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的历史功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

吴忠市延安精神研究会 宋保会

1930年10月至1933年3月，中央红军在毛泽东、朱德等同志的领导下，连续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3次“围剿”，在第四次反“围剿”中，由于继续采用毛泽东在作战中的战略战术，也取得了胜利，使中央红军发展到了10万多人，中央苏区辖有江西、福建、闽赣、粤赣4个省级苏维埃政权，成为全国最大的革命根据地，中央苏区进入了鼎盛时期。

面对迅速扩大的红色区域和日益扩大的红色政权，国民党反动集团感到非常恐慌。1933年9月，蒋介石调动50万军队，兵分北、西、南三路，对中央苏区发动了规模空前的第五次“围剿”，妄图把红军彻底消灭掉。由于博古等人在中央苏区继续推行王明的“左倾”路线，实行错误的军事指挥，使第五次反“围剿”惨遭失败，主力红军受到严重创伤。面对敌人继续向中央苏区推进的严峻形势，1934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央机关、中革军委连同红军8万多人，撤离瑞金云石山，向于都县集结，实行战略大转移，开始了举世闻名的长征。

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长征途中，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是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重要会议。今天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时期，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之际，总结遵义会议的宝贵经验，肯定遵义会议的历史功绩，既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又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遵义会议的概况

任何事物发展都有个过程，就如同一部戏一样，有序幕，有高潮，有结局。遵义会议也是这样，黎平会议的召开，为遵义会议作了准备；遵义会议的正式召开，决定了生死攸关的重大问题；扎西会议的召开，则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和完善。

1．遵义会议的准备。1934年12月中旬，红军长征途中，占领了贵州东部的黎平县城。中央主力部队和中央军委于12月15日和16日到达黎平。毛泽东、王稼祥和洛甫先前曾一致同意，一有“合适的机会”就召开会议，讨论军事计划和方针。12月18日晚，在黎平县城红军总部，举行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由周恩来主持，博古、王稼祥、洛甫、毛泽东、朱德、林彪等人参加了会议。会议通过了毛泽东提出的方案，主要作出了两项决定：第一，改变红军行军路线，放弃北进与贺龙会合的计划，决定红军西进贵州，渡过乌江，向遵义挺进。第二，建议在遵义召开一次正式会议，重点研究军事问题。黎平会议的召开，为遵义会议拉开了序幕，作了思想和行动上的准备。

2．遵义会议的正式召开。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张闻天（洛甫）、周恩来、陈云、朱德、秦邦宪（博古）；政治局候补委员有：王稼祥、刘少奇、凯丰（何克全）、邓发；扩大参加的有：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李富春、刘伯承、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出席会议的还有《红星报》主编邓小平（会议中被选为党中央秘书长）、共产国际驻中国军事顾问李德及其翻译伍修权。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会议由博古主持。首先，博古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在报告中分析了当时的军事形势，批评自己在军事路线上所犯的错误，但又竭力为“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辩护，力图为自己开脱责任。他把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归咎于国民党军队在数量和装备上的绝对优势和中央苏区以外共产党军队的配合不力。接着，周恩来作了副报告，主要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中战略战术及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主动承担了责任。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着重批判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以及博古在总结报告中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辩护的错误观点。张闻天、王稼祥、朱德、刘少奇等多数同志在会上发言，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会议经过激烈的争论，在统一思想的基础上，委托会后由张闻天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并由中央政治局常委审查通过。会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会后常委再进行分工。

3．遵义会议的延续和完善。遵义会议开了3天，由于战争形势紧迫，只能白天处理军事事务，晚上开会。遵义会议并不像以往人们所说的那样，几天时间内就解决了所要解决的全部问题。事实上，根据老红军的回忆和党史专家的研究，一些重要问题的解决延续到扎西会议才落实，获得圆满解决。所以说，扎西会议是遵义会议的延续和最后完善。

遵义会议后，红军于1935年1月19日离开遵义，中央红军于2月4日进入云南威信县大河口。在向扎西结集途中，中央政治局于2月5日在水田寨花房子、2月6日至8日在大河滩、2月9日在扎西镇连续召开会议，作出一系列重要决定。因扎西是会议结束的地点，又是威信县县城所在地，所以当时中央首长的电文及后来研究党史的专家都把这次会议称为“扎西会议”。扎西会议的主要内容，可概括为以下5个方面：

（1）组织上完成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分工。1935年2月5日，中央政治局在威信县水田寨花房子召开常委会，完成了常委的分工。会议决定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毛泽东、周恩来负责军事。

（2）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1935年2月8日，中央政治局在大河滩召开会议，正式通过了委托张闻天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以下简称“《决议》”）。由于《决议》较长，中央政治局还拟定了简明的《决议大纲》，要求把这两个文件在红军中迅速传达贯彻。

（3）对全国革命进行了研究和部署。遵义会议前，由于中央负责同志的错误领导，加上战争紧急，长征以来，中央对全国各苏区和红军各部队一直“无指示、无回电，也不对全国部署总方针”。扎西会议上，中央对中央苏区、湘鄂川黔省委、红二和红六军团、红四方面军，以及白区工作的路线、方针、政策、战略策略及组织领导等问题，均进行了研究和部署，还作出了关于成立中共川南特委和组建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队的决定。

（4）在战略行动方针上，重新决定红军新的行动战略方针。扎西会议决定，放弃黎平会议研究的“以黔北为中心创建根据地的计划，中央红军北渡长江，同四方面军配合，在川西和川西北建立根据地”。遵义会议后，红军开始北上，准备渡江。但在此时，国民党军队已多路集结，使红军行动受阻，特别是土城战斗，红军伤亡很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改变原计划继续北渡长江，红军势必遭到更严重的损失，不但不能改变困难局面，而且后果十分危险。扎西会议根据敌情变化，决定暂缓北渡长江，并毅然放弃由泸州至宜宾渡江入川计划。扎西会议期间，川滇之敌猛扑过来，对红军已形成夹击之势，黔北敌军兵力空虚，战斗力较弱，中央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决定立即挥师黔北，重占遵义，出其不意杀敌军一个回马枪，打了长征以来第一个大胜仗。这一仗打掉了敌军的嚣张气焰，鼓舞了红军将士的士气。新的战略行动方针的确定和实施，避免了红军钻入敌人预设的口袋，扭转了红军长征中的被动局面，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5）在军队建设上，作出了红军精减缩编的决定。1935年2月10日，中革军委于扎西发出了《中央军委关于各军团缩编的命令》（以下简称《命令》）。根据《命令》缩编后，除一军团仍保留2个师的编制外，将原来的10个师30个团按新编制缩编为17个团。中央纵队和国家机关也进行了大量精减，不少干部下到连队，充实师以下和连队的领导，从而加强了基层建设，提高了红军的战斗力，改变了过去“上重下轻”的组织形式。与此同时，还彻底精减了不少笨重的辎重武器，使红军的编制和装备适应了机动灵活的斗争形式，从根本上解决了那种“惊慌失措”的逃跑以及搬家式的行动。

二、遵义会议的历史功绩

1．为贯彻毛泽东正确的军事路线清除了障碍。遵义会议严肃认真地总结了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失利的惨重教训，深刻地批判了博古、李德错误的军事路线，纠正了他们在军事指挥上教条主义的错误，撤销了博古、李德对红军的军事领导权，使毛泽东正确的军事路线得以贯彻。红军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充分证明，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入，在迂回运动中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等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是符合红军战争和根据地实际的。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博古、李德完全剥夺毛泽东对红军的指挥权，极力反对毛泽东等同志的正确主张。共产国际派驻苏区的军事顾问李德，在博古的支持下，把持了中央红军军事战略战术的决策和指挥大权。他根本不了解中国国情，又不认真分析当时战争的实际情况，抛弃红军在多年血战中总结的成功经验，照搬他在德军和苏联红军服役时的作战经验，以及军事课本上的条条框框，一个人关在房子里凭着误差很大的地图指挥战斗。由于放弃了毛泽东正确的军事战略战术，竭力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退却中的逃跑主义，强令装备极差的红军与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队打阵地战、堡垒战、消耗战，使第五次反“围剿”损失惨重。遵义会议的召开，总结了红军长征初期和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经验教训，使红军的军事行动重新回到毛泽东正确的军事路线上来。遵义会议《决议》和《决议大纲》的迅速传达贯彻，宣告了“左倾”军事路线在党内统治的结束，对于总结和吸取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明辨大是大非，统一全党思想，振奋革命精神，巩固红军，战胜敌人，起了重大作用。

2．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决定由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周恩来是最后作决定的军事负责者，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洛甫（张闻天）正式接替博古（秦邦宪）在中央负总责。以后在长征行军途中，又经调整，成立了以周恩来为首，毛泽东、王稼祥为成员的军事指挥小组，实际这是当时的最高军事统帅部。毛泽东进入这个统帅部，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在极端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了下来，并在后来战胜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打开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从而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遵义会议的召开，为毛泽东成为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奠定了基础，标志着党中央领导集体已初步形成，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对红军长征的胜利和中国革命的胜利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巨大影响。

3．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遵义会议的重大理论成果。遵义会议总结的历史经验很多，其中根本的一条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遵义会议在没有共产国际干预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在军事、组织上纠正了当时的“左倾”错误，实际上使党的路线开始转移到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正确轨道上。这次会议，冲破了当时党内的“左倾”冒险主义和共产国际的许多错误指导的严重束缚，按照中国国情、中国革命、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实事求是地分析判断形势，实事求是地批判错误，实事求是地确立正确的路线和行动方略，实事求是地解决领导班子问题，摆脱了共产国际错误指导的影响，纠正了“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使党和红军在生死攸关的危难关头转危为安，使中国革命在全局上拨正航向，开始“走自己的路”，为中国革命以后的不断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遵义会议是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王稼祥等人的努力下，认真分析当时敌我力量的对比，从当时具体的革命实际出发，作出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行战略转移的决定后，在长征途中召开的。如果没有正确的转移路线，没有到达贵州，显然没有遵义会议；如果没有毛泽东巨大的勇气和超人的胆识，带头实事求是向错误路线开战，也没有遵义会议；如果没有毛泽东等领导人为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高度负责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以及敢于牺牲的英雄气概，更没有遵义会议。遵义会议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典范；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典范；是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理论联系实际，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典范。遵义会议的这些科学精神和理论成果，不仅对红军长征胜利起了决定性作用，而且对中国以后的革命和建设，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