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贯彻八字方针
管理走向规范，教学趋于正常，生活环境改善。
贯彻《高校六十条》，加重双肩挑
1961年5月，师院组织全院师生集中学习了《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为《高校六十条》。那时这个文件还没有经过中央批准，正在听取意见。当时，为了贯彻执行党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在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国家相继制定了有关工业、农业、商业、科学、文艺等各方面的工作条例草案。《高校六十条》就是用于规范高校工作的，它包括总则、教学、生产劳动、研究生培养、科研、教师和学生、物质设备和生活管理、思想政治工作、领导制度和行政组织、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等章目。《高校六十条》不仅明确了高校的基本任务和学生的培养目标，而且强调了高校必须以教学为主，在教学中必须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正确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努力提高教学质量。学生劳动时间每学年限制在1个月至1个半月，教师为半个月到1个月。明确了教师的根本任务是认真教好学生，完成教学任务。必须严格保证5/6的工作日用于业务，科研占教师工作量的10%～30%。《高校六十条》还强调正确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知识分子，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事业服务。正确执行“双百”方针，在6条政治标准的前提下，提倡学术自由。在处理具体问题时，必须正确划分政治问题、世界观问题和学术问题之间的界限，不许用对敌斗争的方法来解决人民内部的政治、世界观和学术问题，也不许用行政命令或少数服从多数的方法来解决世界观和学术问题。《高校六十条》规定高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以校长为首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学校党组织要充分发挥校务委员会和各级行政组织和行政负责人的作用。改变“总支、支部包揽一切”的状况。党组织要和党外人士密切合作，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高校六十条》强调用团结—批评—团结的原则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思想政治工作要有利于形成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并规定在大学一、二年级要设政治辅导员或班主任。《高校六十条》还强调了加强图书馆、资料室、实验室建设，做好总务工作。
尽管在教育部直属高校中正式开始执行《高校六十条》的时间，是在1961年9月15日中央批准之后；其他高校执行《高校六十条》的时间更晚在1962年3月以后，那时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了该条例可以在全国高校中试行。但是，1961年5月份的学习针对性很强，已经引起了思想震动，对于抑制“左”的思潮、纠正“左”的做法起了重要作用。全校上下都已经在认真思考，总结经验教训了。
最明显的变化首先表现在党委的整风计划。1961年3、4月师院党委整风安排虽然提到了要解决浮夸风、组织机构和规章制度不健全问题，但又提到克服右倾、要用三个月解决解决队伍不纯等问题。到了6月整风安排意见就变成主要抓贯彻“双百”方针、执行知识分子政策、教育革命与教学质量以及领导作风等问题。
变化之二是加速了师院规章制度的建设。在6月份，师院的工作、会议、公文处理、职工学生请假、财务管理、固定资产管理、房屋分配使用管理、福利费使用管理、公用品采购保管领发乃至文印室管理、图书借阅、公物损坏赔偿等十四个方面都有了暂行制度，并且汇编成册。这些规范使工作有了条理，结束了某些混乱现象。我想如果早抓就好了，在西马营期间我拍了一些学校的活动照片，很后悔没有自己保管而是把照片和底版一起交给了校办，后来都不见了。如果早有严格管理制度，那些宝贵的资料就不会丢失了。
变化之三是加强了行政组织，注意发挥它的作用。各系都在放暑假前就建立了系务委员会，开始时物理系和化学系共建一个系务委员会，张德澂和我是委员，张德澂为物理系负责人，我还是兼任系秘书。政治学习和研究共同性的问题，两系在一起还可以。讨论起专业问题就会各说各的谈不到一起，很不方便，不久就分开了。物理系最初的系务委员会成员，除李志春、张德澂和我以外，又增加了张先畴、乔立恭。但是，党委正式做出物理、化学两系分别建立系委会的决定，已是1962年1月20日了。
变化之四是加强了基础理论的教学和基本技能的训练，有些系修订了教学计划。如数学系、物理系和中文系都将1960年教改时合并的课程重新分开。这也是物理系校委会贯彻《高校六十条》精神所做的第一件大事。1960年的教学改革把普通物理和理论物理打通了，试验了近一年，觉得不大符合认识规律，学生的数学知识也跟不上，学习困难较大。系负责人召集物理系全体教师进行讨论，大家各抒己见，我做记录。会下我根据大家的意见整理出一个教学计划草案，再拿到会上讨论，进行修改。这样往复三次把教学计划确定下来，从1961年入学的新生开始执行。现有的两个班由我起草过渡计划，征求大家意见后执行。新教学计划中政治理论课是按当时全国统一规定安排的，一年级开中共党史68学时，二年级开政治经济学68学时，三年级开哲学68学时。政治思想教育总计130学时，在课表上安排每周1学时，实际上是每三四周集中使用一次，主要是形势教育。教育教学理论过去主要是学习苏联的，1958年以后对其争议很大，在1960年教学改革时学时被砍掉很多， 1961年对此好像没有变动，其安排为心理学34学时，教育学68学时，教学法68学时，从二年级开始开设。外语204学时，体育136学时，均安排在一、二年级。解析几何102学时，数学分析272学时，数学物理方法102学时，在前5个学期安排。在专业课方面把普通物理和理论物理重新分开，普通物理442学时安排在前5个学期，理论物理从第四学期开始安排，仍按四大力学开设，理论力学115学时，热力学统计物理102学时，电动力学102学时，量子力学99学时，另外在四年级还增设了原子核物理52学时和固体物理48学时。这样一改，物理专业的基础课和理论基础课都有了足够的学时。制图34学时，工艺实习34学时安排在一年级，普通物理实验187学时安排在一、二年级，电工无线电204学时安排在三年级，中级物理实验根据当时的条件只在四年级安排了56学时，相对于当时，是把结合专业的实践加强了。另外还在四年级增加了几门选修课总计84学时，给学生留下了较大的自主选修空间。开设选修课，在今天看来是必然的事，但在当时却是教学改革的新举措。
物理系贯彻《高校六十条》精神做的第二件大事是加强实验室建设。也是开始兼任系行政工作后，我负责抓的主要工作之一。1961年上半年，由于原来是我负责组建实验室，自然仍由我牵头整理实验室。建立系委会后，我分工抓实验室建设。在我们几位既讲授理论又带实验课的老师共同努力下，普通物理实验室开始按教学内容布局，力学和热学共用一个72平方米的房间，电学和光学共用着两个54平方米的房间。电工、无线电实验室也在建立，积极准备开实验，不过设备还很少。由于电源位置不完全符合实验要求，在实验室布置过程中，还需要我们自己动手搞许多室内布线，做些插销板。实验室面积扩大了，实验台又不够了，又从学校搞来几张大方桌充当实验台。就这样，物理系实验室初步铺开了摊子。1961年8月，张汉升同志来到物理系从事实验室管理和实验辅助工作，他是学数学的，但是对物理特别感兴趣。一上任他就针对实验室的急需，设计了更大的仪器柜和桌面下带柜子的实验台，联系到木器厂加工，迅速装备了实验室，把实验室管理得井井有条。还自制和采购了一些开实验配套的小设备和器材，有力地支持了实验课的顺利开出。有了得力的、专事管理和实验辅助的教辅人员，教师开实验会省些时间。在实验室建设方面，我可以主要抓制度建设、发展计划和具体采购计划，监督检查和提高实验课教学质量了。遗憾的是，不久张汉升同志就在精简下放运动中离开了学校，后来虽然回到学校但与物理系无缘了。1961年11月开始，师院进行了首次清产核资工作，为时接近一年。物理系主要资产是在实验室，由于着手整理比较早，所以花费时间不多。不过1962年底实验室搬迁，还得再搞一次，这是后话。
代理系负责人，三位一体抓工作
系委会组建后不久，张德澂老师就向刘老提出外出进修的请求：为了提高教学质量，也为今后能更好地做好系负责人的工作，希望趁目前系的规模还比较小，管理工作还不太重的时候，能让他外出进修提高。他还向刘老推荐由我暂时代理他的工作。刘老非常重视青年教师的培养，很快就同意了他的请求。不久，经兰州大学同意，张德澂老师到物理学界闻名的葛墨林教授那里进行为期一年半的进修。自1961年下半年开始，我代理他的工作。
那学期，由于执行过渡计划，我担任物理系两个年级的热学课，讲授、辅导、批改作业全包，同时编写误差理论讲义，准备下学期给数理化三系讲授实验课绪论，这对我都是新开的课，教学任务很重。在行政工作方面，张德澂老师间或回银川时，向李志春汇报，我们三人商量工作。平时我既是代理系负责人，又是代理教研组长，还是系秘书，在数理化党支部的领导下做好日常行政工作。在系里面，这三者的工作是完全一致的，一竿子插到底，不用多花时间。对上则不然，学院通知系负责人、教研组长、系秘书分别召开的三种会议，我都得去。开会占去了我很多时间，再加上政治学习、和学校职能部门打交道、和系委委员交换意见、和教师谈教学谈思想、接待和处理学生的事务以及处理日常行政的琐碎事务，白天就这样过去了，备课更是要靠晚上加班忙至深夜。
在我代理系负责人期间也遇着几件大事。一是抓《高校六十条》和全国高师工作会议精神的落实，二是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实行三院合并。党中央批准《高校六十条》之后，师院于当年10月开始，用了两个月的时间进行学习和讨论，让全校教职工深入领会精神实质，熟悉具体措施。通过学习讨论，明确了办学指导思想，突出了教学中心，物理系教师和全校一样，教学积极性明显提高，教学过程的每个环境都是一丝不苟，认真对待。校领导带头深入第一线，张先畴、乔立恭和我每周都要听几节课，检查教学效果。老师们之间尽管讲授的内容都不相同，但在教学方法上开始相互观摩、切磋。大家抱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迅速把好教学关，努力提高教学质量。
到了1962年，学校为贯彻《高校六十条》精神，又有了新的变化。一是保证教师每周有5/6的时间从事教学科研，1月2日校党委宣传部对全校政治学习时间重新安排。教师每周改为4小时，行政干部每周仍为8小时。二是2月22日学校行政会议决定，按《高校六十条》精神安排校历，其中全学年教学时间为9个月，学生劳动为1个月，低年级学生不搞生产实习或现场教学，着重加强基础课的课堂教学。行政干部全年参加体力劳动1个月，教师全年劳动15天，尽可能同学生一起劳动，年老体弱者均可免于体力劳动，人员由单位评议，领导审批。由于这一决定，在时间上保证了以教学为中心，教学秩序从此正常化了。三是2月23日院党委办公会议决定成立科研委员会，负责领导全校科研工作。科研委员会于3月开会对全校科研工作进行了部署。遗憾的是那时的科研委员会没有物理系的人参加，会议精神也没有及时传达，不久就忙于应付学校院校合并，在我代理系负责人期间没有做过科研规划，由于重在过教学关，也没有花时间抓科研。
1961年10月25日，教育部召开了全国师范教育会议，12月16日师院副院长耿炳光向全体教职工传达了教育部副部长周荣鑫在会议上的总结及林枫主任的讲话。其主要精神是针对某些取消师范院校的主张，强调了高师是培养师资的主阵地必须坚持；在总结“向综合大学看齐”与“面向中小学”两个口号的经验时，强调“面向中小学”的口号必须重视，不能取消；会议还就提高教学质量办好高师、加强教师在职进修等问题进行了研究。随后，学校将会议精神又向学生进行了传达。通过讨论，师院的师生员工对师范教育的重要性、师院各专业的培养目标更加明确。学生的学习方向更加明确，专业思想进一步得到巩固。教师在教学中注意联系中学实际，加强了从师能力的培养。
物理系和所有师范专业一样，把培养目标明确定为培养中学物理教师。为了培养合格的物理教师，我通过大家的讨论，总结出在教学中界定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标准，以及加强“三基本”的措施，经过系务委员会讨论同意后，在系内推行。为了便于开展教学研究，1962年初在物理系教研组内划分了两个教学小组，由张先畴兼任力热小组的组长，乔立恭兼任电光小组的组长，每周都搞一次教学研究活动。敦实业务基础是教师过好教学业务关的前提，根据全国师范教育会议精神，物理系系委会还为教师制了补课进修计划和轮流进修计划。
教育见习和实习是提高从师能力的重要环节，1962年首次实习和见习自然更引起重视。初春时节，物理系要进行首届教育见习，作为代理系负责人、教研室主任、系秘书三位一体的我，联系见习的任务自然是责无旁贷。1958年我们一起支宁的同班同学周祖功就分配在银川一中任教，经过几年的实践，其物理教学效果已比较出众。我去一中联系见习，本来是奔着一中的名师安奠华老师去的，但安老师极力推荐观摩周祖功的课。和周祖功商量见习事宜，自然顺利，见习时间、内容及评议等环节都很快研究确定下来，剩下来就是联系车辆。到1962年，师院似乎已有卡车，但运输任务很忙，用车比较难。就在这时，刘老把我叫去，问我见习了没有，我说还没有。他就对我批评开了，但是我一点都不紧张。我和刘老打几次交道后，已熟悉他的脾气，他有时会心急，会批评你。但是你汇报情况后，他又会关心你，热情地指导、帮助你。果然，在我把联系见习的情况汇报后，他很高兴，并让总务部门给我们租了汽车，使我们顺利完成了见习。在观摩后的评议会上，尽管颇多赞扬，安老师还是一分为二，指出优缺点，给学生示范了如何正确评议一堂课，使物理系的首次见习很成功，使学生受益匪浅。
物理系学生的首次教育实习是在1962年的下半年，那时合校事情多，我离不开。系委会中只有我和乔立恭是学师范专业的，自然是由乔立恭担任物理系的实习队长，在他的领导下和有关中学的大力支持下，物理系的首次教育实习同样取得了圆满成功。通过实习，学生的中学教学技能都有了明显的提高。
三院合并，成立宁夏大学
为了贯彻八字方针，自治区党委通过调查确定从1961—1962年度第一学期起宁夏农学院、医学院、师范学院三院正式合并成立宁夏大学。此后，原来属于幼儿师范和交通学校的三幢窑洞式楼房等全部交给宁夏大学使用，后来大家习惯上称其为大红楼、小红楼和交通楼。那时在宁大最南端，现在的怀远路以南，还有两排平房也属于宁夏大学，后来不知所终。从房屋所在位置来看学校南北跨距比1960年师范学院搬来时增大了3倍以上。
到了1961年8月15日，农学院全部从西门外搬来西沙窝，其中相当一部分使用了大红楼。迁入开始时农学院的行政和后勤与师院实行统一管理，教学单独安排。尽管自治区党委做出决定，自治区人委还没有来得及研究合并方案，更没有可能向中央报告，但合并准备工作却在进行。1961年上半年自治区党委对3所高校的干部是分别任免的，耿炳光出任宁夏师范学院副院长，就是一例。到了下半年就开始制定宁夏大学的编制和任用宁夏大学的领导干部了。9月30日，宁夏大学筹委会办公室拟定了《宁夏大学人员机构编制》（草案）。11月1日，自治区党委决定朱何方出任宁夏大学教务长，这可能是给宁夏大学任命干部最早的一例。到了1962年初，三院合并工作开始实际的操作，在1月3日的校党委扩大会上，副书记敬礼堂宣布了宁夏大学的人事安排和校级领导分工，8日宁夏大学第一次行政会议宣布了科级干部的任职，17日校党委办公会议调整了宁夏大学党团组织，全校划分为8个党支部，数理化三系仍为一个支部，全校划分9个团总支、2个支部，数理化三系为一个总支。到了20日校党委办公会又确定了原农、医两院的政治、数、理、化、外语、体育各课的教师均合并到原师院相应的系或教研室，3所学院的生物教师合并组成生物教研室。
由于三院物理教师都合并到物理系，1962年初物理系的教师数量成倍增加。医学院的孙邦英是位老教师，教学经验丰富，我们很希望他能到物理系任教，可是他教医科物理多年，已经结合医科专业形成特色，那里离不开他。又由于医学院没有搬迁，来往交通又不方便，大家都不忍心让他辛苦，所以在学校决定医学系成立物理教研室之前，已经让医学系物理教师独立开展活动了。那时，在刘老、孟华、李志春先后的关心下，经过人事处的努力以及我和爱人对永宁农校领导的软磨硬泡，终于把我爱人也调来物理系了。这样，把医学系除外，物理系教师仍有17人之多。
系里师资力量加强了，爱人的调来使我的精力也可以集中了。正准备加把劲把工作抓得更好时，却传来了不祥的消息。听说有自治区领导鉴于当时宁夏经济的困难，提出了宁夏大学应该下马的意见。6月12日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向自治区党委提出高校调整的意见中，也明确提到师范学院在三五年内不再发展。校党委针对这种情况，就宁夏大学还办不办和怎样办的问题，先于6月18日召开了校领导、处级干部、各系党支部书记和教授、讲师参加的座谈会，随后又于23日把我们这些主持系行政工作的助教也吸收进去继续座谈。大家一致认为：宁夏是全国唯一的省级回族自治区，应该有一所高等学校，培养民族和地方的人才；能够办起来很不容易，不能轻易撤掉；考虑到实际的困难，规模不宜大。此间刘继曾副校长还亲自到物理系听取意见。物理系都是青年教师，尽管生活是低标准，但在工作上个个干劲十足，同其他系的青年教师一样，很得刘继曾的信任。大家在发言中，不仅表述了办好物理系的理由，而且显示出办好物理系的决心和信心。当刘继曾表态说物理系应该办下去，但是要和化学系轮流隔年招生，教师数量要精简时，大家都没有首先考虑个人的去留得失，而是和刘继曾一起计算维持3个年级3个班的教学，最少需要多少教师。
6月27日，校党委总结座谈情况，向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呈送了专题报告，阐述了坚持把宁夏大学办下去的理由。后来了解到，自治区文教厅党组于7月18日提出了调整教育事业、精简学校教职工的报告。其中对宁夏大学的要求是：调整专业、压缩规模、加强师资、提高质量；保留中文、数学、物理、化学、医疗、农学6个专业，俄语、林学、农机、畜牧等专业逐步停办；本年只有中文、数学、化学3个系各招收40名学生。当月27日，校党委据此向自治区党委提出了调整、精简的措施：1． 保留的6个系培养目标和学制不变；2． 精简教职工170人（上半年已精简47人，下半年继续精简123人），精简在校生115人（毕业生与招生差额43人，因学业、体格、品德不合要求处理72人），精简后学校师生员工总数保持在1600人，其中在校生1150人，教职工450人；3． 教职工人员编制为，医疗系120人，校部330人（其中教师228名、行政人员67名、工人35名）；基本上实行两级管理，少数为三级，并提出了具体方案。7月31日，自治区党委批转了自治区文教厅党组的报告，并指出“教育事业的调整是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进行精简，压缩规模，是和加强领导、提高质量密切结合着的”。8月24日，自治区人委第25次全体会议讨论通过了三院合并及其调整方案。8月30日，自治区文教厅正式向国家教育部呈送三院合并成立宁夏大学的报告，国务院迅即于9月8日批复，同意自治区的高校调整方案。9月24日，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公布了宁夏大学校长的任职，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部长江云同志兼任宁夏大学党委书记、校长。那时大学校长的任命是要经过中央批准的，实际上江云的任命书早在3月29日已经由周恩来总理签发了。接着自治区文教厅向学校颁发了宁夏大学校印。至此，成立宁夏大学的各项程序均已完备。
9月30日上午，学校的教职工喜气洋洋地在兼作食堂的礼堂，参加宁夏大学成立庆典。自治区党、政、军等各有关领导纷纷讲话表示祝贺并提出殷切的希望。
校长江云做了报告，他表示要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坚持勤俭办学的方针；继续加强青老教师之间和师生之间的团结，坚持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继续贯彻以教学为主的方针，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坚持贯彻“双百”方针，开展科学研究和学术讨论。他就宁夏大学办学思想发表的讲话，使我们这些青年教师备受鼓舞，对学校的未来发展充满了信心。会议结束后合影留念，那时学校教学主楼前的土堆还没有彻底清理完，所以合影地点仍然选在拐角楼东侧尚待绿化的空地上。
合校成立宁夏大学，是深受校内教职工和社会的普遍欢迎的。过去几十年了，回想起来，更感到当时调整方案的正确。虽然专业有所减少，但学校保留下来，教育资源得到共享，实力没有削弱，反而有所增强。人员数量虽然减少了，但队伍更精干了。特别是一直坚持办本科，对学校后来的发展起了重要奠基作用，有的省份在调整时把师范学院本科调为专科，实际上是丧失了机遇，影响了后来的发展。
合校使学校的规模有所变化，原来三所院校规模都很小，师院最大也只有500多名学生，其他两院只有300名左右。合校后在校生规模达到1265人，这显然有利于精简管理人员，使办学效益有所提高。不过规模仍然太小，规模效益还是不高。合校时全校教学人员有377人，行政干部142人，工人54人。教职工与学生的比例仍然高达1∶2.2，教学人员与学生的比例为1∶3.6 （以上数字来自校党委1964年初党员大会上的报告。从统计表计算，当时教师为284人，在校生为1173人，教师与学生的比例为1∶4）。经过精简下放，学校到1963年底，教职工精简了116人，在校生减为1084人，但师生比、教职工与学生的比例没有改善，与目前的高校无法相比。
合校后行政管理也加强了，经校党委12月10日研究，学校建立了校务委员会（自治区人民委员会批准则迟至1963年5月17日），在校党委领导下开展工作。经1963年2月21日校党行政会议确定，调整了各系的系务委员会，物理系由张德澂、张奎、李志春、张先畴、乔立恭、彭玉珍6人组成，这样更有利于加强党对教学工作的领导。由于系内教师的增多，物理系开始设置两个教研组，张德澂兼任理论物理教研组组长，李可任普通物理教研组组长。在1963年6月6日召开的宁夏大学第一次校务委员会上批准了物理系的这种设置和组长人选。这次校委会会议上还重审了校科研委员会成员名单。每个系都是系主任或系负责人参加，可是张德澂却推荐了我代表物理系进入了该委员会。科研委员会的成立表明学校领导是重视科研工作的，只是后来学校的精力转为抓阶级斗争，没有提出有力的举措。
合校过程中教学活动得到了进一步规范，制度建设继续得到完善。1962年3月30日学校印发了班主任工作的暂行条例草案，6月30日颁布了考试考查暂行办法草案，10月出台了学籍管理、学业成绩管理、学生请假等暂行办法草案，11月结束了为时6周的教学计划审定工作。1963年2月出台了学生政治思想鉴定暂行办法草案。到1963年11月，学校还陆续出台了教研室工作、教师业务考核、授课编排、试验设备仪器管理、实验用危险物品管理、教材订购分发使用等暂行条例或办法的草案，校党委办公室将这十几个规章制度统一印发征求意见，以求进一步完善。
合校后校领导进一步加强了对教学工作的领导。1962年12月25日制定的学年工作要点就明确指出，各级领导要钻研教学业务，深入教学阵地。教学工作的各级领导同志都必须定期听课，参加各系、班的教学问题研究活动。1963年2月教务长耿炳光布置了制定1963—1967教学四年规划的安排。7月7日，校党委安排把《关于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和《关于加强调查研究改进对教学工作领导的意见》两个文件在同一会上进行讨论，体现了党委对教学工作的重视。后者提出，党委应定期地有系统地研究党和政府有关高等教育的政策法令。党委会议每季度应有一次专门学习和研究上级党委和行政领导机关的有关高等学校教育的政策、法令（包括简报和有关资料），重要的指示、决定必须随时研究。党委应指定几位同志，在一位委员的带领下，根据上级党委和行政领导机关颁发的政策、法令，结合兄弟院校的情况介绍、报刊资料及学校实行情况，有系统地开展政策研究工作，并定期向党委做出报告。为了加强对学校各专业教学工作中思想情况的调查研究，负责教学工作的委员，每学期应有一至二次组织力量深入到系教研组或学生班级做调查研究，亲自听汇报，亲自做记录，通过教学业务工作的了解，检查政策贯彻执行情况，抓教学工作中思想认识上的矛盾。党委委员和处级以上干部要经常联系一个系、一个教研组或一个学生班级，参加他们的支部大会、支委会、教研组会和学生的集体活动，找一些教师和学生谈心。必要时也要听课，看看实验，了解情况，听取反映，发现问题，解决一些可能解决的问题，并定期向党委汇报这方面的工作。学校工作以教学为主，党委委员和党员处级以上干部必须有计划、有目的地学习教学业务，掌握教学规律，通过教学业务活动，准确地掌握师生的思想动态。党委应定期召集会议研究教学问题。
随后，在10月中下旬刘继曾、朱何方、耿炳光以及教务处多次召开不同专业、不同年级的学生座谈会，了解学生的学习思想和学习情况，听取学生对教学的意见，及时反馈给教师。领导深入基层抓教学，进一步调动了教师教和学生学的积极性，教学质量又有了新的提高。在1962到1963那一段时间，由于政策好、党委重视，再加上生活日益好转，形成了全校教学秩序最稳定、教学精力最集中、教学质量蒸蒸日上的局面。
合校后师范专业的教学基地建设也有所进展，除了实习点以外，又增加了宁夏大学附属中学。1962年10月8日学校正式向文教厅提出要求接纳新城初级中学为宁夏大学附中，12月3日得到文教厅的批准，到18日已与银川市文教局办好了移交手续。有了附中，师范专业的教学就能够更方便地与中学实际密切联系了。
合校过程中，虽然搞了专业和人员的精简，但保留的专业师资力量却有了加强。合校时全校只有2名教授22名讲师，其他都是青年教师。到1963年底学校陆续调入了47名教师，其中讲师增加了4名，还有12名教员。图书、实验设备，也都有了明显的增加。
物理系在调整、合校中加强了
物理系在调整的当年虽然调出了三位精力充沛、刚参加工作的青年教师和一位能干的教辅人员，但是又增添了两位从东北著名高校支援来的有教学经验的老师，和一名从北京大学学习回来的教辅人员，使物理系的教师只减少了1名。次年初虽然又下放了一名青年教师，但又连续从兰州、北京等地调来新老教师5名，从医疗系转来长于实验的1名教师。至此，物理系教师已达到21名，其中1956年以前毕业的教师有5名，研究生或研究班毕业的教师2名，其余都是1958年及其以后毕业的不同专业的理工科本科生。基础课教学增添了更有经验的教师，制图、工艺实习、近代物理实验、理论选修课也开始由学有专长的教师授课。另外，由于物理系的实验室已发展到8个，还新增加了2名实验教辅人员，为培养较高实验技术人员创造了条件。
特别是1962年7月，彭玉珍同志来物理系，担任党支部委员、副书记、系务委员会委员，并兼任系秘书，加强了党支部对系的领导。她和蔼可亲、关心群众、经验丰富，办事缜密。李志春同志是三个系的党支部书记，工作很忙，我不可能经常和他交换意见，和彭玉珍可以时时、事事交换看法，听取党支部的意见。而且由于她分担了许多事务性工作，使我能够集中精力抓主要工作。那时尽管学校已经建立了科研委员会，要求科研工作要有规划，要定方向、定任务、定人员、定基地、定经费，但又强调围绕教学工作提出科研项目。物理系有教学经验的教师数量少，大部分教师首先要过好教学关。所以系务委员会主要是抓课堂教学质量的提高。具体措施除了继续抓好备课外，一是抓好新开课和开新课教师的试讲。二是大家轮流进行观摩教学，开评议会。三是继续加强相互听课。系委会委员每周都听课并就听课情况交换意见。那时，大家一心要把物理系办好，没有私心。所以，无论是观摩课后的评议会，还是相互听课之后，对每位教师教学的意见都会无保留地提出来，作为改进教学的参考。四是加强教学研究，根据当时师资情况，教学研究是作为科研的重点来开展的，由于每个人的课大都不同，所以教学研究都是围绕自己的教学任务独自进行。通过这些措施，教学质量得到了稳步的提高。物理系在调整中，没有削弱，师资的实力和教学水平都有所加强。
1962年12月下旬庆祝宁夏大学成立的展览开幕了，每个系都把本系的教学科研成果布展在桌子上，数理化各系展出的都是教学与教学研究成果。物理系把自制的、教学效果比较好的演示实验、自编的讲义、教学效果比较好的讲稿和教学研究心得（那时都尚无论文发表）进行了布展。来师院较早的教师张德澂、庄最清、张先畴、乔立恭、马友谅、张大灈、徐承华和我都拿出了一些材料参加了展览。这次布展，既是物理系几年来教学和教学研究工作在宁夏大学第一次展现，也是我代理系负责人期间所抓的最后一项工作。
又一次服从工作需要
随着年级的增加，应该开的课程逐渐增多，大部分教师都是刚毕业不久，还没有确定的教学业务方向，可以凭本人的爱好选择自己想教的课。然而唯独我却不能，因为代理系负责人，既不能先选课，更不能去抢别人喜欢的教学任务。一段时间过后，我最喜欢的课程如力学和理论力学、电磁学和电动力学、电工无线电等等都让大家选完了，唯独热力学统计物理，很快就要到开课时间了却没有人选。组织上虽然专门派我去进修了固体物理，但是现在还没有到固体物理的开课时间，我又连续教了两个班的普通物理热学，看来只有我来上这门课了。我在大学学习期间最不喜欢的课程，因而也最没有用心的课程就是热力学统计物理，现在作为教学任务来承担，我既感到这门课公式多、例题类型多、教学难度大，又觉得无法发挥我在实验方面的教学潜力。可我是在烈士纪念碑前宣过誓的，不管有什么情况，工作需要就得上。我不再犹豫，毅然决定把开好这门课作为我在业务上第一个进取的目标。
幸好我们来宁夏时，虽然思想准备是当中学教师，但是所有在大学学习期间买的教学参考书和讲义以及妻子的详尽的听课笔记全都带来了，北京高校支援来的图书里面也有两本苏联的热力学统计物理的教科书。我就凭着一本讲义、两本书和听课笔记开始备课。在宁夏的高校中，只有我一个人开这门课，没有和别的教师相互讨论的可能，备课中遇到疑难就靠不断的思索钻研，最后得以解决。由于切实下了功夫，第一遍讲授就比较成功，使我感受了收获的喜悦。随着学校的发展，我收集的参考书增多了，备课的难度也小了，开始运用自如了，后来还不自量力提出了教学改革方案。真正和国内教学同行们探讨交流，那已是在十年动乱之后了。
搬迁实验室
农学院迁入西沙窝后，办公、上课的地点比较好分配，难度大的是实验室布局。对于物理实验，由于当时的公路就在楼北，车辆路过时震动很大，严重影响一些实验的教学效果。趁着准备合校，实验室要重新布局的机会，我就动了搬迁的念头。通过写信，张德瀓老师非常赞成，为了使搬迁的意见能被学校采纳，他特地从兰州赶回学校参加会议。
会议由曹士谋同志主持，他原任宁夏师院党委办公室副主任，在合并过程中主持宁夏大学总务工作，对学校情况非常熟悉。总务上原来想把北侧楼中所有的教室都腾出来，让农学院的一些实验室搬进来。按这种方案物理实验的震动的问题还是解决不了。我便提出物理实验室搬到南侧楼的方案，力陈北侧楼的震动对物理实验的严重影响，对化学和农学实验的影响可能不大。张德瀓则强调物理实验在实现培养目标中的重要性。虽然我们陈述的理由获得与会者包括化学、农学两系负责人的同情，但最大的障碍在于南侧楼原来是按教室楼设计的，不能供水和实验用电。当曹处长提出学校解决水电问题存在人力困难时，我和张老师商量后谈了几点意见：1． 物理实验大部分不需要水。普通物理实验中除光学暗室以外只有极少数用水，自来水到卫生间提一点就够用，蒸馏水一直是到学校锅炉房领取。光学暗室可以安排在卫生间隔壁，上下水管道都从卫生间接过来就可以。只有部分中级物理实验用水较多，目前我们还没有设备，将来有了设备，也可以放在卫生间隔壁，或者将一楼卫生间改造成实验室。2． 实验室室内实验供电的布线任务全部由物理系自己承担，学校只需把动力电接到楼内即可。鉴于我们表态的坚决，也鉴于农学、化学两系的实验用水多，把物理系实验室搬迁到南侧楼有利于三个系实验室的发展，会议最后同意了我们的意见。
1962年底我们开始准备搬迁，我草拟了实验室布局的方案，征求了教师们的意见，最终确定中级物理实验室、电工无线电实验室放在一楼（几年后无线电实验室搬到二楼），普通物理实验室、中学物理教学法实验室放在二楼。1963年春，我们发动系内开实验课的、过去搞过实验室布线的以及新来的教师，都来参加安装电路的劳动。像曹尉慈是搞理论物理的研究生，到系后的第一件工作却是电路安装。我最担心的是技术不过关，安装的电路不美观，后来发现市面上可以买到槽板，使用它不愁电路不平直，盖上槽板盖刷上白漆，在那个时代就算是很美观了。这次实验室搬迁还要与再次清查实验室资产结合起来，本应边对账边搬迁，但因时间紧迫，三个系的学生实验都不能迟开，所以大部分实验室都是先搬迁，然后与开实验课的同时，边整理边对账。在确保实验教学质量的情况下，全部完成搬迁和清产的各项要求，时间已经到1963年下半年了。这次搬迁尽管预先做了较为周密的安排，但是学生参与搬迁放置得还是有些乱，再加上原来清查时还遗留了一些问题没有解决，这也拖长了整理和对账的时间。我凭着对实验室的熟悉和记忆，除了对实验设备和材料的账物卡逐项检查复核之外，还把对不上号的和过去遗留的问题逐一查清，给教务处交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这次搬迁对于物理系的实验教学和实验室的近期发展是起了促进作用的。首先是排除了公路过车震动某些实验带来危害，提高了学生实验教学质量；实验室用房面积有所扩大，更重要的是给实验室的发展留下了较大空间。刚搬入时二楼还有一些教室，包括三楼在内有许多其他系的学生到楼内上课，后来随着实验室用房的增多，其他系来楼内上课的班级越来越少了，以致人们习惯地把南侧楼称为物理楼。
这次搬迁给物理系的管理工作也带来了方便。物理系的教研室兼会议室、党支部与系秘书两者合一的办公室都在主楼四楼的最南端（那时系负责人没有办公室），下一层楼一拐就到物理楼，后来增加了系办公室、资料室、辅导员室也都安置在物理楼，办事一切就近。这种格局一直维持到1986年物电系主楼的建成。
两件喜事
1964年宁夏大学先代会全体代表合影（后排左二为作者）
1963年确实是值得回忆的一年。三校合并后各项工作都在走向正规，学校的形势越来越好。国家也渡过了最困难的时期，经济形势也是越来越好。到了11月中旬迎来了学校第一次调整工资，真是喜出望外。1958年参加工作时，在一年的试用期内月工资是56元。转正后月工资升至63元，除去给父母寄的20元，剩下的43元绰绰有余，所以我从来没有想过工资的事。但到了1961年最困难的日子，为了买高价菜，每月都向互助会借钱才能过得去。当时只想着国家的困难可能要好几年才能渡过，没有想过会很快提高工资。那时调资是要按照自治区批给的升级面，经过群众评议、领导审批来确定的。自治区工资调整办公室批准我校各类人员的升级面为：14～17级行政干部的25%、教学人员的27.2%,18级以下教职工的44.4%，工人的40%。我估计这个指标是在对宁夏大学人员摸底的基础上下达的，既体现了那个时期的调资特点，即工资越高的调资面越小，又体现了对高、中级知识分子的照顾。我和1955—1958年毕业的老师，经过工作汇报、群众评议，都很顺利地获得了升级的资格。讨论时意见多集中在我爱人身上，不知是否因考虑到在农业口工作获得生活资料比较便宜还是其他原因，同是大学毕业的，分配到农业口工作的工资就低定一级。刘庆云在试用期内月工资只有49元，转正后是56元，比我低一级。1962年2月调入师院后工资一直没有变动，如果这次在原有基础上升一级，还是比同期毕业的低，这显然很不合理。讨论中大家都发言为刘庆云鸣不平，尤其是一向爱打抱不平的张先畴老师，发言时还很激动。
在这次调资中，刘庆云和我一样，都把工资升到22级，月工资70元。老教师李可月工资已达144元，主动让了级。比我们晚毕业的教师这次没有轮上，但是也都很高兴，觉得下一次就该轮到他们升级了，谁知这一拖就到了“文化大革命”后。
1963年12月底学校进行了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评选工作，张德瀓、庄最清和我三个人被评为先进个人，并于1964年1月31日参加了学校的表彰大会。我觉得这是对我前一段工作特别是对代理系负责人工作的肯定，但代理系负责人的工作如果有点成绩，都是我和彭玉珍商量决定下来，和其他两位系委委员一起，在物理系所有老师的共同努力下取得的，我只是肯花力气而已。所以我一定要有自知之明，今后更要谦虚谨慎，多动脑筋，多听取大家意见，把工作做得更好。
绿化校园，改善环境
师院搬至西沙窝后，为改变校内与周边环境，师生员工做了极大的努力。每逢春季，师生员工几路大军分赴校内外和农场，进行平地、修渠、筑路和绿化。从原飞机场以西、丰庆沟以南到整个校园，向西沿着经军区通向贺兰山的公路两旁以及现在的北京西路以南的绿化带上，都有我校绿化大军的足迹。据不完全统计，从1961年到1964年我校在校内外植树已超过26万株。宁夏大学成立以前，尽管处于低标准瓜菜代的阶段，但全校师生员工为改善校园内外的一片荒漠，都尽自己的体力所能，参加了平整校园和校内外的绿化劳动。校外沿附近的道路两旁、学校北边都栽上了杨树，校园内主楼南侧楼与第一食堂、拐角楼之间的道路两旁也都栽上了白杨。但是校内外都太荒凉了，为解决吃饭问题用的劳动也比较多，所以绿化的效果还没有明显地显现出来。全校师生员工利用晚饭后的业余时间，用背篼、拉拉车把主楼前堆的土运走了不少，但还远未清除。大红楼与小红楼之间以及小红楼以南还有成片的从左向右依次是拐角楼（部分）、南侧楼、主楼、北侧楼沙丘，主楼前后还是很荒凉的。
1963年拍摄的宁夏大学主楼后面
1963年从学校南端拍摄的宁夏大学校园全景，左二层楼是小红楼，中三层楼是大红楼
1963年春，清理大红楼以南的沙丘
1963年春，在小红楼以南植树
1963年，人们度过了生活最困难的时期，“左”的思潮还没有来，学校在抓好教学科研的同时，对校园环境也开始下功夫进行了整治。1963—1964年期间，拐角楼前后栽上了沙枣树，对大红楼以南的沙丘进行了清除和平整；为了提高新栽树苗的成活率，还挖深沟进行排碱，这里选了几张照片，再现了当时的情景。
1964年春，在土堆已部分清除的基础上用推土机推平主楼门前面的地面 准备修路和植树
1965年校园的整治、绿化初见成效。校园内的路虽然还是土路，但路两旁的树已经长起来，空旷的土地有了绿色的生机。在主楼东门前的两侧楼之间，栽了许多松树、灌木，用小榆树做的绿篱沿道路两旁都已布置好，呈现出花园的雏形。花园的中央，职工们靠自力更生从贺兰山脚下找了一些石块，搭起了假山和人工喷泉，池内养了二三十条金色鲤鱼，四角装饰了灯光，一时成为校园内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课间休息和课外活动时观光的师生不断。那本是极其简陋的，但“文化大革命”一来，竟然被扣上“修正主义”的帽子，假山被拆掉、喷泉被关闭，在那里耸立起一座毛主席的全身塑像。不久因塑像未经上级批准而且不符合标准，又按中央文件规定移去。从此花园再也没有恢复它初建时的光彩。1988年在那里动工盖起了新的主楼。
1965年主楼东侧假山喷水池
1965年拐角楼东
说到这里，就使我想起一件特别遗憾的事。就在那个花园的东南角上有一棵后来发育成为树荫半径有五六米的大树，从旁边走过的人常不由自主地要到树下歇一歇脚。1988年兴建新主楼时，我很希望学校能够将其移栽到别的地方，但没有成功，我特别期待校园里能再有一批这样的树，可惜没能实现。
1965年校园整治、绿化初见成效，主楼东面两侧楼之间形成花园，但再往东仍然荒芜着
1960年以后，在校部以西和以北，引水种田的面积逐渐扩大，但排水不利加上居民生活废水和工厂的废水的流入，到了1965年，学校的东边和南边已经形成了大片的连湖，水浅处长满了成片的芦苇。湖水水质不洁，深浅不一，曾经淹死过马，也淹死过人，不宜游泳。学生上游泳课要到距离很远的唐徕渠或西干渠，很不方便。为了满足游泳教学和师生员工对游泳的渴望，从1965年6月起，学校发动师生员工义务劳动，从贺兰山脚下拉石头，在有关单位的协助下，只花了不到2000元，在湖的西岸修建了一座游泳池。游泳池利用机井提供水源，消毒后作为游泳池用水，到该换水时将废水向湖中排出。
历经37天的劳动，游泳池于7月9日正式使用，每天按不同时段轮流向师生开放，一时成为宁大的一件盛事，对于游泳爱好者来说正是如鱼得水。我虽然游泳技术不佳，但只要对教师开放，我都要去游上个把小时。白天人太多，我就在晚上夜深人静时去游，既增加了业余生活的乐趣，也成了锻炼身体的主要方式。只可惜好景不长，时隔不到一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了，游泳池陷入无人管理的状态。由于多次渠道决口向湖中灌水和附近污水的不断排入，水面逐渐升高，逼近游泳池，并向池中渗水。到1967年夏天再看，池中水色发绿，漂着许多树叶，池壁滋生了许多杂草，已无法游泳，大家都趁着“文化大革命”的闲散到唐徕渠去游泳了。此后，每年夏天我都要到游泳池旁转转，寄希望于它的复苏，但只能望池兴叹一番，失望地离去。1974年游泳池西边打起了盖图书馆的地基，重修游泳池的希望终于彻底破灭了。自建游泳池虽已逝去，那自力更生改善教学条件的精神却永远值得提倡。四校合并重组宁夏大学后，在兴庆湖的东侧又曾有过学校自己的游泳池，可人们更寄希望于有学校自己的游泳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