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气战

口述者：防化兵　谷荣江静夫

他拿出军人手册，里面记录了他每次晋升的日期以及曾经服役过的部队。专长一栏中写着“防化兵”。没上前线前，他在一家化工厂当办公室文员。

“我们从一开始就在中国使用毒气了，只不过并没有公开而已，因为这违反了《日内瓦公约》的规定。我们会特别小心地把用完的毒气瓶收集起来，并且消除战场上使用过毒气的痕迹。我是毒气工人协会会员，专门从事这方面研究。战时，我们制作各种各样的毒气，窒息性毒气、喷嚏毒气、芥子毒气等，制作过程中一旦受伤，就会向日本政府索赔。”他看了看笔记本，继续说道：“我记录了日军在中国使用毒气的情况。1937年，9次；1938年，185次；单是1939年，就多达465次；1940年，259次；1941年，48次。1945年的所有战争中都用了毒气。”

1937年7月底，我所在的福山部队被调往前线。当时正是卢沟桥事变，即中日战争正式爆发后不久。我还是个新兵蛋子，属于最后一批在和平时期接受军事训练的人。战前，我们这些专业人士只受过四五天气体鉴定培训。我们主要使用1937年4月起草的一本教材《防御气体》，当时它还没有成为官方指南。培训重点主要放在如何净化被芥子气污染过的区域等方面。我们每人都会发一大袋约10公斤重的漂白粉，然后撒在我们前方区域。由于可能要处理芥子毒气，所以必须全副武装——胶皮靴、橡皮裤、夹克衫、手套和头盔，一样都不能少。盛夏时期，单是穿上这些行头，就把人闷得够呛，转眼就汗流浃背，我们称之为“八爪鱼之舞”。面具后面的玻璃镜片很快就起雾了。这恐怕是军队中最令人讨厌的训练了。

我是第5师第41团第2营的二等列兵。当时提到战斗，仍然主要指用步枪、机关枪或者大炮袭击敌人。这是正常情况下士兵们的作战方法。偶尔也有飞机在空中轰炸以支援地面部队。我是在1939年北平、南京和汉口等地沦陷后才到的中国。我们的主要工作是镇压那些试图反抗的势力，通过讲和或者惩罚的办法。

每个小分队都会扛两三个“红罐”，里面装满了能引发咳嗽的气体。罐子大约20厘米长，直径5厘米。罐子的顶部很像火柴头，上面盖着一个小盖子，还裹着棉花，以防意外打开。它就像一根保险丝，你打着时会冒烟，那就是毒气。如果你使劲，可以把它扔出50米远。

天气暖和的时候，毒气是发挥不了太大作用的，这是因为上升气流往往会让气体迅速地消散殆尽。但暴风雨来临之前的气压很低，敌人所在地的风速小且风向稳定，此时毒气就能发挥出最佳效果。培训时，我们还学习了如何测量风速。

有一次，我在中国前线战斗的时候，接到了“使用红罐”的命令。我举起一张纸巾，观察它在空中的飘动方向。看到当时的天气条件十分有利，我很开心。天气多云，风在朝敌人的方向吹。“太棒了！”我心想，然后大声下令：“拿出罐子！”我让士兵们戴上防毒面具，放好刺刀，然后命令他们蹲下来等待。我把罐子一个接一个地扔向敌人。刹那间，只见白色烟雾喷发出来，弥漫在地面上方。我命令士兵们冲进村子，对方的士兵和很多村民都已经逃跑了。

有位老妇因为缠过小脚跑不快，就没有逃走。她竭力想逃，但就像一只鸭子，一小步一小步的十分笨拙，臀部颤巍巍的，她在不停地咳嗽。“竟然还没死，”我心想，“好奇怪。”当然，这是喷嚏毒气，不一定会致死，只会让敌人失去战斗力。我想当时中国还没有完备的防毒面具。通常情况下，如果你想快速攻占敌人的阵地，最好是在关键时刻用红罐毒气。一经使用，敌人会撒腿就跑，接下来就变得轻而易举了。这么说可能有些搞笑，但事实就是这样。

我自己打仗时，就用过那么一次毒气。

从中国回来之后，我被调去了大久野岛上的秘密毒气工厂工作。就在那个时候，日本与美国开战了。一天早上，我刚去岛上上班，忽然听到广播里播送这么一则消息：“今天日本陆军和海军正式登陆西太平洋岛，对美英开战。”

虽说在12月8日之前就已经有些征兆了，但我还是无法想象日本竟然真的会同美国这个世界强国开战。对日本来说，对它开战根本就意味着全国集体自杀。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那件事后，我们刚开始上早班。我听到这个消息时的第一感觉是震惊！我这一生还没这么震惊过。我再也坐不住了，走到屋背后的厕所里，想着接下来将要发生的事，泪水在我的眼眶里不停打转。我感觉，我这一生就这么完了。尽管日本不停吹嘘，但实际上它几乎已经在中国战场耗尽了一切。这样一个疲惫不堪的国家怎么可能是英美两国的对手？

消息不断传来。偷袭珍珠港成功。新加坡也拿下了？收音机里播放着《军舰进行曲》。我惊呆了，所有事情被描述得那么乐观。“一切进展顺利”，报道指出。接下来几个星期里，前方传来的消息仿佛也印证着这一点。消息一个接一个传来，我们到处都在打胜仗。

但我了解官方军事消息的真实情况。我曾经在部队待过，知道这些消息掺着水分。不可能全部都是真的。在侵华战争中，军方会说：“我们攻占了这里、那里。”但他们绝口不提，我们曾使用了毒气，也不会提战争还在无休止地进行。

(1)　创立于明治时代的日本陆军军人团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