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马克思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都指向了人类社会的未来，《资本论》从理论上论证了资本主义社会为什么必然灭亡。这种经过严密理论论证的关于社会主义必然性和无产阶级解放条件的学说，被称作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

（一）空想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思想史公认，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前，英国思想家托马斯·莫尔（1478—1535年）于1516年所写的《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金书》（简称《乌托邦》），是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起点，至今已有500多年的历史了。

莫尔所处的时代，是资本主义的早期。英国的资产阶级多是从封建贵族转化的。因为毛纺织业赚钱，为了发展毛纺织业，他们圈地养羊，强制性地把农民从土地上赶走，使他们成为无产者，又通过血腥立法，惩治被剥夺了土地的农民，强迫他们到工厂做工。任何思想的产生都与那个时代的生产方式相联系。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也产生了两种对立的思想。有人赞美这种生产方式，有人反对这种生产方式对社会造成的危害，提出对资本主义改造的设想和对未来社会美好的向往。莫尔看到了这种“羊吃人”现象的残酷，提出了一个理想社会的方案：财产为公共所有，有计划生产，平等分配，人们每天劳动6小时，其余时间用于娱乐、学习、休息，或从事科学、艺术、体育活动，社会当政者是一位人民可以罢免的哲学家皇帝。莫尔也知道这样的社会在现实中找不到，所以称这样的地方为“乌托邦”。“乌”是没有的意思，“托邦斯”是地方的意思，也就是这个地方不存在。既然这样的地方不存在，为什么莫尔还要写这么一本书？就是因为他同情穷苦人，对现实不满。莫尔是一个大法官，最终因为他对穷苦人的同情和对资本主义罪恶的揭露，遭到统治者的逮捕和监禁。1535年7月7日，莫尔被英国国王亨利八世判处死刑并被砍头示众。莫尔是因同情劳动者为社会主义理想而牺牲的最早的先驱。

由于资本主义的罪恶剥削和教会的压迫，人民生活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德国的基督教神甫托马斯·闵采尔（1490—1525年）提出，人民要用暴力推翻旧政权，建立地上的太平天国，在天国里，财产公有，人人平等，改造旧政权为公社，公社的议会议员由人民选举，可以随时罢免。1524年，爆发了德国农民战争，在闵采尔思想影响下，他们提出了推翻旧政权的纲领。1525年3月，闵采尔领导农民起义。他们希望得到著名的宗教温和改革派领袖马丁·路德（1483—1546年）的支持，但路德却引用圣经条文，要求他们放弃过分要求，并呼吁统治者对起义进行镇压。最后，农民起义在教皇、皇帝、诸侯、贵族、教士等反动势力的联合镇压下失败了。大批农民起义者被屠杀，闵采尔牺牲。闵采尔是以实际行动为人民的利益而牺牲的基督教神职人员。

在莫尔的《乌托邦》出版之后，意大利的托马斯·康帕内拉（1568—1639年）于1623年出版了《太阳城》。他在这部著作里揭露了富人的游手好闲、懒惰、淫乱、浪费等等的腐化现象，指出他们是社会财富的掠夺者。他反对资产阶级私有制，主张实行财产公有制，社会的人不分等级，人人都参加劳动。被称为“太阳”的最高统治者，必须是有德有才的人，如果另一个人比他更有德才，可以以后者替代前者。由于他对资本主义的无情揭露和对人民的同情，遭到统治者的残酷迫害，坐了27年牢，《太阳城》一书就是在狱中写成的，最后在流亡中死去。可见，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私有观念也在多数人的头脑中生了根，此时，那些欲除去私有制的弊病实现公有制从而实现真正平等、民主、自由主张的人很多没有好下场，就不足为怪了。他们不但会受到当局的迫害，还会受到那些幻想成为一个拥有巨额财产支配别人的人的漠视。尽管多数劳动者的幻想只是幻想，但为了眼前的生活和幻想，他们沉浸于漠视和幻想中不能自拔，因而才有了有志之士“唤起民众”的呐喊。而科学的理论，正是破灭那些沉浸于幻想中的号角。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发展到工场手工业阶段，空想社会主义者对未来社会的构想虽然大同小异，但对实现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却有不同的选择。比如，法国的摩莱里（1700—1780年）于1755年出版了《自然法典》，企图通过法律，把社会主义的理想规定出来，主张依靠法律来消灭私有制，实行平均主义的分配。加布里埃尔·博诺·马布利（1709—1785年）于1776年出版了《论法制或法律的原则》,1789年出版了《论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也主张用法律禁止财产私有，实现公有制，限制特权，主张节欲和苦练苦修，从而实现人人平等，消除两极分化。弗朗斯瓦·诺艾勒·巴贝夫则结合自身对人民大众疾苦的感受和思考，主张武装起义，用暴力推翻旧政权，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共和国，消灭私有制，实行计划性生产和高福利，实现没有差别的绝对平等。1796年3月，他建立了平等派密谋革命委员会，正在准备起义时，由于叛徒告密，被捕牺牲。

18世纪中叶，英国发生了工业革命。机器生产虽然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但私有制使资本家对工人的压迫和剥削更加残酷。到了19世纪上半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主要的发达国家已经占据统治地位，这时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潮有了新变化。于是，产生了法国的昂利·圣西门（1760—1825年）、沙利·傅立叶（1772—1837年）和英国的罗伯特·欧文（1771—1858年）三大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

圣西门虽然出身于贵族，但他目睹了资本主义的罪恶，发表文章，著书立说，指出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黑白颠倒的世界，专横、无能和阴谋是资本主义政治体系的三个主要弊端，剥削阶级不断增加的财富是靠巧取豪夺得来的，他们骄奢淫逸，而劳动人民则在死亡线上苦苦挣扎。他希望改变这个社会，建立人人劳动、没有特权、穷苦人的身心生活得到圆满保障的社会。但是，他把改造社会的希望寄托在富人和统治者身上，劝说富人和皇帝以最快的速度帮助穷人提高生活水平，得到幸福。最后无果而终。

傅立叶曾经经商，很富有，但他以亲身经历揭露了资本主义的罪恶。他对资本主义的揭露，切中要害。他主张建立一种和谐制度以消除这些弊病。这种和谐制度，以每1620人组成一个基层单位，取名“法朗吉”（意为严整的方阵）。在“法朗吉”里，人人劳动，男女平等，教育、医疗、养老、抚育儿童均免费，没有城乡差别，人们在劳动之余可以尽情地娱乐。傅立叶和圣西门一样，把希望寄托在统治者身上，他不断地上书政府，企图说服政府首脑实行他的和谐方案，但他的希望总是落空，还遭到了警察的调查，差点被送进疯人院。他还向各国的贵族、资本家、银行家、地主、富人发信，并在门口贴告示说，每日上午在家静候富人们能够捐款资助他试办“法朗吉”。这种与虎谋皮的做法，不可能获得成功，到死他的愿望也没有实现。

欧文出身贫寒，靠着自己的努力，奋斗成为工厂的管理人员，成了资本家。但他对苦难的煎熬有亲身感受。他指出，资本主义私有制是罪恶和灾祸的原因，它把富人变成衣冠禽兽。欧文设想将来的社会实行公有制，基层单位劳动公社是一个由工、农、商、学结合起来的大家庭。欧文提出，要限制劳动时间，消灭工农、城乡、脑体劳动三大差别，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等。欧文把自己的思想付诸实践。1800年，他从岳父手里接过有2000名员工的新拉纳克纺织厂后，开始了他的改造社会的试验。他减少工人的劳动时间，别人的工厂每天劳动十三四个小时，他的工厂只劳动10.5个小时。他改善工人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创办了幼儿园，设立职业学校，创办合作社，在经济不景气工厂停工期间不裁员并照发工资。结果，他的工厂面貌焕然一新，价值增加了一倍多，给企业主带来了大量的利润。他的所作所为受到了人们的称赞，他成了欧洲最有名望的人。但是，欧文进行了更深层次的思考后，发现虽然他给予劳动者创造了丰裕的生活条件，但这些人还是他的奴隶，人们之间还是不平等。他计算出现在2500人生产出来的财富，在不到半个世纪前，需要60万人才能生产出来，这2500人的消费和以前60万人的消费财富之间的差额，都被资本家占有了。他的工厂的股东除了每年得到5%的股息外，还能得到30万英镑以上的利润，其他的工厂就可想而知了。他认为这些财富都是劳动阶级创造的，应该归于他们。1823年，他提出了通过共产主义移民区改造社会的办法。这样一来，触动了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他被逐出了官场社会，报刊对他进行封锁，其他地方的资本家害怕欧文的试验扩大，影响他们发财，对他造谣诋毁，并欲进行政治迫害。尽管欧文不断向资产阶级富人、权贵、政府首脑写信、呼吁，希望引起有钱人支持他的社会改革计划，但毫无结果。1824年，欧文黯然辞去工厂经理职务。但他并没有因此气馁，他筹集了一部分资金，带着儿子和他的信徒到了美国印第安纳州买了3万亩土地，办起了新和谐公社。刚开始时公社办得风风火火，后来由于内部人员的私有观念作祟，在领导层产生了特权思想，欧文无奈，只好对公社管理制度进行改革，实行承包经营。1829年，公社瓦解。欧文把他的4个儿子留在美国，自己又回到英国，试图进行金融改革。他创办了“劳动产品公平交易所”，人们可以用劳动时间为单位的劳动券换取自己所需要的物品。红火了一阵子，交易所又被迫关门。欧文并未因此收手，他于1833年又在全国开展生产合作运动，创办了全国生产大联盟，受到了工人们的欢迎，运动规模迅速扩大，引起了资产阶级的恐慌，于是，资产阶级及其政府对大联盟予以取缔，并对其领导成员进行镇压，大联盟被迫解散。欧文一生为改造社会放弃优裕的生活，不遗余力，最后死在宣传他的空想社会主义的讲演台上。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空想社会主义者们的评价很高。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把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以前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称为启蒙学者，而对于三大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则称为“社会主义创始人”[1]。

对于社会主义思想家，马克思恩格斯既指出了他们思想的闪光点，也批判了他们的非科学方面。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四章，把莫尔的《乌托邦》和其他多人的著作作为研究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资料加以引用。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对受闵采尔思想影响和他领导的农民战争，看成是解放人民的德国历史上最彻底的事实，但是，它却“因碰到神学而失败了”[2]。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评价巴贝夫等人由于革命运动遭到暂时的失败，因而产生了共产主义的思想。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认为，随着早期的无产阶级运动而出现的革命文献，“就其内容来说必然是反动的。这种文献倡导普遍的禁欲主义和粗陋的平均主义。”[3]1880年，恩格斯总结社会主义思想史时说：“但是，在每一个大的资产阶级运动中，都爆发过作为现代无产阶级的发展程度不同的先驱者的那个阶级的独立运动。例如，德国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时期的再洗礼派和托马斯·闵采尔，英国大革命时期的平等派，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巴贝夫。伴随着一个还没有成熟的阶级的这些革命发动，产生了相应的理论表现；在16世纪和17世纪有理想社会制度的空想的描写，而在18世纪已经有了直接共产主义的理论（摩莱里和马布利）。平等的要求已经不再限于政治权利方面，它也应当扩大到个人的社会地位方面；必须加以消灭的不仅是阶级特权，而且是阶级差别本身。禁欲主义的、禁绝一切生活享受的、斯巴达式的共产主义，是这种新学说的第一个表现形式。后来出现了三个伟大的空想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1]

对于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1873年1月，马克思在《政治冷淡主义》一文中，称他们是“第一批社会主义者”，是“社会主义的鼻祖”[2]。1874年7月，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一八七○年版序言的补充中说：“德国的理论上的社会主义永远不会忘记，它是站在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这三个人的肩上的。虽然这三个人的学说含有十分虚幻和空想的性质，但他们终究是属于一切时代最伟大的智士之列的，他们天才地预示了我们现在已经科学地证明了其正确性的无数真理。”[3]

（二）科学社会主义

科学社会主义的第一要义是科学，是关于社会主义实现的必然性、条件、方法和策略的学说。

1．科学社会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的第一个区别，是对社会主义必然性的认识。

（1）社会主义的原意和分期。社会主义源于拉丁文，原意是喜好社交的、同伙的、集体的意思。它表示在一种社会里，人人都是平等的合作伙伴。社会主义是人们对现存的不合理社会的否定。

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同义的，他们并没有严格区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恩格斯曾在《共产党宣言》英文版序言中说，他与马克思写作宣言时，不能把它叫作社会主义宣言，是因为他们要与当时的空想社会主义派别和其他庸俗社会主义者相区别。空想社会主义和其他庸俗社会主义，都是有教养的、有身份的资产阶级的运动，而共产主义则是工人阶级的运动。很明显，这仅仅是就社会主义理论方面所进行的区别，而不是从社会制度方面的区别。对于社会制度，马克思只是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把共产主义分为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由于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出来，还有很多弊病，只能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而在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则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我们现在所说的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

列宁把社会主义明确为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1920年，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说：“从共产主义的观点看来，否定政党就意味着从资本主义崩溃的前夜（在德国）跳到共产主义的最高阶段而不是进到它的低级阶段和中级阶段。我们在俄国（推翻资产阶级后的第三年）还刚处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即向共产主义低级阶段过渡的最初阶段。”[1]当然，按照辩证法，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现实的社会主义也可再分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级阶段、高级阶段，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再分为不同的阶段。但是，不论怎么划分，只要是属于社会主义的某个阶段，它就必须具有区别于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

（2）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的历史观不同。科学社会主义以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待历史，空想社会主义用唯心主义的观点看待历史。具体地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科学社会主义是从存在决定意识这一唯物主义原理出发的，而空想社会主义则是从“理性”出发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这难道需要经过深思才能了解吗？”[2]社会发展到什么阶段，必然产生出与这个阶段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和社会观念。当然，在这个社会阶段也会产生出不同的新观念，这是由于在旧社会内部存在有新社会的因素造成的。消除现实社会弊端的“这些手段不应当从头脑中发明出来，而应当通过头脑从生产的现成物质事实中发现出来”[3]。如果在某一个历史时期，出现了某一个英雄人物，带领群众改变了社会现状，那么他必然是发现了改变社会的有效方法。科学社会主义肯定人民群众在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认为生气勃勃的社会主义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但也不否定顺应历史潮流的英雄人物的作用。

与科学社会主义不同，空想社会主义者认为，思维着的悟性是衡量一切的尺度，人的头脑以及通过它的思维发现的原理要求成为一切人类活动和社会结合的基础。消除社会弊病的手段，是从天才人物的头脑中设计出来的。他们认为，只要天才人物出现，设计出合理的社会秩序，理想的社会就会出现。如果500年前产生出这样的天才人物，他就能使人类免去500年的迷雾、斗争和痛苦。所以，他们寄希望于救世主，寄希望于神仙、皇帝、有钱人、富人，甚至寄希望于制造人间罪恶的剥削者。

二是科学社会主义以唯物主义观察历史，认为人类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生产关系、社会关系，也决定社会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是循序渐进的，是由低级到高级的过程，人类社会的发展也随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也逐步由低级向高级过渡。简言之，人类社会发展有规律，由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所决定。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详细论证了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规律，指明了人类社会为什么要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是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理论支撑。

空想社会主义则没有认识到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不能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揭示资本主义不合理制度灭亡的必然性。他们认为，社会主义是人类“永恒正义”的要求和表现。早期的社会主义启蒙思想家看到，在他们生活的社会里，那些整日劳作的人，连养家糊口都难，而那些不劳而获的人，却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他们认为这很不公正、很不公平、很不合理。于是，他们根据自己的想象，刻画出了一个平等、公平、公正、民主、自由的社会图景。至于这样的社会能不能实现，怎么实现，他们不知道。这与他们生活年代的生产力发展状况有关。在人类历史上，不论生产力发展的状况如何，只要出现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的不合理现象，就必然会产生消灭不合理现象的思想。比如，中国的孔子在两千多年前就曾大声疾呼，要建立一个天下为公、仁爱、和谐的大同世界。但是，由于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使人民广泛联系的地步，这种空想的小农的封建的社会主义，不可能实现。中外历史上的很多次农民起义，也多是以实现“等富贵，均贫贱”为号召的，但那些起义的农民往往在打碎了一个旧王朝后，再建立一个新王朝。早期空想的共产主义思想，就是这种生产力和当时残酷现实的反映。

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后，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看到，以自由、平等、博爱为号召的资产阶级与劳动阶级一同向封建统治阶级进行斗争并取得胜利，在所谓的理性国家实现后，社会弊病不是减少了而是更多了，也表现得更为恶劣。恩格斯说：“现在我们知道，这个理性的王国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化的王国；永恒的正义在资产阶级的司法中得到实现；平等归结为法律面前的资产阶级的平等；被宣布为最主要的人权之一的是资产阶级的所有权；而理性的国家、卢梭的社会契约在实践中表现为，而且也只能表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1]恩格斯指出：永久的和平许诺变为无休止的掠夺战争，贫富对立更加尖锐，财产自由变为小资产阶级和小农失去财产的自由，劳动群众的贫穷和困苦成了社会的生存条件，金钱日益成为社会的唯一纽带，犯罪一年比一年增加，资产阶级罪恶更加猖獗，商业日益变成欺诈，革命的箴言“博爱”在竞争的诡计和嫉妒中获得了实现，贿赂代替了暴力压迫，金钱代替了刀剑，成为社会权力的第一杠杆，初夜权从封建领主手中转到资产阶级工厂主手中，卖淫增加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婚姻本身和以前一样仍然是法律承认的卖淫的形式，并且以不胜枚举的通奸作为补充。恩格斯说：“总之，同启蒙学者的华美诺言比起来，由‘理性的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竟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1]为什么现实和理性之间会出现这么大的反差？这是因为，“在这个时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随之而来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还没有得到充分发展。”[2]解决社会问题的手段是随社会矛盾的发展而发展的。恩格斯认为：“不成熟的理论，是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还隐藏在不发达的经济关系中，所以只有从头脑中产生出来。”[3]因而，空想家们关于新的社会制度的设计一开始就注定要陷入空想。

三是科学社会主义认为阶级斗争是推动社会变革的内在动力，空想社会主义企图以阶级调和解决问题。按照辩证法的观点，事物内部的矛盾是促进事物转化的根本原因。科学社会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私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蕴含的基本矛盾。社会化生产是指为了他人和社会需要的生产而不是为了自己需要的生产。资本家生产商品，不是为了个人消费，而是为了社会消费。社会化的生产应与社会占有生产资料相适应，但是，生产资料却是私人占有。这一矛盾表现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对立、个别工厂中生产的有计划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秩序状态之间的对立。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是这种矛盾尖锐化的典型表现。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是解决这个基本矛盾的唯一途径，阶级斗争是解决这一矛盾的基本方法。

空想社会主义和其他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却对此认识不清，他们希望通过阶级调和解决矛盾。他们认为，只要富人、资本家、权贵发发善心，让可怜的穷人少受点苦难，世界就会立刻和谐，社会就会马上大同。事实粉碎了他们的迷梦。比如，在法国丝织业中心的里昂，工人每天劳动15～18个小时，所得的工资只够买一磅面包。工人们骨瘦如柴，养不活妻儿老小，童工大多在繁重的劳动中活不到10岁。实在活不下去了，法国里昂工人于1831年11月举行了武装起义，但遭到了资产阶级的残酷镇压。从善良愿望出发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们对资本的本性不了解，对资本主义弊病的原因不了解，对社会变革的原因不了解，对社会变革的依靠力量不了解，对解决资本主义弊病的方法也就想当然了。

2．科学社会主义和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了分析。通过丝丝入扣的逻辑和数理演绎，揭示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为什么要进行斗争，这两个阶级的斗争为什么是尖锐的。马克思以定性和定量的科学方法论证了劳动者是如何创造财富的；资本家是如何剥削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发家的；人数众多的无产者为什么创造了财富但不占有财富；资本主义社会为什么一方面是资本家财富的积累，另一方面是工人的贫困交加，这种两极分化的原因，是由于生产资料私有制引起的，因此，一定要变生产资料私有制为生产资料公有制；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实质是生产过剩，为消除这种生产的弊端和减少浪费，社会生产必须要有计划。人类如果要想走上平等、公正、公平、民主、自由的道路，需要经过漫长的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一种客观存在，是历史发展过程必然产生的一种现象，其结果是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

3．科学社会主义关于工人阶级解放的目标、道路、方法和手段。恩格斯于1886年11月5日在《资本论》英文版序言中说：“《资本论》在大陆上常常被称为‘工人阶级的圣经’。任何一个熟悉工人运动的人都不会否认：本书所作的结论日益成为伟大的工人阶级运动的基本原则……”[1]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不但揭露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科学地说明了工人为什么整日劳作却摆脱不了苦难，而资本家却能不劳而获，说明了世界产生不公的根源，指出了工人阶级的目标及其获得解放的道路、方法和手段。而空想社会主义对此则是一无所知的。

工人阶级的目标，是顺应社会发展规律，实现共产主义。工人阶级获得解放的道路，是他们首先取得国家统治权，实行人民民主，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消灭剥削，发展生产力。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2]“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3]工人阶级获得解放的方法和手段，依各国不同的具体情况而不同，但有些原则是共同的。例如，工人阶级必须要联合起来。“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4]工人阶级要组织起来，结成政党；工人阶级政党要为多数人的利益而奋斗；工人阶级政党需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社会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社会主义的实现不排除使用暴力。社会主义革命必须以革命的两手对待反革命的两手，在反革命举起屠刀的时候，工人阶级要以暴力反抗，使用暴力推翻现存的社会制度。马克思不止一次说过，如果反动阶级没有采用暴力镇压，则工人阶级也可采用和平手段达到目的。各国工人阶级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决定自己的斗争策略。马克思说：“例如，在英国，显示自己政治力量的途径对工人阶级是敞开的。在和平的宣传鼓动能更快更可靠地达到这一目的的地方，举行起义就是发疯。在法国，迫害性的法律成百上千，阶级对立你死我活，这使得社会战争这种暴力解决办法成为不可避免。”[1]工人阶级及其政党要与旧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要与内部的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进行斗争，被压迫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一劳永逸地摆脱任何剥削、压迫以及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就不能解放自己，等等。

4．科学社会主义关于未来社会的设想。空想社会主义对未来社会的设想非常具体。比如，在理想的社会里，人们几点钟起床，几点钟吃饭，什么时间干什么活，什么时间休息，都设计得很详细。与空想社会主义不同，马克思恩格斯对于社会主义是什么样的，并没有作出具体的描述。他们设想：将来的社会是在资本主义内部产生的，建立于生产力的充分发展之上，是对资本主义的扬弃；是一个以个人自由发展为一切人自由发展条件的联合体；是一个生产资料公有、生活资料归个人的社会；未来社会的第一阶段，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之后进入“各尽所能，按需分配”阶段；未来社会实行有计划的生产，以减少浪费；未来社会第一阶段还带有旧社会的痕迹，还保留资产阶级法权。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这些设想仅是一般原则和努力方向，这些设想的实现和实现程度，须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76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08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3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31页。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73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3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80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3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7页。

[1]《列宁选集》第四卷，第3版修订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54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3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19-420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3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98页。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3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76页。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3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79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3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80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3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80-781页。

[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资本论》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4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3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21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3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21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3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19页。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1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