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的钟摆与巴尔干的灵魂

在整个历史过程中，有一个丑陋的事实经常把中欧概念变成某种悲剧，那就是中欧在地图上根本不存在。以哈尔福德·J.麦金德爵士（Halford J. Mackinder，1861－1947）及其弟子詹姆士·费格里夫（James Fairgrieve）为代表的地理决定论者一入场，就以唐突而低沉的音调压过了以赛亚·伯林那柔和的声音。

对他们来说，中欧概念具有“致命的地理缺陷”，因为它属于地理上的“破碎带”，横跨欧洲内海，既要顾及“海洋利益”，又具备“欧亚心脏地带的大陆观念”。总之，在麦金德和费格里夫看来，中欧从战略方面考虑并无发展空间。他们在著作中反复暗示，自由派知识分子对中欧复兴的庆祝和沉迷只是地缘政治斗争的间歇喘息，或至少他们希望如此。柏林墙的倒塌并没有也不能结束地缘政治的影响，只是把它带进了一个新的阶段。任何人都不能一厢情愿地希望国家间、政体间的斗争会就此打住。

我将在后文中花大量篇幅来探讨麦金德的著作，特别是他关于“心脏地带”（Heartland）的论文，因此先交待一下即可。这个百余年前提出的理论与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的源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我们抽丝剥茧地深入到两次世界大战的逻辑核心，就会发现其本质是关于德国是否能够主宰欧亚大陆的中心地带；而冷战的本质则是苏联如何主宰东欧，那里正处于麦金德心脏地带的西部边缘。这里所指的东欧包括在其势力范围内的东德，历史上的普鲁士正是为了领土的需要进行同样的东扩，最终奔向“心脏地带”；而西德则成为北约海洋联盟的一部分，以天主教为精神依托，借助其雄厚的工业力量和商业头脑，向北海和大西洋挺进。

冷战时期，美国著名的地理学者索罗·B.科恩（Saul B. Cohen）指出，“划分东德与西德的边境区，正是历史上最古老的一个区域”，中世纪区分法兰克和斯拉夫部落的分界线正在这里。换句话说，东西德之间的边境，几乎不是人为划定的。科恩认为，西德“反映的是海上欧洲”，而东德属于“陆权王国”，他因此支持德国分裂，认为“它在地缘政治上是合理的，在战略上是必要的”，因为它是欧洲中心连年战斗之间的稳定地带。麦金德在1919年也预见性地写道，“贯穿德国的分界线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我们可以借此从战略意义上，把大陆地带与海洋地带划分开来。”柏林的一分为二，本质上是人为的，而对于德国的分裂，人为的成分则相对较少。

科恩把中欧称为“单纯的地理概念，却缺乏地缘政治的实质”。按照这个逻辑，德国的统一，不会导致中欧的浴火重生，反而会导致欧洲重燃战火。由此推理，对于欧亚大陆中心地带而言，德国的钟摆朝向何方，意义非同小可。如果是向东倒向俄罗斯，将会对波兰、匈牙利和其他苏联卫星国产生巨大的影响；如果是向西倒向英美，是否会为这两个海洋大国提供胜利的契机？这一点我们尚不知晓。在冷战后的早期阶段，科恩和其他学者都未能准确地预见今天统一德国“处于停摆化”的情况。如今的德国想尽力摆脱军国主义的影响，同时保留着深厚的文化底蕴，这在未来可能成为有助于欧洲大陆稳定的积极砝码，也可能成为使这个大陆重陷动荡的原因。

德国作为强权国家之一，一直占据着欧洲的中心。因此，德国人总是表现出强烈的地理意识和敏锐的战略观，并将其视为一种生存保障机制。目前，德国人亟须完成的正是超越一时持有的准和平主义观念，恢复其敏锐特性。想想看，一个统一而自由的德国难道不可以成为一种平衡力量吗？有德国横贯于大西洋和欧亚大陆心脏地带之间，为“中欧文化”提出大胆的新诠释，是否可以使中欧的概念成为调节地缘政治的整流器呢？果真如此，加顿·阿什等人的理论将得以印证，他们也将享有超过麦金德和科恩的声誉。

将问题归总为一个，那就是：中欧作为“宽容忍让”和“高度文明”的理想地标，在新的大国博弈中能幸存下来吗？因为在欧洲的心脏地带，这种斗争司空见惯。从20世纪后期的制高点回过头来看，19世纪后期欧洲中部充满活力的文化显得那么兼容并蓄，而且它正是形成于残酷无情的帝国扩张和地缘政治斗争，比如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自由主义最终必然依赖于强权政治，也许依靠的是一个相对宽容的强权，但强权就是强权。

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人道干涉主义者并非完全无视权力斗争。在他们眼里，中欧并不是幻想中的乌托邦，相反，通过阻止巴尔干地区的大规模屠杀，让中欧得以恢复元气，其目的不过是名正言顺地吹响了西方军事力量的集结号，以保护冷战的胜利成果。

“对于自由国际主义者来说，波斯尼亚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西班牙内战。”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Michael Ignatieff）这样写道，此人是知名历史学家，以赛亚·伯林传记的作者。他一语道出了知识分子在巴尔干问题上的激情。他们迫不及待地要求发挥人的能动性，打败决定论。有人通过摘录乔伊斯的作品来说明这一点：当利奥波德·布卢姆⁽²⁾感叹着面对自然法则强加的生存条件，如“大瘟疫”“大灾难”“大地震”等，人是多么无能为力时，斯蒂芬·迪达勒斯⁽³⁾对此只是简单地回应道，“人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是一种自觉的理性动物”。

是的，灾难时时降临，世界本是如此，但人类并没有因此逆来顺受。因为人是理性的动物，有责任与苦难和不公作斗争。

如此一来，中欧成了自由主义者的北斗星，一路向东南延伸，首先到波斯尼亚，再到科索沃，最后直达巴格达。当然，许多知识分子支持干预波斯尼亚，也反对伊拉克战争，或者至少是对它提出怀疑，但新保守派和其他人不会就此罢手。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巴尔干展示的是干预主义的成功理念，在付出最小生命代价的同时取得胜利，从而给许多人留下错觉，误以为未来战争都将如此。加顿·阿什热切地写道，20世纪90年代那些姗姗来迟的干预，让人想起英国诗人奥登（W. H. Auden，1907－1973）对20世纪30年代的描述：“低下而不诚实的十年。”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讲，这十年来得未免太容易了。

在20世纪90年代，似乎历史和地理终于低下了他们宁死不屈的头。柏林墙倒塌后，非历史性和普遍主义思潮蠢蠢欲动，然而不到两年，各国媒体突然发现自己陷入狼烟四起的废墟，残砖瓦砾堆积成山，一些地名拗口的小城镇里，建筑钢筋扭曲断裂。在古老的奥匈帝国和土耳其帝国边境地区，名为斯洛文尼亚和克拉伊纳的两个地方，刚刚目睹了纳粹以来在欧洲不曾再出现过的暴行。

于是，精英之间的战略对话，不得不从神侃全球一体化变成着力解开距离维也纳只有几小时车程远的中欧无名小镇的复杂历史问题。地图表明，克罗地亚南部和东部，靠近萨瓦河，就是广阔的欧洲平原的南部终点。在萨瓦河岸另一边绵延的崇山峻岭，统称为巴尔干地区。彩色立体地图显示，从法国到俄罗斯，即从比利牛斯山到乌拉尔山脉，象征着广阔平坦地貌的绿色一直延伸着，而到了萨瓦河南岸却陡然变成黄色，又渐变成棕色，这标志着有更高、更坚固的地貌出现，并继续向东南延伸，直到小亚细亚。这个地区曾是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和奥斯曼土耳其军队的操练场，双方此消彼长：西方基督教在此止步，东正教和伊斯兰教世界就此开始。就在这里，克罗地亚军民集结，与塞尔维亚对阵作战。

克拉伊纳（Krajina）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中是“前沿”的意思，即军事禁区。16世纪末，奥地利人为反对土耳其的扩张而建立此禁区，并将从奥斯曼苏丹帝国专制统治下逃脱而来的克族和塞族难民都诱骗到前线一带。因此，这里成为一个民族混合杂居地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匈帝国的控制一消失，两族人就纷纷谋求建立单一民族身份国家；此后，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两族人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统治下一度团结起来；而在纳粹占领时期又被混杂着分成几块，克罗地亚在此地建立起纳粹傀儡政权，在死亡集中营谋杀了数以万计的塞族人。1991年南斯拉夫解体后，斯洛文尼亚和克拉伊纳的边境塞族军队对克罗地亚人居住区展开了种族清洗，而当克罗地亚人重新夺回该地区后，这里的塞族人又不得不纷纷逃返塞尔维亚。战争从克罗地亚与塞尔维亚的边界地区一直蔓延到波斯尼亚，成千上万人遭灭门之灾，方式极为恐怖残忍。

这里的历史和地理背景如此丰富，但敬业的记者和知识分子却视而不见。他们这样做，肯定是有原因的，甚至还不止一个。首先是纯粹的恐惧和厌恶。你看，加顿·阿什又来了：

我们从前南斯拉夫可怕的10年中能知道什么？……首先知道的一点是，人性并没有改变。在20世纪末的欧洲，人类实施野蛮暴行的能力丝毫不减当年，与本世纪中叶的大屠杀不相上下……在20世纪末，我们西方的政治流行语变成了“一体化”“多元文化”之类，或用老掉牙的词汇来形容，就是“大熔炉”。但前南斯拉夫问题一直与此相反。它像一个巨大的“离心力”机器，一个不停地疯狂旋转的圆筒，向外甩出奶昔和黄油……在这里，随着机器奋力旋转，分离出来的是民族，而从过滤器底端不停地流淌出来的，是血。

随着这股逆流而来的，是对于西方在米洛舍维奇身上实行“绥靖政策”的指控。在柏林墙倒塌后，他仍然保留着自己的别墅、豪华办公室、狩猎小屋和其他特俸津贴，而自己却摇身一变，成为一个狂热的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并引发了第二次类似大屠杀的暴行。这一事件让人联想起1938年在慕尼黑对希特勒实行的绥靖政策及其灾难性后果，并迅速成为20世纪90年代占统治地位的类比推论。

事实上，类似的“慕尼黑阴谋”恐惧症，并不是什么新鲜事。1991年，美国之所以要把科威特从萨达姆·侯赛因的入侵中解放出来，就是这种恐惧症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如果我们不在科威特阻止萨达姆，他将拥有未来入侵沙特阿拉伯的资本，进而有控制整个世界石油供应的危险；他还将剥夺本地区人权，使整个地区陷入难以名状的黑暗和恐慌。

但是，国际上对于“慕尼黑阴谋”的类比最盛的时期，还是1991年和1993年间。当时，米洛舍维奇先是发起对克罗地亚的进攻，然后又对波斯尼亚塞族发动攻击，而西方没能及时回应，从而引起轩然大波。

在经历一段较长时间的繁荣与和平之后，世界大战的历史负担被抛在脑后，战争在人们心目中似乎越来越抽象，这时，对于“慕尼黑阴谋”的类比总会重新活跃起来。20世纪90年代的情况就是如此。美国在亚洲曾经遭受的痛苦不堪的陆地战争回忆，已经过去两个十年以上，残酷的战争印象已在人们心中变得暗淡。此时重提“慕尼黑阴谋”，是希望将其作为一种具有普遍性意义的提醒，呼吁世人眷顾世界，珍惜他人的生命。

1994年发生卢旺达种族灭绝大屠杀之后，最常见的舆论反应，就是质疑为何未能阻止它。但是，直到北约1995年在波斯尼亚、1999年在科索沃迟迟未能实施有效的军事干预，“慕尼黑阴谋”论才真正累积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与此相对，那些反对干预者举出越南战争作为反例。万幸的是，一次次战争预告只是“狼来了”的呼唤，并未真正到来，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越南的幻影最终在巴尔干地区地烟消云散。这在当时成为被口口相传，大书特书的佳话［对于这些与干预迟缓有关的故事，我有自己的历史纪录。据说，我的拙作《巴尔干鬼魂：穿越历史之旅》（Balkan Ghosts: A Journey Through History），是1993年克林顿总统决定不进行军事干预的一个重要因素，他因此推迟两年才向巴尔干地区派遣北约部队。——作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