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西周金文文例再论献簋的定名问题
西周早期器献簋（集成4205）因涉及周初毕、楷（黎）二氏之关联及有关古史问题，历来颇受学界重视。关于该簋作器者，长期以来学者间多无异议，均认为即簋铭中的“献”，乃楷伯家臣。近年杜勇先生在张政烺先生对《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所做批注意见的基础上，撰文主张“楷伯”是器主，“献”为动词，非人名，该簋应定名作“楷伯簋”。[1]看来这个问题还有再探讨的必要。为方便计，先将簋铭释文（使用通行字）移录如下：
唯九月既望庚寅，楷伯于遘王，休，亡
。朕辟天子、楷伯令（命）厥臣献金车。对朕辟休，作朕文考光父乙，十世不忘，献身在毕公家，受天子休。
铭中的“朕辟天子”一句多属下读，但理解上颇有不同，一般认为是指周天子，与楷伯一起赏赐“献”金车；杜勇先生则将“辟”理解成动词，意为“楷伯辟事天子”。窃以为杜先生这些说法恐有三不合：将“辟”释作“辟事”，似与训诂不合；“献身”这种述宾表述出现时代颇晚，此与铭文时代不合；“楷伯”“朕”这种同指一人且交替出现的称述方式，与簋铭文体不合。因此，“献”为人名之说似不容轻易否定，下文从西周金文文例角度为此试做补证。
对于簋铭“朕辟天子、楷伯令厥臣献金车”一句，郭沫若先生谓：“令，锡也。言献之君，天子与楷[2]伯，锡之以金与车，金当是天子所锡，车当是楷伯所锡。”[3]唐兰先生注云：“令就是命字，《小尔雅·广言》：‘命，予也。’”，“金车是用青铜车具装饰的车子，《易·困》九四：‘困于金车’”[4]。马承源先生将该句语译作“我的君主周天子及楷伯赐予臣子献以青铜和车”，并谓“令，与赐、锡同义”[5]，与上述郭沫若先生之说基本相同。以上诸家均指出铭文中的“令（命）”义同于“锡”“赐”，这在铭文文义理解上有其合理性。西周金文中使令动词“令（命）”习见，其经常使用于与赏赐内容相关的语境中，且多与“锡（赐）”“归（馈）”“遗”“兄（贶）”等词并现，如：
（1）……王令士道归（馈）貉子鹿三……（貉子卣，集成5409，西周早期）
（2）……令作册
兄（贶）
土于相侯……（作册
尊，集成6002，西周早期）
（3）……王蔑免历，令史懋锡免缁巿、冋黄……（免尊，集成6006，西周中期）
（4）……王令作册宪尹锡
銮
……（
簋，铭图5295，西周中期）
（5）……王命我遗鲁侯……（我簋，铭图05321，西周中期）
（6）……君命宰茀锡
季姬
臣于空桑……（季姬方尊，铭图11811，西周中期）
（7）……令宰仆锡甹白金十钧……（甹钟，集成48，西周晚期）
上述使令兼语结构可描述为“V 1（令/命）+ OS（兼语）+V 2（赏赐动词）+ O （O 1+ O 2）”（2、6二例结构之后还出现补语），金文习见，其中兼语部分和第二谓词的间接宾语O 1有时可以省略，如：
（8）……令锡铃、勒……（班簋，集成4341，西周中期）
而本文所论簋铭“朕辟天子、楷伯令厥臣献金车”一句，应该也是“V 1（令/命）+ OS（兼语）+V 2（赏赐动词）+ O （O 1+ O 2）”这种兼语句式的省略形式（即省略了兼语与第二谓词V 2），可以概括为“V 1（令/命）+ O 1+ O 2”[6]，这在西周金文中并不鲜见，如：
（9）唯八月初吉庚午，王令燮缁巿、旂……（燮簋，集成4046，西周中期）
（10）……王呼：命汝赤巿、朱黄、玄衣、黹纯、銮旂……（即簋，集成4250，西周中期）
（11）……王命死司王家，命[7]汝幽黄、攸勒……（康鼎，集成2786，西周中期）
（12）……王命衒
巿、金车、旂……（衒鼎，《格物致知——鸿燊堂吉金》，中国嘉德2016年5月30日香港艺术品拍卖会；铭图续编0222，西周晚期）
这种省略形式很容易让人误认为是双宾句[8]，这种认识主要是基于“命”义同于“赐”而得出的。但“命”有“赐予”义在训诂上并没有什么积极证据，前述唐兰先生引《小尔雅·广言》“命，予也”以证“命”有赐予之义，然核之《广言》，实作“姓、命、孥，子也”[9]，知“命，予也”之“予”乃“子”之误引。所谓“令，与赐、锡同义”，只是从铭文文义诠释角度所作出的一种推论，并不符合语言实际，问题症结在于没有认清这种结构形式的变化与来历。这种省略兼语和第二谓词的兼语句式在传世文献里亦有踪迹可寻，已经有学者对之进行说明[10]，此不赘。因此簋铭“朕辟天子、楷伯令厥臣献金车”，可在马承源先生所作译文的基础上重新解释为：“我的君主周天子及楷伯命（某人赐予）臣子献以青铜和车。”
根据以上讨论可知，将“厥臣献”之“献”理解为作器者自称之名是十分合适的。另外，西周金文中，作器者自称“厥臣”时，其后往往接自己之名，这在文例上显然也是有利于簋铭“献”为人名说的。其例如：
（13）大保锡厥臣
金，用作父丁尊彝。（臣
簋，集成3790，西周早期）
（14）唯正月甲申，荣格，王休锡厥臣父荣[11]瓒、王祼贝百朋……（荣簋，集成4121，西周早期）
（15）唯二月乙亥，相侯休于厥臣殳，锡帛、金……（殳簋，集成4136，西周早期）
（16）豦拜稽首，休朕匋君公伯，锡厥臣弟豦丼五量……（豦簋，集成4167，西周中期）
杜勇先生在其文中曾就“献”作人名提出四点质疑，即：一是铭文中主轴人物应为“遘王”的楷伯，何以不是他受到赏赐，而是其臣子？二是“献”受到赏赐，何以对其功绩只字不提，仅称楷伯“遘王，休，亡尤”？三是被天子赏以“金车”者，大多是非有战功，即为武官，何以一位给楷伯跑腿的臣子能得此优待？四是“献”既为楷伯之臣，与毕公家的隶属关系还相隔一层，何以对毕公感戴有加？杜先生认为这些都与“献”作为器主的身份不谐调。我们对此试做解答。关于第一个问题，虽然“于遘王”的主体是楷伯，但作器者是“献”，因其在这次活动中可能担任重要职能且有功劳而受赏，其陈述的中心自然是自己受赐之事，楷伯也有可能受周天子赏赐，但不需在“献”所作器铭中言及。第二、三个问题可一并回答，由于铭辞简洁，信息未详者多有，如前引（9）（13）等例亦于作器者为何受赏无一字言及。第四个问题，学者们多主张楷伯为毕公之子，分封于楷[12]，毕、楷本是一家，“献”既是楷伯家臣，自是毕公之臣，其最初很有可能随楷伯一起从毕公室分出，于铭中感念毕公也是情理中事。
原载邹芙都主编《商周青铜器与先秦史研究论丛》，科学出版社，2017
[1] 杜勇：《从清华简〈耆夜〉看古书的形成》，《中原文化研究》2013年第6期。下引该文观点，不再出注。
[2] 原书作“
”，现以“楷”代之。
[3] 郭沫若：《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八卷《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二），科学出版社，2002，第46页。
[4] 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中华书局，1986，第235页。
[5] 马承源：《商周青铜器铭文选》（三），文物出版社，1988，第56页。
[6] 张玉金先生所撰《西周汉语语法研究》一书总结出西周汉语中15个类别的兼语句句式（商务印书馆，2004，第302～309页），然于“V 1（令/命）+ O 1+ O 2”这种句式似未措意。
[7] 此字本作
形，据文义及字形当释为“令”或“命”。
[8] 如张美兰《汉语双宾语结构句法及其语义的历时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第66页。或归为双及物结构，参时兵《上古汉语双及物结构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第130页。双宾结构与双及物结构虽然表达上略有差异，限定范围有所不同，但都指的是同一种结构形式，参张美兰《汉语双宾语结构句法及其语义的历时研究》，第7～8页。
[9] 黄怀信：《小尔雅汇校集释》，三秦出版社，2002，第176～178页；迟铎：《小尔雅集释》，中华书局，2008，第123～124页。
[10] 杜焕君：《〈战国策〉兼语句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暨南大学，2003，第50页。
[11] 荣是时王父辈，同时也是朝中大臣，故称为“臣父荣”。
[12] 郭沫若：《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八卷《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二），第46页。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上册，中华书局，2004，第54页。李学勤：《
簋铭文考释》，《故宫博物院院刊》2001年第1期。韩巍：《西周金文世族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2007，第57页。李学勤：《从清华简谈到周代黎国》，《出土文献》第一辑，中西书局，2010，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