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史金波①

宁夏大学教授白述礼先生，今年86岁高龄，出版了他的重要著述《灵州史研究》。2016年6月，他写出书稿，嘱我作序，本人才疏学浅，为白先生大作撰序实难胜任，无奈盛情难却，只能勉为其难，略述杂感，聊充序作。

我与白先生相识于2011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夏文化研究中心和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共同合作在宁夏大学举办西夏文读书班，由我授课，暂住宁夏大学专家楼。4月17日下午，有一位健硕的老先生叩门来访，经自我介绍，我知他就是白述礼先生。他住在我临时住所的前楼，相距咫尺，往来3分钟可达。我俩都从事历史研究，有共同话题，相谈甚欢，一见如故。随后我又造访白先生。你来我往，谈学术，论学德，互赠著述，意趣相投，相见恨晚。几年来我们常有书信、电话往来，探讨学术，相互促进，渐成莫逆。2013年白先生八十寿辰时，我书写西夏文条幅“寿比千秋”衷心祝福。

随着接触增加，对白先生了解日深。白先生1953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在校时由多位名师授业、指导，学业精进。毕业后在宁夏吴忠市任中学历史教师凡二十余载，而本书所撰著的灵州古城，宁夏学术界专家学者考证在今吴忠市境内。这使先生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亲近灵州，触摸灵州，深度了解灵州，培植了灵州情结。改革开放后的1981年，先生调宁夏大学历史系任教，教学、科研并举，涉及世界史、俄国史、回族史、宁夏地方史等诸多领域，于地方史中他特别钟情灵州史。正如作者所言：“宁夏解放后出版了大量地方史志的图书，唯独缺少一部完整的灵州的历史书。”先生此新作《灵州史研究》填补了宁夏地方史志的一项空白，而填补空白者正是最熟悉灵州、最适合担纲撰著灵州史的白先生。问鼎灵州史，舍其为谁？

我有幸提前拜读白先生的新作《灵州史研究》，深感内容丰富，包罗宏富，举凡与灵州有关的历史沿革、地理特点、政治变迁、经济状况、文化传承、人物故事，皆网罗殆尽，不啻一部灵州的百科全书。若无深厚的史学基础、长期的资料积累、孜孜不倦的刻苦钻研精神，难以有这样丰硕的收获。

白述礼教授与史金波教授于宁夏大学学仕园合影（2012年7月14日）

书里书外，白先生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对学术的执着追求和钻研精神。

灵州，在黄河东岸，西汉惠帝四年（前191年）置，已有2200多年的历史。但在明代洪武十七年（1384年），因黄河决口毁城，被迫向东北“城凡三徙”，宣德三年（1428年）迁建灵州“新城”。古城城址在今吴忠市西部靠近黄河东岸之古城，新城位于古城东北、黄河东部之今灵武城，于是有古灵州和新灵州之别。后人往往不辨鱼鲁，将新城认作古城，造成失误。此事对于灵州历史和宁夏史志皆为一重要学案。白先生继承、梳理前人成果，考镜源流，实地踏勘，反复辨证，厘清两灵州的来龙去脉。2003年，吴忠市出土唐代灵州吕氏夫人墓志铭，坐实吴忠古城为灵州古城，使脉络更加清晰。白先生不仅考证精审，正误宣传亦非常认真。面对过去不同的认识，先生不仅著文，还向朋友介绍，向有关领导进言，累词千百，不厌其烦，其对历史负责的态度令人敬佩。我在2007年出版的《西夏社会》一书中，提到灵州时加注“今宁夏灵武县西南”。白先生看后善意提出这是过时的旧观点，并向我展示吕氏夫人墓志铭拓片图片。我看后表示完全同意白先生意见，便于当年撰写的论文《西夏时期的武威》一文中，特意在“灵州”后括注“今宁夏吴忠市境内”，并加注出处：“白述礼：《大唐灵州镇将》，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前言第1页。”这样就改正了前误，弥补了帝虎之失。

又是灵州。白先生早就发现上海古籍出版社《前汉书》把灵州设城记载及颜师古注作“灵洲”, 《后汉书》不再作“灵洲”而作“灵州”。而中华书局本《汉书》《后汉书》均作“灵州”。两出版社的《汉书》同一记载出现“洲”和“州”的一字之差，关系到古灵州的地理位置和环境，究竟以何者为准？这又成为白先生较真的对象。白先生认为中华书局原校点本应在新版中将颜师古注中的“州”改为“洲”才能体现出原本准确，为此他多次联系二十四史修订办公室，写出自己的建议，并就“州”与“洲”继续考证。今此内容也收入到本书中，使新著增色。

还是灵州。2015年中央电视台推出10集历史题材电视纪录片《神秘的西夏》，一时街谈巷议，社会反响热烈。白先生在充分肯定此片贡献的同时，指出其第三集、第五集未吸收30年来的新的学术成果，仍将西夏时的灵州，说成当今的灵武，并与同一电视片的第十集抵牾。白先生积极回应，执笔建言，撰写了《〈神秘的西夏〉引出的宋夏灵州城等历史问题》一文，被百度百科《神秘的西夏》词条作为一节题目为“存在的问题”收入，2016年又发表于《宁夏史志》。白先生作为历史学家不但钻研问题，还着力普及历史知识，这种社会情愫值得同行效法。我作为该片的顾问，对白先生尊重科学，关注影视宣传，对观众高度负责的态度，表示由衷感谢。

纪录片《神秘的西夏》在播放前请我在北京宁夏大厦审看，我充分肯定了此片的成绩，认为总体很好，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果。此片的拍摄用意良好，旨在以百年的国内外研究成果还原西夏，弘扬其优秀文化遗产，使很多不了解西夏的观众大体认识西夏的基本面貌。同时我也看到该片有不少问题，有的还是硬伤，主要是剧本问题。如多次提到西夏一半的时间被女人统治，实际上近2个世纪的西夏，皇太后掌权时间不超过50年，其中还有国舅专政。又如纪录片说灵州在西夏西部，众所周知灵州实际在西夏东部。再如纪录片关于西夏文字，说西夏文字创造了4年，说西夏文似乎比汉字还多，说西夏普及西夏文，说罗太后译经，说元朝不再使用西夏文等，都属不实之词。有时为了吊观众胃口，增加噱头，电视片编出一些不合理的情节，如片中表现著名学者张澍发现凉州碑后，确定为西夏碑竟费了不少精力和周折。其实凉州碑中的汉文明确记载“大夏开国，奄有西土，凉为辅郡，亦有百载”，碑文又记载了“天祐民安五年岁次甲戌”的具体纪年，谙熟西北史地的张澍先生不必大费周章，一见便知是西夏碑。纪录片煞有介事的渲染没有真实地反映出张澍的学问功底，反而给人以张澍学识浅薄的误解。我当时对此片逐集提出了5页纸的意见。最后播出时我才知道，除字幕中吸收了我部分意见外，其他多未修改。影片播出后请我写一篇推介文章。我在2200字的文章中对此片做了充分褒奖，最后仅用了不到100字提到其中的缺陷：“毋庸讳言，当然，此片也会有些瑕疵和不足。如个别历史事件和人物把握不准确，个别情景再现缺乏精细，一些场景道具失真，有的重要文物有所遗漏。”此文发表时，竟连这样蜻蜓点水的意见也被删掉。历史研究和影视记录应有共同的原则，即尊重历史，论从史出。当我对白先生的求真精神感动之余，还觉得白先生比较幸运，他对此片的意见被百度百科所容纳，还能见到天日，嘉惠观众，起到匡正讹误的作用。白先生于学术求真务实，眼里不揉沙子；于社会贡献真智，心中装着读者。这种学术情操，不仅创新知识，也净化学术空气，值得提倡、学习。

白先生不仅系统钩沉灵州历史，还发挥北京大学出身的历史学者擅长考据的功夫，从爬梳的大量资料中累积新见，从细节中发现亮点，记常人所未计，凝他人所未思。如灵州在唐代是辉煌时代，白先生考证，唐朝有四位皇帝（唐太宗、唐肃宗、唐代宗、唐德宗）到过灵州；朝廷派往灵州的镇将113位，其中约30位在出任灵州镇将前后担任大唐宰相；灵州是朔方军大本营，唐玄宗在灵州置朔方节度使，唐朝有70位朔方节度使，彰显出唐代灵州的辉煌历史。灵州自古即为多民族地区，白先生给予特别关注。他集中搜罗唐代灵州籍或安置、定居灵州以及曾在灵州任职的少数民族将领，其中有代表性的人物有突厥、吐谷浑、铁勒、粟特、薛延陀等共数十人，对他们的族属、职务一一道来，如数家珍，展现出当时各民族之间交流交往交融的密切关系。

我的研究领域主要是西夏文史和中国民族史。西夏时期，灵州有极重要的地位。地域褊狭的西夏大城市不多，更加突显出灵州的重要。灵州当时是除首都兴庆府（后改为中兴府，今银川市）以外最大的城市。灵州的政治地位在有近2个世纪历史的西夏时期仍然彰显辉煌。西夏的多位皇帝都到过灵州。被追封为西夏太祖的李继迁攻占灵州，定为西平府，以其为统治中心。被追封为西夏太宗的李德明子承父业，以灵州为基础，发展壮大，后移首府至北面的怀远镇，形成新的中心兴庆府，但灵州并未降为偏陬之地，仍是西夏较大城市之一。第一代皇帝元昊诞生于灵州，在此生活17年后才随父迁往兴庆府；第二代皇帝谅祚曾率步骑数万入庆州（今甘肃省庆阳市），攻大顺城（今属甘肃省华池县）；第四代皇帝崇宗，其母梁太后率兵攻打平夏（今属宁夏固原市）。这些地区皆在西夏南部，从兴庆府出发，灵州是必经之路。西夏后期齐王嵬名彦忠之子遵顼擢大都督府主，应驻过灵州，最后成为西夏第八代皇帝。灵州与兴庆府隔河相望，相距仅60公里左右，加之地位重要，可以推想，大部分西夏皇帝到过灵州。

西夏时期与灵州有关的另一重大事件是外戚、权臣任得敬分国。任得敬原为宋将，降夏后献女给崇宗得官，后为翔庆军（驻灵州）都统军，封西平公，后晋封西平王，渐握朝柄，升为国相。仁宗时得敬进位楚王、秦晋国王，最后愈加专横，据西夏西南路及灵州罗庞岭一带，分国自立。他于天盛十七年（1165年）营建西平府，役民夫10万大筑灵州城，以翔庆军监军司所为宫殿。这是灵州城历史上又一次大规模修建。任得敬后期以灵州为中心，管辖西夏南部半壁河山，并意图联宋抗金，招致金朝的不满，将灵州推上更高的政治平台，一时灵州波澜又起，成为夏、宋、金三朝瞩目的焦点。后仁宗在金朝支持下诛杀任得敬，使国势峰回路转，度过分国危机。

将近2个世纪的西夏在灵州也留下了不少文化遗产。1917年，宁夏灵武出土了一大批西夏文文献，后来这批文献的主体入藏北京图书馆（即今中国国家图书馆）。20世纪70年代灵武临河乡还出土了一批西夏窖藏银器。当1976年我和同事白滨遍访西夏故地时，8月考察宁夏银南，12日乘长途汽车由银川南下，经过望远桥、永宁县、叶盛镇，过黄河，经新华桥至银南首府吴忠，看到了黄河金岸吴忠，访问了文化馆，也踏查了灵武的明代老城墙。现在知道古灵州在吴忠古城，真想有机会考察此灵州古城故地，凭吊那段逝去的久远历史。近些年来明代灵州一带又出土了不少西夏文物，如灵武市东部的磁窑堡、宁东镇回民巷和白梁沟等窑址有不少西夏瓷器问世，使人们对西夏时期的灵州又多了几分了解。

由于西夏未入“正史”，其历史、地理文献资料凋零散乱，存留很少。汉文文献中对灵州的记载有限，主要有党项首领李继迁时期攻打、占领灵州及建都，其子李德明坐拥灵州16年，李德明迁都兴庆府后，有关灵州事记载很少。最突出的一次是西夏惠宗时国内生乱，宋军乘机五路大军攻夏，因不相统属，各自为战，师老兵疲，在灵州一带夏军决黄河水淹宋军，宋军溃走，是为著名的灵州之战。此外还有前述的任得敬分国事件。然而在出土的西夏文文献中却有不少关于灵州的资料，记汉文史籍所未载，庶几可补灵州的史实。

西夏仁宗天盛年间修订的西夏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以下简称《天盛律令》）中，有关灵州的条款很多。在《天盛律令》中，灵州有更高的机构是大都督府。中国历史上早有设大都督府者，其职责有两种：一为中枢军政机构，一为地方高级军政机构。西夏职司设上、次、中、下、末五等，上等司为中枢、枢密，次等司包括殿前司、御史、中兴府等17种，其中有中央机构，也有地方机构，大都督府列在其内。在地方机构中还有西凉府等，而大都督府置于前列。何以知西夏大都督府不在京师而在地方？《天盛律令》在规定地方上缴官畜、谷、钱、物时，各府、军、郡、县、监军司派人到京师中兴府磨勘，依地程远近次第规定路途日期，最远处40日，包括最西部的沙州、瓜州，最近的只用10日，包括大都督府、灵武郡、保静县、临河县、怀远县、定远县。大都督府是离首都中兴府很近的一个大城市，此地非灵州莫属。此条中为何又有灵武郡？大都督府是次等司，灵武郡为下等司，与临河县等同级，应是大都督府下辖灵武郡、临河县等职司。这与西夏在武威设西凉府（次等司）以外，还设有凉州（下等司）有些相像。在西夏，首都中兴府和大都督府、西凉府同为次等司，类似于直辖市。又从其排序的先后看，可知中兴府在前，大都督府次之，西凉府又次之。

综合《天盛律令》相关条目，可知灵州城中有高低不等的司衙，设置了多少不等的官员，其中大都督府设官员有六正、六承旨、六都案、六案头；大都督府边中转运司（下等司），设四正、四承旨、二都案；有刺史（与中等司平级），并在其下都案1人；灵武郡（下等司）有二城主、二通判、二经判、二都案、三案头。此外还有其他一些机构。

灵州靠近黄河，有水运之利，《天盛律令》记24个渡口，其中有大都督府即灵州。灵州引黄河灌溉，规定“大都督府至定远县沿诸渠干当为渠水巡检、渠主百五十人”。灵州农业发达，盛产粮食，《天盛律令》规定首都附近分工缴纳粮税，灵武郡专交小麦。

在汉文文献中，记载西夏时期的灵州有“灵州”“西平府”之称，然而在《天盛律令》中，却只有“大都督府”和“灵武（郡）”的称谓，这可能是西夏后期的正式称谓。

现在的灵武市非唐城、汉城，是明代后建城池，当与西夏无涉，其实不然。前面提到1917年灵武出土了大量西夏文佛经。这些佛经从其版本及序跋、题款看，多为蒙古、元代所印，印后“施于宁夏、永昌等寺院”，也即有西夏遗民的故地寺庙。这些元代遗物何以出现在明修灵武城中？此为一令人费解但又不能不解之难题。2001年，国家图书馆对这批西夏文文献进行系统修复，在一些佛经的封面、封底裱糊纸中发现不少汉文佛经残页，其中有明代的佛经。证明这些佛经在明代进行过修复。合理的解释是：元代所印西夏文佛经施放至包括灵州在内的一些寺庙，灵州被黄河冲毁时，应该是有人（估计当时还有西夏遗僧、遗民）保存了西夏文佛经。后来，这些佛经被藏于新建的灵州城，在搬迁、阅读、翻检中佛经有所损毁，便进行修复，裱糊封面、封底便使用了当时废弃的明代残经。灵州出土的西夏文佛经，对探讨两灵州的关系，新灵州对古灵州的文化、宗教的继承，不无新补。这正符合白先生在本书中宣称的“今日的吴忠市与灵武市，都源于一个古灵州，都是灵州，都是古灵州历史的继承者和续写者，都拥有古灵州的辉煌历史”的正确理念。我非常赞赏白先生这种既符合历史事实，又有利于民族团结、有利于地区发展的新的灵州历史观。

白先生这部《灵州史研究》纵论两千多年，他“不循常人习惯”，在大体按照历史的朝代先后顺序叙述的前提下，夹叙夹议，有时还将多年研究灵州历史发表的成果直接植入，有时引用借鉴多方专家学者论述，有时写自己的科研经历，一些部分像口述历史，一些重要内容不免重复，随意自然，十分有趣，使读者在吸纳有关灵州知识的同时，也领略到这位耄耋之年老专家的风采。

在祝贺白先生这一重要学术成果问世的同时，衷心祝愿白先生伉俪身体康宁，心情愉快！

2016年7月29日

于北京南十里居寓所

2018年6月8日修改

①史金波：1940年生，河北人，著名西夏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导、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夏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宁夏大学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