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历史地理与中国的未来

吴　晨

《经济学人·商论》执行总编辑

当F16飞越喀布尔的天空时，你是惊异高科技的锐利，还是古老文明的坚忍？这是动画电影《养家之人》（The Bread Winner）中提出的问题。阿富汗有一句谚语：“说出你的话来，但别提高嗓门。让百花齐放的是雨露，不是惊雷。”（Raise your words, not your voice. It's the rain that makes the flowers grow, not thunder）其中的睿智，绝不输于任何古老文明。但阿富汗为什么会出现塔利班这样的极端组织？为什么会沦为文明塌陷之地，成为让美军沉陷的泥潭？

阿富汗是《即将到来的地缘战争》中一个非常好的例子：站在大国的视角，从地图上去观察位于中东（伊朗）、俄罗斯、中国与印度之间的阿富汗，你能很容易去理解它的战略意义——俄罗斯希望通过它获得直达温暖海洋的管道；印度希望通过它打开通往中东与欧洲的陆地贸易线。但是，拉近了距离之后，大国才发现要改造阿富汗成为它们所希望的模样，会遭遇到地图上完全看不到的困难。苏联曾经在20世纪80年代领教过它的泥潭；美国因为“9·11”而把它作为打击极端恐怖主义的靶子，到了实地才知道群山纵横的阿富汗绝不是简单地用超群的空中力量和战斧式导弹可以抹平的。

曾经作为随军记者的卡普兰在书中写道：“我们发现面对原始的仇恨和混乱，地面部队是如此无能为力。”拉近了距离，美军才发现平面上的地理，需要三维空间的恢复才能真正理解其中的逻辑和潜伏的陷阱。美军在阿富汗的群山中，在伊拉克的险恶小巷中，以1万亿美元和3.5万名以上士兵为代价，才真正理解了地缘政治。这绝不是华盛顿那些专家们纸上谈兵这么简单。

从历史地理的视角去理解经济的发展

历史地理日益成为理解经济发展的一把钥匙，因为它在很多常人习惯了的单一维度的解读──比如有人经常把历史的推动归功于圣人明君──之外，增加了历史的时间维度和地理的空间维度。法国年鉴学派的大师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用“时间的波长”来解读历史地理，提出我们需要用长期的、改变非常缓慢的“地质时间”来理解历史的背景图（地理因此成为国家行为的主要制约和推动因素），同时要以一个世纪为跨度的中等时段的历史周期来观察，因为其间可能的人口、经济、农业、社会和政治的变化，也会成为经济发展与文明冲突非常重要的背景。在这两者之后，才是报纸头条每天关注的国际政经的变化。

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对基本很少改变的空间地理中局限与机会的认知，如果没有对中等时段的历史周期中经济、社会和政治变化的认知，仅仅保有改变世界的理想和热诚，我们往往会被地缘政治的现实撞得头破血流。

了解历史地理并不是要把世事简单归咎为地理的宿命，而是需要从更多维度看问题：地理既可以推动国家发展，也可以限制国家的作为，但是在某个时空舞台上仍然会给杰出人才以风云际会，让他们成为国家的塑造者，从而在历史上留下鲜明的印迹。戴高乐就曾经说过：“伟大的领袖总是在个人毅力与历史的因缘际会中涌现。”

好的地理环境莫过于美国。恰如一句评价：“美国变得重要并不是因为它是谁，而是因为它在哪里。”

美国东部的阿巴拉契亚山脉给美国建国前的十三个殖民地构筑了一条西部屏障，在这一屏障以东，美国从殖民地开始迅速发展。美国地理的优势体现在，阿巴拉契亚山脉的这一屏障并非不可逾越，类似俄亥俄河这样的水道在山峦屏障之间开启了许多孔道（有点像太行八陉），给了美国向西拓展的管道，为美国的发展留下了余地。

独立之后，吸引了大量新移民的美国需要向西发展，因此跨越山峦屏障进入中西部富饶的平原和密西西比河流域，就成了很自然的选择。密西西比河和它的支流加起来，按流域面积为世界第三大水系。五大湖区到密西西比河流域形成了一个一体化农业经济体，在前工业革命时代，促进了美国的融合，也为美国成为一个横跨大陆、连接太平洋和大西洋的庞大经济体构建了坚实基础。

相反，南美洲南半部就面临地理的局限，因为它的西海岸被太平洋和安第斯山脉挤压得支离破碎（安第斯山脉是平均海拔仅次于喜马拉雅山脉、喀喇昆仑山脉和帕米尔高原的山脉）。安第斯山脉河谷既窄且少，不能通航。智利和秘鲁等国家远离历史上沟通和迁移的主要通道，其船只需在太平洋上航行8 000英里（约12 874千米，1英里≈1.6千米）才能到达东亚。这些都是制约南美国家经济发展的地理因素。

非洲之所以是目前最贫穷也最不稳定的大陆，其原因也包括地理因素。虽然它是全球第二大洲，面积是欧洲的约3倍，但是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的海岸线却只有非洲海岸线总长度的三分之二左右，且缺乏天然良港。非洲的河流很少可与海洋通航，它们从内陆向沿海平原顺势而下，形成一系列瀑布和急流，这也造成了非洲内陆与沿海的隔离。

但是地理并非宿命。中外历史上都不乏巧妙地借助地理之势改变现状的例子。

始建于隋朝的大运河就是其一。从历史地理的视角来看，当时的统治者苦心经营地处东南的扬州，甚至学会吴侬软语，为推进隔离了两三百年的中国南北方的统一进行了文化上的弥合；倾百万民夫之力修建大运河，连接长江和黄河水系，更是促进了南北经济的融合。隋朝灭亡之后，整合南北、促进统一的这项举措依然显得十分重要。卡普兰援引一位英国历史学家的评论：“大运河的功效，对于整合一个洲际经济体而言，与美国的洲际铁路相当。不然，中古的中国很可能像东西罗马一样，南北分裂。”

工业革命加速了人类工程对地理的改变，也开始逐渐拉近地理的距离。19世纪初，美国也出现了一股建设运河的热潮，市场是主要的背后推手，目的就是为了通过运河将中西部的大粮仓与东部连接起来。

在没有铁路或者公路的时代，从东部宾夕法尼亚州西北角的匹兹堡运送粮食去南方的港口城市新奥尔良，比运送到该州东南角的费城还要便宜，因为从匹兹堡可以通过连接到密西西比河的河流一路将粮食通过水路运到密西西比河的出海口新奥尔良。第一条贯通美国东海岸和西部内陆的运河——伊利运河于1817年开始修建，总长度为363英里（约584千米），目的就是把中西部的芝加哥通过五大湖区和运河连接到哈得孙河，一直连通到纽约港进入大西洋。伊利运河建成后对商业的推动效果，超出所有人的预期。运河更推进了经济的融合，俄亥俄州北部港口城市克利夫兰和伊利诺伊州的芝加哥都可以通过五大湖水系和运河连接纽约，美国中西部的农产品几天之内就能运送到纽约，美国北部的经济则通过密西西比河水系与南方紧密连接起来。

如果说运河迅速挖掘了内陆农业经济的潜力的话，洲际铁路给美国经济带来的融合就更为显著。仅仅1846—1857年间，美国的铁路里程从不到5 000英里（约8 047千米）增加到了2.5万英里（约40 233千米）。

俄罗斯的彼得大帝也重塑了历史。他决定将俄罗斯转向欧洲，并建设濒临北海的圣彼得堡作为首都。他以普鲁士为国家的范本，以法语为宫廷贵族语言，这些都是全盘欧化的表征。在彼得大帝身上，我们看到的不是地理的宿命——不然偏僻的俄罗斯很难融入欧洲——而是作为历史长河一部分的地理情况。

铁路同样成为维系俄罗斯这个跨越11个时区的帝国最重要的基础设施。到1904年，俄罗斯共建成3.8万英里（约61 153千米）铁路，其中以西伯利亚大铁路最为著名。俄罗斯利用铁路去统合一个庞大的帝国，而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军事意味更浓，目的就是能尽快增兵到太平洋沿岸，确保俄罗斯远东的利益。当然，西伯利亚铁路的建成也立即成为日俄战争的导火索。

从历史地理的视角去理解中国的大国关系

就国家关系而言，中国与美国、俄罗斯、东亚（日本、朝鲜、韩国）和印度的关系非常突出。

美国是中国最大的市场，中美之间在改革开放40年间的经贸人文技术往来是空前的。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有关中美之间是否将互为对手的“修昔底德陷阱”（挑战者与在位者必有一战）的讨论就变得越来越多。

美国的现实主义专家米尔雪默（Mearsheimer）说，中国将成为美国的主要军事对手。卡普兰认为，美国必须在欧亚成为平衡的力量，同时成为北美一体化的核心。从这一角度去理解奥巴马对亚洲的再平衡战略就更有深意。特朗普的贸易战是不是从美国地缘政治的核心利益出发，值得商榷，但是他的政策加剧了中美冲突的风险，体现了美国对中国的怀疑和对中国崛起的担心，却是不争的事实。

“修昔底德陷阱”也好，“美式和平”（Pax Americana，意思是美国武力独大所主导的全球化带来的和平，与当年罗马帝国时罗马带来的和平类似）也罢，中美关系的确应该从老大帝国与崛起中的挑战者这一视角来观察。

卡普兰就希望从罗马帝国的盛衰中找出美国霸权保持长期强盛的办法。他认为里根时代与罗马帝国早期类似。古时罗马拥有强大的机动的常备军，帝国边疆各省有向心力，对罗马常备军既敬仰又害怕。罗马并不需要出兵去占领各省就能维持帝国的统治，纠纷通过外交而不是军力解决。里根时代也是如此，全世界都知道美军的军力强大，美国不需要发动任何的军事冒险。

小布什时代把美国拉入了伊拉克和阿富汗这两场战争之中，与此同时全球化也让更多国家可以联合起来。很多周边国家支持美国，也有国家因为不认同美国价值观而联合起来抗拒美国。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在《文明的冲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中提出，全球化的确促进了全球的一体化，但是在另一层面也强化了文明的冲突。

卡普兰认为，罗马最终的衰落是因为它并没有做好放弃霸权的准备。美国如果要学习罗马的话，就应该及早“以退为进”，一方面需要在自己的后院帮助发展南方毗邻的墨西哥，另一方面需要在全球层面更多地合纵连横而不是做四处灭火的国际警察。

了解到这一点，我们就要做好知己知彼的准备。我们要能以静制动，预判并影响到对手的行为。

中俄关系很重要，因为俄罗斯是中国从西北到东北的最大邻国。

理解俄罗斯，首先要理解它缺乏安全感的地理、从扩张中谋求安全的历史和依赖大宗商品的经济现实。

俄罗斯没有明显的地理边界，也就是缺乏可以保护它的地理屏障，所以它长久以来为了谋求生存，必须保持扩张的姿态，西向欧洲，南向高加索、阿富汗、印度洋（寻求暖洋港口），东向西伯利亚推进。

同样西伯利亚严酷的地理环境和丰沛的资源也塑造了俄罗斯的历史。17世纪俄罗斯崛起与乌拉尔山的铁矿石有关，因为进入火器时代，大炮与毛瑟枪都需要铁；20世纪西伯利亚石油和天然气的发现让俄罗斯成为全球主要的产油国和产气国之一。俄罗斯能否保持它的影响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球油价的波动状况。

中俄关系有两个点值得观察。

首先是中亚。中亚的苏联加盟共和国在苏联解体之后对俄罗斯的向心力很强，年轻人也都愿意到俄罗斯工作。现在，中国市场对中亚的吸引力已经开始超过俄罗斯，无论是中国对中亚油气资源的需求不断增长，还是中国对中亚基础设施的投资，都意味着中国与俄罗斯需要共同协商两者在中亚地区的合作关系。

其次是远东。西伯利亚是俄罗斯的软肋。西伯利亚的面积两倍于欧洲，却只有670多万人，未来甚至可能下降到只有450多万人。国境以南，中国东北有1亿多人，与西伯利亚地区相比，人口密度是6∶1。如此不平衡的人口和经济，必然会产生不稳定的张力。因此，西伯利亚的投资和移民开发将使我国与俄罗斯的关系受到考验。

卡普兰在书中预言，俄罗斯如果向远东倾斜，符拉迪沃斯托克（原名海参崴）可以成为东北亚的中心。如果日本海沿岸的日本、统一的朝鲜半岛、中国东北地区和西伯利亚地区可以成为开放自由区，那么东北亚将成为俄罗斯全球经济的一极。

这是非常宏大的设想，却仍然要从历史地理的现实去考察，也牵涉到中国的第三组重要的大国关系：中国和东亚的关系。

中日和中韩在改革开放40年间的经贸人文往来日益密切。现在日本和韩国的发展模式都是延续日本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外向型经济的模式，产业链的发展把中日韩的产业和市场紧密结合起来，这是中国和东亚关系的经济支柱。

从这一点出发，再去观察卡普兰所提出的东北亚开放自由区，会发现中国将是最大的受益者。但解决东北亚问题的钥匙在朝鲜半岛。

地图上总会人为划分出一些边界，分割朝韩的三八线非军事区就是其中一例。文化和地理的影响力总会推动两国的统一。

朝鲜半岛统一对中国总体而言有利，美军再也没有了在韩国驻军的理由。统一的朝鲜半岛虽然会对强邻产生疑惧，但是它惧怕日本比中国要多，因为历史上日本对朝鲜半岛的伤害太深。相反，中韩已经互为对方非常重要的贸易国，统一的朝鲜半岛只会增强这种贸易的纽带。

中日关系同样需要重新审视。日本大幅开放对华旅游签证以来，中国前往日本旅游的人数逐年上升，2018年已经突破800万人。日本一下子吸引了这么多中国人，其中既有经济原因也有文化原因。

同样从历史地理的视角来看，日本仍然有许多值得中国借鉴的地方，如何处理老龄化和少子化就是一例。在中美大国博弈之际，重新思考中日关系，需要新思维。

最后一组关系是中印关系。

卡普兰在书中预言，全球未来的大国关系首先要看美国、中国和印度这三个国家。他也断言十几亿人口的印度，是插在中国宏大影响力范围内“生硬的地理楔子”。

但是与紧张的印巴关系不同，中印之间虽然有竞争，但是这种竞争更抽象，它更多的是一种面向未来的竞争。卡普兰也承认，高耸的喜马拉雅山脉在历史上让中印之间几乎隔绝，直到现代化战争的导弹射程越来越远，才缩短了两国之间的距离。但两国之间的竞争并没有多少历史的因素，而且中印历史上的交流为我们留下了美谈——从印度东来的佛教，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影响是深远的。

所以理解中印关系，还是要回到印度的历史地理中去。印度如果要成为全球大国，必须把自己影响力的投射范围，向东扩展到孟加拉，向西扩展到阿富汗，向北扩展到尼泊尔，向南直下印度洋。这种投射范围，与中国影响力的投射范围必然交叉。如何处理好这种交叉，是中印关系的关键，也是中国未来发展的关键。

从历史地理的视角去推动中国的对外发展

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经验证明，中国的全面开放和拥抱全球化，带来了经济的长足发展。从历史地理的视角去看，中国加入了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开启的发展模式，共同推动太平洋航线取代大西洋航线成为全球更重要的贸易线路。这些都得益于全面开放的政策。

中国未来的对外发展也一定会是经济的和贸易的，而不是强权的，因为中国的发展有着满足内需的经济逻辑。中国需要确保能源、金属、战略矿藏的进口，以满足老百姓日益增长的需求。

此外，中国的对外发展对其他国家也一定是有益的，中国给周边地区带来的经济影响都是善意的，因为中国承担了推动地区现代化引擎的角色，中国优先进行基础设施投资的发展模式也值得许多发展中国家借鉴。

投资非洲就是一个例证：一方面是为了帮助非洲国家借鉴中国大力投资基础设施的发展模式探索一条发展道路，另一方面也希望在这一过程中推动更多中资企业国际化，寻求在非洲发展企业的机会。如果推动得当，中国就能帮助非洲抓住经济跨越式发展的机遇，比如跨越固定电话而直接进入移动互联网，跨越传统货币而直接进入数字支付等，而这些也恰恰是不少中资企业具备优势的地方。此外，中国对非洲基础设施的投资，无论是公路、铁路、大坝和发电站，中长期都对非洲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价值。

中国需要非洲的矿产资源，比如苏丹、安哥拉和尼日利亚的石油，赞比亚和加蓬的铁矿石，刚果的铜矿和钴矿等。这些矿产资源很多都需要依靠中国建设的公路和铁路相连到大西洋和印度洋的港口，中国也有必要去保护海上航线的畅通。

中国未来要取得更好的对外发展，必须完成从大陆经济到海洋经济的转型。中国要发挥自身的地理特点优势。中国是大陆文明与海洋文明的交汇点，未来发展需要更好地去拥抱海洋。

马汉的海权论认为，海洋是文明的“重要高速路”或“广阔的公共区域”，“海上航行一直比陆地更容易，更便宜”，因此海军作为商船队的保护力量，一直在全球政治斗争中起决定性作用。

卡普兰认为，中国需要在向海洋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拥抱海洋，学会运用准入与贸易流动的海洋思维，强化对外拓展的实力，发展海军的远洋实力，发展海军保护海洋交通线的能力以保护海外的利益。

历史值得借鉴。

美国的镀金时代，也就是19世纪中期美国内战和19世纪末美西战争之间的40年，是美国对外扩张最快的40年。美国海军在南美洲和亚洲不断扩张，这种对外扩张恰恰是经济发展时期的一种张力，尽管当时美国国内的民生问题很严峻，贫富差距不断拉大。

然而，美国入侵伊拉克和阿富汗，就值得反思。卡普兰提出了一种跨越时空的两个帝国的对比。他认为美军入侵伊拉克和阿富汗，与1857年英国镇压印度民族大起义有相似之处。当年，英国政府内的福音派和功利的改革者共谋，击败了政府内的东方专家和实用主义者，希望以自己的影响力量推动印度的现代化，把印度变成下一个英国。事实证明，当你仅凭自己的想象去改变复杂地缘政治中的他者时，遭遇问题和抵抗是必然的。

但是英国在印度的挫折并没有导致大英帝国的衰落，相反成了推动大英帝国转型的折点：从随意推行自己价值观的帝国主义，转型为更为冷静、更为务实的帝国管理。大英帝国又存活了近百年，而其基石已经换成了国际贸易和科技。

全球化、国际贸易、科技进步、确保贸易线路与战略资产的安全、推动周边地区的现代化，这些应该成为中国对外发展的关键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