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后乡土时代与作家的情志

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总是难以忘怀鲁迅，总会对照沈从文、老舍、赵树理、孙犁、汪曾祺等不同性情作家的文字，包括柳青、陈忠实、贾平凹、张炜、莫言、王安忆、铁凝、迟子建等人作品。从20世纪乡土文学和当代西部文学的批评视角广泛阅读宁夏文学，尤其是一年多田野普查式的资料搜求和整理之后，对“宁夏文学六十年”取得的成就有了全新的认识。从前三十年石嘴山“煤炭文学”的勃兴，再到后三十年西海固乡土文学流派的形成，从朱红兵到张贤亮，从郑正到翟承恩，从伊布拉英到阿舍，从张冀雪到马金莲，特别是跨世纪三十多年宁夏本土作家的群体崛起，日益显现出多元的文学风貌和活跃形态，出现了许多值得一一研究的小说家、诗人和散文作家。

宁夏文联和宁夏作协是宁夏文学六十年发展的组织领导机构，包括宁夏文联下属文学艺术院和《朔方》编辑部。宁夏文联、作协、文学艺术院和《朔方》编辑部，聚集了宁夏最优秀的作家和诗人。从具体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活动来说，深远影响宁夏文学发展的是《朔方》《六盘山》《黄河文学》等文学刊物，还有各市县先后创办的内部交流刊物。新时期以来的宁夏文学发展，也有赖于宁夏诗词学会、宁夏杂文学会和宁夏诗歌学会等文学团体的组织和活动。其次，新时期三十年宁夏文联组织了八届文艺评奖活动，这是影响面最大的宁夏回族自治区奖项。近年《朔方》文学奖、《黄河文学》双年奖、贺兰山文艺重点工程建设奖等，进一步强化了宁夏文艺发展的文化生态和人文环境。从江云、石天、张贤亮、杨继国等多任宁夏文联主席，再到朱红兵、张贤亮、石舒清、郭文斌等历届宁夏作协主席，形成了宁夏文学追求社会主义文学的优良传统，引领了宁夏地区文学的艺术审美方向，丰富了600多万宁夏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

《朔方》2018年5期，刊登了2017年宁夏小说的综述述评，这已是多年的惯例。文学博士苏涛和宁夏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郎伟，细致分析宁夏作家作品里温暖的瞬间的基础上，希冀“在文学的细节中体味生命的感动，于生命的纵深处渗出光亮”, “坚守文学的那抹纯净和古典的爱恋”。但城市化经济追求效益、规模、经营理念，以及混凝土丛林里的个人生存空间。文化很难在一时之间达到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特别是经济生活转型的多方面要求。在高速发展的陌生化城市里，个体的生活习俗和心理意识，无法彻底改变。中华几千年农本经济绵延发展的文化基因，包含集体无意识的审美经验和心理结构。张学东小说作品中大量人性困境的揭示，不是现代资本制约下人的本质的心理异化，更不是城市孤独造成的荒诞体验，却仍然是无法适应城市生活的惰性和习以为常的传统观念遭遇日常烦恼的“故事”翻转。城市人性灰暗大多是失去了熟悉的人际关系而导致的，包括亲切的地理环境。城市化造成的恐惧心理与适得其反的尴尬，造成连锁反应，而滋生“裸夜”的象征与幻觉。韩银梅小说的主题某种意义上是在乡村文明的道德意识中揭示或批判日益城市化过程中忽视老人的社会问题，还有邻里关系的隔膜与解构。吟泠和杨子的小说可能是从女性对生活的更多感性好奇，建构单一线索的城镇生活的婚恋悲剧。多色调的乡土抒情和叙事是百年中国新文学的主旋律。张爱玲的苍凉其实没有几个读者读出旨味来，何况上海市民的弄堂生活没有多少人熟悉。这只不过像“上海滩”的黑帮故事，满足了某些文艺影视娱乐者的好奇心理。当然，人性幽微和爱情游戏的双重佐料，强化了其小说和散文的可读性。钱钟书《围城》在人类战争背景上审视的人生的无奈，还有人性卑污，也少有人能真正留意而反省。唯有博雅风趣的话语层面的幽默，被一些粉饰自我的人津津乐道。因此，没有北方乡村生活本真的了解体验，很难理解张武、高耀山等老一辈作家坚守乡土的精神和情感。亦包括蒋振邦的“沿河村里”，查舜的“梨花湾”，陈勇的“大漠明月”，王佩飞的“故乡记忆”，在严肃的意义上，这需要塞上平原、黄河岸边风吹雨打的心性砥砺。漠月、季栋梁、李银泮、张联、古原、马占祥、火会亮，还有石舒清、郭文斌、马金莲，他们坚守自己的内心，敬畏人生存的现实境遇，贴近自己悲悯的人去寻找文学的力量。这是宁夏乡土作家的本分和矜持。

然而现代性发展带来的问题已经影响到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已经造成的深层伤害或嵌入人心的焦虑，当代作家要么熟视无睹，要么缩手缩脚地在逃避。回归当下，宁夏60后、70后作家已经感触“外来的风”早已侵入生活的方方面面，撕裂的自然是传统和保守的心理情感，挑战伦理、侵蚀良善。曾有过小说先锋叙事的张九鹏，已经放弃了城市转型发展的复杂想象，阿尔“银川史记”也失去了早先的激情，不再遥想北京1990年代的城市摇滚。两个人皆以闲散评说的方式融入了乡土为主流的宁夏作家群。当然，不再投入现代性批判的前沿探索，也可以说是一种清高的回避。“三棵树”之一的金瓯，其小说观照了小人物的生存状态，绘影人生庸常和生命无常的真实，多自然主义和心理小说的追求。张贤亮长篇小说《一亿六》是一次“乌鸦的轰炸”，轰炸中国城市化发展和市场化生活的人性沉沦，看似夸张的人种衰变的讽刺，其深心的忧患意识来自对国家复兴发展的前瞻性观察和思考。其实，中国城市化经济发展的非理性利益驱动和文化板滞的某些隐患，是我们所有人必须严正对待的现实问题。作家亦不例外。各种乡土文化中道德的潜隐悖反，导致我们亟待一种已经离去却又熟悉的乡村情景图——甚至包括这种情景中的苦难、贫困和温情习俗。这就是石舒清、马金莲、漠月、郭文斌、刘汉斌、马慧娟等赢得声誉的“后乡土时代”语境。虎西山简朴而古典的现代白话新诗的审美境界，自然是一种最好的注释。留守西海固的诗人王怀凌始终以忧伤的眼睛审视“昼伏夜出的羊”，而出离故乡的单永珍在西部的山川里放歌，却在黯然伤神的夜晚回到西吉的葫芦河边。这种最后、也是最纯粹的诗意，在郭静、雪舟的诗里流淌得更加清澈而淙淙。古朴与清高之间，是盐池侯凤章的文史杂笔，自然也蕴藉在隆德邵永杰的“故园云天”里。也许，李进祥的小说具有撕裂生活的现实情怀，“口弦子奶奶”的悲剧随风而逝，“女人的河”蕴含几代女性的守望，而“屠户”家里的悲剧更令人震惊。这已经不是石舒清自我意识里的来自“暗处的力量”。诗意永远是忧伤的牧歌，无法挑战坚硬的现实。李进祥以新闻切入小说叙事的《拯救者》，还是最具有现实品质和深刻思考的最新长篇。

乡土温情与现代性冲突的有意调和，这种文化心理的共谋在不小的地理范围存在，也许还要持续一段时间。这不仅仅是宁夏文学的问题，更是当下大多数中国人心理焦虑的根本原因。但我们期望“文学能照亮生活”，在谨慎的反思中守护文学的诗意和人的本真。

“后乡土时代”不是五四乡土文学的揭示和批判，也不是左翼文学的经济分析和阶级区分，更不是孙犁、赵树理、柳青等解放区文学和十七年作家所积极描写的革命、土改和合作化道路。这是我们失去一切农本家族时代的道德价值和革命年代的纯真理想之后，进入一个改革开放的转型时期，或者说一个古老民族的现代化进程中必然经受的阵痛。《古船》在反思文学的叙述深层，还是乡土与革命、与现代想象之间冲突的极端困惑，隋抱朴是一个典型的鲁迅所说的历史中间物。《白鹿原》耗尽了陈忠实的所有情感和忧思，其现实的情怀和反抗时代的精神与柳青一样，是千年“耕读文化”的幽灵在关中大地上游荡。歌哭于黄土，终归于黄土，演绎了文学的悲剧和崇高。因此，柳青的农村合作化的叙事、路遥反思城乡差别的焦虑、陈忠实无法理解白鹿原动荡的困惑、贾平凹废都与商州之间的犹疑，皆是乡土遭遇革命现代性和经济现代化的历史过程。正如崔宝国在评说马知遥小说时所言：一种古老的、祖辈习以为常的、温馨的、田园牧歌式的生产方式正在渐渐变为历史，而另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正不以人的意志迅速地建立起来。马克思关于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经典论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本质，而大工业生产和资本运营为经济基础的现代化发展，包括现代信息与技术的统治性力量，带给人类生活便利的同时，也造成“人的异化”。

中国谋求世界的发展是必然的选择，而“后乡土时代”是我们失去一切崇高的价值和革命理想之后的一个过渡时期，也可以说是一个纷乱而热烈的转型时期。所以，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的价值观建设，显得尤为重要。从民族、时代、信仰、道德等各方面的精神需求中探索符合新时代人民安居乐业的共同价值体系，已经是国家文化建设层面的大问题。不仅仅是文学需要反思和警惕的问题，也是每一个人需要清醒面对的挑战。

新中国文学是人民文学，不是贵族文学。因此，各级政府文化建设的根本目的要与整个社会和谐发展的总目标一致，要提高绝大多数人的精神文明程度。所以，作为文化存在的主要形态和文化建设的重要渠道，文学与一个地区政治、经济发展的大环境的内在联系，不言而喻。正因如此，我们要研究宁夏地域文学，在规定的时空范围总结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成果，为地区文化的发展奠定良好的人文基础，还有审美经验和理性精神的当代建设。

文学是人文主义特别重视的大众启蒙手段，不仅需要审美鉴赏的艺术修养和文化基础，更不能缺少思想、情感和直面现实的精神。个别诗人和作家把文学创作当作个体自由的精神活动和实践活动，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在此基础上，还要有历史情怀和现实担当。不然，很难成为一个优秀的作家。屈原、杜甫、鲁迅，就是明证。包括陶渊明、王维、苏轼、曹雪芹、曹禺等，看似供奉个性和人性的艺术神庙，精神开张，自适超脱，其实他们根本的情志还是根植于现实的人生和时代的反抗。没有百年忧患心，哪来半句动人诗！坐忘玄机，“通灵宝玉”，只是一种瞬间的精神飞翔，而不是真正的不食人间烟火。确切地说，白居易、李清照、冰心、老舍、沈从文、林语堂等，是在一种勤勉的日常生活中寻求着人生的价值。这种价值的实现就是在更长远的意义上为时代和人类留下他们的精神产品——文学的审美创造。这可能是更为乐观和积极的人生态度。修远求索，生死不渝。

因此，每一个诗人和作家，不可自己画地为牢，将自己置于一个有限的空间里孤芳自赏。作家必须要有刘勰所说的神游万里、思接千载的胸襟。一切伟大的文学家必然是从人类所有优秀的文化遗产中汲取精神思想养料，涵养自己的情志，方可无愧于时代，无愧于自己钟情的文学和艺术，创造出新的形式和新的作品。“后乡土时代”，我们既要怀恋过往的美好，但更要捉握触摸人们的内心，呵护人性的尊严，关怀他们生存的精神向度，而不是政策的解读和某种思潮的跟随。乡土诗意与现代性滥觞，形成了人性内在生活的直接冲突，回避和面对都是非常艰难的挣扎。批评也许无能为力，但深层的解读和反思是不可或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