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拯救“中欧”？

所谓“后冷战时期”，其实早在20世纪80年代，柏林墙倒塌之前就开始了，与之相伴的是“中欧”一词的复苏，身为记者和牛津大学学者的蒂莫西·加顿·阿什（Timothy Garton Ash）后来将其定义为“对于‘东部’苏联在政治和文化上的悖离”。

中部欧洲，即米特欧罗巴（Mitteleuropa），更多的是一个地理概念，而非地理事实。它宣示的是一段旧时光的记忆：热情喧闹，韵味十足，浪漫的欧洲文明，使人联想到鹅卵石小巷、错落有致的小房子、丰收的葡萄酒、维也纳的咖啡馆和古典音乐，而其优雅的人文主义传统中却饱浸着躁动不安的现代艺术和思想。

这里沉睡着奥匈帝国的魔幻记忆，以及一些赫赫有名的人物，如马勒、克里姆特、弗洛伊德、康德、斯宾诺莎等。事实上，在纳粹暴政统治之前，“中部欧洲”就意味着一个知识分子备受蹂躏的犹太人世界；意味着经济发达，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那里的工业化已高度发展，甚至超过当时的比利时，使人回想起波希米亚的繁荣盛世；意味着姑且不论各种腐败颓废和道德沦丧，仍然是一个相对宽容的多民族融合地区，由哈布斯堡王朝为其提供一个良性的但功能日益失调的保护伞。在冷战时期的最后阶段，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卡尔·E.舒斯克（Carl E. Schorske）在其著作《世纪末的维也纳》（Fin-de-Siecle Vienna）中简明地表达了对中欧的怀念，意大利作家克劳迪奥·马格里斯（Claudio Magris）也在其华美的游记《多瑙河》（Danube）中有类似的记述。在马格里斯看来，中欧富有政治敏感性，“能够保护特定的群体反对任何极权主义的计划”；而对于匈牙利作家捷尔吉·康拉德和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等人而言，中欧意味着“贵族”和开启“政治自由化”大门的钥匙。

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中欧”给人的感觉是一种身处地理之中的文化，或者就是这种文化组成了地理的每一个节点，像山脉一般连绵不绝，或像苏军坦克的履带一般回环往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几年之后，随着种族冲突在南斯拉夫爆发，“中欧”这个概念竟从统一体变成了分支；“巴尔干”也在人们的意识中被肢解出来，成为了新近东的一部分。

巴尔干是古老的土耳其帝国和拜占庭帝国的同义词，崇山峻岭阻碍了发展，这里的生活水平相对比较低下，比起位于欧洲心脏地带的哈布斯堡王朝和普鲁士帝国，要落后几十年甚至几百年。而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等巴尔干国家始终遭受着一定程度的贫困和压迫，但在北方，即苏联的“中欧部分”则对此并无体会。

当然，情况是复杂的。东德作为从属国而被完全占领，因此它的制度在所有国家中最严酷；而前南斯拉夫并非正式的《华沙条约》组织成员，因此在其某些城市里有一定程度的自由化；而在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这种自由化则是闻所未闻的。而原属天主教哈布斯堡王朝的那些欧洲国家，虽然也吃了一些苦头，程度上却大大减轻，不过是把激进的自由民粹主义掺和在一起的大杂烩而已。

20世纪80年代，我时常旅行。我发现，当我乘坐的火车从匈牙利行至罗马尼亚时，窗外的建筑质量突然变差了；车上的乘警肆意蹂躏我的行李，因为翻出了打字机而向我索取贿赂；厕所里的卫生纸消失得无影无踪，就连灯光也变得无精打彩。巴可尔干虽然深受中欧影响，但中东的影响也不可小觑，因为它与两地的距离相等。进口的货物大都来自安纳托利亚，尘土飞扬的广场空地，破败不堪的公共场所，也几乎是科索沃和马其顿生活的真实写照。布拉格和布达佩斯的文化娱乐，在这里则难觅痕迹。这并不完全是意外，或由某些邪恶势力一手造就。在民族混杂的前南斯拉夫，暴力冲突一触即发，而在单一民族的中欧国家，比如匈牙利和波兰就不会如此。说到底，还是与历史和地理因素有关。

然而，以加顿·阿什为代表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在其宏伟设想中将中欧奉为道义和政治上的北斗星，而不仅仅将其看作一个地理标志。这个北斗星不仅是欧洲的，也是世界的，具有包容性而非排他性。按他们的观点，不仅不应该将巴尔干弃于不发达状态，任何地方，包括非洲都不能例外。柏林墙的倒塌不仅代表着中欧梦想的实现，更应将这种精神辐射至全球。这种人本主义的设想本质即世界主义，在20世纪90年代，自由国际主义和新保守主义者都对此趋之若鹜。

回想一下，那些因支持伊拉克战争而臭名昭著的人物，如鹰派人物保罗·沃尔福威茨（Paul Wolfowitz）、新保守主义“教父”理查德·珀尔（Richard Perle），也都是对波斯尼亚和科索沃进行军事干预的支持者。以加顿为首的自由派也加入了这个阵营，并以左派的《纽约书评》作为阵地。入侵巴格达之路，其实正是植根于20世纪90年代对巴尔干的干预。现实主义者和实用主义者对此坚决反对，完全不顾这些军事部署是否成功。其实，对波斯尼亚和科索沃穆斯林的“拯救”正是始于对恢复中欧之美的浪漫向往，无论将它看做一个真实的地方还是想象中的乐园。历史终将证明，正是“道德”和人道主义牺牲了美。

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的人道主义著作，抓住了20世纪90年代的知识分子精神。加顿·阿什在讲述其东德生活的畅销回忆录中写道：“我过去常把‘以赛亚·伯林派’（Ich bin ein Berliner）的说法挂在嘴边。”而现在以赛亚·伯林的思想反而取代了曾在过去40年间处于主导地位的一元化理论，成为其完美的解药。作为牛津大学教授，伯林几乎与20世纪同龄，他一直捍卫资产阶级的实用主义，在政治上主张“暂缓妥协”。他厌恶地理、文化和所有其他形式的决定论，包括“命定天数”。他倾尽终生之力撰写文章、发表演讲、阐述意见，像旷野中孤独的布道者一般，宣扬着他“有节制的理想主义”，并以此反对共产主义，反对那种认为只有某一群人有权享受自由和安全的观点。他的哲学和中欧的理想形成了绝配。

这些智慧和雄辩的知识分子的鼓吹确实使中欧的复兴成了一项崇高的事业，这种方法在西方国家的外交政策中经常发挥作用，这一点我将在下文中有所展开。但是，中欧的复兴之路仍然困难重重，稍后我们将不得不面对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