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为建立大东亚奉献力量”

口述者：右翼团体地下党成员　野木春道

八尾町是个安静的小镇，距离大阪约1小时的火车车程。眼前的这位老者，坐在弥漫着新鲜咖啡香的书房里，那咖啡是他刚去印度尼西亚旅行时带回来的。老者非常高大英俊，是名退休的房地产经纪人。

20世纪30年代，“创建亚洲经济区，促进该地区各国共同发展”这一理念在日本学界和政坛盛行。在这个区域经济中，日本是当之无愧的领袖。1940年8月1日，外相松冈洋右在为德国驻日大使奥特举行招待会时，第一次提出了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计划。日本在中国的战争导致日本与美国的经济和政治关系日益恶化，荷属东印度群岛上的资源，尤其是丰富的石油资源，对日本工业和军事发展越来越重要。

1940年，还在上大学的野木春道加入爱国学生联盟，从此越来越多地卷入右翼团体的半地下活动。该联盟的学员思想慢慢成形，摩拳擦掌，打算在把“东印度群岛从荷兰手中解放出来”这一神圣事业中大展拳脚。

我真正开始对殖民主义着迷源于今村忠介教授，后者是日本大学殖民经济学系的创始人兼系主任。日本大学是一座私立高校，简称“日大”。今村教授曾经在课堂上说：“我去过上海，那里公园门口的标牌上写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我也到过南海，那片区域几乎全部都由白人控制。”他接着问我们：“你们应该怎么做，才能打破这种格局？”今村曾留学过美国，负责教授时事政治，但是他很热衷于作这种煽动性演讲。他的话让我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我顿时心潮澎湃，很想大干一番。“只要有机会，我一定要上前线。我要去中国，我要亲自动手干一番事业！”学生们通常会这样异口同声地说。

美国和英国已经殖民中国多年，日本属于落后者。那时的中国积贫积弱。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我们认为日本应该带着先进的技术和领导理念挺进中国，帮助它变成一个更好的国家。当时战场上的情况都是保密的，我们并不知情。不过我坚信，“大东亚共荣圈计划”是落后民族的福音。只要日本和德国联手，就能打破盎格鲁－撒克逊人对亚洲的控制，殖民地的瓜分将重新洗牌。我们当时就是这么想的。

自1939年开始，有关希特勒的电视新闻每天都在滚动播出。我经常逃课去看电视，看着这些激动人心的短片，我心里总在想：“满洲地区的日军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不干脆消灭掉英国和美国？希特勒都拿下整个波兰，将其并入德国了！”之后，我购买了希特勒那本史诗般的自传《我的奋斗》。当时日本的年轻人都很崇拜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期待日本政坛也能出现一位类似人物。我们都希望日本能够果断地采取行动。彼时，前日本军官桥本欣五郎和主张“南进政策”的政治家中野正刚两人深得希特勒真传，开始效仿其行事作风。但凡他们作演讲，我一定会参加。有时候，我会被赶出来。他们的追随者们要求我出示学生证，然后说我年龄还太小，不宜入内。总之，他们不喜欢学生，可能是嫌我们碍手碍脚。我只好脱掉校服，偷偷溜进去。演讲大多设在日比谷公会堂。只要极右翼势力作关于“攻击英美”等话题的讲座，民众就会从四面八方赶来听。他们带着饭盒从早上6点开始排长队，等会场开门，就为了听中野正刚讲解如何解放亚洲。有时候人多得挤都挤不进去。那是1940～1941年初，日美战争爆发前。听他们演讲，你会忽然茅塞顿开，心里异常满足。听众很容易心潮澎湃，甚至膜拜“大东亚共荣圈计划”。

另一位出色的演说家叫作永井柳太郎，人们颇为喜欢他的语调。他喜欢鼓吹“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他的演讲非常容易感染旁人，我个人也很喜欢。当时，日本在中国海域击沉了一艘英国炮舰，英国借此向日本提出抗议，日本反过来谴责英国：“你们自己也在侵略，怎么敢对驻华日军指手画脚？”政府号召我们都站出来抗议大英帝国。于是，我们在英国驻日大使馆的门口进行了示威游行。我也参加了那一次的游行，并与示威者们一起大喊：“英国人滚出中国。停止侵略！你们来东方干什么？”我们不能够接受他们涉足远东地区。

我们在课堂上所学的东西可能会让你非常震惊。“民主”意味着你高兴干什么就干什么。如果我们不得不与美国开战，那也不用担心，因为美国是民主国家，迟早都会崩溃。当时似乎人人都这么认为。美国人永远无法为了共同的目标团结在一起，这个国家缺乏凝聚力，只要轻轻一击，就会土崩瓦解的。

我学习法律和会计，整天都跟加减乘除、记录税费、查询现有法律条款的解释打交道，这样的日子让我觉得有些枯燥乏味。我无法忍受自己此生就这样活着。有一天，爱国学生同盟日本大学分会的会长把我拉到了一边，说有件事要跟我商量。“我们要执行一项任务，不过得秘密进行。我觉得你能担此重任。要是你不愿干也没关系，但千万不要跟任何人吐露一个字。如果你愿意加入，就在一星期内联系我。”然后，他对我说，要带我去认识一位“大人物”。爱国学生同盟在很多大学和高等院校都设立了分支。该同盟由右翼集团成立，是所谓的“国际反共联盟”的一部分。到今天，我当然已经明白这个组织主要扮演着鼓吹战争的角色，但当时我只担心这会不会是个黑帮团伙。所谓的任务是不是暗杀某个人？我找到分会会长，他向我保证，绝对不是搞暗杀。他还透露，这项任务与印度尼西亚独立运动有关。印度尼西亚独立运动？听着就让人热血沸腾，还很刺激。于是在1940年初，我决定加入该组织。

该组织在东京目黑附近一位商人的家里设有私人研究院，院长金子就是右翼势力领导人岩田爱之助的门徒。1926年（即昭和初年），金子曾去过印度尼西亚，并在那流浪了许多年。他跟那些曾经在中国的浪人很像。在中国的浪人是指无门无派的日本武士，曾在1911年中国辛亥革命爆发之前，自发地与中国国民党联手，推翻腐败的清政府。我觉得，应该称金子为“南部浪人”。

我到达目黑时，金子先生穿着一身很正式的和服出来迎接。他看起来就像游戏《明治维新》中的主人公高杉晋作。金子虽然只有36岁，但门下的学生已有无数。他的门徒中有20人曾去过印度尼西亚，他们与我年龄相仿，都是小学毕业后无意在日本工作，就被送到印度尼西亚。他们在印尼泗水等大城市的大型百货公司工作，能说一口流利的印尼语。虽然我在进入日本大学学习殖民经济学期间才开始学习印尼语，但现在已经跃跃欲试地想要出国闯一番天地。

我本身就信奉“大东亚共荣圈计划”，但在这个话题上跟其他同学聊不起来，大概是因为他们的教育程度还没达到那个层次，不过我们会讨论比如“什么才是对印尼独立运动最好的”等话题，我们聚焦如何与印尼更好地发展双边关系等问题。在我们看来，印尼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但发展落后。日本应该去那里帮助开发和利用这些宝贵的财富。这是一种很功利主义的视角。渐渐地，我隐约感觉到我们这些人接受着类似预备军的训练。不过，想到也许能亲自参与独立运动，把印尼从荷兰手中解放出来，我就觉得挺振奋的。日本军队不干的事，我们可以干，我心想。后来我们发现，军队即将有所行动。

日本建国2 600周年纪念是日本举国上下的一大盛事，全民聚在一起就是为了欢庆这历史上的伟大时刻！1940年夏天，在这一口号下，我们几乎全国总动员。我们这些学生分配到的任务基本是带团，准备庆典和活动的日程。许多海外日本人也都闻讯回国，齐聚一堂，其中不乏从拉丁美洲和美国归国的代表。我们带着他们去参观军港，陪他们到皇宫觐见天皇陛下。珍珠港事件爆发的前一年，海外的日本人也都被动员起来。他们接收到的信息是，即使开战，日本也不会输。于是，一切都在政府的主导下，以纪念日为幌子，伺机树立起日本皇军和海军的威信，继而向海外日本人，乃至全世界各国展示日本国威。

我加入了一个名叫“苏美尔”的学习小组，该组织的名称实际上是一个一语双关的文字游戏。“苏美尔”在日语中，既指天皇，又指创造人类文明的中东古老民族苏美尔人。该组织由几位学者在1940年成立，他们从各大院校招募学生加入，不单单是日本大学这样的私立学校，还有国立高校。我们当时在日本著名的百货商店——白木屋的二层碰头，只要参加讲座就会有钱收。会上我们经常被灌输这样的思想：日本必须更加积极，应该为了天皇不断扩张。类似的经历可不少，所以我敢断定那时几乎所有学生都被军国主义洗脑了。

我有时会为我们私人研究院去海军军务部跑个腿，比如给他们送旅居印尼的日本人名单等，但当时我并不清楚自己在其中扮演着什么角色。有一天，我们组织的负责人对我说：“你马上要加入海军了，去领取相关申请表吧。”我有些惊讶，因为我还没参加考试呢。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其实自己早就深陷其中，因为我们研究院跟海军“南进”派系有深厚渊源。

我也曾心生怀疑，但总觉得那是自己缺乏爱国热情的表现。我觉得自己该积极主动，思想更进步些。

一旦国家决定采取行动，那么所有人都应该积极响应。当然，不可否认，我还是会想自己能从中得到什么好处。有别人的陪伴，才能更好地保护自己。

1941年11月，研究院的一名成员吉住留五郎突然消失了，但是院长对此却只字未提。我们能感觉到作战准备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我们只需要静静等待它的到来。每当我们问什么时候开战，他们只会说，等着便是。他们不肯说出确切的日期。

那一年，我们在学校的学制缩短了，提前到12月就毕业了。私人研究院允许我暂时离开，返回学校准备毕业考试及相关手续，他们还允许我在学院院址之外的地方居住，前提是我得同意加入海军。12月初，我返回学院所在地，打算参加海军入伍体检及笔试，却惊奇地发现私人研究院已经人去楼空，所有年轻人都为日军登陆部队当译员去了。后来我还了解到，原来失踪的吉住是提前被派往印度尼西亚为军队打探消息去了。

战争胜利的那一天，我们准备了一大盆甜甜的红豆汤，送给“南进”战略计划的功臣们——军务部第八集团的将士们。我和我的顶头上司一个接一个地把汤端给每位官兵。“恭喜恭喜！”我们还一边向他们道贺道。在我们的印象中，海军军官都应该是不苟言笑的高冷模样。他们寡言少语，为自己能够执行机密任务而自豪。但那天，他们那严肃的脸上有种难以掩饰的雀跃之情。

人们期待已久的事情终于发生了。那一刹那，我前所未有地松了口气。也许日本人当时都有相同的感受。僵局打破了，横在日本跟前的绊脚石被挪掉了。然而，我内心依然会犯嘀咕：日本真的可能赢吗？

1月15日，我收到了通过海军入伍考试的通知。根据安排，我前往军需官学校报到。一起报到的人有6个，分别是几名东京外国语学院印尼语专业的学生，一名拓殖大学的学生，再加上我。实际上，这一届海军共招了300人，据说其他人正在千叶县的某个地方接受为期一年的培训课程。我们6个就在军务部等待分配。他们让我们时刻作好准备，等日军占领南部后，立马会有调令，而且这一天很快就会到来，可当时的我们连敬礼都还不会。不久之前，我表面上还是名不谙世事的学生。可这时，我已经身穿候补海军少尉的制服了。

海军方面，一切都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他们正在策划澳大利亚行动。为了给登陆行动作准备，他们召集在澳大利亚生活的日本人，让他们亲自去当地考察、踩点，并向刚从澳大利亚返回的人打探消息。我们每天给这些日本人发电报，传唤他们来总部。盘问这些人主要是为了勾勒出更为准确的战术地图。我们这些候补军官应邀旁观。海军军令部的一位少佐负责问话，问题涉及悉尼港的海岸线情况、水深等。通过这些问询，我们就能对行动计划有个大致的了解。事后，我问少佐：“所以我们打算登陆澳大利亚？”他朝我大发雷霆：“以后再也不许问这样的问题了！禁止发问！出办公室后，你们一个字也不许跟外人提。”

3月底，我们接到命令，登上“龙田丸”号远洋轮，前往印度尼西亚。我终于梦想成真，彼时真的是喜出望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