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对中医学的影响

任何一门学科的产生和发展，都不能脱离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当时的文化背景。中医学作为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当然亦不例外。中医学是随着我国古代文化的产生、发展而形成的一种传统医学理论，中医学史的性质、特点，都与中国古代文化密切相关。纵观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和中医学的形成、发展过程便可说明之。

一、儒家思想对中医学有影响的立论依据

中国的古代思想文化，启蒙于春秋时代。至春秋末年，出现了两位大思想家——老聃和孔丘。老子言道德无为，孔子宣扬仁义礼教，他们分别奠定了道家和濡家学说的基础。继老子、孔子之后。诸子纷起，百家争鸣，各种思想交织在一起，成为我国古代思想文化史上一次辉煌盛况。自秦始皇“焚书坑儒”“以吏为师”，废各派而独尊法家始，历代统治者为了其自身的需要，常常废各派而独尊某家。至汉初，综合道、法、阴阳诸家思想的黄老道学成为国学得到统治者提倡。到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儒家思想在思想文化领域的统治地位。从此以后儒家思想成为历代的正统思想，儒家文化成为我国古代文化的主体，其他如经学、理学等都不过是儒家的各种变形而异，儒家的政治、伦理思想的核心贯穿始终。中医学基本理论体系的确立以《内经》为标志，中医临床医学的完善，辨证施治准则的确立以《伤寒杂病论》为象征。《内经》成书于西汉以前，必然要受到在当时占统治地位的黄老道学的影响，如阴阳、道、五行。《伤寒杂病论》成书于东汉末年，必然要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如张仲景在《伤寒卒病论集》曰：“怪当今居士，曾不留神医药。精究方术，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浅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其中上疗君亲，下救贫浅，在某种程度上讲便是儒家“孝仁”思想的集中表现。中医学理论体系自形成以来，一直受到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的影响。因此，本文以儒家思想与中医学的发展关系，从正反两方面阐述儒家思想对中医学发展的影响。

二、儒家孝道思想对中医学发展的双重作用

通览中国古代文化从中不难看出，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伦理政治为纲。儒家的伦理观是中国古代文化的核心，孝道又是儒家伦理观的基本道德准则，仁是儒家最高的道德标准。修身济家治国，救世利天下为儒家的人生理想。以伦理道德为中心，在中国古代社会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必然支配着人们的行为活动。医疗作为一种社会活动，必然要受到儒家的伦理观和人生观的影响。

（一）儒家的“孝道”伦理观，促进了中医学队伍及其知识结构的发展和提高

由于医学的社会作用及其性质与儒家致孝尽忠，爱人利天下的伦理观、人生观相一致，促使大批儒士从事医学的学习和研究。其中一部分人由儒入医后终身致力于中医，也有一部分人做官或从事其他活动而兼为医。如隋代医家许智藏所言“为人子者。尝膳视药，不知方术，岂谓孝乎？”时刻关心父母的健康与疾病，成为一些孝子学习医术的真正动机，如明代医家王伦、唐代王煮、北齐的李元忠等，他们学医的目的是为父母寻求治病的方法，这种动机明显的是儒家孝道观念直接作用的结果。而更多的人，仅仅是为尽孝道而学医。孝以事亲，忠以事君，孝忠连在一起疗君亲之疾被看成是尽忠孝之道。正如孙思邀所言：“君亲有疾，不能疗之者，非忠孝也。”要尽忠孝之心，必须能知医疗疾。因而医术往往被称为“仁术”。在古人看来，做官与行医，从儒家济世利天下的思想来说，本质上是一样的。故曰：“不为良相，便为良医”，“达则愿为良相，不达愿为良医，良医固非良相比也，然仁大责重，其有关于人之休戚则一也。”至于官场失意而后改学医术的儒士，在中医学史上屡见不鲜。因此说，儒家的忠孝仁义济世观激发许多儒士学习医术，壮大了中医学队伍，从而促进了中医学的发展。同时，儒士们大都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儒士们向医学的渗透，提高了中医学队伍的文化素质，改善了中医学队伍的知识结构，为中医学广泛地吸收其他学科知识，如天文、地理、物候、哲学等奠定了基础。

（二）儒家的孝道伦理观，是阻碍中医解剖学发展的政治因素

解剖学是形态医学的开端，是一切医学基础理论的基础。中医学作为一门防治疾病的医学，却向着非形态学方向发展，究其实质和根源，与儒家的伦理观密切相关。如《礼记·祭义》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归之，可谓孝矣。不亏其体，不辱其身，可谓全矣。”儒家的孝道伦理观，除了要求敬养父母外，还要谨慎保全父母及自身之体，也不毁伤他人身体。解剖学作为直接毁伤他人躯体的行为，当然就为儒家的伦理观所不容。而建立在伦理道德之上的封建社会的法律，必然会以法律的形式，严禁毁伤父母及他人之体。如《南史·顾恢传》就曾记载为病理解剖而遭杀身亡祸的案例。在中医学史上，勇于冒天下之大违，立志亲见尸体，以明脏腑，并为此花费心血几十年的，唯有清代医学家王清任。然王氏也囿于儒家伦理观的束缚和封建法律的威慑，仅仅是“赴其家，就群儿之露者细观之”，或于行刑之人细看之，并未敢亲自从事解剖。

三、儒家的尊经崇古之风对中医学发展的双向作用

儒家思想的另一显著特征是厚古薄今，尊经崇古思想相当严重。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人们习惯于借用经典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习惯于从传统中寻找智慧，习惯于把创造寓于解释之中。中医学中的尊经崇古之风主要表现在对古代经典——《黄帝内经》和《伤寒杂病论》等的推崇。

（一）尊经崇古思想的治学方式，保持了中医学发展的连续性和继承性

纵观2000多年来中医学的发展史，饱览当今中医发展现状和研究方法，从中不难看出，自《内经》《伤寒杂病论》问世以来，中医界一直沿袭着儒家的尊古崇经的保守作风。主要表现在，凡学医之人，必熟诵《内经》《伤寒杂病论》，甚至《神农本草经》《温病条辨》等经典著作。人们凡要论述自己的观点，必须要在经典中寻找理论依据，借用经文来阐述、表达自己的学术思想。在儒家崇古尊经的思想影响下，中医学形成了一种“习医之人，必以研读医经为首务”。而研读医学之人，也都以注解医经为归宿的治学方式。正是由于这种治学方式，才使中医史上出现了数以千计的医经注释、发挥类的著作。如张介宾的《类经》、庞安时的《伤寒总病论》，它们既是对原文的注解，又在注解的同时渗进了自己的经验和思想，甚至有些仅仅是借用经文来表达自己的医学思想。这种以几部经典作为医学基础，以注解作为表达医学思想的治学方式，使2000多年来的中医学一脉相承，保持了中医学发展的连贯性和继承性，从而形成了中医学独特的理论体系。

（二）儒家的尊经崇古思想，是中医学发展相对缓慢的文化因素

我们知道，中医学虽然有2000多年的发展历史，但时至今日，中医学基本理论体系并未超出《内经》的阴阳、五行学说的框架和《伤寒论》的辨证论治规范。所谓发展，充其量不过是对某个局部、片段的修正和补充，并没实现质的飞跃。自宋以后，中医基础理论方面的著作，几乎均以对《内经》《难经》《伤寒论》的注释和发挥为其主要形式，凡遇解释不通或与己见有悖之处，宁可提出所谓错简，衍脱之词，也不敢自立新说。稍有不慎，便被斥之为离经叛道。这种局面，究其实质是有一定的文化背景。正如谢利恒所言：“儒家所谓道统者，移而用之于医者，于是神农、黄帝犹儒家之二帝三王；仲景、元化犹儒家之周公、孔子矣。于是言医者，必高语神农，侈谈灵素，舍是几不足与于知医之列矣。”陈修园亦云：“儒者不能舍圣贤之书而求道，医者岂能外仲景之书以治疗。”在儒家的尊经崇古思想影响下，中医界形成了一种学医必寻宗，言理必论经，以经典的注解作为研究医学、表达学术思想的治学方式。这种治学方式，势必束缚新思想的产生和成长，禁锢人的创造力和革新精神，从而严重地束缚了中医学的发展。因此说，儒家的尊经崇古思想，是中医学发展相对缓慢的文化因素。

四、儒家重使用的作风，是造成中医学基础理论与临床发展不平衡的思想因素

儒家思想的另一特征是重使用。在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决定了人们凡事务求实效。强烈的使用意识和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使得人们只重视实用技术的研究，却无心顾及基础理论的探讨。中医学的发展也是同样。在儒学取得统治地位以后，中医学基础理论的发展除了沿袭《内经》《难经》以外，其余则是临床经验的总结，其成就远远不及战国至西汉时期。中医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临床实用医学的进步，临床经验的积累。在儒家务求实效作风的影响下，人们多注重于临床使用医学的研究，而忽视基础理论的发展，使得中医学基础理论始终没有突破《黄帝内经》的框架。相反，在中医学理论迟迟不前的同时，中医学的临床则不断取得显著的进步，主要表现在：（1）中医临床分科由《周礼》记载的食医、疾医、疡医和兽医，发展到今天的内、外、妇、儿、推拿、骨伤、五官、眼、皮肤、肛肠等。临床学科的分化是时代发展的要求，也是临床医学发展的标志。（2）方剂数量由《伤寒论》的113方发展到《普济方》的61739首。方剂是临床经验积累的产物，方剂数量的发展亦反映临床医学的发展。中医学基础理论与临床发展的不平衡，使得中医理论的发展隶属于临床医学的进步。这种发展方法固然有其优越性，但也有它严重的局限性，它不仅与现代科学发展的一般规律--基础学科必须领先于应用科学，没有基础科学的进步，就不会有实用科学长足发展的规律相悖离，而且导致了中医学经验医学化。因此说：儒家重使用的作风，是造成中医学基础理论与临床发展不平衡的思想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