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笔龙城顺

南 台

受命写龙城顺先生小传，一阵喜悦和松快掠过心头，这任务，是我早就期待着的。终于如愿以偿，是心里的那个结解开了，所以才喜悦而松快。

然而，我却不知道“传”应该怎样写。脑海里，只有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一个样本。鲁迅先生当然是可效法的，但《阿Q正传》却是小说，是漫画，这和要求真实的传记及严谨的龙城顺先生不相宜，而且，我口中、心中都将龙城顺先生叫“老师”，不要说“漫画”他，就是稍稍有点变形，有点不真，只怕认识龙老师的人也不答应，我自己也不答应。所以，只能“工笔”，认认真真、小小心心、一笔一画、毫不走样地描出龙先生的形象来。

这却有点难，要完全“不走样”，只怕未必做得到。一个人真实的一生，三分之一的时间在睡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娱乐，只有大约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工作。然而这些并不能全部进入人们的记忆，也不能全部记进“传”中，“工笔”要“工”到那样，还不把读者烦死！所以，我觉得，“传”一个人，就不得不舍去许多。这倒并不是想隐瞒什么，只是不愿记“流水账”而已。

一、绰号

龙先生有个绰号——电子扫描器。这绰号有缺点，是钦佩他的人要表达那份儿惊叹叫起来的，实际上，现在的扫描器远远达不到他的精度。这绰号有褒有贬，百分之九十九是褒，百分之一是贬。这个比例不能省略，一省略，会被人误以为是一半对一半。

龙先生一生从事过许多职业，当过农工，赶过马车，打过风钻，但最重要的却只有三个：前半生搞教育和图书管理工作，后半生当编辑。这三个职业，都要求要有较高的语言文字功夫，而这正是龙先生的特长。他是借文字功夫成名的，这绰号是褒扬他的文字功夫之深。

深到什么程度？堪称一绝。

是夸张吗？不是，绝对不是。之所以能把他选进“宁夏著名人物”中，这手绝活怕是也占了很大分量。

要得到周围的人的尊敬，比得到别处的人的尊敬难，但说起文字功夫，最佩服龙城顺先生的，还正是他的同事们。识别错别字，他仿佛有一种特异功能，像一块磁铁，只要在一堆杂物上面一晃，就能把其中的碎铁钉之类的东西吸出来。他到编辑部去找人，和你说着别的话，只向你桌上的稿子那么一扫，手指头就伸出来了，说“这个字错了，应该是……”

那个快、那个准，太让人吃惊了。

陈育宁研究员主编的《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历史探源——民族史学理论问题研究》一书，请他看了付型样，结果改定的稿样被云南人民出版社当作改错的范本让全体编辑学习。

不仅稿件，成品书也一样，说句大话：只要是方块的汉字书，没有一本他挑不出错儿。

普通的书不用说，“无错不成书”“错误百出是好书”已经成了这些年的通病，挑出错儿没什么稀罕。一些名牌出版社的权威著作，到了他手里，也一个个难逃“法网”。如《修辞学发凡》中的“黄檗向春生”误为“黄蘖向春生”“黄蘖万里路”亦误，《南冠草》中的“石敬瑭”误为“石敬塘”, 《诸蕃志》中“血竭”误为“血碣”, 《龙虫并雕斋琐语》中的“夏丏尊”误为“夏丐尊”, “波特莱尔”误为“波特菜尔”, 《晋书·庾翼传》误为《晋书·瘦翼传》,《诗·周南·关雎》误为《诗·周南·关睢》, “蜿蜒”误为“蜿蜓”,“戳破”误为“戮破”, “到底”误为“倒底”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分省地图集》图幅和地名索引中都把江苏省吴江县（今吴江市）的“八坼”误为“八圻”……

大家作为标准的工具书，谁会怀疑呢？他也能捉出错儿来。如：1989年出版的《汉语大词典》第三卷中有三处把“寒暄”误为“寒喧”;1988年出版的《英汉辞海》第5466页第一栏26行“博弈论，博弈”的两个“弈”字，原文别为“奕”;1988年出版的《现代汉英词典》第59页第一栏20~21行亦把“博弈”和“博弈论”中的“弈”错为“奕”; “发菜”是一种沙地植物，耐旱怕涝，但《简明生物词典》和《辞海》中都让它“分布于……流水中”;1985年出版的《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四卷第60页“黄河”词条下，把“巴颜喀拉山”错为“巴颜喀喇山”，山东的垦利县错为“监利县”（属湖北省），也叫他发现了。他不可能通读所有的词典，随手翻翻就能翻出来，岂不太绝！

在“有”中发现错误毕竟还比较容易，因为这只要或此或彼两种选择，而要发现什么“没有”就难了，因为那必须知道“有”的“全部”，才能数出什么没有。自己不是“大全”，就无法发现别个的“不全”。

1996年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第1638页第一栏第一字“绉”是复音字，一读去声zhòu［绉布］，一读平声zhōu［文绉绉］。但词典却把第二种平声的读法漏收了。这在一般人，谁会注意到呢？除非用电子扫描器扫描，而龙城顺先生就是这样的“电子扫描器”。还有一出版社的《语言大典》，他看后发现，单xiao的平声和上声就少收了25个字，于是在书眉上批道：……（他列出了未收入的25个字）等字均未入典，岂能称《语言大典》？

《标点符号用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应是绝对权威，可到了“电子扫描器”手里，一扫描，发现了三处错。他写信过去，在第二次下发的文本里，改过来了。不到万字的一个文件，还是国家标准，他就能扫描出三处错儿来，也太绝了不是？《咬文嚼字》是全国唯一专门纠正语言文字差错的刊物，请了好多老同志把关，够权威的了，也多次被他咬出“文疵”嚼出“字误”来，以致上海文化出版社的一位负责人也知道宁夏有个龙城顺！

将龙城顺和宁夏联系起来了！这话从精明的上海人嘴里说出，分量又自不同。

还有绝的。

识别错别字，虽是硬功，也还可以理解，因为毕竟是“外家拳”，而要辨别引文中并不是错别字的字、句及引文的出处是否正确，则是要难得多的“内家拳”。做文字工作，对每一条引文都进行核对是不可能的，只有觉得引文有疑问了才核对。这一“疑”，就是功夫。一般的编辑，会觉得引文一定是作者经过核查才引的，谁会怀疑？而且，没有广博的知识，你凭什么怀疑？不广不博就怀疑不起来！龙城顺先生就有这本事，经他手的文字，指出引文错误和出处错误的，比比皆是。而且，除了名家作品、领袖文章外，还有古文古诗，有的偏僻到闻所未闻，他也能扫描出来。如一家出版社1990年版的《说话的情理法》，一页之中就引用十几二十句古诗、词，诗、词作者中，除苏轼、欧阳澈、周邦彦等少数知名者外，其余如周密、张琴、蒋敦复、徐籀、王容溪、黄界、吴文英、孙云鹤、陆龟蒙、潘曾玮、冯延巳、晁端礼、宋祁、谢克强、李弥逊……有多少人知道？《定风波》《西江月》《好事近》《如梦令》《水龙吟》《玉楼春》《东风第一枝》……都是通用词牌名，谁知道在哪儿能找到“这一首”？而且，诗、词的用字，有的很古怪，汉字又多义，这情景，就像是面对一座昆虫乱爬的原始森林，一般编辑，见到这阵势，头都大了，即使想核对，也不知道到哪里去找原文，但他扫描一过，一页之中，竟能扫出十几处错儿来！

还有难的。

历史纪年和地名，是编辑们头痛的问题。纪年中，有的用“年”，有的用“载”，年、载是同义，但用于历史纪年，有的可以相互替代，有的却不能替代。什么地方可以代，什么地方不可以，一般人很难分得清，但龙城顺能！唐玄宗使用“天宝”这个年号的时间为15年，天宝元年、天宝二年用的是“年”，其余十三年都用“载”，天宝三载、天宝四载……天宝十五载，就不能用“年”字代。唐肃宗使用“至德”这个年号的时间为三年，除至德元年外，至德二载、至德三载不是“年”。从西汉刘彻至晚清溥仪，我国封建帝王用年号纪年，历时2051年，只有上述两个例外。明太祖朱元璋洪武三十一年驾崩，可有些古文献却有洪武三十二年到洪武三十五年的记载，是不是弄错了？没错。因为“成祖，建文四年六月己巳即位，诏改明年为永乐元年。革除建文年号，仍称洪武……”这就使“洪武”年号多出了四个年头。在人类以异乎寻常的速度向现代文明迈进的时代，这些如同餐桌上即将被抛弃的骨头渣子似的琐屑知识，还有多少人感兴趣呢？龙城顺却像《不列颠简明百科全书》一样将这些即将成为垃圾的历史尘埃令人感动地收集进了自己的头脑，以备有朝一日突然能够派上用场。

地名，在编辑工作中也是一难，历史地理更难，因为一般人不可能知道许多小地名，更难知道历史上变更多多的小地名。龙先生不知有什么特异功能，竟也能识别，上面提到的《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的“垦利县”错为“监利县”, 《中华人民共和国分省地图集》图幅和地名索引中都把江苏省吴江县（今吴江市）的“八坼”误为“八圻”。一家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梦溪笔谈导读》一书，将侨置的慎县误为北宋的慎县，颍上县的“颍”误为“颖”，他去信纠正，作者胡道静先生（国际科学史研究院通讯院士，编审）写回信表示“对您既感激且钦佩”。写过这样的感谢信的还有数学家、北京师范大学原校长、中科院院士王梓坤，“美国新数学”丛书中译本责任编辑徐信之，修辞学家、南京大学教授王希杰先生等。王希杰先生在信中还热情洋溢地说：“你的来信便是一篇学术论文，我将设法在什么地方发表。”“实在佩服！”修辞学家、杭州大学教授、中国首届陈望道修辞学奖二等奖（一等奖空缺）得主倪宝元先生也在信中说：“我出版过二十多本书，跟不少编辑打过交道，从我所认识的编辑看，我认为您是水平最高、责任心最强的一位……”

人名，在编辑工作中也是一难，人名中有很怪很偏的字，而且，“人”比“地”更多，全世界几十亿，还不像地名有可查的地方。像“夏丏尊”那样的著名人物还好说，不那么著名的，谁会知道？他在主编《当代科学家与发明家大辞典》时，有位姓“傅”的先生写的手稿为“付”, “付”，有这个姓，而且是人家自己写的，也会错吗？然而，龙城顺先生看后却生了疑，因为有的姓“傅”者为了省事，常将“傅”写成“付”，这位先生会不会也是位图省事的？写信去问，那位先生自己也搞不清，问了他父亲，才弄清自己姓“傅”，不姓“付”。古人，就没法儿写信去问了，要是名气不大的，要查都难，如“山西汾州平遥主簿成乐能”，他就有办法搞清此位主簿叫“成乐”，而不叫“成乐能”。外国人名，也难，外国人中的古人，就更难，一位搞研究的作者在作品中提到古希腊数学家“去番都”，谁能搞清对不对？龙城顺先生能知道是她把“丢番图”错成了“去番都”……

“鼠妇”是什么，只怕知道的人不多。鼠妇是潮虫，一种长15~20毫米的小动物。有部书稿讲到了它，编辑不知道，见有个“妇”字，以为作者幽默，把母老鼠写成了“鼠妇”，觉得幽默水平不高，大笔一挥，将“鼠妇”改为“鼠类”，管它鼠男鼠女，反正都是鼠。但这一来，潮虫放大了几十倍，变成了老鼠。碰到了龙城顺，才使潮虫恢复了本来面目。这是动物方面的知识，也偏得可以，然而仍未逃出“电子扫描器”的扫描。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张久宣先生是位极负责任的作者，他在1996年出版的《圣经故事》书前写有《敬告读者》:“本书每错字酬金百元……”龙先生“扫描”一过，挑出了60多个，写信过去，并在信上说明是探讨，不是为钱，但作者仍寄来1700元。大约有些字是工厂排错的，怪不得作者。这可以当作故事讲了，现在，这样的读者和这样的作者都不是很多了。之所以将张久宣先生的名字也写出来，实在是出于一种敬意。

《毛泽东选集》是最权威的著作，听说第一版出版时，由国内最权威的专家校对了15遍，第二版又做了校订，一般地说是不会有错误了。但龙城顺先生在学习过程中仍然发现了书中的少量疏漏之处，如：《毛泽东选集》第一卷166页，把红二、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会师的将台堡从宁夏的西吉县移到了隆德县。这是个载入史册的错误。这个错误已经在1997年由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了纠正，邀请毛泽东同志的两位儿媳和孙子参加，在西吉县的将台堡竖起了一座由江泽民同志题写碑名的巨大纪念碑。

龙城顺先生似乎并没有成为标杆的动机，但他却以自己的行动实实在在地为一支差不多快被社会遗忘的称为“编辑”的队伍树立了榜样，在这个追逐时髦的年代里默默地挺立着，任凭喧嚣的政治和金钱的狂潮没过头顶也不动摇。

在宁夏人民出版社工作期间，他责编的图书，优秀率达80%，重印率达50%，社会、经济效益俱佳。其中《叶圣陶的语言修改艺术》获全国优秀教育图书一等奖。书一出来就受到各方关注，《光明日报》《语文报》《中国青年报》《中学语文教学》和香港《文汇报》等报刊都发表了评论文章，评论家称“是中国第一部全面研究作家语言修改情况的专著”“填补了空白”“是一本难得的好书”。此书是龙城顺先生责编的第一本书，也是他策划的“作家语言修改艺术丛书”的第一本，可以说代表了他的起始水平，从中可以看出，确实出手不凡！这套丛书的计划中还有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冰心、丁玲、曹禺、秦牧，如果顺利，还计划有第二批，但终因一些不可预料的原因，在出了第二本《改笔生花——郭沫若语言修改艺术》之后，就处于停工状态，这是很遗憾的，但不是不能弥补，这套丛书不会过时，现在继续下去，犹未为晚。

鉴于他的成就和名气，他先后担任过宁夏回族自治区出版系列职改领导小组成员，负责起草过《宁夏回族自治区关于贯彻执行〈出版专业人员职务试行条例〉的实施细则（试行）》，为出版系列职称考试主要命题阅卷人；被聘参与编辑《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辞典·宁夏回族自治区》，并由他统稿；主编过《当代中国科学家与发明家大辞典》；在宁夏人民出版社帮助总编辑决审书稿。离休之后，更成了“社会公有财产”，被《宁夏教育》《通俗文艺家》《宁夏社会科学》《宁夏教育学院·银川师专学报》和《周末文汇》等数家期刊杂志社聘为特邀编审，被宁夏人民出版社特聘为图书审读室主任。

以上算是褒的部分。

那么，说的百分之一的贬是什么呢？恐怕与看问题的“角度”有关。比如，词语的搭配，有首选，有亦可，“首选”当然最好，“亦可”也不能算错。那么，就应该提倡首选。龙城顺先生作为审读室主任，既审成品书，也审原稿和清样，他的原则是：成品书上出现的词，属“亦可”的，不算错，因为是既成事实；但若是原稿或清样，他都要改为“首选”。“亦可”改“首选”，本来是个“更好”的问题，但有的同志不理解，觉得不改也可以嘛，何必多此一举？于是便觉得他固执，也便有了微词，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汉语的字、词，活而多义，特别是文学作品，为了追求奇绝，追求与众不同，以达到某种特殊的效果，会造出一些以前没有的搭配。有的人觉得好，有的人觉得不好。这是在任何人身上都可能碰到的。在别人身上碰到，大家会觉得这是不同看法，觉得自然。但若发生在龙城顺先生身上，便觉得不自然，觉得不能接受。因为大家似乎习惯于把他看作“标准答案”。而“标准答案”是应该让人百分之一百满意的，不应该让人挑出哪怕一点点小疵点。一块洁白的桌布，人会左看右看，看哪儿有污点，只要有一点，无论多小，手指也会点上一点。如果是垃圾箱里的一块布，就没人指责它是不是有污点了。这似乎是个小遗憾，却拉近了龙城顺先生和大家的距离，人，太完美了，就不像了，只有上帝才完全没有缺点，但上帝离我们就太远了。

广博的知识是他的骄傲，同时，也是累赘，给他带来荣誉的同时，也带来了烦恼。他已经离休多年，但离而难休，社内、社外的编辑，还把他当电脑使，有什么疑难弄不明白，或要查个什么资料，就打电话到他家里查询。家里的电话，用他老伴儿发牢骚的话说：“一分钟能响几次！”当然，一分钟响几次不会，但响声不断却是真的，电子时代了，有部“活电脑”为什么不用！简单、方便、准确，还不花钱，不用岂不太傻了？但家里人受不了，被电话吵得心烦意乱，嚷嚷着要把电话拆掉。电话现在是还没有拆，以他们家人善良的本性，将来也未必真会拆，但希望看到这篇文章的同志都能动点恻隐之心，除非自己实在不能解决的问题，有些能自己动手查到的资料，最好自己动手查一查，金属也会疲劳，何况一位年届古稀的老人。他是我们大家共同的财富，让这座金矿多在世上矗立些时日不好吗？

二、好人

凡认识龙城顺先生的，无不说他是个好人。“好人”有什么尺码？没有。世界上没有一个组织评选“好人”，也没有一个组织给“好人”发奖。“好人”只活在人们心里。

“好人”是什么？是人格，是品德，是善，是真诚，是厚道，是踢开利害，只凭不伪不饰的本心做事的人……

“好人”的一个标志是为他人。

龙城顺先生说：“我觉得，一个人活着对别人有用，才有意义。”“损人利己的事我不干，损人不利己的事更不干，利人利己的事我干，损己利人的事我也干。”这些话，自然是很好的，但是，如果他只是说，或者当作座右铭置之案头，都不能说明什么，因为世界上说得好做得差的人使得豪言壮语都贬了值。龙城顺先生是用行动实践着这些的，他注重做，而且是用一生在做。这就很可贵了。

他是辛劳的。他工作，对任何人都不怀恶意，他和同事们的关系，除了工作和友谊，没听说他和谁发生过什么冲突。他不提防别人，别人也不提防他。他身上没有煞气戾气，心地上刻着“只琢磨事，不琢磨人”，他的周围是一片祥和，能和他共事是福气。

从1954年到1960年，他曾用自己微薄的收入资助过三位大学生上学。第一位叫文显诒，是武汉大学时的同学，广西人，因为家里困难，中途要退学，当着班长的龙城顺与另一位调干生一起，给文显诒寄了路费，并且由他二人每月给提供10元零用钱，直至他们毕业为止。当时，龙城顺每月只有17元津贴，这项资助并不轻松，为此，他戒烟一年。后来，他工作了，还资助过龙城璋和廖守汉两位大学生。抗美援朝时，他还捐过一个月工资。那时的号召，是开展一元钱的捐献活动，一个月工资，是捐款号召的几十倍了。这些事，他始终守口如瓶，连和他一起生活了大半辈子的老伴也不知道，还是这次要写他的传，才从他口中掏出的。他那时并不富裕，结婚时只有一床没有被面的网套，却还要拿出钱来助人！

他1949年参加工作，是在湖南省耒阳县养德完全小学（后改龙形中心学校）当教员，第二学期，就当了教导主任，一年后当了校长。这无疑是对他的工作的肯定。1953年，抽调优秀的小学教员深造，他在其中，成了武汉大学的调干生。1955年大学毕业，分配到北京有色冶金设计总院图书馆工作，先当馆员，后当馆长。在“干什么就应该尽最大的力把什么干好”的信念指导下，很快熟悉了业务，被设计院的同志们称为“活目录”“活资料”。他在大学里只学了英语、俄语，但图书馆里世界各国的资料都有，为了有利于工作，他自学了波兰文、保加利亚文，虽不是样样精通，但设计院的同志们问起有关资料，他能从各种文字的资料中找出来提供给他们。

他当编辑组负责人时，复审稿件，会发现许多错，他一一用铅笔标出，让编辑看后再用色笔改正，铅笔痕迹擦掉。这里有两个用心：一是让编辑一一看过，就会对错误有了记忆，增加他们的知识；二是不在稿件上过多地出现他的笔迹，“否则，要叫社领导看到我改的比编辑改的还多，会对那个编辑留下不好的印象，觉得他的水平太低了还是咋回事”。后来，他被返聘回来审查稿件和图书，就是因为这颗善心、公心，他虽然身为图书质量检查的负责人，处于矛盾前沿，但编辑们对他却没有怨言。

他也时常找作者。当地的，找人；外地的，写信去。以“商榷”的口气，提出自己的看法，一是对作者的尊重，同时也让作者知道，他哪儿错了，以后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当几家刊物的特邀编审，也不是一看了之，常常要对编辑讲为什么要这么改，不仅纠正错误，还义务培训编辑。

离休了的人，重心是保健康，工作大都处于“半工半休”状态，“余热”么，得悠着点儿发，但龙城顺先生不“悠”，还在“燃烧”。不论是本单位的图书，还是外单位的刊物，一到他手里，不用催，他一定按时或提前送回。晚上工作到一两点是常事，要是稿急，加班到凌晨四五点也是有的。古稀老人还和壮劳力一般出着力。有的同志过意不去，说声“珍重”，他却淡淡地回答道：“没事。我瞌睡少。”瞌睡少也可能是真的，但瞌睡少的人非要把精力都投到工作中？他也有爱好的，只要看看他家里收着玉石棋、人造玛瑙棋、不锈钢棋……就知道。他下起棋来也很投入，一次在马路边看人下棋，手里的暖瓶叫女儿提走了还不知道。但他并不放纵自己，“没人管了”也不放纵，还像当年要求入党时一样把工作放在第一位。这，就不能不使人起敬了。

“好人”的另一个标志，是凡事都从好的方面去想。

1930年，他出生在湖南耒阳一个穷苦农民家里，穷到什么程度？村里人都说，“龙熙章（他父亲）家要不讨饭，世上就没有叫花子”。从后来的情形看，上天让他在那里“苦其心志，劳其筋骨”，似乎并不是为了“将降大任于斯人”。他没有逃脱穷人们的一般命运，本村有一个“黄埔”出身的“国军”上校，凭借着自己的地位很是欺压过他们，他家无权无势，只有忍受的份。这激起了全家人的一致愤慨，下了决心，即使讨饭也要供出一个读书人来。这任务落到了龙城顺身上。于是，他饿着肚子，光着脚板，借别人的被子盖，借同学的书读，硬是读到了高三。不幸的是在那一年，他母亲去世，家里实在太困难了，无力再供他上大学，便在解放战争的炮声中参加了工作。就是这段经历，他后来回忆说：“现在想起来，要不是他家逼，我还上不了学。”

在北京有色冶金设计总院技术图书馆工作14年，他说：“那段时间，对我后来当编辑帮助很大，我的知识面就比较广了。”

1969年，他到冶金部设在云南的“五七干校”劳动，正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没有书读，手头只有四卷《毛泽东选集》、四卷《列宁选集》和一本《四角号码词典》，那就读吧，选集和词典都被他翻烂了，但他回忆说：“这对我后来当编辑有好处，在文字方面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1972年他在宁夏新华印刷厂农场劳动，他想起也说：“这对我当编辑也有好处，再碰上农业方面的问题，我就知道了。”

从32岁到42岁，他们夫妇分居10年时间，这在一般人觉得是苦，他却说：“这也有好处。单身职工生活简单，时间就比较富裕，你就可以干许多事，学很多东西。”

社内、社外的编辑，都把他当成“百科全书”，有什么不懂的问题，都问他，他不嫌烦，也不抱怨超出了他的专业范围，还说：“人家问你，是对你的信任，即使你不懂也没关系么，学么，搞懂了，你的知识面也扩大了。”

要这么说，还有什么对他会没有好处？这品格让人感动，凡事都从好的方面去想，世界变得美丽了，人生也变得更加美好，这也许就是他至今仍快乐健康的原因吧？

“好人”的第三个标志是认真。

上学时家里穷，连买书的钱都没有，他借同学的书读，是认真吧？参加工作后，努力学习专业知识，是认真吧？32岁上北京电视大学中文系，51岁上银川中山业余学校学日语，57岁上中国文化书院就读“中外比较文化研究班（函授）”,60岁学习世界语……学什么都要学到毕业，没有半途而废的，是认真吧？他老伴提起来，至今还记忆犹新，说“他穷成那个样，可有钱就买了书。我们结婚的时候，他连被子都没有，床上堆着个网套，就盖那个棉花套子，可床上全堆的书。上街去，不进商店，就进书店。我们俩结婚这么些年，上街从来走不到一起去，我让他陪我到商店里买个东西，他走着走着，看见书店就钻进去不出来了，你一点办法都没有。最近他又买了本大辞典（新版《辞海》，这是他第三次买《辞海》了）, 480块，买就买吧，有什么办法？他一辈子了，就好这个，有什么办法？”

1979年，他读一部书稿时发现一个人名——苏戍娟，他怀疑是苏戌娟，查了有关资料，是苏戌娟，便提醒作者查原文，作者查后改为苏戌娟。若干年后，此书再版，他看那名字，还是苏戌娟，而《辞海》里却是“苏戍娟”，到底是哪个？《辞海》可是戴着“权威”帽子的！为了证实此事，他于20多年后的2000年还跑图书馆查资料，证明是“苏戌娟”后才罢休。20年，为别人书中的一个人名！

他家里，有几柜子的工具书和参考书，一套12本的16开《汉语大词典》，一套8本的16开《汉语大字典》，一套11本的16开《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都是他自己花钱买的，还有数、理、化、天、地、生、文、史、哲、法等各种专业类工具书。宁夏人民出版社出了套“古典名著丛书”，请他通读《红楼梦》，他专门去买了本《红楼梦语言词典》做参考；请他看《老年百科大全》，里面有体育方面的章节，他专门买了《体育词典》做参考；请他看《企业文化与企业现代化》，里面引用了荀子、管子、商子、韩非子……的话，他怕出错，专门买了《百子全书》做参考……仅与人名有关的工具书，就有《中国姓氏大全》《中国近现代人名大辞典》《中国历代名人辞典》……这些，本可以让出书单位提供的，提供不出，也应该由他们去买，但龙城顺先生不吭气，自己出钱去办。这里面，除了认真，似乎还有点儿克己，有点儿不愿给人添麻烦……

龙城顺先生是中国共产党党员，这也是“好人”的一个标志。对于出身贫农又是共产党让他过上好日子的龙城顺来说，加入共产党不是什么奇怪的事，但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从1949年就开始写“入党申请书”的他，直到1981年才加入组织。复杂的原因不必说了，值得一说的是，他30多年来那种“程门立雪”的精神。他的“入党申请书”写了多少份？现在已无从查考，给人印象深刻的是60年代初的入党申请，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被称为“低标准”的特殊时期，填饱肚子是那时的头等大事，可是，当千百万人眼巴巴地将眼光投向野地里最后一支菜根时，他却把目光投向了依然血红的党旗。为了表达自己的热切，不是诗人的他用诗写了一份申请：

亲爱的党组织！

请接受我的申请——

加入您的队伍，

做您的忠实儿子，

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

真正的共产党人。

亲爱的党组织！

我已经下了决心——

为了建设社会主义，

为了实现共产主义，

贡献出我的全部力量，

全部智慧，

全部生命。

……

几十年来，他用行动实践着自己的誓言。本单位的各种“优秀”不算，1985年被宁夏回族自治区直属机关党委评为“自治区直属机关优秀共产党员”;1987年再度被宁夏回族自治区直属机关党委评为“自治区直属机关优秀共产党员”;1986年被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评为“尊师重教先进工作者”;1986年他被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评为“自治区两个文明建设先进个人”，享受省级先进个人待遇。

“好人”也有遗憾。龙城顺先生的一个遗憾是“没嘴”。“没嘴”并不是没有吃饭的嘴巴，而是这个嘴巴只会吃饭却不会说巧话。这个形象而不严格的“没嘴”是他老伴儿抱怨出来的，它是许多只会说直话不会说巧话的知识分子的共性，在龙城顺先生身上显得更突出。

1972年他调到宁夏时，可以说已经身怀绝技，但他沉默着不吭气。原来联系的是“毛办”（“文化大革命”时期，出版社只能出版《毛泽东选集》，是以称），可办手续时却分配他到印刷厂去当校对，他没吭气；到印刷厂，没让他当校对，却分配到后勤组卖饭票，他也没吭气；后来为了给一位受伤的女工腾位置，又让他到厂办农场当副场长，他还没吭气；在农场种田、宰猪、赶大车、淘厕所，他像个没嘴的葫芦，还不吭气。

两年后，回厂工作，后勤组不能接纳，只好到装订车间当工人。他默默地干着工人的活，碰上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他给出出主意，哎，行了！这又引起了注意，才发现他是干部。当工人与政策有点相背，怎么办？为了不违反政策，叫他去平罗县搞普及“大寨县”教育，当了个普通的工作队员。一个偶然的机会，工作队的秘书不在了，要写份调查材料，只好让会写字的龙城顺上阵，谁知竟一炮打响，材料被自治区党委书记霍士廉看中，在《宁夏工作研究》上转载，成了典型材料。这才被也在工作队当副队长的宁夏人民出版社副社长万超发现，说原来印刷厂还有这么位人才，要调到出版社去。印刷厂的人这才知道他们厂里埋藏着一个宝，不给，说他们要用。社长说“你们想留也不行！”这才调到了出版社。

到出版社，先到校对组当校对，碰上宁夏有名的法学家吴家麟的书稿——《故事里的逻辑》，吴先生亲自校了三次，并签字准备付型（开印前的最后一道工序），龙城顺先生不放心，从头至尾通读了一遍，竟发现了数百处错。吴家麟先生看了诧异，说这么有水平的人怎么在校对组？向出版社社长霍一禾推荐，这才又把他调到文教编辑组。那是1980年，他终于当上了编辑。可是，已经年过半百！

“世有伯乐而后有千里马”！马有时还要长啸一两声，他这条“龙”怎么就“没嘴”到这种程度？“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全靠别人“发现”，既是一种品质，也是一种悲哀。

但无论怎么说，他的一生，肩得起一个“好人”了！能为“好人”立传，是社会的良心。

这个“好人”是无形的，但却和“电子扫描器”一样，是他人生的又一大高峰。这两大高峰的价值在于：它们不是意外的幸运或什么人的恩赐，完全是靠龙城顺先生自己的力量造成的，虽然辛苦，却很踏实，没有被人剥夺的危险，也不会在某个年龄段后突然降低或消失。这是人生的另一种成功。它主要的不是“事”的显赫，而是“人”的可敬。正如鲁迅先生评价韦素园的，“并非天才，也非豪杰，当然更不是高楼的尖顶，或名园的美花，然而他是楼下的一块石材，园中的一撮泥土，在中国第一要他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