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途多舛的自由派
口述者：杂志编辑 畑中繁雄
本该是春寒料峭的2月，阳光却格外眷顾房子的主人，温柔地洒进他的书房，充盈着整个房间。书房里满是可以追溯至20世纪30年代的书，它们走过了烽火岁月，如今得以安然落户，从房间的地板一直堆砌到天花板。他语速飞快，语气铿锵有力，透露着坚毅：“后来为了维持生计，我卖掉了不少珍藏的书籍，现在书房里的好书已经所剩无几了。”
1944年，他被迫辞去日本顶级杂志《中央公论》编辑一职，并因涉嫌从事共产主义活动，在这间房里被捕入狱。
还在早稻田大学上学的时候，我就立志去《中央公论》杂志社工作。这本杂志的立刊理念是“自由主义”，就跟今天的“民主”类似，政治思想偏左。该杂志与军方之间的较量由来已久。1918年，《中央公论》发表了一篇由东京帝国大学吉野作造教授撰写的重磅文章，以批驳日军在西伯利亚的军事干涉行动，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到1937年中日战争正式爆发之时，我们已经无法公开表达反对军方的态度，否则只会招来牢狱之灾。
我们这本杂志的确也给那些被日本政府以《治安维持法》的名义指控、囚禁、后被释放的人们，提供了申诉的平台。为了模糊政府视线，我们偶尔也会刊登一些军人撰写的文章。如果我们只刊登左翼或中间派的作品，《中央公论》恐怕早就被查封了。我们把军人称为“魔法护盾”，意为他们能保护我们，免受迫害。然而，这并非长久之计。它只能让我们求得一时安宁，治标不治本。在我的印象中，《中央公论》从来没有真正附和或者支持过军方政策。有时，杂志难免会发表些自相矛盾的言论，就好像它屈从了军方，但这只是表面上的。
我们杂志的最高销量可达10万册，出版物免不了要接受内容审查。战争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杂志通常是先配送，然后才提交审查表。如果内容有什么问题，他们就会通知我们，责任编辑会被传唤。如果内容必须删减，那就会折腾一番，因为这个时候刊物已经在书店了。当地警察会负责从各大销售点回收杂志，并且一般存放于特别高等公安（简称“特工”）办公室，后者是镇压思想自由的思想警察。然后，我们就得去他们那里，手持尺子，把“有问题的页面”裁掉。每当这个时候，我们杂志社就会全体出动，经理、印刷工人，甚至连我们单位餐厅服务员都得来帮忙。我们租用几辆车，一个警察局接一个警察局地跑。等到思想警察给我们盖章，证明不合宜的言论已从杂志删除。之后我们还得把杂志依次送到各大书店。
最极端的例子是1938年3月刊。当时石川达三先生的小说《活着的士兵》遭查禁，小说描述了在华日本士兵的暴行。其实，石川达三先生是《中央公论》杂志社专门派去前线采编的。前一年，即1937年的12月，南京事件爆发时，他刚好在当地。3月刊被撕掉了100多页，不过这期杂志依然售罄。我当时真的很感动。我们没来得及降价，因为大量内容被删，杂志的篇幅明显薄了很多，我们只好在上面盖了个戳：修订版。裁掉的那些内容留在警察局，作为内容删除的证据。然而，那期《中央公论》竟还是以原价全部卖出了。
我已经不记得我们被军方传唤过多少次了。1939年5月，军部新闻处“邀请”我们到“旅亭好乐”饭店一聚。记得1936年“二二六事件”发生时，军方的叛党就是把自己关在这家餐厅。军方表示，晚饭由他们请，希望我们杂志社所有采编人员都能出席，因为军方新闻处的人都会来，包括他们的大领导。
我们杂志社社长岛中雄作真可谓胆识过人。他坦率地说道：“你们军人只要动动口，普通老百姓就要乖乖按你们的心意行事；但我们这些文人臭老九，思想比较复杂。如果你们想说服我们，就必须说出个所以然来。”这些话当然合情合理，但军部新闻处负责人立即发作，气呼呼地站起来，大声说道：“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你是说你们杂志社不能按照我们刚刚说的意思来办？”军方所有人都开始咆哮。几杯酒下肚后，他们更加猖狂。幸运的是，正当他们开始耍狠的时候，女服务员适时进来将其安抚住。
几个月后，内阁情报局召集出版商“开会”。会上，他们要求各大出版商提交刊物未来几期的策划和约稿作者名单。至此，政府公开干涉出版自由。他们给我们发了一系列“左翼分子”“亲美派”或者“自由派”作家的黑名单。我还记得好几次，我不得不怀着无限悲痛的心情告诉作者，他们的稿子被毙掉了。
听到珍珠港事件的时候，我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这一天总算是来了。”战争爆发时，我就认为日本会输。日本基本没有可调度的强大军队，又缺乏强有力的物质保障。珍珠港事件的第二天，内阁情报局在东京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会议指出，战争爆发的真正原因是美国狼子野心，企图控制全世界。日本创建新秩序的政策，如今调整为倡导“八纮一宇”
。出版人应该负起责任，在出版物中强调日本在战争中的优势地位，并努力向日本人民灌输对美英的仇恨情绪。以上这些还只是其中一部分指令。
从1941年12月19日开始，军部新闻处每月6日定期在新宿或曲町的饭店召开会议，为各种报纸杂志定宣传基调，以支持战争。会议会将每家杂志社的出勤率记录在案。一般而言，会上都会先程式化地描述下战况，然后由现役军官点评每家杂志的内容，并提出接下来的报道要求。所谓“要求”，其实就是“命令”。在会上，《中央公论》《改造》和《日本评论》这三家杂志社常常挨批。
会上，其他杂志社的人几乎都不说话，他们担心帮我们说好话会引火上身；而且坦率地说，军方打压我们不是正中其下怀吗？起码他们的竞争对手会少一些。以《评论》杂志为例，这是一家极其偏右翼的杂志，对日本政府言听计从。该杂志文风非常古老，语言像日本神话那样晦涩难懂，根本卖不出去，其销量还不到我们的三分之一。对他们而言，如果我们消失了，他们的读者可能会增加。
《改造》《中央公论》《文艺春秋》《评论》《日本评论》等这几家日本主流杂志的编辑也会定期聚会。总编或者总编助理会参加这每月一次的聚会，一起讨论问题。有一次在会上，我们这些《中央公论》杂志社的员工被要求深刻反省，以对政府表忠心。我们的社长岛中先生被批评为缺乏“对战争的深入理解”，并指像他这样的自由派不应该当杂志社社长。当时，《评论》杂志的总编用充满右翼色彩的论调不断抨击我们；然而战后媚俗文学泛滥之时，这位仁兄又开始写性爱小说，简直可笑。对普通民众，有时候你真的不能要求他们太多；但那些自称是知识分子的人，起码不应该为了眼前的蝇头小利见风使舵，轻易放弃原则。然而，这样的人实在太多了！真的，有些人就是墙头草随风倒，左中右摇摆不定，实在太可悲了。
尽管这样，依然没有人敢公开反对战争。谁要是胆敢这么做，等待他的必然是立即人头落地，又或者先被关起来折磨一番后再遭毒手。因此，我们这些杂志社也只能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我们接触军方，尽力谏言，但他们并不听。我们热爱祖国，因此大声疾呼，表示军方的所作所为无法令知识分子信服，日本不可能获得胜利。然而，他们认为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每个人都必须拥护国家的战争政策”，这是他们的口号。这就意味着，我们应该顺从他们，应该扛起大旗，唱着军歌，响应他们的号召。而我们对战争持有的虚无主义的态度也是错的。他们说，只要看看我们的脸色，就知道我们的话是否发自真心。
我们永远无法完全放松警惕，总担心哪个环节会出问题。1943年1月和3月期中，我们杂志连载了谷崎润一郎的小说《细雪》。起初我们并没有遇到任何审查方面的麻烦，因为小说没有任何反对军方的言论，也没有任何色情片段，所以我们没有删节，基本上是原封不动地刊发出来了。然而不久之后，军方出面直接干预！“这写的都是些什么？”他们说，“我们每天都在前线浴血战斗、奋力杀敌，而你们杂志社竟然还有闲心刊登这种难登大雅之堂的文章！描写大阪千羽商业区女孩们的婚嫁琐事，在这个食不果腹的时代里，你们竟然吃饱了撑的去关注包办婚姻之类的小事？你们杂志怎么能刊登这么低级趣味的作品？这完全是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而且主人公全都是女性！”
他们就这样攻击我们。他们认定，《中央公论》是一本反战杂志。草木皆兵到这种程度，所以只有真正有勇气的人，才敢反对军国主义。1943年，日本所有杂志社都接到命令：印上“誓言战斗到底，直到敌人投降”。这个口号是8世纪前叶《古事记》（3月刊）用来纪念建军节时提出的。如果我们照做，局面定会很尴尬，因为对这个口号有感觉的读者根本不会看我们的杂志。但如果我们不印，就会惹上大麻烦，所以我们决定在社论之后的某个不起眼的角落印上这句话，他们就没办法找碴了。我们杂志是当时唯一没有完全照章办事的。
对战争有丝毫怀疑，都会引来麻烦。政府是绝对正确的。歌颂美国或英国这样的民主国家，简直不可思议。我们被迫声称，日本才是亚洲的主宰，是未来维护世界和平的领袖。日本国内再也容不下自由主义者的文章。清水几太郎是所谓的“自由派”，1943年4月我们打算刊登他的文章《美国精神之敌》。其实，文章的原标题是《美国精神》，为了避免惹麻烦，“之敌”是我添加上去的。文章指出，美国社会制度的活力值得我们学习，日本应该认真思考这个问题。然而军方认为，这是在赞扬美国。
我是那一期杂志的主编，事发后我在编辑部就再也待不下去了。不管我怎么解释，黑上加黑。我被禁止进入军部，军部新闻处领导还给我寄来一封正式的绝交信。如果杂志社有人与军方绝交，这本杂志几乎就失去了生存的可能性。我明白，如果我继续赖着不走，只会连累这本杂志。于是我递交了辞呈，但社长不同意。最终，我以个人名义对这件事全权负责，并销毁了那期《中央公论》，事情才得以平息。
我受到了暂停职务的处分，1943年7月本刊“主动”撤出市场。杂志创刊以来，还是第一次采取这样的紧急措施。当时杂志都已经印刷出来，就等装封了。到今天再回过头来看看文章的标题，我都觉得羞愧，因为本身就已经非常右翼了。然而，就算是那样的标题，当局都无法接受。
《中央公论》杂志社全体员工有个共识：我们决不向极端军国主义摇尾乞怜。我们无须向别人解释我们的战略。当时我们的理念是在不宣传军国主义的前提下确保如何推动社会正义、保持自由主义思想的鲜活，这可能听起来有些夸张。战争期间，我们杂志的读者思想比我们更进步。即便我们没有明确说，他们也能心领神会。我们只需稍微暗示一下，他们就能明白我们的意图。比如，我们用圈圈代替如“共产主义”之类的敏感词，读者们能准确地自行想象、替换。
使用“天皇”这个词时，要特别小心。如果天皇两个字不小心出现在某一行的最末时，必须将它们挪到下一行的首位，而且这两个字不能拆开。在设计版面时，必须为“天皇陛下”这几个字预留空间，而且一定要出现在页面的最醒目的位置。这要是搁在今天，可能会觉得很滑稽，但当时我们真的是必须非常严格地执行这些规矩。
(1) 日本近代史上最大规模的叛乱行动，20世纪30年代日本法西斯主义发展的重要事件。1936年2月26日，日本帝国陆军中部分支持天皇亲政的“皇道派”青年军官，率数名士兵刺杀政府中得到军方拥护的“统制派”要员，取得相当成果，但最终遭到扑杀。由此，“皇道派”在军中影响力大减，而军方领导人对政府的政治影响力也因此大增。
(2) 大东亚战争是日本对“二战”时在远东和太平洋战场的战争总称，包括东亚、南洋的中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其目的是为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大东亚共荣圈”，而与英国、美国等同盟国势力争夺殖民地。
(3) 日本一种混色的月季花品种。
(4) 当时日军宣扬大东亚战争正当性的用语，意为“天下一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