恩临所编纂。该书以北岸村既存的《祭神祀祖大例》为蓝本,结合个人经历编纂而成,颇为详尽地记录了北岸一地迎神赛会的组织及其实施过程,内容相当具体、翔实。以下,在此基础上做进一步的探讨。

第一,根据《北岸村志》的记载,吴氏宗族的“八大分”,文穆派占其三,其总祠即文穆堂,地位仅次于北岸的至德堂总祠。正月初一接菩萨,由文穆堂轮流一家一年。经过三天热闹之后,初四开始对先祖的群祭活动,从而形成了北岸每年有名的“里做祭,外做戏”的热闹场面。因北岸吴姓分支众多,只能有序地分批进行:年初四是大分各分社,初八是二分,初十是里门蕴、羲、葇各分社,十二是大三分和兰公支,十四是四分,各分下各分支安排轮流做月半。每逢轮首,当年的公田收益即归某分支支配,由该分支精心饲养的大猪、大羊,则抬到祠堂敬献并彼此攀比,其中最大的一只则披红戴花。届时,大、小宗祠陈列着一排排猪羊架上的大肥猪,场面相当壮观。[35]

根据吴恩临的说法,“德鸾公社是我本社名,号万春社,我长、二、三、四房,系德鸾公支万春社下人”。此一说法,揭示了宗族房派与社额的关系。在传统徽州,“社则有屋,宗则有祠”,[36]一般说来,宗祠是血缘关系的结合,而社屋则彰显地缘性的组合。不过,由于北岸吴氏宗族的规模极为庞大,故而社与宗族的关系更为密切,宗族组织与社额基本上对应清晰,血缘与地缘呈现高度的重合。

当然,其时除了吴氏家族做祭之外,南乡其他地方也有不少人前来烧香还愿。民国时代洪有泉所抄《文联杂记》中,有一份文书提到:

维中华民国某某年岁在□□春王正月□□朔越八日□□之良辰,信士弟子洪姓阖族人等,谨以瓣香束帛之仪,敢昭告于通真威灵文武太子尊神、敕封威济显忠李王尊神、敕封金轮如意敕法赵大元帅尊神、唐封崇和衍烈侯七相公尊神、本社树艺五谷社稷明公尊神,暨元宵会中有感神祇之座前,跪而祝曰:神其如在,洋洋乎降庭,鉴兹菲礼,展我悃忱,谨告随行兵马、大阜祖殿李王尊神、南无大慈大悲灵感观世音菩萨、本里侍奉诸位众神随身兵将……

上揭文书祷告的诸神明,与《祭神祀祖大例集记》提及者大同小异,但祷告者却非吴姓,这说明当时的确有不少其他村落的民众前来烧香还愿。

除了“正月半”之外,“八月一”也同样热闹。晚清大阜潘氏有一份禀文称:

具禀南乡董事潘骝孙、潘恩荣,抱呈潘升。三十五都一图大阜地方,离城三十里。

禀为赌干例禁,责有攸归,请示加禁,以免贻害事。今董村向例八月初一为迎神报赛之期,凡有烧香还愿者,丁男子妇,纷至沓来。第虑良莠不齐,合图循例,禁止匪类人等,不许入村。乃闻近时赌风甚炽,尤须查察綦严,况当此物力维艰,米粮腾贵,而赌博一项,更宜严禁,免害乡愚,但董村与北岸毗连,诚恐无知之徒,潜集于两村交界之区,轻相尝试,开场聚赌。

该份禀文作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七月,稍早于《祭神祀祖大例集记》。其中提及八月初一的迎神赛会,大阜、北岸一带有不少其他村落的人们前来烧香还愿,开场聚赌。[37]

第二,歙县北岸的迎神赛会,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区域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从人口构成来看,南宋淳熙年间吴姓始迁入该地。当时此处的村名叫于岸里,原始居民为朱姓、汪姓和程姓。此后,因吴姓的迅猛发展与壮大,朱姓、汪姓先后迁往博文垯(今属歙县洽河)和向坑(今属歙县棉溪)。而程姓则因生活所迫,迁往北岸的下前坝和前山,并沦为替望族吴姓服务的“底下人”(佃仆),只留下其原居住地桥头一带的“里程”和“外程”地名。不过,民间传说中从水中捞起李王菩萨木头神像的地方,正是桥头一带的程姓聚居地。因此,每年正月贺元宵,许多棚轿抬着菩萨游行,走在最前棚轿上座的胡大元帅,平时就供在前山程姓的家里,程姓的这一“特权”,显然与程姓的早期定居历史有关。[38]

大佛庙(李王庙)是北岸迎神赛会的中心所在,据1册明万历至清道光年间的诉讼案卷[39]显示,此一大佛庙,原先是北岸吴氏与大阜潘氏合作修建,但后来却因故发生纠纷,由此留下了“告争大佛庙基”的诉讼案卷。其中,有一份“本府督粮厅问供状”这样记录:

供状人潘世荫,年卅九岁,系本府歙县卅五都一图民籍,供状有在官吴茂兰故祖吴存善,于永乐年间,价买余得民尊字五百十号中基地卅一步,山二步,土名大佛庙,此吴茂兰祖及潘世荫祖众姓助财,建立庙宇,荫庇至今。嘉靖颓败,所是吴茂兰用工修理,尊奉明文,吴茂兰就于本庙建立义仓,申明院、道,贮谷备赈。至万历九年奉例丈量,吴茂兰查得庙基,原系中基额地,又是系伊家用工修理,佥为己业。世荫此即插牌,称故祖景泰三年,收买吴阿有所故下等地五步,亦要佥业。世荫与茂兰,见得税额不同,各不合,互相争嚷,讦告本县。吴茂兰又于万历十年正月廿一日具告,赴府督粮厅张老爷,专官丈量,告准……

上述的“问供状”成于万历十年(1582)四月十七日,但此一官司起自万历九年(1581)十一月二十日,至少打到万历十年十二月,一直告到南京户部。另据此一诉讼案卷中的“太平府林太爷亲审口供”,大佛庙基又名“大佛市”。由此可见,北岸吴氏与毗邻的大阜潘氏,原在当地合造神庙,“二家之地,俱为一乡香火之庙基”,及至16世纪后期,潘、吴二姓曾就大佛庙基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后经官断:“大佛庙乡众共建,至今二百余年,潘家亦有银两在内修理,地须归吴,仍旧听潘家一乡烧香,不许吴家阻占。”在此背景下,北岸吴氏似乎并未完全占据上风。据白杨村人吴正芳说:“因李王庙是各姓共有,故正月各姓一起做。”这大概反映了附近地域人们的一般认识。

揆情度理,李王是江南的一个重要神明,苏州娄门等处即有李王庙,根据日本学者滨岛敦俊的研究,江南的李王原是吴兴(湖州)长兴县的土神,元末时已受到民众的广泛信仰,后来逐渐演变而为与保护海运、水运有关的神灵。[40]辑自《永乐大典》的洪武《湖州府志》中,有对李王庙的一段描述,从其中提及的“威济侯”“忠正王”[41]之类的敕额可以确认——江南的“李王”亦即徽州的“李王”。

对于李王,北岸吴氏和大阜潘氏等有着不同的认识。20世纪中叶歙县大阜吕龙光所撰之《李王》的科仪:

威济侯李王尊神,重新装饰,选于本月 日 时迎神附体,开点神光,谨具醮仪,虔修法事。维神气吞胡羯,与金人不共三光;志复中原,为宋室谋二帝。破家殉国,恨桧贼偏欲和戎;义胆忠肝,与魏公同思灭虏。克灵壁(璧)而偏师报捷,复宿州而大将用奇。弓名克敌,何敌不摧;斧用于军,诸军效命。倘无权奸掣肘,将相同心,岂止败兀术于柘皋,挫逆亮于采石已哉!今虽往事云遥,声灵如在。火光玄蓐,生初先置弓刀;像绘明廷,正气长留宇宙。佑兹士庶,共庆雍熙;为我黎民,捍其灾患。须至札者,右札威济侯李王,照验施行。[42]

此份开光科仪,较为细致地概述了李王的生平事迹。这与晚清光绪七年(1881)自苏州返乡展墓的大阜人潘钟瑞所撰《歙行日记》之记载,可以相互呼应。《歙行日记》在谈及大阜村的寺庙时写道:“村口李王庙,神为南宋中兴将,讳显忠。”另据潘世镛所撰《大阜三十六咏》记载:“大阜桥,在村东大佛寺前。”其中提及村东的李王庙,由迁居苏州经商的潘其蔚与族人共同兴建。据载,康熙三十四年(1695),潘其蔚专门捐资铸造了一口大鼎,作为镇庙之宝。对此,后人吟咏道:“烈烈李开府,南宋将帅臣。十年成大捷,身后为明神。神功保赤子,灯火时时新。大鼎镇古庙,吾颂作鼎人。”值得注意的是,此处提到了李王“神功保赤子”的功能。大阜李王庙在乾隆时代得到进一步的修葺,及至嘉庆年间,从苏州返乡的潘氏族人因祈求子嗣有所灵应,又添置了一具香案作为还愿。

北岸、大阜一带的民众多往江南一带务工经商,因此,江南的李王信仰在歙县南乡也极为兴盛。与江南的李王不同,歙县李王的功能更多的是与孕诞习俗有关。对此,徽州启蒙读物《逐日杂字》[43]中,就有“接李王,许香愿,子母安全”的描摹。清乾隆时人吴梅颠的《徽城竹枝词》则写道:“坐蓐临盆莫浪惊,获持产母记分明,麻油鸡子沙糖酒,粥煮沙锅干苋羹。”“坐蓐”亦即坐月子,原指妇女临产及产后一个月内的休息调养,但此处与“临盆”一词连用,显然是指妇女临产时的饮食风俗。根据吴正芳的描述,白杨人认为“李王菩萨特别喜欢吃产妇吃的那种酒酿烧油煎鸡子饼,故特别能保佑孕妇母子平安”,因此,家庭条件较好的人家,都要请亲族亲房到庙里将李王菩萨请到家中供奉,不接请的人家,也要到庙中祭祀,以祈求神灵保佑。另一首歙县竹枝词这样写道:“八月一日拜李王,酬还心愿老婆香,谁人不喜生男女,保产何须好药方?”旧时妇人生育遇到难产时,就要恭请李王。届时必须燃香,通常是将李王菩萨神像抬进产房,用李王的脚在产妇肚上踩三下,据说这样可以让婴儿顺利降生。白杨新桥头的九月十三,与昌溪七月的八老爷庙坦会以及北岸八月一日接李王菩萨,为歙县南乡最有名气的三大庙会。

值得注意的是,北岸吴氏对李王的身世有着不同的说法,他们将老、嫩李王类比为南宋名将吴玠、吴璘两兄弟,说他们是自己的祖先,这显然改造了元代以来江南流行的李王信仰,拉近了族人与神明的关系。在北岸、大阜一带,围绕着李王信仰,形成了与之相关的求子及诞育风俗,并成功地将相关的信仰活动塑造成歙南最为重要的三大迎神赛会之一,确立了各个族姓在歙南地域社会中的重要地位。清代以来“周漆吴茶潘酱园”之歙南谚语,虽然指的是三大族姓经营的特色,但其实也反映了在歙县南乡这三个家族的显赫地位。

此外,北岸吴氏还在附近的南村建有真庆宫道观。此一道观的修建,使得歙南地域与齐云山—武当山的信仰相对接。

第三,19世纪中叶的太平天国运动席卷全国,对徽州亦影响深远。兵燹之余,人们纷纷殚思竭虑地恢复善后。[44]其中,素重慎终追远的徽州人,对于礼仪的重整亦倾注了全力。光绪年间侨居北京的徽商吴鹤年,在其刊行的《鹤年家书摘录》[45]中,就有一些书信讨论到相关的问题。

吴鹤年为歙县南乡蔡坞里人,与《祭神祀祖大例集记》的编者吴恩临所在的北岸相距非遥。从《祭神祀祖大例集记》一书来看,它以太平天国为分界时限,将祭祀礼仪分为“老例”和“新例”。此一文献具体而微,在某些方面较之当代的民族志描述亦不遑多让。从中可见,徽州迎神赛会的组织极为严密,这与目前所见的一些调查资料可以比照而观。[46]

太平天国以后,徽州的宗祠纷纷重新修葺,祭祀礼仪亦得以重整。《故纸堆》一书收录有一份稍早的文书,恰可与《祭神祀祖大例集记》相互印证:

盖闻水源木本,必溯由来,祖德宗功,尤宜崇报,所以馨香当荐享,而祠宇贵经营也。窃以吾宗至德统祠丙戌之岁拆旧重新,枕龙山而鸿基广辟,朝凤楼而乌革高蹇,非徒壮其观瞻,洵足安其灵爽。左昭右穆,绵百世以承□;春祈秋尝,历千年而配飨。可谓本源茂实,枝叶蕃昌也已。讵遭粤匪猖狂,蛮氛肆扰,烽烟叠起,刁斗时闻,巍然高阁,大半摧残,洞若重门,几无关设,为之嗣者,目触心伤。今幸时当清晏,四镇安恬,乡村神庙、祖庙俱已绸缪,吾族宗祠、支祠半未修葺,其何以报祖德而笃宗祊乎?是以因公集议,询众筹谋,佥同有成规之可守,其踵事而增华,或取济于茶厘,或取资于铺项,各宜踊跃,无吝捐输,庶几集腋成裘,鸠工告竣。至于栗木神牌,源流必加深考;粉牒祀谱,世系渐次详登。从此螽斯麟趾,长发其祥,依然松茂竹苞,载笃其庆。谨启。谨将本祠公议捐输丁工、妇饭、茶捐、店捐、行捐各款列后:

一、议每丁每口丁工妇饭,照例开载,粘帖公所收数;

一、议本祠内支丁在北京、江苏、浙江等处所开店业,每店照柜台日收生意钱数,每钱壹千文,捐钱五文,自本年正月起至年终为满,公信到日,按季缴付,随发执照;

一、议祠内支丁,今年所办茶箱,往申江出售者,照箱数,每箱捐曹平纹银壹钱正,由肇泰经收,当付祠内执照;

一、议本祠内支丁,今年办茶出口外售卖者,照件数,每件捐曹平纹二钱正;

一、议本祠内支丁在于江、浙所开茶行,照行内本年共做生意数目,每钱壹千文,捐钱壹文;

一、议店捐、茶捐、行捐收缴之日,祠内给有收票,告成晋主之时,各将收票送投祠内,合成洋蚨壹百元,晋主位壹座,永远不祧,以昭奖励。其有不足数者,或找捐足,或于他人处凑足捐票均可。

同治七年正月 日至德祠文会、司祠、司事仝具。[47]

这份文书的年代为同治七年(1868),虽然未标明地点,但文中提及“至德统祠”,显然是有关北岸吴氏的文书。从中可见,至德祠修建宗祠的资金筹措,除了按每丁每口征收之外,其他的则主要依靠旅居北京、江苏、浙江的徽商捐输。具体说来,店业每店照柜台生意钱数,每钱1000文捐5文;祠内支丁所办茶箱运往上海出售的,每箱捐银1钱;出口海外售卖者,每件捐银2钱;至于在江苏、浙江所开茶行,当年所做生意数每钱1000文捐钱1文。作为回报,在祠堂告成时,凡是凑成100元者,晋主一位,永远不祧。

在重建宗祠的同时,祭祀礼仪也面临重新修订的局面。明清时代,徽州的祭祀礼仪历经数度变迁。明代中叶以后,原先的傩坛祭仪的大规模整理,形成了颇为完善的“徽礼”,其主要表现为《祈神奏格》之编纂。及至清代前期,祭祀礼仪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具体体现为各个家族内部祭礼的普及(出现了一些如《茗洲吴氏家典》那样的著作)。[48]而太平天国之后祭祀礼仪之变化,则主要表现为力图对战前礼仪的恢复上。[49]

明清时代徽州祭祀礼仪的数度变化,都与徽商的发展密切相关。明代中叶和清代前期祭祀礼仪的规范,促进了“徽礼”在长江中下游各地的广泛传播。而太平天国之后祭祀礼仪的重整,亦与侨寓外埠徽商的努力密切相关。只是此次重整,适值兵燹劫难之余,人丁萧条,[50]本土物力维艰,[51]纷纷外迁的徽商与故土之联系亦日趋松弛,故礼仪的重新恢复存在一定的困难。

在徽州,无论是宗祠之重修还是祭祀礼仪的重建,都需要旅外资本的挹注。《祭神祀祖大例集记》的作者吴恩临,就殚思竭虑地重整祭祀礼仪。他在《自用公清明》一文中指出:

我长房九十七世太祖希祥公、九十八世太祖宗元公、九十九世太祖自用公、壹百世太祖时敏公。凡我长房支下人丁兴旺,亦称望族,先前尊长诸公集资,立有清明会,将租息按年清明轮首上坟扫墓,春秋祭祀,标挂纸帛,合支下众支丁,按股散胙,挨首轮流,周而复始,永远不禋,历有年矣。自咸同年间遭广西发逆长毛猖獗,扰乱各省,凡我众支丁殉难者甚众。自兵燹之后,军兴以来,所有祀产遗失无存,人丁稀少,远不及前矣。乃时遭难余生,不过十余家,甚至衣食有朝不保暮之势,按年清明节,至每丁捐钱百文,上坟扫墓,祭祀标挂,无余资散胙。迨至光绪二年仲春,恩临竭力倡首,仍复创立自用公清明会,纠股集资,按丁捐钱,壹千文作为壹股,幼丁至十岁,捐钱壹千文,上会一股,至来年清明,方能散胙。至于不捐钱上会,不得散胙,永远为例,不准紊乱会规。再将股本生息,按年将息,作春秋祭祀、标挂、散胙各项等费用,只准用息,不准用本,永远为例,不准徇情,毋违,等因。

是会恩临名下捐出资本钱五千文,上会五股。艾年一股,即阿寿。伯候一股,即阿二。惠伯一股,即阿四。竺君一股,即阿五。达尊一股,即阿八。兄弟五人合为五股,永远遵守成例,毋违,特白。

吴恩临志识。

与传统徽州的其他宗族一样,北岸清明祭祖,每个支派都有清明会,捐有公田、公山,为清明祭祀活动提供经费开支。上揭文字追述了吴氏宗族中清明会的盛衰递嬗,指出咸同兵燹之后,因祀产无存、人丁稀少,宗族成员生活竭蹶困窘。当时劫后余生的十余家,只能每丁捐钱百文,用以上坟扫墓,祭祀标挂,并无余资散胙。直到光绪二年(1876),才因吴恩临的倡议,重新创立“自用公清明会”。其中的阿寿、阿二、阿四、阿五、阿八,应即吴恩临的五个儿子。此处提及清明会的做法,也是纠股集资,按丁捐钱,以1000文为一股。

太平天国之后,茶业一度繁盛,故而在前述同治七年(1868)的文书中,在宗祠之重建中,茶捐、店捐、行捐占有重要的比例。及至清末、民国时期,在祠堂建设及礼仪重建中,丁口捐则逐渐代替了店业捐。关于这一点,《祭神祀祖大例集记》详细记录了光绪三十年(1904)新春正月德鸾公支万春社的春祭,其中的《公议章程》曰:“溯自兵兴后,业经轮过两次,其费用均系筹捐人丁款,以备支应需用。兹又轮首敬祭之期,爰例仍捐丁款,以便应需,俾免临期踌躇,致有是议。”筹措经费,是按丁捐钱500文。除此之外,若有缺口,仍然是按丁再捐。当时是由吴恩临经理账目,长房、二房、三房、四房分别收捐。规定无论何房,如捐款收不到之丁,该收捐之人,即行邀集各房收捐者,会同至该丁处收捐,不得徇私。及至民国时期,《重整得全堂捐启》亦感叹:“特作事匪艰,筹款维艰,我族各支近来光景大不如前,殷实者既已寥寥,慷慨者更形落落。若照从前店业、田亩各捐,恐众情未必踊跃,筹思再四,惟有丁口一捐,不至大伤元气。”据载,得全堂是永乐年间富户吴长亲手所建,地点在来龙山的东面半山腰处,依山而建,是北岸吴姓建造最早的支祠,后来划给大、二、三、四分共有,为统四分的总支祠,族支的裔孙众多。该祠堂于清光绪十一年(1885)春季重建,但因经费不足而半途中止,仅将屋架盖瓦完成。直到1900年,方才按丁口纳捐筹措经费得以竣工。

从总体上看,太平天国以后,徽商的实力已大不如前。同治年间虽然一度因茶业兴盛而中兴,但总体趋势是在走下坡路的。因此,有关宗族活动经费的筹措,店业捐所占的比重迅速下降,丁口捐则成为筹措经费的主要方式。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1] 参见王振忠《明清徽州的祭祀礼俗与社会生活——以〈祈神奏格〉展示的民众信仰世界为例》,《历史人类学刊》2003年第1卷第2期。

[2] 据后来所见屯溪老街某书商提供的书单,《祭神祀祖大例集记》一书被归入歙县三十三都二图吴氏文书,这批文书计有162件,听说目前归南方某高校购藏,这是时下皖南书商与国内一些公藏机构颇为认可的一批“归户文书”。不过,根据抄本《歙县都图全载(附十六乡新丈字号)》(安徽省图书馆藏)的记载,歙县三十三都二图下辖的村落包括:石潭、蛇形、蛇川、竹坑、土坑、里坦、营上、斜坑、石壁、白毛干、利石、余川。据此,该书乍看似与歙县石潭有关,但经仔细考察,除了文字清晰、内容丰富的《祭神祀祖大例集记》一书之外,同一归属的其他文书之书写极为潦草,内容也都相当简单。可能正因为如此,《祭神祀祖大例集记》一书在辗转流传的过程中,被有心人单独复印、保留。实际上,该书是被混入这批所谓“归户文书”中的一份资料,与石潭并无多大关系。

[3] 吴永涵撰《北岸吴慎德堂族谱》“正编·启”,1917年刊,第1页上。2011年8月17日摄于歙县南乡瞻淇村。

[4] 《北岸村志》编委会编《北岸村志》“概述”,2015,第1页。该村志序文为笔者所撰。

[5] 杨正泰校注《天下水陆路程、天下路程图引、客商一览醒迷》,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第373页。

[6] 《北溪吴氏世谱》抄本。私人收藏。

[7] 江万象:《歙北岑阳江氏宗谱》后集《寿静山江次公六帙序》,载冯剑辉撰《明代京师富户之役考论——以徽州文献为中心》,《史学月刊》2015年第1期。

[8] 《北岸村志》,第259页。

[9] 《北岸村志》,第362~367页。

[10] 《北岸村志》,第14页。

[11] “烧年”是旧历十二月某夜(多在除夕)举行的一种祭祖习俗。祖籍徽州祁门左田村的清人黄钺(1750~1841)有《烧年纸》诗(见氏著《壹斋集》,黄山书社,1999)。届时,人们焚烧年纸,祝愿生意兴隆、科第兴旺、耕作丰收、家庭和睦。

[12] 关于白杨上村萼公支的发展,可参见吴正芳《徽州传统村落社会——白杨源》之四“宗族社会”,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

[13] 《北溪吴氏世谱》抄本。

[14] 从抄本序文来看,吴恩临在北岸村抄录了一份现成的《祭神祀祖大例》,但就现存的《祭神祀祖大例集记》内容来看,其中有他个人参与迎神赛会的经历,据此推测,该书应经过吴恩临的整理和补充。

[15] 《北岸村志》,第330页。

[16] 《北岸村志》,第336~337页。

[17] 《北岸村志》,第368~369页。

[18] 《歙县北岸吴氏文书》1册,抄录于“凤栖山馆柳湖氏钞”的蓝丝格账册上。私人收藏。

[19] 《北岸村志》,第126~127页。民国某年8月1日的《江氏日记》记载:“是日也,歙南北岸、大阜两地方,向假接李王菩萨之名,而实大开赌博会,到处嗜赌者莫不趋赴,摆摊求售杂色货物者不计其数。旧岁缪县长来宰我歙,严禁烟赌,北岸、大阜两地方是日不敢公然开赌,人数囗无处,生意颇觉清淡。今值王县长莅任,禁赌之令,未闻如此其严,大阜、北岸赌博之热闹,人数之萃集,不卜可知。”另外,1927年歙县北岸北溪学校教师吴贤,撰有《八月一日北岸赛会感言》:“岁在丁卯,仲秋之朔,北岸例有迎神赛会之举,闻今岁为尤甚。余今岁适糊口于北岸北溪学校。是日粥后,约友多人,易衣而出。至街衢,见行人络绎,恐后争先。余与诸友,尾众后,以睹其所谓赛会者果何如也。比至祠前,行人拥挤,人山人海,水涌潮奔,喧嚷之声,不绝于耳。举目四顾,则见设摊售物,排列整齐,妓女之所二三,赌博之所不可胜数。迎神之时,旌旗交展,锣鼓之声,互相接应……”

[20] 据《北岸村志》记载,将吴玠、吴璘塑造成老、嫩李王,始于1589年。

[21] 《北岸村志》,第128~129页。

[22] 《北岸村志》,第205~206页。

[23] 吴绶青是北岸一带极具影响力的士绅。据歙县北岸吴氏文书抄本记载:“今开歙县南乡附生吴晋绅,现年四十七岁,数世业儒,家风清素。先祖晓之公、先父绶青公,乐善不倦,见义勇为,乡里钦其笃厚,官长乐其周旋,有行状、志铭汇刻成籍,兹不细赘。绅承先人之余荫,谨小慎微,排难解纷,悉循祖训,阖族公推,乃充董事;前清至今二十有余年矣,凡地方公益,兴学校、设自治、办团防诸善举,无不极力赞成。自愧才疏识浅,一无所长,乃蒙县长垂青,不弃葑菲,益勉力赴公,……谨呈大略于左。治晚生吴晋绅叩上。”可见,吴绶青、吴晋绅父子长期担任地方的董事。

[24] 《北岸村志》,第338页。

[25] 《北岸村志》,第365~366页。

[26] 《北岸村志》,第339页。

[27] 王振忠编《歙县的宗族、民俗与经济》,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

[28] 两个“正”字之一疑衍。

[29] 在徽州文书中,衢州之“衢”常简写作“巨”,故“巨尖长钱”可能是指产自衢州一带上等的纸钱。

[30] 《祭文》,抄本1册,私人收藏。

[31] (清)刘汝骥:《陶甓公牍》,《官箴书集成》第10册,黄山书社,1997,第619页。参见清《绩溪县城市坊村经理风俗》第34课,绩溪县图书馆收藏;嘉庆《绩溪县志》卷1《舆地志·风俗》,“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54),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第366页。

[32] “刀头”也叫“胙头”、“刀头肉”或“猪肉刀头”,亦即猪肉之意,有时还加上斤两。在歙南宗教科仪《三十六串》抄本中,有“谨备刀头轮鸡、长江鲜鱼、献牲脯福、净净斋饭、水花豆腐等事,拜请诸位众神,天下名山等府有感德道神祇”(参见王振忠《抄本〈三十六串〉介绍——清末徽州的一份民间宗教科仪书》,《华南研究资料中心通讯》第14期,1999年1月15日)。此外,《宗穆社规例》抄本中亦有“刀头”的说法。

[33] 《北岸村志》收录有《修朱家凹祖墓记》,第375页。

[34] 关于岔口吴氏,参见王振忠《20世纪初以来的村落调查及其学术价值——以社会学家吴景超的〈皖歙岔口村风土志略〉为例》,《安徽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

[35] 《北岸村志》,第204页。

[36] (清)程庭:《春帆纪程》,《若庵集》卷4,载《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第8册,齐鲁书社,1997。

[37] 关于这一点,歙县北岸吴氏文书抄本中,亦收入一信,提及:“敝村月初演剧,循例酬神,只缘族广人多,以致赌徒杂处。”

[38] 《北岸村志》,第46页。

[39] 抄本1册,私人收藏。另一册晚清歙县杂抄中,也抄录了部分的诉讼案卷。

[40] 〔日〕滨岛敦俊撰《近世江南海神李王考》,载梅原郁编《中国近世の法制と社会》,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93。中译文亦见氏著《明清江南农村社会与民间信仰》第1章第2节,朱海滨译,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第27~43页。

[41] “威济侯”之敕额见下引文。另,清光绪年间《福泽庙开光祭文》中,提及“敕封忠正王李王尊神”,见徽州文书抄本《新旧碎锦杂录》。

[42] 见徽州文书抄本《酬世汇编》卷5,该卷内容包括祭神文、札付、会序和魁星赞等。

[43] 抄本《逐日杂字》,封面题“张尔炽/皖南虎川张尔炽”。

[44] 此类的善后表现有多方面,如对阖村水口的重修,见歙县北岸吴氏文书抄本中收录的捐启。

[45] 刊本1册,私人收藏。

[46] 劳格文、王振忠主编《徽州传统社会丛书》,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2016。

[47] 《故纸堆》丙,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第30页。不过,从内容上看,这份资料原被命名为《同案公议文件》,颇为莫名其妙。

[48] (清)吴翟辑撰《茗洲吴氏家典》,黄山书社,2006。此为明清时代徽州府休宁县虞芮乡趋化里茗洲村吴氏家族历时数代酝酿而成,最后成于清雍正年间岁贡生吴翟之手,主要记述家族日用常礼,是一部上承古礼而又宜于时俗的著作。

[49] 太平天国以后徽州社会的嬗变以及祭祀礼仪的重整,与徽商密切相关。唐力行先生在《延续与断裂——徽州乡村的超稳定结构与社会变迁》中也指出:“小徽州与大徽州的良性互动,造成了徽州本土的繁荣与稳定。同时,大徽州的每一次动乱也会在小徽州引起回响。……(太平天国)战后,在徽州乡村社会要素——徽商与士绅的努力下,在外循环的带动下,宗族组织得以重建,内循环又恢复良性互动。”(商务印书馆,2015,第276页)

[50] 97世的吴德凤,因人丁向来不盛,再加上“咸、同间发逆窜扰,殉难无遗”,人口的大量损失,造成后继乏人,而由吴德鸾一支代为承值敬神、祀祖的义务,所以有“代驮子孙军”的说法。

[51] 以禳火戏为例,“老例:演戏三日夜,演毕送神,即俗称穰(禳)火戏是也;新例:兵燹后不演戏,自迎神日起至第四日下午送神,送至大佛庙恭座”。所谓老例、新例,也就指太平天国前后的不同情形。原本总共58人散胙,“兵燹后,于同治三年因租歉收,改发兴隆包,专发三老,每人二只,礼生每人四只,以外停胙。新例各分散胙”。可见,随着元气的恢复,祭祀礼仪亦有所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