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海外文艺思潮的译介和引入，国内学术界一时“西风”劲吹。古典文学研究也受到此风潮的波及和影响，古典文学接受史研究即于此背景下浮出水面，并渐而成为学者们普遍认同的一种研究新视角、新理论和新方法。接受美学理论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其诞生地是德国一所不甚知名的大学——康士坦茨大学，其主要创立者是该大学的文艺理论家姚斯①和伊瑟尔②等人。接受美学关于文学史的主要理论多出自姚斯的《文学史作为向文学理论的挑战》。在该文中，姚斯指出“文学事实不是一种纯客观的历史性因果锁链，而是包含着两种主体（作家与读者）的参与和介入。它的历史发展并非完全由它本身决定的，而是由作家、作品、读者之间，主客体之间多重交互作用决定的。”③这就否定了传统文学史依时间顺序描述文学现象、介绍作家作品的通常做法，姚斯认为依这种方式编写的文学史是徒有虚名的“历史”，只是一连串历史碎片而已。那么，客观真实的“文学史”是什么呢？姚斯的回答是文学的历史性存在于作者、作品与读者的历史交流中，存在于读者对作品的历史接受中。

接受美学对文学研究的意义在于它提供了一套从读者出发进行研究的全新视角，为文学研究开垦出了一片广阔的新园地。依照接受美学理论，文学接受研究，主要是考察作品由作者创作出来并进入接受领域后的审美境遇和历史命运，即作品经由读者的阅读“消费”活动之后可能释放出的各种意义、产生的不同理解，及主体对其或褒或贬的评价等。自接受美学理论进入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以来，学界运用该理论进行了如下几方面的工作：其一，总结中国古典文学的接受方式和接受观念，如陈文忠的《中国古典诗歌接受史研究》、郭英德等编著的《中国古典文学接受史》、邓新华的《中国古代接受诗学》，都属于总体性的把握。其二，对古代作家接受史的研究，如台湾杨文雄的《李白诗歌接受史》、尚永亮的《庄骚传播接受史论》、李剑锋的《元前陶渊明接受史》、朱丽霞的《清代辛稼轩接受史》等。其三，单篇作品的个案研究。如程千帆先生的《〈春江花月夜〉的被理解和被误解》等。因为接受史研究是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和新的学术领域，所以上述研究成果在古代文学研究中皆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同时，这种研究方法也改变了传统文学史研究以“作家创作史”为唯一对象的格局，形成了由“作家创作史”和“读者接受史”两条线索并存互补的现代文学史观和文学研究局面。此外，这些研究成果也为我们从更宽广范围内，对中国古典文学史上的系列名家名著及文学流派的接受史研究奠定了基础，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作为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内的一方重镇，楚辞作品研究自当与此研究走向同步，从接受美学角度加以全新的阐发，使其发出更瑰丽的光彩。然而，据笔者调查，除了一些零星的单篇论文外，迄今还鲜见专门著述对楚辞作品在后世的传播与接受进行全面系统地考察、探究与综括。同样，因为在“楚辞”研究史上，唐代相对来说是一个低谷，这样便更无一部专门著作来厘清楚辞作品在唐代的传播流布及唐代文学对它的接受情状。有感于此，笔者不揣浅陋，遂拟以“唐代文学屈宋接受研究”为题，幸或能在楚辞研究之路上留下一道浅浅的印记。

“楚辞”在文学史上，是与《诗经》并峙的双峰，也是我国古代文学的源头之一。而唐代文学，尤其是唐诗又堪称是文学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毋庸赘言，处于古代文学发展长河中下游的唐代文学，自然要继承此前千余年文学发展所形成的某些传统，要汲取前代文学遗留的丰富养料，要接受前代文学的种种影响。在唐代文学散发出的耀眼光芒中，我们明显能够感受并捕捉到楚辞作品融乎其中的瑰丽色彩。也就是说，唐代文学在其自身的发展新变过程中，对前代文学遗产是有所扬弃有所选择的，但这种扬弃和选择始终不会置“屈宋”于不顾，始终与“楚辞”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上，“楚辞”与《诗经》一样，自它们诞生之日起，就注定成了后世文学永远也绕不过去的学习典范，而就唐代文学而言，对楚辞作品的学习和接受甚或在《诗经》之上。①换言之，楚辞作品——耸立于古代文学滥觞之地的一座高峰，唐代文学——排空奔响于古代文学中流的一次高潮，它们之间究竟存在着怎样的影响与接受关系，应当被我们的研究者探析、清理并揭示出来。面对“楚辞”和唐代文学这两宗我们中华民族的巨额文学财富，笔者以为若不能比照、勘察并梳理其承变之迹，实为一憾事。在前修时贤零星片断的研究基础之上，现在应是我们踵武其迹而系统厘清楚辞作品对唐代文学的影响广度和影响深度，以及唐代文学对楚辞作品的接受情态和接受轨迹之时了。

由于“楚辞”自身突出的文学史地位决定了“楚辞”研究著述汗牛充栋，据统计，仅1979年以来出版的“楚辞”研究专著即达一百多部。此外，在海内外各类报刊上发表的“楚辞”研究论文更是难以统计，估计其总量大约在四千种以上。一言以蔽之，在中国文学研究史上，关于《楚辞》，自古而来便论者纷起，蔚成大观，至当代更是发展成为一门专门学科——“楚辞学”。当代学者罗漫《关于楚辞学学科建设的思考》、周建忠《当代楚辞研究论纲》及黄凤显《二十世纪楚辞研究综述》等，都对楚辞学研究进行了划分和界定。综合起来有这样九个分支学科，其中包括三个大型学科：楚辞文献学、楚辞文艺学、楚辞社会学；四个中型学科：楚辞美学、楚辞学史、楚辞比较学、海外楚辞学；两个小型学科：楚辞传播学和楚辞再现学。这当中的楚辞学史学科，是当代楚辞学研究的热点之一，已问世的相关著作有易重廉的《中国楚辞学史》、李大明的《汉楚辞学史》、李中华、朱炳祥的《楚辞学史》。此外，还有北京大学褚斌杰教授先后指导完成的三篇博士学位论文，它们是朴永焕《宋代楚辞学研究》，林润宣《清代楚辞学史论》，徐在日《明代楚辞学史论》等。近期如黄建荣《〈楚辞〉古代注本研究》、陈炜舜《明代楚辞学研究》、蒋骏《宋代屈学研究》等。而单篇论文亦是相当可观，由此可见楚辞学史研究之繁荣。根据接受美学理论，楚辞学史研究应当包含接受史的研究。但从目前已问世的专著及上述硕博论文来看，它们都重在爬梳历代《楚辞》研究资料，描述《楚辞》研究历史，更近于《楚辞》阐释史的研究。至于屈宋两位楚辞体代表作家及其辞赋对后世文学的影响及历代文学对《楚辞》的接受，它们则明显地缺乏考察，或浅尝辄止，或不置一词。这也就反映出楚辞学界对从文学接受史角度研究屈宋及其作品还认识不够，探讨未深，故而至今也还没有一部研究楚辞作品接受史的专门著述。据笔者调查所得资料，仅有孟修祥的《楚辞影响史论》一书“楚辞汉韵”与“唐诗骚影”两部分较集中地论述了《楚辞》对汉唐一些作家的影响。另外，涉及或探讨《楚辞》接受史研究的单篇论文，近些年来日渐其多，现举其要，如蒋方《说“楚辞”之名——楚辞文体在汉代的接受情况刍议》、郭建勋《论词对楚辞的接受》、蒋方、张忠智《论楚辞文体在魏晋六朝的传播与接受》、郭建勋《乐府诗对楚声楚辞的接受》、李灿朝《祖骚与非屈——元代屈原接受史片论》、郑明璋《论汉赋对楚辞的接受与创新》等。这些文章都以接受美学为理论依据，梳理相关资料并对其进行排比解析，从而考察了不同文体，如汉赋、宋词、乐府诗及元曲等对《楚辞》从表现形式到文学精神等不同方面不同程度的接受，为《楚辞》接受史研究导夫先路，给我们很多启发。

具体论述到唐代文学之屈宋影响与接受的研究论文，从1987年至今，也陆续发表了一些，凡笔者寓目者共有22篇次。今举其要，如刘学锴的《李商隐与宋玉——论中国文学史上的感伤主义传统》；戴伟华的《柳宗元贬谪期创作的“骚怨”精神》；刘洪仁的《论柳宗元辞赋对屈赋的继承和发展》；房日晰的《李贺歌诗与屈原楚辞之比较》；黄震云、管亚平的《杜甫诗歌题目、笔法、语言与楚辞》；张鹤的《〈楚辞〉和韦庄的诗歌创作》；蔡觉敏的《论李白人生境界与并庄屈以为心》。综合这些论文来看，它们皆或多或少地参照接受美学理论，重点研究了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唐代一些重点诗文作家对屈宋的接受，如柳宗元、杜甫、李商隐等人，探讨他们接受屈宋的心理机制与内在动因；二是唐代文学接受楚辞作品的表现形式，如语词意象及句法体制的借用、化用与模拟，乃至篇章结构、立意主题与文学精神的一致。简言之，这些成果为我们进一步研究唐代文学对楚辞作品的接受开辟搭建了一方场地，虽属草创阶段，但亦初具梁屋架构。其尚待继续与完善的方面亦有二：一是要求我们提高理论素养，更好地运用接受美学指导我们的文学接受研究实践。即克服只重对比、探究并描述唐代作家作品与屈宋楚辞作品的异同及其承变脉络，而较少对这种现象进行思考，未能从接受美学角度阐释其何以接受及何以如此接受的深层原因。二是要求我们多角度出发，注意关照历史地理与文学、地域文化与文学、古代政治与文学等多重关系，尽力确定唐代文学在不同历史时空中接受楚辞作品的具体坐标，进而描述说明这条坐标曲线图的走向和成因，从接受美学角度给出我们的答案。

饶宗颐先生早在一九七八年就倡言建立“楚辞学”。他在论述《楚辞》对后代文学之重要影响时特意指出：“《楚辞》对于后代文学沾溉之深，已如上述，不特骚人墨客为然，即使遁入空门的和尚缁流，亦未能忘情，隋释道骞作《楚辞音》，唐初法琳作《悼屈原篇》，更是哀感动人，如果能够从文集中作进一步的搜讨，把历代拟骚的作品，详细加以论列，这亦应该是‘楚辞学’的重要项目。”①笔者亦得饶先生此说之启发，认为我们现在发掘唐人追念屈宋并效法学习其辞赋的诗文作品，探求唐代文学接受楚辞作品的具体演进之迹和接受面貌，其意义盖凡有三：其一，从宏观角度总体性把握阐述唐代文学对楚辞作品的接受脉络情状，以及如何接受的具体表现样态，使我们对屈宋作品在唐代的流布影响有一个较清楚的全景式的认识，对屈宋其人其作在唐代诗词文赋等具体文学作品创作方面的滋养之功有一个较切实全面的把握。并进而使我们对古代文学史上前后交相辉映的这两朵奇葩能够更深一层地领略其格律声色，咀嚼其神理气味，理解其精髓旨归。其二，通过考察有唐一代士子们随社会时局及治乱政情等要素变化而表现出的不同精神风貌，与楚辞作品在唐代不同时期流布传播范围的广狭和文化地位的升降，具体探查、辨析并论述唐代不同时期的不同作家对屈宋的不同接受态度、接受倾向及接受方式。其三，通过此番研究，期以写出一篇较系统较完整的唐代文学屈宋接受史，为古代文学接受史研究之链续接上一环新的内容。同时，亦期以能够发现文学传播接受中的一些普遍规律，在一定意义上，或可对完善古代文学研究的现代学术体系有添砖加瓦之用。

但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困难也不少，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困难就是唐代《楚辞》研究相对薄弱，不像汉代、宋代与清代出过一些研骚大家，也没有产生多少影响深远的研究成果。但这并不意味着唐人对楚辞的文学接受活动也随之中断，因为在具体的文学实践中，接受与研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研究是接受的延伸和深化，而接受是主体对某一接受对象进行体认，由审美感受上升为理性认识，并将自己的体验与认识融入到艺术再创造中，使接受对象的价值与意义得以重新确立的过程。唐代的《楚辞》研究虽然相对薄弱，但楚辞作品在唐代的传播渠道通畅，传播范围亦很广泛，唐代的文学创作实绩又十分突出，故唐人对楚辞作品的接受并未因其对《楚辞》的研究不够而受到什么影响。在文学接受过程中，接受者又同时是创作者，他们的价值取向与审美标准往往会直接反映在他们所创作的作品中。因此，笔者以为文学接受研究更应从具体的作家作品入手，并以此为重点去探析后来者对前代作家作品的接受情状。对此，笔者还想补充如下两点理由：一是文学史上往往会有这样的现象，即某些诗文作家在理论上批判前人，但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又继承前人接受前人，而且有时继承接受的恰恰就是他自己所批判的那些方面。对这种情况我们更要据其作品来立论，以免偏听偏信而导致结论偏颇。二是我们现在来研究唐人对屈宋的接受，除了诗话等文献而外，最可依据也最直接的材料还是作家的作品本身。我们只有从作家的具体作品中去挖掘出他们接受前人的第一手证据，然后才能据此联系作家所处的时代文化背景、个性气质、审美趣味等其他因素，推究演绎其对前代作家作品的接受态度、接受表现、接受原因及接受新变等。当然，由于唐人对楚辞作品的研究成果不多，留给我们可资依凭的文献寥寥，所以我们便很难像通常的做法那样将具体的屈宋接受史研究细化为效果史、阐释史和影响史这样三个板块。而且究其实际，唐代文学对屈宋及其辞赋的接受表现出一种融效果史、阐释史和影响史为一炉的情形。依接受美学理论所言，“接受史”应以审美经验为中心，重点考察历代接受者对诗歌文本的审美反应、理性沉思和创造性借用，进而窥探审美观念和价值取向的发展变化及其深层原因。以此，我们完全可以“避”唐代《楚辞》研究之“虚”，而“就”其文学创作接受之“实”，尽力在具体诗文作品中探求二者影响与接受之关系。

基于上述认识，笔者考虑借鉴接受美学的理论方法，重点以唐代文学发展史上的具体作家作品为观照对象，兼及历代论述楚辞作品和唐代文学的诗学批评文献，对有唐一代的楚辞作品接受史作较为系统全面的研究，欲以对唐代文学与楚辞作品的种种离合关系，以及一些重点诗文作家和诗文作品接受楚辞作品的细部形态作清理分析。笔者的思路是：首先回顾并综述先唐楚辞接受的大致情况，简要勾勒其史变轨迹，以便与唐代文学的楚辞接受研究“对接”。具体到唐代文学的楚辞接受，笔者拟先对唐代文学的楚辞接受背景作一交代，即考述唐代的《楚辞》研究及楚辞作品在唐代的传播流布，借以说明唐人接触、阅读并研究楚辞作品的历史情境，为阐述唐代文学的楚辞接受作一文献方面的梳理。同时就唐代文学思想中贬抑屈宋与推扬屈宋两种不同论调进行一番历史追踪与辨析，并考察论述唐代诗文作家接受楚辞的普遍性与地域性特征。此后进入研究的微观层面，先讨论唐代诗歌对楚辞的接受，即唐诗楚辞接受概略、唐诗楚辞接受演进和唐诗楚辞接受个案。最后再探讨唐代辞赋对楚辞的接受。笔者之所以安排这样的论述框架，意欲先宏观把握后具体剖析，将历时性的接受演进史与唐代文学楚辞接受的细部特征结合起来考察。一方面，从一个个文学家自身的生命历程及其鲜活生动的诗文作品切入，尽力去把捉唐人的生命脉息与心灵颤动，进而就他们的人生态度、思想境界及审美趣味诸方面探讨其接受屈宋的可能性与必然性，接受屈宋的同一性与多样性。另一方面，还要通过唐代一些具体作家的具体作品，联系其产生背景与作品本身欲表达的主旨、借以表达的语词意象和文本结构模式等多重要素，探讨其接受屈宋的不同角度、接受的具体表现及接受过程中的新变等。略言之，笔者希图以此种论述考辨，较为全面细致地梳理唐人对楚辞作品的接受，使我们对唐代文学与楚辞作品间的关系有一个较清晰完整的认识。

① 我国翻译界对Robert Jauss有三种译法，分别是“尧斯”、“耀斯”和“姚斯”，笔者采用“姚斯”一名。标志接受美学提出的著名论文即姚斯的《文学史作为向文学理论的挑战》，该文本是姚斯1967年在康士坦茨大学发表的就职演说。

② 伊瑟尔的代表作品是1970年发表的《文本的召唤结构》，偏重于分析文本与读者的具体关系，与姚斯偏重于论述宏观接受相较，伊瑟尔的理论则是对微观接受的论述。

③ 朱立元《接受美学》，上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8月第1版，第12页。

① 按，林庚认为唐代的诗人可能有未读过《诗经》的，但都读过《楚辞》。详参周建忠《楚辞讲演录》，广西师大出版社，2007年7月第1版，第99页。

① 饶宗颐《澄心论萃》，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22—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