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元朝后期的腐朽统治和严重的社会危机

一、剧烈的土地兼并和农民的沉重负担

1．蒙古贵族官僚以“赐田”形式抢占土地

元朝一代土地兼并剧烈，当蒙古贵族进占中原地区时，他们就大肆抢占土地作为牧场。到了元朝后期，蒙古贵族随着进占汉人农业地区时间的延长，从汉族地主那里学会了向农民征收地租的剥削手段，因此，对掠夺土地更为贪婪。他们获得土地的方法之一是由皇帝“赐田”。除了蒙古贵族以外，色目和汉人官僚也同样被赐予田地。这种赐田，在元世祖时，一般不过百顷，个别的有赐给千顷的，如忽必烈赐撒吉思益都田千顷。到元朝后期，赐给千顷土地就习以为常了，甚至有赐田万顷的，如伯颜在泰定（1324—1327年）以前已赐田五千顷，到元顺帝至元二年（1336年）又一次赐田五千顷。在江南膏腴地区赐田的情况也日趋严重，世祖时，赐郑温常州田三十顷，赐叶李平江田四十顷，最多时也只八十顷，但到武宗时，竟赐琱阿不剌平江田一千五百顷。文宗曾赐燕铁木儿平江官地五百顷(1)。这些蒙古贵族和官僚以赐田的形式获得土地，以租佃的方式向农民进行剥削。如武宗时，一个大臣占江南田一千二百三十顷，收租五十万石，每亩租粮高达四石。如此苛重的地租，真是对农民敲骨吸髓的剥削。元朝政府还拨给官僚职田。武宗至大二年（1309年）在江西地区，三品官职田的佃户有五百至七百户，下至九品小官，还占有佃户三十至五十户(2)。这些官僚对佃户的剥削非常苛重，“闽宪职田，每亩岁输米三石，民率破产偿之”(3)。

2．寺院和汉族地主对土地的兼并

元朝统治者竭力利用宗教来麻痹人民。元代全国寺观林立，僧道人数极多，元朝后期更是恶性发展。元顺帝至元三年（1337年）嘉兴路竟有僧道二千七百人(4)。仁宗延祐六年（1319年）白云宗总摄沈明仁竟有僧徒十万人(5)。当然，这些所谓的僧徒，绝大部分是寺院大地主的佃农，由此可见当时寺院势力的猖獗。元朝政府将大量土地拨给寺院，其数字十分惊人，如元顺帝“拨山东地土十六万二千余顷属大承天护圣寺”(6)。除了由元朝政府拨给赐田以外，这些寺院大地主更是贪得无厌地强抢豪夺，如上所说的白云宗总摄沈明仁即“强夺民田二万顷”(7)。成宗大德三年（1299年），据当时中书省的统计，江南诸寺佃户达五十余万(8)。

除了上面所说的蒙古贵族官僚以及寺院大肆兼并土地以外，一般汉族地主也不甘落后。“江南富户侵占民田，以致贫者流离转徙”(9)。“富室有蔽占王民奴使之者，动辄百千家，有多至万家者”(10)。元统（1333—1335年）初“松江大姓，有岁漕米万石献京师者”(11)。这就形成了“大家收粟至数百万斛，而小民皆无盖藏”(12)，“贫者愈贫，富者愈富”(13)的情景。

3．农民的沉重负担

在蒙古贵族、官僚、寺院和地主掀起的土地兼并狂潮中，很多农民失去了土地，成为租种地主土地的佃农，“江南佃民，多无己产，皆于富家佃种土地，分收籽粒，以充岁计”(14)。他们在元朝政府和地主阶级的残酷压迫剥削下，生活于竭蹶艰难之中，每遇青黄不接或水旱灾歉之际，就只好向地主、商人借高利贷，挨至秋成时，辛苦一年所得粮食，除田主分受外，“尽数偿之，还本利更有不敷”，甚至“抵挡人口，准折物件”，以致逃避在外，“土田荒废”(15)。农民除了向地主交纳地租以外，还要负担元朝政府的赋税徭役。当时的赋税“日增月益”，到天历（1328—1329年）年间，比至元（1280—1294年）、大德（1297—1307年）时，“盖增二十倍”(16)。有一种叫包银的捐税，竟规定每家纳银四两，“二两输银，二两折收丝、绢、颜色等物”(17)。地方官于征收时往往额外多收，如江西饶州路“州县征之加十倍”(18)。在江南，佃户的人身依附性很强，有的地区，地主可以把佃户随土地一起出卖，叫做“随田佃客”。元朝法律规定，“地主殴死佃客者，杖一百七，征烧埋银五十两”(19)。这就从法律上给予了地主可以随意杀死佃客而不必偿命的权力。

二、民族压迫政策

蒙古统治者为了巩固他们的政权，为了紧紧地控制人数上远比蒙古族为多的汉族和其他各族人民，实行了严厉的民族分化和民族压迫政策。蒙古统治者严禁蒙古人汉化，禁止蒙古人与汉人通婚，以使蒙古族保持其特有的风俗习惯。并“禁汉人、南人不得习学蒙古、色目文字”(20)，人为地造成蒙汉两族的民族隔阂。元朝统治者还把全国分成四等人：第一等是蒙古人；第二等是色目人，包括西夏人、维吾尔人和中亚及欧洲各族人民，也即是西域人；第三等是汉人，包括原来金朝统治下的汉人、契丹人、女真人、高丽人等；第四等是南人，即南宋统治下的汉人以及当地各少数民族的人民。元朝统治者对这四等人的待遇各不相同。蒙古人居上。其次为色目人，蒙古贵族利用他们来监视和协助统治汉人、南人。南人的地位最低，最受歧视和压迫。名义上汉人的地位要稍高于南人，其实他们受歧视和压迫的情况，和南人也没有什么区别，蒙古统治者在实行民族压迫措施时，往往把汉人和南人并列在一起不加区分。这种“四等人”的民族歧视和压迫政策，元朝一代始终执行着，贯彻到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而且越到后来越为严厉。在元初忽必烈时，蒙古统治者为了笼络汉族地主，还有少数汉人担任中书省左右丞相的官职。元世祖以后，蒙古统治者以为天下已得，中央省、台、院的长官就没有汉人的份了。如至正六年（1346年）元顺帝任命贺惟一做御史大夫，但贺惟一因“故事，台端非国姓不以授”(21)，辞不敢做。元顺帝赐他蒙古姓，又改名太平，这才做了。至于南人则一直被排斥在中央省、台、院的官僚机构之外，“自世祖以后，南人斥不用”。直到元顺帝至正十二年，由于农民起义的不断发生，元朝统治者为了收拾人心，令“南士皆得居省、台”，遂擢升贡师泰、周伯琦两人为监察御史，但也不过是不起什么作用的七品小官(22)。地方行省平章等官，“承平之时，虽德望汉人，抑而不与”(23)。一般汉人官僚可以做行省以下路府州县的“总管”，但蒙古统治者也仍然要设法牵制，往往以色目人担任总管之下的同知。同时，元朝统治者又设了“达鲁花赤”的监临官，它必须由蒙古人或色目人充当，汉人是不能问津的。而总管和同知都要受达鲁花赤的指挥，成为实际上的最高长官。元朝的法律也充分反映了民族歧视和压迫的内容，它对蒙、汉两族很不平等。汉人犯法由刑部审理，但蒙古、色目人犯法，刑部不得过问，由大宗正府审理。这就是说，蒙古人除了得到法律明文规定的庇护以外，还受到大宗正府这一特别法庭的保护。汉人、南人犯盗案要在臂上刺字，而蒙古、色目人则免刺。更为不平的是，刑法上竟有这样的规定，“诸蒙古人与汉人争，殴汉人，汉人勿还报，许诉于有司”。这就是用法律来捆住汉人的手脚，任凭蒙古贵族、地主宰割。甚至有蒙古人因争吵乘醉殴死汉人者，只“断罚出征，并全征烧埋银”(24)了事。在科举和学校方面，元朝政府也根据“四等人”的标准，对汉人和南人实行严格的限制。如在科举考试中，对汉人的试题难、要求高、名额少。就人口总数讲，汉人和南人远远超过蒙古、色目人，但元朝统治者却规定会试时，“取中选者一百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分卷考试，各二十五人”。学校录取学生的情况也与此类似。如仁宗延祐二年（1315年）的京师蒙古国子学（收蒙古、汉人百官及怯薛台官员的子弟），“所设生员百人，蒙古五十人，色目二十人，汉人三十人”(25)。而科举中选或学校毕业授官时，又往往分配给汉人、南人以最低最劣的职位。蒙古贵族和上层色目人还可以通过“怯薛”出身出入官场。“怯薛”就是宫廷的禁军宿卫，蒙古贵族子弟往往通过宿卫宫廷爬上显赫的地位，“常加显擢”(26)。元末时人陈高，曾遇到一个不识一字却得到高官厚禄的蒙古少年，因而感叹一批汉人穷秀才皓首穷经，孜孜黄卷，但结果却是“年年去射策，临老犹儒冠”(27)。当时人王祎对汉族知识分子所处的穷困境地和艰于仕进的状况，也一再发出愤愤不平的慨叹，说：“士生今时，欲以所学自见，亦何其难也。”(28)“为士于今日者，宜其穷困颠踣视昔有加，其心甚劳，而力甚艰也。”(29)蒙古统治者为了防止汉族人民的反抗，不断地下令没收汉人、南人的军器，把坏的销毁，比较好的交给色目人用来监视汉人，精良的武器收放到武器库里，以备蒙古人使用，甚至规定汉人、南人“不得持寸铁”。

蒙古统治者推行的民族歧视、压迫政策，主要还是针对广大汉族劳动人民的。至于一般汉族地主阶级，虽然在仕途上遭到了一些排挤和打击，但他们和蒙古贵族的基本阶级利益是一致的，因此元朝政府对汉族地主压迫和剥削农民的阶级利益则处处维护，丝毫不加抑制。所以，元朝时期，汉族地主仍能肆无忌惮地进行土地兼并。同时，元朝政府虽然竭力提高蒙古族的政治地位，在经济上也大力扶植，但这些政策的实际获益者，也只是蒙古贵族阶层和蒙古族中的上层分子，至于蒙古族中的广大贫苦人民，同样受到残酷的压迫和剥削。草原上的蒙古人民，在繁重的军役和蒙古贵族的压迫剥削下，过着艰难困苦的生活，尤其在遇到旱灾和大风雪等自然灾害时，往往衣食无着，冻饿而死。文宗至顺二年（1331年），兴和路“蒙古民万一千一百余户，大雪，畜牧冻死”(30)。仁宗延祐七年（1320年），“和林民阎海瘗殍死者三千余人”(31)。所以，在草原上的蒙古人民往往大批逃到大都、上都和陕西等地。武宗至大元年（1308年），大都“北来贫民八十六万八千户”。文宗至顺三年（1332年），蒙古军“流离至陕西者四百六十七户”。这些大批逃荒到内地的蒙古贫民，往往把自己的子女卖为奴仆，《元史》中有关这方面的记载屡见不鲜。武宗至大元年（1308年），“北来饥民，有鬻子者”。仁宗延祐四年（1317年），“帝谕省臣曰：比闻蒙古诸部贫乏，往往鬻子女于民家为婢仆”。英宗至治元年（1321年）的一个上谕中也提到“蒙古子女鬻为回回、汉人奴”的情况。而元朝政府对待这些蒙古贫民同样采取镇压政策，要求他们“毋擅离所部，违者斩”(32)。

三、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和政治的腐朽

元朝从1271年忽必烈改国号为元到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元顺帝被朱元璋赶出大都（北京），前后历时九十八年。忽必烈于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病死，一共做了三十四年皇帝，这是元朝的全盛时期。从忽必烈死后到元顺帝妥欢帖木儿即位（1333年），四十年间换了十个皇帝，平均每四年就要换一个皇帝。其中从致和元年（1328年）到元统元年（1333年）更是年年换皇帝，六年中换了五个皇帝。他们都是在皇室贵族间经过互相残杀而上台的，为了夺取皇位，演出了一场场父子、兄弟相争的丑剧。蒙古贵族的大臣们也都分成派别，投靠他们各自的主子，参加这一争斗。如武宗、仁宗、泰定帝及文宗，都是蒙古贵族大臣们拥立的。在纷争中得势的君臣们，根本不管社会生产和国家政事，惟知搜刮民脂民膏供他们挥霍，奢侈腐化成风。如成宗死后，武宗海山抢得皇帝宝座，于是就对拥护他的一些贵族、大臣滥予赏赐，弄得国库虚竭。他在成宗大德十一年（1307年）五月即位，到八月，只三个月时间，赏赐“钞总三百五十万锭”，弄得“两都所储已虚”。当时“常赋岁钞四百万锭，各省备用之外，入京师者二百八十万锭”(33)。至大四年（1311年）武宗死，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即位。他于即位的当月，“以诸王朝会，普赐金三万九千六百五十两，银百八十四万九千五十两，钞二十二万三千二百七十九锭，币帛四十七万二千四百八十八匹”(34)。就这样，不到一年时间，用钞达二千万锭。当时的臣僚奏称：“每岁支钞六百余万锭，又土木营缮百余处，计用数百万锭，内降旨赏赐复用三百余万锭，北边军需又六七百万锭，今帑藏见贮止十一万余锭。”(35)财政费用成倍地增长，而其亏空也与日俱增，到元末至顺二年（1331年）元朝政府支出经费，“以（世祖）至元三十年（1293年）以前较之，动增数十倍。至顺经费缺二百三十九万余锭”(36)。

元朝末期，政治腐败，贪污贿赂之风盛行。仁宗延祐六年（1319年）御史台臣言：“比者官以倖求，罪以贿免。”(37)政府卖官鬻爵，“高下有定价”。官吏搜刮钱财的花样更是名目繁多，“所属始参曰拜见钱，无事白要曰撒花钱，逢节曰追节钱，生辰曰生日钱，管事而索曰常例钱，送迎曰人情钱，勾追曰赉发钱，论诉曰公事钱。觅得钱多曰得手，除得州美曰好地方，补得近职曰好窠窟”。甚至连职掌“纠察百官善恶、政治得失”的肃政廉访司的官员，“所至州县，各带库子捡钞秤银，殆同市道”，真是“罔然不知廉耻为何物”！(38)元朝政府任用的一些蒙古官吏，很多是不学无术的家伙，有的甚至根本不识汉字，要题判署事，及写日子，七字钩不从右“七”转，而从左转，见者为笑(39)。蒙古军队到了元朝末期，也十分腐化，部队的将领多为蒙古贵族承袭，惟知贪图享受，沉溺酒色，“但以飞觞为飞炮，酒令为军令，肉阵为军阵，讴歌为凯歌”(40)。顺帝时的御史大夫张桢，当农民起义军毛贵部攻下山东时，他上疏陈十祸，其中讲到元朝政府及统军将帅之腐败情况时说：“臣伏见调兵六年，初无纪律之法，又无激劝之宜，将帅因败为功，指虚为实，大小相谩，上下相依，其性情不一，而邀功求赏则同。是以有覆军之将，残民之将，怯懦之将，贪婪之将，曾无惩戒，所经之处，鸡犬一空，货财俱尽。及其面谀游说，反以克复受赏。”(41)这样的政府，这样的将帅，自然不能统兵作战，而只能残害人民。

蒙古统治者为了麻痹人民，大肆宣传宗教迷信思想，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来修筑寺院和“作佛事”，元朝后期更是有增无已。英宗为了“建寿安山寺，给钞千万贯”，“役卒七千人”，“冶铜五十万斤，作寿安山寺佛像”(42)。谏造佛寺的御史观音保等人竟被杀死。仁宗延祐四年（1317年）宣徽使统计，每年内廷作佛事，要用面四十三万九千五百斤，油七万九千斤，酥二万一千八百七十斤，蜜二万七千三百斤(43)。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各寺作佛事，日用羊九千四百四十”(44)。

元朝后期统治者的骄奢淫逸，肆意挥霍浪费，造成国库虚竭，财政极度困难。于是元朝政府除了加重赋税以外，又用滥发纸币的办法来剥夺人民，使得币制混乱，形成恶性的通货膨胀，人民生活更为艰难。

由于统治者不关心生产，不组织防灾抗灾，致使水、旱、蝗灾以及疾疫不断发生，无灾成灾，小灾变大灾。从泰定帝（1324年）开始到1368年元亡，在这四十多年时间中，关于天灾的记载史不绝书。泰定元年（1324年）“两浙及江东诸郡水、旱，坏田六万四千三百余顷”(45)。陕西“自泰定二年至是岁（天历元年，1328年）不雨，大饥，民相食”(46)。天历二年（1329年）“陕西诸路饥民百二十三万四千余口，诸县流民又数十万”。当时大批流民因饥饿“自嵩、汝至淮南，死亡相藉”(47)。据河南廉访司言：“河南府路以兵、旱民饥，食人肉”，“饿死者千九百五十人”(48)。至顺元年（1330年）广德、太平、集庆等路饥民凡数百万户。“汴梁、怀庆、彰德、大名、兴和、卫辉、顺德、归德及高唐、泰安、徐、邳、曹、冠等州饥民六十七万六千户，一百一万二千余口”，“松江、平江、嘉兴、湖州等路水漂民庐，没田三万六千六百余顷，饥民四十万五千五百七十余户”(49)。元统元年（1333年）“大霖雨，京畿水平地丈余，饥民四十余万”，“黄河大溢，河南水灾，两淮旱，民大饥”。元统二年，江浙大饥，饥民五十九万余户(50)。至正十二年（1352年）“大名路开、滑、濬三州，元城十一县，水旱虫蝗，饥民七十一万六千九百八十口”(51)。至正十四年曹州、汴梁、白茅堤、金堤等处三次决口，给河南、山东等地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极大的损失(52)。同年，“江西、湖广大饥，民疫疠者甚众”(53)。至正十九年（1359年）“山东、河东、河南、关中等处蝗飞蔽天，人马不能行，所落沟堑尽平，民大饥”，“蝗自河北飞渡汴梁，食田禾一空”(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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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元史》卷134《撒吉思传》，卷138《伯颜传》，卷154《郑温传》，卷173《叶李传》，卷184《王都中传》，卷118《琱阿不剌传》，卷32《文宗纪》。

(2)　《元典章》卷25《户部》11《禁职田佃户规避差役》。

(3)　苏天爵：《滋溪文稿》卷9《元故太史院赠翰林学士齐文懿公神道碑》。

(4)　《元史》卷190《赡思传》。

(5)　《元史》卷26《仁宗纪》。

(6)　《元史》卷41《顺帝纪》。

(7)　《元史》卷26《仁宗纪》。

(8)　《元史》卷20《成宗纪》。

(9)　《元史》卷20《成宗纪》。

(10)　《元史》卷23《武宗纪》。

(11)　《元史》卷184《王克敬传》。

(12)　余阙：《青阳集》卷3《宪使董公均役记》。

(13)　危素：《危太仆续集》卷9《书张成基传后》。

(14)　《元典章》卷19《户部》5。

(15)　《元典章》卷19《户部》5。

(16)　《元史》卷93《食货志》。

(17)　《元史》卷93《食货志》。

(18)　《元史》卷184《王都中传》。

(19)　《元史》卷105《刑法志》。

(20)　《元史》卷39《顺帝纪》。

(21)　《元史》卷140《太平传》。

(22)　《元史》卷187《贡师泰周伯琦传》。

(23)　《元史》卷186《成遵传》。

(24)　《元史》卷105《刑法志》。

(25)　《元史》卷81《选举志》。

(26)　《元史》卷82《选举志》。

(27)　陈高：《不系舟渔集》卷3《感兴诗》。

(28)　王祎：《王忠文公集》卷4《送朱仲桓序》、《赠熊君序》。

(29)　王祎：《王忠文公集》卷4《送朱仲桓序》、《赠熊君序》。

(30)　《元史》卷35《文宗纪》。

(31)　《元史》卷27《英宗纪》。

(32)　《元史》卷22《武宗纪》，卷26《仁宗纪》，卷34、36《文宗纪》，卷27《英宗纪》，卷29《泰定帝纪》。

(33)　《元史》卷22《武宗纪》。

(34)　《元史》卷24《仁宗纪》。

(35)　《元史》卷24《仁宗纪》。

(36)　《元史》卷184《陈思谦传》。

(37)　《元史》卷26《仁宗纪》。

(38)　叶子奇：《草木子》卷4《杂俎篇》。

(39)　叶子奇：《草木子》卷4《杂俎篇》。

(40)　叶子奇：《草木子》卷3《克谨篇》。

(41)　《元史》卷186《张桢传》。

(42)　《元史》卷27、28《英宗纪》。

(43)　《元史》卷202《释老传》。

(44)　《元史》卷24《仁宗纪》。

(45)　《元史》卷29《泰定帝纪》。

(46)　《元史》卷32、33《文宗纪》。

(47)　《元史》卷32、33《文宗纪》。

(48)　《元史》卷33、34《文宗纪》。

(49)　《元史》卷33、34《文宗纪》。

(50)　《元史》卷38、42、41、43《顺帝纪》。

(51)　《元史》卷38、42、41、43《顺帝纪》。

(52)　《元史》卷38、42、41、43《顺帝纪》。

(53)　《元史》卷38、42、41、43《顺帝纪》。

(54)　《元史》卷45《顺帝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