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1958年宁夏，我的“行走”

王庆同

王庆同，1936年生，浙江嵊县人。1958年北京大学新闻专业毕业后任《宁夏日报》记者、编辑。1983年任宁夏大学中文学教研室主任、教授。1996年退休。

我于1958年大学毕业，从北京来到宁夏，进入宁夏日报社从事工交方面的采编工作，下乡是常有的事。那时年轻，精力旺盛，没把吃苦太当回事。现在，把它写出来，回味一番，使我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今日宁夏经济社会发展之局面。单说当年关于“行走”的事儿吧。

没有沥青路，只有“水泥”路

1958年8月下旬，我到银川的时候，银川还没有沥青路，最“大”最“好”的中山街、解放街，只是砂石路，没有红绿灯。有的地方有很窄的人行道，少数人行道铺砖头，更多地方压根儿没有人行道。所以，只要下雨，车和人都在泥泞中行走，是谓“水泥”路吧。我在宁夏的第一个中秋节，是在一位通讯员家里过的。路上有泥泞，就是深一脚浅一脚在“水泥”路上走到他家的。

银川没有出租车（北京刚有少量出租车），街上见不到公交车（轿车）。宁夏工委是派卡车到火车站接我们的。我在宁夏第一次“行走”就是乘卡车从银川火车站到老城，在弯弯曲曲的砂石路上走了一个小时。大约是在自治区成立后，银川市区才能见到少量的公交车，间隔时间至少是半小时。所以在银川市内采访，乃至到永宁、贺兰采访都是骑自行车。1959年春，单位给我发了一张自行车票，我凭票买了一辆苏联造的墨绿色坤车——只要一倒链就是刹车，骑起来不习惯，没少摔跤。这种车喷镀工艺质量很差，淋雨以后车圈上锈。一年后又买了一辆国产“永久”牌自行车，很结实，一直用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我“滚出”（迁赶出）银川，把它卖给了印刷厂的一位工人。

到固原的班车走两天

我因为在报社工交部负责采编工业支援农业和手工业的报道，到固原的机会相对多一点。银川到固原有不定期班车，但车况不好（密封不严，走得很慢），路也不好——全是砂石路，有砂坑、搓板路、水毁路面等。班车一般走到中宁，最多到同心就不走了，住一晚，第二天继续赶路，中午或下午才能到固原。

有时，我们要赶路，就到邮局找熟人搭邮车（卡车）去固原，可以当天到达。有一次，我被安排在帆布篷卡车车厢里，坐在邮包上。邮车跑起来贼快，在砂石路上颠簸得很厉害，颠到固原，腿都直了。那时机要邮件随普通邮车走，机要邮递员背着邮袋，挎着驳克枪，坐在驾驶室里，他边上就不能再挤坐任何人。他神情严肃不说话，瞪着眼睛环顾左右，警惕性不亚于今天运钞车的武装押运员，我没敢跟他说一句话。固原专区到所属各县也有班车，有的是敞篷卡车——乘客靠两边车帮坐两排，都坐在自己带的包上，没包的只能坐在车厢里；车厢中间再背靠背坐两排。夏天还可以，冬天朔风刺骨，车跑起来真叫冻死人呀！冰天雪地坐敞篷卡车，那个罪，没法说。

“黄龙”，弄得你灰头土脸

1937年1月，范长江经宁夏赶赴西安时曾说到宁夏的公路：道路路面铺起二三寸深的浮土，汽车驶过后面立刻跟上一条“黄龙”。20世纪50年代，宁夏路上的汽车驶过还是那个样子：后面拖一条“黄龙”。

下乡坐班车，如果轮到坐敞篷卡车，就必然有人要吃浮土。坐在敞篷卡车最后一二排，甚至最后三四排的人，会叫“黄龙”弄得灰头土脸，等你下车的时候，只有两只眼睛不沾土。如果是冬天，扬起的浮土还能与你的鼻涕眼泪混合成泥蛋蛋，吊在你的眼角和鼻孔下面。记得1960年以前，宁夏的长途班车中总有以敞篷卡车来充数的。我坐过倒数一二排，尝过人被“黄龙”裹挟的滋味，现在“纸上谈兵”，难以描述其“原汁原味”于万一。

为了减少乘敞篷班车的概率，我们有时走后门。在固原发往各县的某一轿车班车满员的情况下，有时去找车站的科长（姓什么忘了），说明是紧急采访，他就从兜里拿出一张卷烟用的二指宽的纸条（他抽自己卷的烟），写上“把记者加上”几个字，我们凭条能上已满员的轿车班车，避开下一趟卡车班车。

那时，没有全国统一的记者证，宁夏日报社不发记者证，只发工作证，像我们这样的一般干部，“职务”一栏空着。为了优先买车票或“走后门”上车，自己在“职务”栏写上“记者”二字，拿着去找固原汽车站那位科长开条子，他认。至于优先买票，在固原专区范围内，只有海原汽车站卖票的老先生认，打开售票窗口先喊“军警界有没有？”“新闻界有没有”——他知道要给这两界的人优先售票。有的农民看新闻界的人能先买票，有时挤上去说“我是新闻界”，售票的老先生倒也不骂，只是瞪着眼睛问“证在哪达？”

道路不好，给出行带来不便。1927年美国作家、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随苏联顾问鲍罗廷等乘汽车取道兰州、银川进入蒙古，回苏联。她于这年的8月24日抵达银川。“我们离城门（指银川城门——编者注）只有五英里路时，夜幕降临了。路上一汪一汪的水开始阻滞我们。有的地方泥浆和水深达几英寸，我们必须下车涉水，把车推过泥潭……”中国记者范长江于1936年5月2日从中卫乘汽车到银川，途中“朔风怒吼……路渐近贺兰山，间有沙窝，前进甚难，有一二处须下车推车，始能通过”。这样的路况，到20世纪50年代我到宁夏的时候，还没有大的改观。

过黄河，常遇麻烦

20世纪50年代，宁夏境内黄河上没有公路桥，过河得摆渡。

从银川到吴忠、固原的班车，在永宁仁存渡摆渡——没有渡轮，只有稍大一点的木船，靠一只固定在木船侧面的小汽艇带过河去。车子上下木船很是费事，要耽误不少时间。从平罗到陶乐，得在平罗摆渡，因为那里河岸被河水来回冲刷，经常塌方，摆渡的风险更大些。

1960年春，我骑自行车从平罗县城东行约一小时后，到达黄河岸边，登上一条木船，向对岸下游方向的陶乐县城漂去。快到陶乐岸边的时候，船工才用篙撑船，以掌握方向好靠岸。谁知岸边塌方，地形改变，靠不上去，船工急了，呼叫“年轻的下水！”我们这些年轻人，卷起裤腿，跳进齐膝深的黄河里，硬是推着渡船靠了岸。据说，陶乐渡口最麻烦的就是没有固定码头，每次靠岸都是一场战斗。上岸以后，骑自行车又奔了半个多小时才到县城——城里有1000多居民，没有电，只有县委、县政府晚上用自备小发电机供电的几盏灯丝发红的电灯。

这次陶乐之行，还有一个巧遇，那就是我在渡船上见到侯仁之教授。上船后，见到几位佩戴着北京大学校徽的学生和一位老师模样的人。出于好奇，我说了自己的身份，以及刚从北大中文系毕业来宁夏。他们说是北大地质地理系的学生，随系主任、教授来宁夏调查沙化情况，老师模样的人就是侯仁之教授，他们要到陶乐去看一下。那时，我的报道视野很窄，没有意识到这是新闻，同时原来也不认识侯教授，在渡船上也只打了个招呼，上岸后就分手。2008年4月，我看到杨森翔先生发表在《吴忠日报》上连载长文《向沙漠进军——1960年侯仁之宁夏河东沙区考察回忆》，这是几十年来我第一次看到侯教授来宁夏的文字记载，稍感遗憾的是，侯仁之这样的历史地理学的开拓者，地理学界的前辈、泰斗来宁夏调查沙化，却没有引起地方政府的重视，他走后六七年的光阴，宁夏就开始了登峰造极的“沙化大发展”，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才逐步走上治沙的道路。

那时，宁夏人过黄河还有两法。一是冬天黄河结冰后，从冰上过去。范长江在《塞上行》里记录了1937年1月他从宁朔南面过黄河，因为冰上有水滩，“我非常心爱的一双俄罗斯大毡靴，这回算不能不牺牲了”。我曾几次涉冰过黄河，鞋袜也叫弄得湿湿的。二是乘牛（羊）皮筏过黄河。

牛（羊）皮筏，实打实的运输工具

1959年的一天，我有机会乘坐羊皮筏过黄河。

那次，我和两位同事要从中卫县城去黄河南岸的上下河沿煤矿采访。去上下河沿，在中卫只有乘羊皮筏。我们先走到上游的一个地方，两个人分别蹲在已经铺了几层砖的羊皮筏子上面，由筏工划着向下游的上下河沿漂去。到河中心，有点风浪，河水溅上来打湿衣裤，而黄河的浪，竟触手可及，顿生恐惧感。当天下午，我们又从上下河沿乘坐运耐火砖的羊皮筏顺流而下，在迎水桥上岸，到迎水桥铁厂采访。

在20世纪50年代末的宁夏，羊皮筏是实打实地用来运输物资的水上交通工具，而不是旅游工具。

斯特朗于1927年8月，在宁夏黄河南岸一个叫宁安堡（今中宁县宁安——编者注）的地方过黄河，她记载说，车辆“到达黄河边，登上了筏子”，而一辆卡车“因载重过多，车辆的后部压得筏子失去平衡，又必须卸下重新分散装载”。可见牛（羊）皮筏在那时是重要的运输工具。

到农村去，走路是必修课

因为要了解工业支援农业的效果，了解农民对工业生产的需求，社队也有一些手工业，所以我有时也要到农村去。而到农村去，走路是必修课。

1961年，我从固原乘坐到平凉的班车，在六盘山下的和尚铺下车，准备采访什字公社农具厂的财务管理经验，不料正赶上公社农具厂会计做季报，没有时间接受采访，而别人又谈不具体，我就决定到计划中的下一站蒿店大队采访。但班车已过（固原到平凉一天只有一趟），只好沿着傍山的公路步行而去。20多里路走了3个多小时。这条路是平坦的。

1962年夏，我随海原农具厂修配小组下乡了解农民对小农具、炊具的需求，头天从海原县城步行到贾埫公社，第二天再步行到郑旗公社，见识了宁夏山区乡间小路行走之艰难和“山区的天，娃娃的脸，一天十八变”的反复无常的气候。同年，我从海原县城骑自行车到西安公社农具厂采访，见识了山区路的陡上陡下的惊险。有一半的路无法骑，是推着车走去的。

1962年春节前，为了了解农村手工业产品供应情况，我从灵武步行到吴忠，看了看崇兴等那些大一点的农村商店究竟有没有卖车马挽具、锄头、菜刀等。那条小路上没有班车，只好靠两条腿。

比步行稍快又较省力的行走方式是骑驴。1962年我在海旗公社，曾随一位生产队长骑驴到他的队上调查小农具供需情况。第一次骑驴，别别扭扭。后来，到盐池生产队劳动，骑驴就比较熟练了：放松身体、顺其自然，既安全又省力，绷紧身体，硬要驾驭，非掉下来不可。

坐大小胶（轮）车，幸运得很呢

农村较早用的车是车轱辘一人高的木轮车，用牛驾辕，两边各套一头牛。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在盐池农村劳动时，生产队里还有这种车，是用来给地里送粪的，走起来嘎吱嘎吱响，一摇三晃，慢得怕人，但不会陷进地里（车轱辘大），可能是宁夏当时车辆中最落后的一种。

范长江在《塞上行》里对1937年初的宁夏有这样的描写：“路上最普通的交通工具是大轮牛车。轮子差不多有五六尺的直径，而拉车的塞上黄牛高度不及车轮的半径，短短的腿，粗粗的腰，一步一步地向前行进。”那时宁夏路上最普通的交通工具就是这些摇晃晃的东西。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宁夏农村里依然有这些宝贝蛋，三四十年过去，发展的速度是够慢的。

比木轮车进步一些的是胶轮车，就是用充气胎轮代替木轮，轴上安有滚珠。小一些的用驴驾辕，是为小胶轮车，口头上叫小胶车；大一些的用骡马驾辕，叫大胶轮车，口头上叫大胶车。我刚到银川时，街上还有小胶车、大胶车。那时的水车就是在小胶车上放一个水箱，或几个驮水桶，用来给没有自来水的单位、人家送“甜水”。银川以外市县街上的大小胶车更是司空见惯。

胶车需要一些车马挽具，骡马也需要钉掌。1927年8月，斯特朗对银川作过这样的描述：“就在出售舶来品的商店旁边是铁匠的炉火，正在制作原始的马具……”1933年4月至6月，归国华侨林鹏侠在银川逗留旬日，她应邀参加大校场的一个集会，就是被用骡车接去的。骡车，那时是隆重的迎宾交通工具呢。

下乡采访能坐上大小胶车，就算是幸运的了。1961年春，我采访固原县农具厂劳模陈万隆下乡修农具，就是坐他带的小胶车去的，小毛驴跑起来挺风光。1958年10月，我随《宁夏日报》资深编辑郑禄到大武口，从平罗经大武口到大磴沟，是坐参加大会战的农民带的大胶车去的。大骡子昂首挺胸，走起来挺威风。从平罗到大武口村，有砂石大路；从大武口村到大磴沟，没有路，车只能在山水沟里艰难地蜿蜒行进。我们是记者，带着行李坐在大胶车上，而更多的农民，则背着行李、工具，步行进山。

这里有个插曲：20世纪90年代，我写了一篇报道，回忆从平罗坐大胶车进山。一位编辑编发这篇文章时，把“大胶车”改成“大轿车”：他以为我有笔误，把“大轿车”误写成“大胶车”，让我哭笑不得。那时，银川街上还少有大轿车，平罗到大武口、大磴沟，哪有什么大轿车啊！这件事使我明白：让年轻的朋友了解我们是从怎样的环境中走过来的，很有必要。如果忘记过去，不知道“你从哪里来”，那么，“你到哪里去”，可能会迷失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