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朱元璋参加红巾军和建立明朝
一、朱元璋参加红巾军和江南政权的建立
1．朱元璋的身世
朱元璋是濠州钟离（今安徽凤阳）人，出身于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至正四年（1344年），朱元璋十七岁，濠州“旱蝗，大饥疫”(1)，父母兄相继病死，家里无依无靠，就到皇觉寺里当了和尚；住了五十多天，“寺僧以岁饥罢僧饭食”(2)。朱元璋只好到外地化缘游食。他先往南到庐州（今安徽合肥），从庐州西折到固始、信阳，从信阳往北到汝宁（今河南汝南）、陈州（今河南淮阳），东经鹿邑、亳州（今安徽亳州），到颍州（今安徽阜阳）。和尚化缘游食，实际上就是当乞丐，沿途叫化，生活自然十分艰苦。他自己曾回忆这段生活说：“众各为计，云水飘扬。我何作为，百无所长。依亲自辱，仰天茫茫。既非可倚，侣影相将。突朝烟而急进，暮投古寺以趍跄。仰穷崖崔嵬而倚碧，听猿啼夜月而凄凉。魂悠悠而觅父母无有，志落魄而佒佯。西风鹤唳，俄淅沥以飞霜。身如篷逐风而不止，心滚滚乎沸汤。”(3)这种风餐露宿、如篷逐风的流浪生活过了三年多，到至正八年（1348年）又回到了濠州皇觉寺。朱元璋在三年多的时间内，周游了皖西豫东的八九个郡县，熟识了这一地区的地形。由于生活在社会最底层，了解到社会的弊病，丰富了社会知识；由于无依无靠，到处周游，自然就要去结识江湖上的朋友，增长了江湖义气；由于离开了家乡，到处周游，自然就扩大了眼界，冲刷了保守狭隘等农民所固有的习性。艰苦的流浪生活，锻炼了他勇敢坚强的性格，但同时这种流浪生活也铸就了他性格的另一方面——猜忌、残忍。所以朱元璋这三年多的流浪生活，对他后来事业的发展，有着十分重大的影响。
2．参加红巾军
至正十一年（1351年）江淮一带人民纷纷起义，其中以颍州刘福通的起义影响最大。第二年正月，定远人郭子兴也“聚众烧香”，二月，与孙德崖等共五人率众起义，自称元帅，攻占了濠州城（今安徽凤阳）(4)。元朝政府派彻里不花率三千骑兵前来镇压，但元军胆小怯战，不敢逼近红巾军，远远地离濠州城南三十里扎营，惟从四处去捕捉老百姓，包上红头巾，充作抓到的红巾军俘虏，向上级去献功。“于是，良民受害，呼亲唤旧，相继入城”，去参加红巾军，“合势共守”(5)。朱元璋也在这种不得已的情况下，于这年的闰二月初奔向濠州城参加了郭子兴的红巾军。朱元璋起先是充为步卒，两个多月后，郭子兴提升他为亲兵九夫长，并调到帅府做事。郭子兴看朱元璋“度量豁达，有智略”，才能出众，视为心腹，并把养女马氏嫁给了他。从此，人们就叫朱元璋为“朱公子”(6)。起了个官名叫元璋，字国瑞(7)。
在濠州和郭子兴同时起兵的孙德崖等四人，名位皆在郭子兴之上。他们与郭子兴的意见常有歧异，而郭子兴也看不起他们农民的粗直脾气，言语中常带些讥刺。至正十二年（1352年）九月，元军攻陷了徐州，起义军首领李二战死，彭大和赵均用率余部突围到濠州。彭大和赵均用虽战败，但所率领的兵力仍比濠州的起义军强大，因此，濠州五帅皆受彭、赵的节制。而彭、赵也就卷入了濠州起义军的内部斗争。郭子兴和彭大在一起，赵均用和孙德崖等四人在一起，双方不断发生摩擦，甚至发展到火并的地步。后来元将贾鲁追击农民军，至正十二年十二月包围了濠州城，大敌当前，农民军只好暂时把内部的怨恨放在一边，共同对付元军。至正十三年五月，贾鲁死，“元兵解围去”(8)。濠州起义者在五个月的守城作战中“多死伤”。于是朱元璋回到家乡去募兵，得七百余人，郭子兴就让他带领，并提升他为镇抚。从此，朱元璋正式成为带兵的军官(9)。但朱元璋感到几支起义军同住在一个地方，相互间不断发生冲突，而彭大和赵均用又以王者自居，其“部下多凌辱人”(10)，心里不痛快。同时，他是有抱负的人，对三年来“为人调用”的处境也很不满意(11)。因此，他就决计离开濠州，自谋独立发展。为了不致引起其他首领的猜疑和反对，他在至正十四年六月离开时，把原来率领的七百人的部队让给了其他人统领，只是从中挑选了“徐达、汤和、吴良、吴祯、花云、陈德、顾时、费聚、耿再成、耿炳文、唐胜宗、陆仲亨、华云龙、郑遇春、郭兴、郭英、胡海、张龙、陈桓、谢成、李新材、张赫、周铨、周德兴等二十四人”(12)，带到了定远。这时定远张家堡驴牌寨有民兵三千人，因缺乏粮食，走投无路，朱元璋就设计把他们招编了来。接着又凭借这一支三千人的队伍，收编了缪大亨在横涧山的义兵二万余人(13)。从此，朱元璋有了几万人的大部队，发展十分顺利，正如他自己后来在皇陵碑中所说的那样：“不逾月而众集，赤帜蔽野而盈冈。”朱元璋把新收编得来的“精壮二万，悉加训练”。在训练中，朱元璋特别注重于纪律的整顿，对他们说：“尔众初非不多，一旦为吾所有，何也？盖将无纪律，士不素练。故尔今练习尔等者，欲令知纪律也。”并勉励大家，共同努力，“以建功业”(14)。士兵们听了都很佩服，说我们都听你的号令。朱元璋抓紧时间进行了近十天的整顿和训练，随即“率而南入滁阳”(15)。
定远人冯国用及其弟国胜，“俱喜读书，通兵法，元末结寨自保”。当朱元璋统率新整顿好的部队向滁阳进军，途经妙山时，国用兄弟两人一起来参加起义军。朱元璋十分信用他们，曾和他们讨论天下大事，国用回答说：“金陵龙蟠虎踞，帝王之都，先拔之以为根本。然后四出征伐，倡仁义，收人心，勿贪子女玉帛，天下不足定也。”(16)冯国用的这一席话，正合朱元璋的心意，朱元璋十分高兴，就叫他在幕府当参谋计议大事。
在朱元璋的部队向滁州进军的途中，定远人李善长也到军营来求见。他“少读书有智计，习法家言，策事多中”(17)。朱元璋就留他在幕府掌书记。有一次，朱元璋问他：“四方战斗，何时定乎？”李善长回答说：“秦乱，汉高起布衣，豁达大度，知人善任，不嗜杀人，五载成帝业。今元纲既紊，天下土崩瓦解。公濠产，距沛不远，山川王气，公当受之。法其所为，天下不足定也。”(18)李善长的这一席话，为朱元璋描绘了一幅布衣天子的图景，并为他提出了一个可以效法的榜样——汉高祖刘邦。朱元璋听了连声说好。从此以后，朱元璋对李善长甚为亲信，并告诉李善长说：“方今群雄并争，非有智者不可与谋议。吾观群雄中持案牍及谋事者，多毁左右将士，将士弗得其能以至于败。其羽翼既去，主者安得独存，故亦相继而亡。汝宜鉴其失，务协诸将以成功，毋效彼所为也。”(19)此后，李善长也确实起到了这样的作用。将领之间有摩擦的，李善长为他们调解。对新来归附的将士，李善长审察他们的才能，建议朱元璋因材任用，并向他们解释朱元璋对他们的诚意，使他们消除疑虑(20)。
至正十四年（1354年）七月，朱元璋的部队顺利地攻下了滁州。不久，郭子兴率其所部万余人从泗州来滁州，看到朱元璋“所将兵三万余，号令严明，军容整肃”(21)，非常高兴。十月间，元丞相脱脱率师围高邮，分兵攻六合。六合的起义军遣使到滁州来求援，郭子兴因和他们的首领有仇，不肯发兵。朱元璋说：“六合破，滁不独存，唇齿也。可以小憾而弃大事乎！”(22)于是朱元璋就率军前去支援，实在抵敌不住了，就组织全城军民撤退到滁州。元兵跟踪追击到滁州城外，朱元璋于涧边设伏大败元军。这时朱元璋清醒地估计到，虽然打了胜仗，但“元军尚强”，怕他们再来进攻滁州，于是就让城中父老把战场上获得的元军的马匹辎重并具牛酒送还元军，还告诉元军将领说：滁州城中都是百姓，聚集在一起，只是为了防御寇盗，你们应当去攻打高邮才对，怎么分兵来打滁州呢？饶了这一地方的百姓们吧。军需物资我们是情愿供应的。朱元璋就这样把元军的这一股祸水引向高邮，“滁城得完”(23)。
元军撤退了，接着张士诚又在高邮大败元军，江淮地区的农民军又活跃了起来。但郭子兴却没有什么远大的抱负，只是觉得自己和其他起义军的首领相比，“名称尚微，意在据滁阳而称王号”。朱元璋劝阻他说：“滁四面皆山，舟楫商旅不通，非可旦夕安者也。”(24)郭子兴才没奈何地打消了称王的念头。当时元朝的军事压力虽然解除了，但几万军队聚集在滁州这个山城里，军粮却成了问题。朱元璋建议移兵和阳就食，至正十五年（1355年）正月，张天祐和汤和率军攻取和州，郭子兴就任命朱元璋总和阳兵。但当时军队的纪律极坏，“诸将破和阳，暴横多杀掠，城中夫妇不相保”(25)。有一次，朱元璋外出，看见一个小孩立在门外，问他在这里干什么，回答说：父亲在官养马，母亲也在军营里，彼此不敢相认，“但以兄妹相呼，我不敢入”，所以在这里等候。朱元璋知道这一情况以后，立即召集诸将，说：“诸将自滁来，多虏人妻女，使民夫妇离散，军无纪律，何以安众。凡军中所得夫妇，当悉还之。”第二天把所掠的妇女集合到衙门里面，命男子列门外两旁，然后放妇女一个个地出来，“令之曰：果夫妇相认而去，非夫妇无妄识。于是夫妇皆相携而往，室家得完，人民大悦”(26)。不久，孙德崖部的起义军也到和阳来就食，郭子兴一听孙德崖到了和州，他也急冲冲地从滁州赶来，双方又发生了一次冲突，孙部抓了朱元璋，郭军抓了孙德崖，结果是相互交换了事。
至正十五年（1355年）三月，郭子兴病死，这时刘福通等已于亳州建立了龙凤政权，就派人“至和阳招诸将入其党”，大家就推张天祐到亳州去受命。四月，张天祐带回来龙凤政权的任命，以郭子兴子郭天叙为都元帅，郭子兴的妇弟张天祐为右副元帅，朱元璋为左副元帅。从龙凤政权所授官阶来看，郭天叙是主帅，张天祐居第二（元朝制度尊右），朱元璋居第三位。但实际上军中事务都是朱元璋说了算，他是事实上的主帅。因为朱有一支自己亲手建立起来的军队，有和自己患难与共屡经战阵的贴身将领，还有一批谋士。朱元璋对上述任命是不满意的，曾因此而说过：“大丈夫宁能受制于人耶！”他的部下将领和谋士们提出，光靠自己，势孤力单，不如受之，“借为声援”。朱元璋才接受了这个任命，“纪年称龙凤”，“然事皆不禀其节制”(27)。
3．渡江建立江南政权
和州（安徽和县）紧靠长江北岸，虽然水陆交通比山城滁州要好些，但它前阻长江，后面又是龙凤政权的管辖地区，不便向外发展；而元军又不断前来攻击，还有孙德崖所部的农民军也总是想来并吞；此外军粮也成问题。所以要想摆脱这一困境，得到大的发展，就必须打过长江去，这是冯国用、李善长等刚参加朱元璋的起义军时就已提到了的。现在朱元璋已经驻军江岸，但面对着滔滔江水，苦于无法渡越。
朱元璋正在发愁没有船只渡江的时候，巢湖水军俞通海来乞求支援。原来，汝颍红巾军起义以后，俞廷玉与其子通海、通源、通渊以及赵普胜、廖永安等“结寨巢湖，有水军千艘，数为庐州左君弼所窘”(28)，三次派人到和州求援。朱元璋于至正十五年（1355年）五月亲自率兵去巢湖，值“大雨水涨”，巢湖水军的船只顺利驶入长江，除赵普胜于途中率领所部归附彭莹玉以外，其他的水军和船只都到达了和州，于是“舟楫具备，军威大振”(29)。这时常遇春和邓愈也归附了朱元璋。六月一日，朱元璋率领徐达、冯国用、邵荣、汤和、李善长、常遇春、邓愈、耿君用、廖永安等“各引舟渡江”。按照朱元璋的指挥，先攻取了牛渚，再向外发展，攻下了采石镇，“缘江诸垒，望风迎附”。江东地区，太平日久，比较富裕，“诸将以和阳饥乏，见粮畜，各欲资取而归”。朱元璋看到这一情况，就和徐达等说：“今举军渡江，幸而克捷，当乘胜径取太平，若听诸军取财物以归，再举必难，江东非我有，大事去矣。”朱元璋下令把全部船缆砍断，把船推到江心，顺流而下。这一做法，断了士兵返回北岸和州的念头，“诸军大惊”(30)。朱元璋大声下令说：“前有州曰太平，子女玉帛无所不有，若破此一州，从其所取，然后方放汝归。”(31)传令已毕，就叫士兵饱餐一顿，直奔太平，一鼓攻克，俘虏了万户纳哈出，后于十一月放其北归。太平路总管靳义跳水自杀，朱元璋称赞他是“义士”。士兵进城后，刚想放手抢掠，但朱元璋当采石出发时就叫李善长写好禁约，一进太平城就立即“榜之通衢”，士兵见了，“皆愕然不敢动”。有一个士兵违令进入民家，即被斩首，“城中肃然”(32)。而同时，朱元璋则将富民献出来的金帛分赐给将士。
当农民起义军进入太平城时，儒士李习、陶安等率众出城迎接，陶安见到了朱元璋，说：“我辈今有主矣。”过了两天，六月三日，朱元璋召他们两人来讨论时事，陶安建议说：“方今四海鼎沸，豪杰并争，攻城屠邑，互相雄长，然其志皆子女玉帛，取快一时，非有拨乱救世安天下之心。明公率众渡江，神武不杀，人心悦服。以此顺天应人而行吊伐，天下不足平也。”朱元璋说：“足下之言甚善，吾欲取金陵，足下以为如何？”安曰：“金陵古帝王之都，龙蟠虎踞，限以长江之险，若取而有之，据其形胜，出兵以临四方，则何向不克！”(33)陶安的这一建议，和以前冯国用、李善长所说的基本相同，很合朱元璋的心意。于是，朱元璋把太平路改为太平府（治所在今安徽当涂），以李习为知府，任陶安参幕府事。并置太平兴国翼元帅府，大家推朱元璋为大元帅，朱元璋又命李善长为帅府都事。“诸将分守各门，修城浚濠，以固守御。”并“籍乡兵，令居民蓄积皆徙入城”，“文移用宋龙凤年号，旗帜战衣皆红色。”(34)朱元璋的江南政权初步建立了起来。
这时，太平周围都是元军，向立足未稳的红巾军反扑过来。元右丞阿鲁灰、中丞蛮子海牙“以巨舟截采石，闭姑孰口”，截断红巾军的归路。而“义兵”元帅陈埜先与其将康茂才与元兵合，“水陆分道”，直攻太平城。朱元璋亲自督兵拒战，命徐达、邓愈率一军绕到元军的背后，前后夹击，元军大败，陈埜先被生擒，朱元璋“释而用之”。七月，朱元璋留陈埜先于太平，命张天祐率军连同陈埜先的降军去攻集庆（今江苏南京），为元将福寿所败。八月，朱元璋命徐达等攻取了溧水、溧阳、句容、芜湖等地(35)。九月，朱元璋命郭天叙、张天祐以及陈埜先合军再攻集庆，四面包围集庆城“凡七日”。战争打得正激烈的时候，陈埜先与城里的元将密约夹攻红巾军，郭天叙、张天祐皆死。陈埜先追击红巾军到溧阳时，当地的地主武装以为陈已投降红巾军，用计诱杀了他(36)。
郭、张两人死后，朱元璋就独任元帅府事，接管了郭子兴的所有部队。这时，蛮子海牙的水军还在采石江上截断太平红巾军和北岸和州等地的联系。由于红巾军将士的家属还留在和州，不通消息，人心不安。至正十六年（1356年）二月，朱元璋命常遇春率军进攻蛮子海牙的水军，蛮子海牙逃进集庆城里，从此，“南北道始通”(37)。三月一日，朱元璋亲率大军，三攻集庆，自太平水陆并进。初三日到江宁镇，破陈兆先的营寨，得降兵三万六千人。初十日，攻破集庆城，元守将行台御史大夫战死，蛮子海牙走投张士诚，水军元帅康茂才等率众降，“凡得军民五十余万”(38)。朱元璋进入集庆城后即宣告说：“元失其政，所在纷扰，兵戈并起，生民涂炭，汝等处危城之中，朝夕惕惕不能自保。吾率众至此，为民除乱耳。汝宜各安职业，毋怀疑惧，贤人君子有能相从立功业者，吾礼用之。居官者慎毋暴横以殃吾民，旧政有不便者，吾为汝除之。”(39)第二天，朱元璋巡视了集庆城郭后登上城楼，踌躇满志地对跟在他身边的徐达等人说：“金陵险固，古所谓长江天堑，真形胜地也。仓廪实，人民足，吾今有之。诸公又能同心协力以相左右，何功不成。”当天就改集庆路为应天府，置天兴建康翼统军大元帅府，以廖永安为统军元帅，赵忠为兴国翼元帅以守太平，儒士夏煜、孙炎、杨宪等十余人都分别安排了官职。到七月，置江南行中书省，朱元璋兼总省事，其下设参议、左右司郎中、都事。并置行枢密院、理问所、提刑按察司、营田司等机构。朱元璋很快把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机构建立了起来(40)，俨然已是一个政府。
二、江南政权的巩固和发展
1．周围形势
朱元璋于至正十六年（1356年）渡江建立江南政权的时候，张士诚也于这年二月攻下了平江（今江苏苏州），建为国都；徐寿辉的蕲黄红巾军也东山再起，迁都于汉阳。而刘福通、韩林儿龙凤政权所派遣的西征军，也于这年的九月攻下了军事重镇潼关。整个农民起义的形势是十分喜人的，但从朱元璋江南政权来说，形势却是很严峻的：东南方向张士诚的势力已从平江伸展到常州；西北方向，徐寿辉部红巾军已扩充到池州。这些虽然都是农民起义部队，但彼此之间也是水火不相容的。而元朝的军队也紧紧地包围着江南政权，“元将定定扼镇江，别不华、杨仲英屯宁国，青衣军张明鉴据扬州，八思尔不花驻徽州，石抹宜孙守处州，其弟厚孙守婺州，宋伯颜不花守衢州”(41)。
从当时朱元璋的战略形势来看，镇江是应天的东大门，如果张士诚占领镇江，则东边的门户就洞开了，张士诚随时可以进攻应天。宁国和广德则是应天的南大门，这两个地方如果长期为元军占领，或被徐寿辉攻占，那末敌人也可随时进窥应天，使江南政权总不得安宁。要确保应天的安全，就必须尽快占领这几处地方。因此，朱元璋在占领集庆的当月，就派徐达攻下了镇江。到六月，又派邓愈攻下了广德。这样就保证了应天的安全。宁国则因元军有重兵驻守，徐达、常遇春都没有把它攻下来，直到至正十七年（1357年）四月，朱元璋亲自统率大军才把它攻占，并俘获逼降了朱亮祖，得将士十余万。朱元璋原想占领镇江以后，与在平江的张士诚采取保境相安的策略。他派遣杨宪到张士诚那里去通好，说：“足下兵由通州，遂有吴郡。吾与足下东西境也，睦邻守国保境息民，古人所贵，吾甚慕焉。自今以后，通使往来，毋惑于交构之言，以生边衅。”但“士诚不悦”，拘留了杨宪，并派兵进攻镇江，被徐达、汤和所败。朱元璋感到张士诚既不愿通好，而双方所占地盘又是紧邻着的，就下决心先攻打张士诚，以安定自己的大本营。在打败了张士诚进攻镇江的部队后，立即派徐达进攻常州。到至正十七年三月，攻克了常州。同时派耿炳文、刘成自广德攻克长兴（时在至正十七年二月）。六月，赵继祖攻下了江阴。七月徐达攻下了常熟。这一系列胜利，对朱元璋来说，意义极大，《明太祖实录》曾对此评论说：“先是，士诚北有淮海，南有浙西。江阴、长兴两邑，皆其要害：长兴据太湖口，陆走广德诸郡；江阴枕大江，扼姑苏，通州济渡之处。得长兴，则士诚步骑不敢出广德，窥宣、歙；得江阴，则士诚舟师不敢溯大江上金焦。至是并为我（指朱元璋）有，士诚侵轶路绝。”(42)朱元璋在攻下常熟之后，就停止了对张士诚的攻势，把进攻的矛头转向浙东方向的元朝统治区。因为张士诚部队的战斗力较强，暂时不易拿下。如常州战役，从至正十六年（1356年）七月开始到第二年的三月才攻下，费时半年多，动用兵力也大，战斗打响后，两次增派的部队就有五万之多。
2．向浙东发展
朱元璋在攻占了广德和宁国路以后，不仅稳固了应天的南大门，而且打开了向浙东发展的通道。于是朱元璋就派其得力的亲信将领耿炳文守长兴，吴良守江阴，汤和守常州，而自己则亲自指挥大军向浙东进发。其首先攻取的是皖南诸州县。至正十七年（1357年）七月胡大海克徽州，十月常遇春克池州。接着从皖南进军浙东。至正十八年三月，邓愈克建德。以胡大海久攻婺州（今浙江金华）未下，朱元璋亲率十万大军于这年十二月攻下了婺州。朱元璋把它改为宁越府，后又改为金华府，并于其地置浙东行省。于省门树两大黄旗，上写：“山河奄有中华地，日月重开大宋天。”旗旁各立一碑，上写：“九天日月开黄道，宋国江山复宝图。”(43)至正十九年，胡大海克诸暨。九月，常遇春克衢州。十一月，胡大海克处州。经过两年左右时间的战斗，江浙省西部的元朝统治区大都被朱元璋所攻克(44)。朱元璋江南政权的辖区扩大了。从此，这一带地方成为朱元璋补充兵源和军需物资的基地。
朱元璋之所以能够顺利地攻占浙东地区，是因为当时元朝在这里所管辖的州县都是一个个的孤立据点，“守兵单弱，且闻中原乱，人心离散，以故江左、浙右诸郡”，朱元璋“兵至皆下”(45)。另一个原因是浙东地主与元朝政府的离心力越来越大。元朝政府当农民起义军力量高涨时，曾表示了要放宽对汉族地方官僚和知识分子的民族歧视政策，但当这些地区的农民起义形势一度低落时，元朝政府和蒙古、色目官僚又继续对汉族官僚和地主武装肆行排挤。如最初组织地主武装协助元军镇压方国珍的几家豪族，“至兄弟子侄皆歼于盗手，卒不沾一命之及”(46)。胡深“治兵殆十年，勤劳亦至矣，而朝廷无一命之锡”(47)。刘基也是拼命协助元朝政府镇压农民军的，结果是“置公军功不录”(48)。又如王毅，当农民军攻占龙泉的时候，组织了近万人的地主武装攻打农民军夺回了县治，但后来却被元朝政府所杀。“倾家事守御，反以结嫌猜”(49)。刘基的这两句诗道出了当时汉族地主分子的愤懑心情。所以朱元璋的军队一到，不少地主分子就投向朱元璋。而朱元璋军队纪律的严格，每攻克一地不杀不掠，也易于得到所到之处人民的欢迎。
三、江南政权所推行的政策
1．重用地主阶级知识分子
朱元璋对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是很重视的，在未渡江前有李善长、冯国用等一批文人参加了他的起义军。渡江以后，随着统治地域的扩大，地主文人更是纷纷向他归拢，“所克城池，得元朝官吏及儒士尽用之”(50)。当浙东地主文人叶琛、章溢、刘基被聘召到应天时，朱元璋还特地为他们盖了一所礼贤馆(51)。朱元璋到处搜罗地主文人学士，但却“不许将官任用”，“太祖于国初所克城池，令将官守之，勿容儒者在左右议论古今，止设一吏管办文书”。朱文忠在金华时用儒士屠性、孙履、许元、王天锡、王祎“干预公事”，朱元璋就“差人提取屠性等五人到京，内王祎、许元、王天锡发充书写，惟屠性、孙履诛之”(52)。这也说明朱元璋对知识分子作用的重视，在天下扰攘之际，怕他部下的将领一旦与文人相结合，会威胁到他的地位。
在元朝民族歧视政策的压迫下，投向朱元璋的知识分子，大多是没有功名的，或只是在元朝地方政府任低级官吏，是一批“平生抱区区，期结明主眷”，“艺成无所售，抚卷空太息”的落魄之士(53)。如李善长只是里中长者；陈遇是温州教授；叶兑、范常皆系一介布衣；陶安是明道书院山长；朱升是池州学正；刘基的官职较高，由进士而被任为元帅府都事，总管府判，但后来也弃官还青田。这一批封建士大夫，“穷经绩学，株守草野”(54)，他们认识到“元纲既紊，天下土崩瓦解”(55)的总趋势，自称是“胸中经国皆远谋”的有识之士。从当时情况来看，他们的确是治国安邦的杰出人才，对朱元璋的事业起了不小的作用，归纳起来有如下的几个方面：
选择金陵为根据地。未渡江时的冯国用、李善长和渡江以后的陶安都向朱元璋建议，先攻占金陵以为根本，然后“出兵以临四方”。从地理位置来说，金陵北阻长江，南挹吴会，从长江下游形势来说，确实是向外发展的理想地区，为朱元璋以后向外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提供斗争策略。在朱元璋的部队攻克徽州后，朱升向朱元璋提出了“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56)的斗争策略。朱升这一建议，是根据当时客观形势提出来的。高筑墙，是要朱元璋巩固自己的管辖地区；广积粮，是要朱元璋准备好应付长期战争的物质条件；缓称王，是要朱元璋求实效，不图虚名，尽量不使自己成为众矢之的。这一斗争策略，无疑是十分正确的，朱元璋完全采纳了这一建议。
整顿军队纪律。“勿嗜杀人”，“勿贪子女玉帛”，这是投向朱元璋的封建文人共同向朱元璋提出的强调军队纪律的两条建议。朱元璋在行军作战中也十分注意军纪的整顿。入太平，“城中肃然”；入建康，“秋毫无犯”；取镇江，“民不知有兵”；征婺州，“市不易肆”。军队纪律，是军队在战斗中获胜的根本保证。上述对朱元璋军队的赞扬辞，自然有夸大溢美之处，但朱元璋所部农民军的纪律，确实是相当严格的，因此，所到之处，受到人民的拥护。
过江之后，局面打开了，知识分子大量涌进农民军，对朱元璋加速封建化起了不小的作用。知识分子对元朝统治者失望之余，急切希望能找到一个重建封建秩序的“明主”，当时朱元璋就成为他们的理想人物。所以当他们谒见朱元璋之初，就竭力要朱元璋效法汉高祖刘邦，“以帝王事功期于始见之期”(57)。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朱元璋从安丰救出小明王，迎归滁州，“中书省设御座，将奉小明王，以正月朔旦行庆贺礼。刘基大怒，骂曰：‘彼牧竖耳，奉之何为？’遂不拜。适上召基，基遂陈天命所在，上大感悟”(58)。这说明刘基看准了当时的形势，要朱元璋撇开小明王，建立新王朝。朱元璋本来就怀着帝王欲，自然对此极易“感悟”。于是“御座不拜，遂辍龙凤之号”(59)。这一事例生动地说明刘基等知识分子，在引导和促使朱元璋与红巾军决裂和转向封建化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
2．江南政权所推行政策的两面性
朱元璋的江南政权所推行的政策，既具有反对封建王朝的一面，又具有维护封建秩序的一面，这是农民政权的特点。至正十八年（1358年）朱元璋的军队攻下了婺州，就“开仓以济贫民”(60)。胡大海所部在绍兴一带时，“远近之人皆争趋附之”(61)。“红军攻下处州城，多少男儿入虏营”。这说明朱元璋农民军是受广大农民群众所欢迎的，是把它看成农民自己的队伍的。虽然朱元璋的农民军没有提出类似“摧富益贫”的口号，也没有在统治区实行调整土地的措施，但他们对当地农民反抗地主夺取土地的斗争是支持的。这才使得有的地主“家业荡然，遗田数亩而已”(62)；有的地主“士大夫蝼蚁走”(63)。江南政权对农民在起义战争中所获得的土地是予以承认的。如朱元璋农民军在攻占徽州后，任命端复初为徽州府经历，他“令民自实田，汇为图籍，积弊尽刷”(64)。这些，表明了江南政权的政策具有维护农民利益的地方。
与此同时，朱元璋的江南政权推行的政策也有维护封建制度的一面。朱元璋攻下集庆时，向人们宣告：“汝宜各安职业，毋怀疑惧。”并宣布“旧政有不便者，吾为汝除之”(65)。可见朱元璋并不触动原来的封建制度，要人们“各安职业”，只是对元朝“旧政”有不便的地方加以改革。所以在朱元璋江南政权的统治区内，封建生产关系并没有变动。如农民军攻克衢州后，朱元璋命王恺总制衢州军民事。王恺就规定“以粮多者为正里长，寡者为副”(66)，仍然要粮多的地主充当里长来管理人民。而当时丽水等七县也都普遍地存在着地主“大户”(67)。再如听从武官“开垦荒田以为己业，文官拨典职田，召佃耕种，送纳子粒，以代俸禄”(68)。这就在公开培植新的官僚地主分子了。
四、并吞陈友谅、张士诚和平定方国珍
1．鄱阳湖决战和陈友谅汉政权的消灭
蕲黄红巾军于至正十五年（1355年）再次崛起，到至正十七年（1357年），占领了湖广、江西以及川蜀等广大地区，这时发生了内讧。原来蕲黄红巾军初起时，徐寿辉是以仪表好被推作首领的，其实他没有多大的才干，对起义事业并无多大贡献。自彭莹玉牺牲后，天完政权实际上被丞相倪文俊所控制。倪文俊，号蛮子，“世以渔业居黄州黄陂”(69)，勇敢善战，蕲黄红巾军再次崛起时，多赖其力。至正十七年（1357年）八月，倪文俊想于汉阳谋杀徐寿辉，事泄，就率部分军队奔黄州(70)。黄州当时是倪文俊的部将陈友谅的驻地。陈友谅出身沔阳渔民家庭，“本谢氏，祖赘于陈，因从其姓”，在县里当贴书，参加了徐寿辉部红巾军，最初充当倪文俊簿掾，后因作战有功，“为领兵元帅”。这时他乘机杀了倪文俊，“尽领其众，而自称平章”。于是，天完政权的大权又转到了陈友谅手里。至正二十年（1360年），陈友谅“挟寿辉东下”，向朱元璋的统治区进攻。闰五月，攻下了太平，接着又进驻采石矶。陈友谅以为攻占应天指日可待，志得意满，急于想当皇帝，派人用铁挝击杀了徐寿辉，在大风雨中“以采石五通庙为行殿，即皇帝位，国号汉，改元大义”(71)。陈友谅称帝后即“遣人约张士诚侵建康”(72)。面对强敌压境，应天的文官武将“或议降，或议奔据钟山”。刘基奋曰：“主降及奔者，可斩也。”“贼骄矣，待其深入，伏兵邀取之，易耳。天道后举者胜，取威制敌以成王业，在此举矣。”朱元璋采纳了刘基的建议，积极作好战斗部署，一方面“命胡大海出兵捣广信，以牵制之”，扰乱其后方。同时又利用康茂才与陈友谅是老朋友的关系，约以诈降，诱陈友谅速来。陈友谅受骗上当，在龙湾遭到朱元璋水陆伏兵的袭击，被打得大败。朱元璋俘虏了陈友谅军队约二万人，并获其“巨舰混江龙、塞断江、撞倒山、江海鳌者百余艘，及战舸数百”，乘胜“复太平，下安庆，而大海亦克信州”(73)。到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时，龙兴（是年改为洪都府，今江西南昌）、袁州、瑞州、临江、吉安等州县，亦皆为朱元璋所占领。
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四月，陈友谅乘朱元璋出兵安丰之际，“复大举兵围洪都。初友谅忿其疆场日蹙，乃作大舰来攻。舰高数丈，外饰以丹漆，上下三级，级置走马棚，下设板房为蔽，置橹数十，其中上下人语不相闻，橹箱皆裹以铁。自为必胜之计，载其家属百官，空国而来”(74)，“其气甚盛，号六十万”(75)。都督朱文正与参政邓愈、元帅赵德胜率洪都军民坚决死守。陈友谅攻八十五日不下，到七月中，知道朱元璋亲率舟师二十万前来救援，才解围到鄱阳湖去迎战(76)。朱元璋的军队于七月十六日到达湖口，即“遣指挥戴德以一军屯于泾江口，复以一军屯南湖咀，以遏友谅归师，又遣人调信州兵守武阳渡，防其奔逸”。朱元璋亲率大军由松门入鄱阳。七月二十日两军相遇于康郎山，鄱阳湖之战从此开始。到八月二十七日，在混战中，陈友谅“中流矢贯睛及颅而死”。其将张定边“乘夜以小舟载友谅尸及其子理奔还武昌”(77)，立陈理为帝，改元德寿。这一次朱、陈两军在鄱阳湖的水战达三十六天之久，战斗打得十分激烈，陈友谅所部几乎全军覆没，而朱元璋方面的伤亡也很大，将领宋贵、张志雄、韩成、陈兆先、丁普郎等皆战死(78)。朱元璋怕张士诚乘虚来袭、鄱阳湖之战结束后，命常遇春去攻武昌，自己率师还应天。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正月朱元璋于应天即吴王位，建百司官属，置中书省左右相国(79)。二月，朱元璋以武昌久围未下，亲往督师，陈理遂率其太尉张定边等投降，汉亡。朱元璋于其地置湖广行中书省进行管辖。
蕲黄红巾军所建立的农民政权最后被朱元璋消灭了，但它在元末农民斗争史上的辉煌业绩，却是不容抹煞的。陈友谅虽在击杀徐寿辉时有他的缺点，但他坚决反对元朝的反动统治，从不屈服地进行战斗，不失为一个英雄人物。他的坟墓，今天还保存在武汉长江大桥下。当年他活动过的地方，至今还有关于他的传说，可见人民是怀念他的。
2．张士诚的败亡
朱元璋于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灭汉以后，下一个进攻目标轮到了张士诚。张士诚自至正十四年十一月于高邮大败元军以后，乘胜向外发展。至正十六年二月，张士诚率军由通州渡江，攻占了平江、湖州、松江及常州诸路后，改平江为隆平府，建都于此(80)。张士诚自进入江南地区以后，就与朱元璋接邻，互相不断发生战争，后来朱元璋攻占了长兴、江阴等地，堵住了张士诚西进的道路。其南面又有苗军元帅杨完者部驻守，士诚之弟士德进攻杭州的部队，为杨完者所败，无法南进。至正十七年八月，张士诚投降元朝，被封为太尉。从至正十九年开始，“士诚自海道输粮十一万石于大都，岁以为常”(81)。张士诚虽然接受了元朝政府的官爵，但“擅甲兵土地如故”(82)。至正二十一年七月，张士诚乘元江浙右丞相达识帖睦迩与杨完者的矛盾，派兵袭据杭州，以后势力不断扩张。到至正二十三年，张士诚又自立为吴王。张士诚全盛时期，其所据土地，“南抵绍兴，北逾徐州，达于济宁之金沟，西距汝、颍、濠、泗，东薄海，二千余里，带甲数十万”(83)。
张士诚所统治的地方，盛产粮食鱼盐，又有蚕桑之利，物产丰富。士诚之弟士德，小字九六，“善战有谋，能得士心，浙西地皆其所略定”(84)。士德于至正十六年（1356年）在常州被徐达所擒，到应天绝食死。此后由士诚的三弟士信（小字九七）作丞相，其贪污无能，日夜歌舞自娱，疏远旧将，上下隔绝。张士诚也养尊处优，怠于政事。而诸“将帅亦偃蹇不用命，每有攻战，辄称疾，邀官爵田宅然后起”。“及丧师失地还，士诚概置不问。已，复用为将”(85)。朱元璋了解到了这些情况，对他的臣僚们说：“我诸事无不经心，法不轻恕，尚且有人瞒我。张九四终岁不出门，不理政事，岂不着人瞒。”(86)张士信专门信用黄、蔡、叶（即黄敬夫、蔡彦文和叶德新）三个人作参谋，朋比为奸，弄权舞弊，东吴有一首民谣讽刺说：“丞相做事业，专凭黄蔡叶，一朝西风起，干瘪。”(87)当时杨维桢曾写信给张士诚，说：“况为阁下之将帅者，有生之心，无死之志矣；为阁下之守令者，有奉上之道，无恤下之政矣；为阁下之亲族姻党者，无禄养之法，有奸位之权矣。”最后指出张士诚“衅阙多端，不有内变，必有外祸”。“阁下狃于小安，而无长虑”(88)。杨维桢的这些批评，切中要害。
朱元璋对张士诚的用兵，先是扫除他在淮水流域的据点，“欲先取通、泰诸郡县，剪士诚肘翼，然后专取浙西”(89)。从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十月，命徐达总兵出击，经半年多时间的战斗，到至正二十六年四月，就攻占了通州、兴化、盐城、泰州、高邮、淮安、徐州、宿州、濠州、邳州、安丰诸州县(90)。接着，朱元璋就全力转向张士诚的政治中心江南地区。至正二十六年五月，传檄声讨张士诚的罪状：
惟兹姑苏张士诚，为民则私贩盐货，行劫于江湖。兵兴则首聚凶徒，负固于海岛。其罪一也。
又恐海隅一区，难抗天下全势，诈降于元。坑其参政赵琏，囚其待制孙
。其罪二也。
厥后掩袭浙西，兵不满万数，地不足千里，僭号改元。其罪三也。
初寇我边，一战生擒其亲弟。再犯浙省，扬矛直捣其近郊。首尾畏缩，又乃诈降于元。其罪四也。
阳受元朝之名，阴行假王之令。挟制达丞相，谋害杨左丞。其罪五也。
占据江浙，钱粮十年不贡。其罪六也。
知元纲已坠，公然害其达失帖木儿，南台大夫普化帖木儿。其罪七也。
恃其地险食足，诱我叛将，掠我边民。其罪八也。(91)
朱元璋在这一篇檄文中声讨张士诚的八条罪状，除了四、八两条是指责张士诚侵占自己的地盘和诱降自己的部将以外，其他六条都是指责张士诚背叛元朝政府的罪状。这说明朱元璋是站在封建正统的立场来声讨张士诚的。同时在这一篇檄文中，朱元璋竟大骂红巾军是“不幸小民，误中妖术，不解其言之妄诞，酷信弥勒之真有，冀其治世以苏困苦，聚为烧香之党，根据汝颍，蔓延河洛。妖言既行，凶谋遂逞，焚荡城郭，杀戮士夫，荼毒生灵，千端万状”。并且提出了“旧有田产房舍，依前为主”这一维护地主土地所有权的政策。这些都表明了朱元璋已经完全从农民起义领袖转化为封建统治者了。
八月，朱元璋命徐达为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率师二十万伐张士诚。“先攻湖州，使其疲于奔命，羽翼既披，然后移兵姑苏”(92)。同时命偏师朱文忠帅师攻杭州以牵制之。到十一月就攻下了湖州、嘉兴、杭州、绍兴等地。扫清了外围，从四面包围平江。“其属县相继来归，惟苏州孤立而已”(93)，张士诚几次想突围，均被朱元璋的军队堵了回来。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六月，张士信于城楼上被“飞炮碎其首而死”(94)。九月，徐达破葑门，常遇春破阊门，张士诚“仓皇归府第，拒户自缢”，被其将解救，做了俘虏。徐达几次派张士诚的部将李伯升和其女婿潘元绍劝他投降，“士诚瞑目不答”，后被解“至金陵，竟自缢死，年四十七”(95)。于是吴地悉平，“所得城中兵民二十余万”(96)。平江固守十月，才被攻破。朱元璋改平江路为苏州府，命何质任知府。
张士诚从至正十三年（1353年）起兵，称诚王，到至正十七年就投降了元朝，后于至正二十三年复自立为吴王，但这时张士诚和其大臣将领们，惟知修府第，建园池，吃喝玩乐，已经腐朽变质。吴政权只不过是一个封建割据政权而已。张士诚也没有远大的抱负，被刘基讥为“自守虏”(97)。当朱元璋与陈友谅于鄱阳湖大战时张士诚竟不出平江一步，坐等朱元璋来逐个消灭。但张士诚于刚起义时高邮会战大败元兵，在元末农民战争中作出了贡献。
3．方国珍投降
当平江即将攻破时，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九月，朱元璋又遣将派兵去攻打割据在浙东的方国珍。原来，在至正十八年攻占婺州与方国珍接境后，朱元璋曾派刘辰去招谕方国珍。方国珍看到朱元璋兵势强盛，难与争锋，派使者随刘辰向朱元璋奉送金银绸缎，表示“愿合力攻士诚”，又申明俟朱元璋攻下杭州，就献纳温、台、庆元三郡。但同时，方国珍仍不断为元朝海运粮食去大都。等到朱元璋攻下杭州，方国珍怕被并吞，就“北通扩廓帖木儿，南交（福建）陈友定，图为犄角”(98)，与朱元璋相对抗。并“日夜运珍宝，治舟楫”，准备万一抵敌不住时就逃往海上(99)。但陈友定和扩廓根本无力来支援，方国珍士卒也“多怀惧亡去者”(100)，不想为方国珍卖命。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九月，朱元璋的部将朱亮祖率军攻下台州，接着又攻下温州。十一月，朱元璋的另一部将汤和率军进占庆元（今浙江宁波），方国珍逃入海岛，又为朱元璋的部将廖永忠所率舟师击败。方国珍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只好向朱元璋投降。他被授为“广西行省左丞，食禄不之官”，数年后死于南京。(101)
五、南平闽广和北伐中原
1．闽广的平定
朱元璋在攻克平江以后，于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即派胡廷瑞为征南将军，何文辉为副将军，从江西率师进攻福建。同年十一月，方国珍投降，于是朱元璋又命汤和、廖永忠率水师自明州（今浙江宁波）由海道取福州。当时福建为陈友定盘踞着。陈友定系福建福清人，后徙居清流，家贫，曾佣于富室(102)。陈友定虽系贫苦农民出身，但在元末农民战争中却站在农民军的对立面。当至正十八年陈友谅的农民军攻入福建汀州时，陈友定参加了地主武装，镇压农民军。因他为元朝统治者拼命卖力，得到赏识，一直被任为福建行省平章，占据了福建八郡之地，“鹰扬跋扈”，“驱官僚如圉仆，擅
禀如私藏”(103)。但对元朝政府却是一副奴才相，极为恭顺，每岁为元都输粟数十万石。
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十一月，胡廷瑞由江西度杉关，下光泽，连续攻克了邵武、建阳。同时，汤和与廖永忠所率的水师也攻下了福州。第二年正月，汤和与廖永忠攻下了延平，执陈友定送应天处死。朱元璋部从出师到攻下延平历时四月，接着又攻克了福建的其他地区，平定了福建(104)。
福建的平定，为朱元璋部向两广进军打下了基础。当胡廷瑞攻福建时，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十月，朱元璋就派湖广行省平章杨璟和左丞周德兴等率师由湖广取广西。第二年二月，汤和、廖永忠攻下福建延平后，朱元璋又令廖永忠和朱亮祖率军由海道取广东，另派赣州卫指挥使陆仲亨由韶州（治曲江，今广东韶关）直捣德庆，与杨璟、廖永忠三路进军，水陆并进。三月，廖永忠舟师于潮州登陆，驻广州的元左丞何真“籍所部郡县户口、甲兵、钱谷，奉表归附”。于是广州及其附近州县皆降于明(105)。四月，陆仲亨率兵连下英德、清远、连江、连州、肇庆及德庆诸郡县，元守将弃城逃跑(106)。三路明军中惟杨璟一路遭到了元军的顽强抵抗。杨璟出兵的第二年正月，所部进抵永州（治零陵，今湖南永州），久围未下，直到四月，始攻克永州。而后，率兵进抵靖江（今广西桂林）。这时朱亮祖也率师入广西，与之会师围攻靖江，“相持凡两阅月”，到六月才攻占了靖江城(107)。接着南宁、柳州等州县皆投降明军，广西平定。洪武二年（1369年），即于其地置广西行省。
2．北伐中原
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九月二十八日，“平吴师还，论功行赏”。第二天徐达等诸将入谢，朱元璋问大家：“公等还第置酒为乐否？”对曰：“荷主上恩德，皆置酒相庆。”朱元璋说：“宁不欲置酒与诸将为一日之欢，但中原未平，非宴乐之时。公等不见张氏所为乎，终日相与酣歌乐，今竟何如！宜深戒之。”(108)朱元璋没有为胜利所陶醉，在消灭张士诚割据势力以后，休整未及一月，即于十月二十一日命“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帅师二十五万，由淮入河北取中原”(109)。
对于北伐的进军路线和战略部署，朱元璋作了审慎的筹划。他先向将领们征询意见，常遇春提出“直捣元都，以我百战之师，敌彼久逸之卒，挺竿而可以胜也。都城既克，有破竹之势，乘胜长驱，余可建瓴而下矣！”朱元璋不同意这个轻敌冒进方案，认为“元建都百年，城守必固”，若“悬师深入，不能即破，顿于坚城之下，馈饷不济，援兵四集，进不得战，退无所据，非我利也”。朱元璋提出了稳扎稳打，逐步推进的战略：“先取山东，撤其屏蔽。旋师河南，断其羽翼。拔潼关而守之，据其户槛。天下形势入我掌握，然后进兵元都，则彼势孤援绝，不战可克。既克其都，鼓行而西，云中、九原以及关陇，可席卷而下。”“诸将皆曰善”(110)。以后北伐战争基本上就是按照这一方案实行的。
为了向北方人民说明北伐的道理，使得“兵至，民人勿避”，朱元璋让宋濂撰写了一篇告北方人民的檄文。这一篇檄文表现了大汉族主义思想，把国内的少数民族一概称之为“夷狄”。少数民族只能受汉族的统治，否则就是“冠履倒置”。它还极力强调天命论，说元朝蒙古贵族入主中原，“此岂人力，实乃天授”。到元末“天厌其德而弃之”，朱元璋才“恭承天命”来统治中国。这样，红巾军打击元朝统治的事实被一笔勾销，一切都归于天命。另外，它又明确表示，要维护封建纲常，提出“立纲陈纪，救济斯民”，恢复“君臣父子夫妇长幼之伦”的口号。这些，都十分清楚地说明，朱元璋是以封建君主的立场来宣告自己的政治意图和建构未来帝国的。这对元末农民大起义来说，自然是一种背叛。但这一篇檄文所提出的以汉族为中心的主张，在当时元朝统治者对广大汉族人民实行民族压迫政策的情况下，不能不说具有一定的反民族压迫的正义性，其“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对汉族各阶层人民都是颇具号召力的。同时，檄文揭露了元朝的腐朽统治，指出：“有司毒虐”，造成“人心离叛，天下兵起，使我中国之民，死者肝脑涂地，生者骨肉不相保”，朱元璋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实行北伐，“拯生民于涂炭”。这对长期处于兵荒马乱、颠沛流离中的广大人民，自然也有很大的吸引力。此外，这篇檄文还特别强调军纪，提出“号令严肃，秋毫无犯”的保证，并告诫将士，“克城勿妄杀人，勿夺民财，勿毁民居，勿废农具，勿掠子女”(111)。这种政策，在当时无疑也是顺乎民心的。而檄文对蒙古色目人宣称，“愿为臣民者，与中夏之人抚养无异”，这又解除了一般蒙古人和色目人的疑惧心理，减少了进军的阻力(112)。可见，这篇檄文不能一笔抹煞，它具有一定的进步性，能起一定的积极作用。
由于朱元璋北伐军队纪律严明，战略部署正确，以及北伐檄文在安定民心和瓦解敌军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所以北伐军事进展顺利。从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十月出师，到第二年（1368年）二月，三个月左右的时间就平定了山东。接着由山东折而向西分水陆两路进攻河南。水路，“开耐牢坡坝，引舟师由郓城趋汴梁，以取河南”(113)。陆路由归德（治睢阳，今河南商丘）进入河南，攻下了陈州（治宛丘，今河南淮阳）、许州（治长社，今河南许昌）等地。元汴梁（开封）守将不战而降。四月，徐达率步骑由中滦进取河南（洛阳），于洛水北大败元军，进逼河南城北，元河南行省平章梁王阿鲁温降。这时征南将军邓愈帅师攻占了南阳路。而冯胜所部也攻克了陕州（治陕县，今属河南）、潼关等地，扼住了三秦门户，阻断了驻扎在关陇地区的元将李思齐、张思道等与元朝的联系。元朝大都的屏蔽已撤，外援被截断，陷入了明军的弧形包围圈中。五月，朱元璋亲自来到汴梁，听取了徐达、常遇春、冯胜等将领关于前线军事情况的汇报，并研究了下一阶段的战略步骤。冯胜留守汴梁，何文辉守河南（洛阳），郭子兴和康茂才镇潼关。闰七月，徐达等“分布士马规取河北”(114)。
当明军攻下汴梁，拟向大都合围时，元朝的各地军阀部队正在互相火并。原来，当朱元璋并吞陈友谅后，元朝命扩廓“总天下兵”，“南平江淮”。扩廓进军到河南，发檄征调关中李思齐、张思道、孔兴和脱列伯所部军队。李思齐得檄文大怒道：“吾与若父交，若发未燥，敢檄我耶！”令其下一甲不得出武关。张思道等亦皆不听调。于是扩廓西入关，攻李思齐等，双方“相持经年，数百战未能决”。这时，扩廓的部将关保、貊高倒戈反攻扩廓。元顺帝见扩廓势孤，就命令“李思齐等东出关，与貊高合攻扩廓”。“扩廓愤甚，引军据太原，尽杀朝廷所置官吏。于是顺帝下诏尽削扩廓官爵，令诸军四面讨之”(115)。元朝统治集团内部的自相残杀，给明军的北伐造成了有利时机。到闰七月初，关保、貊高被扩廓擒杀。初三日明军取卫辉（今河南卫辉），初五日，占彰德（今河南安阳），初九日，下广平（今河北永年）。这时，元朝统治者慌了手脚，于十九日诏复扩廓所有官爵，并要扩廓和中书右丞相也速、陕西左丞相秃鲁以及平章政事李思齐，“四道进兵，掎角剿捕，毋分彼此”(116)。但为时已晚，明军以横扫千军之势直向大都推进。十一日，当明军攻克临清后，徐达命诸将“各率马步舟师大会于临清”。临清城濒运河东岸，是冀鲁豫三省交界地区水道的枢纽，卫河由此入运，水量大增，可直达大都。明军在临清休整、补充了刍粮以后，“徐达率马步舟师北发”，十五日攻下了德州，二十日进抵长芦、直沽，“获海舟作浮梁济师，常遇春率舟师，诸将率步骑，夹河进”。二十五日进抵河西务，郭英追元军至通州城下，杀元知院卜颜帖木儿，擒元宗室梁王孛罗。二十七日夜克通州(117)。元顺帝得知明军已到通州，大惧，当即“集后妃太子议避兵北行”；第二天天刚亮，又“召集群臣会议端明殿”，“左丞相失烈门、知枢密院事黑厮等皆劝固守京城”。但元顺帝感到大势已去，怕困守孤城，像宋朝徽、钦两帝那样当俘虏，决计弃城北逃。临行，留淮王帖木儿不花监国，丞相庆童留守，当替死鬼。元顺帝自己则于二十八日夜三鼓和后妃太子“开建德门，由居庸关北走”，逃往上都。八月二日，徐达等至齐化门，“将士填壕登城而入”(118)。执元监国淮王帖木儿不花和丞相庆童等，斩之。从此，正式结束了元朝的统治。但广大人民迎来的仍然是一个封建专制主义的明王朝，历时十七年的元末农民大起义，以地主阶级的改朝换代而告终。
六、明王朝的建立和元末农民起义的意义
朱元璋在派兵南平闽广和北伐中原期间，于1368年正月正式建立了明朝，年号洪武，建都于南京，做了明朝的开国皇帝，史称明太祖。
元末农民大起义，历时十七年之久，遍及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在我国农民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最后，虽被以朱元璋为代表的新兴地主集团所利用，成为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但它却具有巨大的历史意义和作用。
以蒙古贵族为核心所建立的元朝，是我国历史上由少数民族统治的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蒙古贵族为了确保他们的统治地位，实行了残酷的民族压迫政策。经元末农民大起义浪潮的冲击，元朝统治被推翻了，拆除了民族压迫政策所造成的藩篱，使得我国各民族之间得到了进一步的团结和融合。
蒙古贵族在统治全国期间，把他们的一些落后的生产方式强加给中原地区的汉族人民，使大量人民沦为驱口，把手工业工人变为工奴，把耕地变为牧场。这便严重地阻碍和破坏了生产力。元末农民大起义，冲击了这些落后的东西，不少驱丁获得了人身自由，手工业工人也从工奴地位中解放了出来。
元朝末期政治腐朽，王公贵族、官僚地主、僧道等寄生阶层恶性膨胀，土地高度集中，经过元末农民大起义的扫荡，不仅许多蒙古王公贵族被赶跑或杀死，汉族官僚和地主也遭到了严重的打击，“自丧乱以来，名门巨室往往散落”(119)。“江南北巨姓右族，不死沟壑，则奔窜散处”。(120)“往年大姓家，存者无八九。”(121)这些情况的出现，正是农民战争摧枯拉朽，消灭了大批寄生阶层的结果。这使高度集中的土地又分散到农民手里，使得明初实行屯田和开荒有了基础，为明初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具备了条件。
元末农民起义虽然以改朝换代而告终，而这改朝换代本身，就是对社会历史的巨大推进。我国封建社会每个王朝的末期，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所产生的痼疾，在本朝内部，不论采取何种自救运动，都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通过农民起义推翻旧王朝的统治，才能除掉社会的痼疾，使得新王朝的政治比较清明，社会经济也才有生机。元末农民起义正是起了这样的作用。
(1) 《明史》卷1《太祖纪》。
(2) 《皇明本纪》。
(3) 《御制皇陵碑》。
(4) 钱谦益：《国初群雄事略》卷2《滁阳王》。
(5) 《御制纪梦》。
(6) 《御制纪梦》；《明太祖实录》卷14。
(7) 《明太祖实录》卷1。
(8) 《皇明本纪》。
(9) 《御制纪梦》。
(10) 《皇明本纪》。
(11) 钱谦益：《国初群雄事略》卷2《滁阳王》。
(12) 《明史纪事本末》卷1《太祖起兵》。
(13) 《御制纪梦》；《明史纪事本末》卷1《太祖起兵》。
(14) 《明太祖实录》卷1。
(15) 钱谦益：《国初群雄事略》卷2《滁阳王》。
(16) 《明史》卷129《冯胜传》。
(17) 《明史》卷127《李善长传》。
(18) 《明史》卷127《李善长传》。
(19) 《明太祖实录》卷1。
(20) 《明史》卷127《李善长传》。
(21) 《明太祖实录》卷1。
(22) 《明史纪事本末》卷1《太祖起兵》。
(23) 《明太祖实录》卷1。
(24) 《皇明本纪》；《明太祖实录》卷1；《明史》卷122《郭子兴传》。
(25) 《明史纪事本末》卷1《太祖起兵》。
(26) 《明太祖实录》卷2；《皇明本纪》。
(27) 高岱：《鸿猷录》卷2《宋事始末》；《明史纪事本末》卷1《太祖起兵》。
(28) 《明史》卷133《俞通海传》。
(29) 高岱：《鸿猷录》卷1《集师滁和》。
(30) 《明太祖实录》卷3。
(31) 《皇明本纪》。
(32) 《明太祖实录》卷3；谈迁：《国榷》卷1。
(33) 《明太祖实录》卷3。
(34) 《明太祖实录》卷3；高岱：《鸿猷录》卷1《定鼎金陵》；《明史纪事本末》卷1《太祖起兵》。
(35) 《明史纪事本末》卷1《太祖起兵》。
(36) 《明太祖实录》卷3；钱谦益：《国初群雄事略》卷2《滁阳王》。
(37) 谈迁：《国榷》卷1；《明史纪事本末》卷1《太祖起兵》。
(38) 《明太祖实录》卷4。
(39) 《明太祖实录》卷4；高岱：《鸿猷录》卷1《定鼎金陵》。
(40) 《明太祖实录》卷4。
(41) 《明史》卷1《太祖纪》。
(42) 《明太祖实录》卷5。
(43) 钱谦益：《国初群雄事略》卷1《宋小明王》。
(44) 上述所列攻克州县时间见《明史》卷1《太祖纪》。
(45) 《明史》卷1《太祖纪》。
(46) 叶子奇：《草木子》卷3《克谨篇》。
(47) 宋濂：《宋学士文集》卷3《胡参军神道碑》。
(48) 刘基：《诚意伯文集》卷首《诚意伯刘公行状》。
(49) 刘基：《诚意伯文集》卷13《感时述事十首》。
(50) 刘辰：《国初事迹》。
(51) 《明太祖实录》卷8；《国初礼贤录》。
(52) 刘辰：《国初事迹》。
(53) 王祎：《王忠文公全集》卷1《感兴诗》。
(54) 《明史》卷137“赞”。
(55) 《明史》卷127《李善长传》。
(56) 《明史》卷136《朱升传》。
(57) 陶安：《陶学士文集》卷首。
(58) 《国初礼贤录》。
(59) 王世贞：《弇州史料前集》卷28《浙三大功臣赞》。
(60) 刘辰：《国初事迹》。
(61) 宋濂：《銮坡前集》卷5《胡越公新庙碑》。
(62) 苏伯衡：《苏平仲文集》卷12《俞元瑞墓志铭》。
(63) 宋濂：《銮坡前集》卷7《送许时用还越中序》。
(64) 《明史》卷138《周祯传附端复初传》。
(65) 《明太祖实录》卷4。
(66) 宋濂：《宋学士文集》卷3《王郎中墓志铭》。
(67) 刘辰：《国初事迹》。
(68) 刘辰：《国初事迹》。
(69) 叶子奇：《草木子》卷3《克谨篇》。
(70) 《明太祖实录》卷8。
(71) 《明史》卷123《陈友谅传》。
(72) 《明太祖实录》卷8。
(73) 《明太祖实录》卷8；《明史》卷1《太祖纪》，卷128《刘基传》，卷123《陈友谅传》。
(74) 《明太祖实录》卷12。
(75) 童承叙：《平汉录》。
(76) 《明太祖实录》卷12。
(77) 高岱：《鸿猷录》卷3《克陈友谅》。
(78) 《明太祖实录》卷12。
(79) 《明太祖实录》卷14。张士诚早已于至正二十三年自立为吴王，为什么朱元璋还要称吴王呢？这是因为当时社会上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但看羊儿年，便是吴家国。”羊儿年是丁未年，即至正二十七年，为了迎合这首民谣，所以，朱元璋也称吴王。因此，有人就称张士诚为东吴，朱元璋为西吴，“时以金陵为西吴，平江为东吴”（《吴王张士诚载纪》卷2）。
(80) 吴宽：《平吴录》；《明史》卷123《张士诚传》。
(81) 《明史》卷123《张士诚传》。
(82) 《明史》卷123《张士诚传》。
(83) 《明史》卷123《张士诚传》。
(84) 《明史》卷123《张士诚传》。
(85) 《明史》卷123《张士诚传》。
(86) 刘辰：《国初事迹》。
(87) 吴宽：《平吴录》；《明史》卷35《五行志》。
(88) 贝琼：《清江贝先生集》卷2《铁崖先生传》。
(89) 《明太祖实录》卷15。
(90) 钱谦益：《国初群雄事略》卷7《周张士诚》。
(91) 《纪录汇编》卷200《前闻纪·平吴仁言》。
(92) 《明太祖实录》卷16。
(93) 《皇朝本纪》。
(94) 《明太祖实录》卷19。
(95) 《明史》卷123《张士诚传》。
(96) 高岱：《鸿猷录》卷4《克张士诚》。
(97) 《明史》卷128《刘基传》。
(98) 《明史》卷1《太祖纪》；《明史纪事本末》卷5《方国珍降》。
(99) 《明史》卷123《方国珍传》。
(100) 《明史纪事本末》卷5《方国珍降》。
(101) 《明史》卷123《方国珍传》；《国初群雄事略》卷8《方谷真》。
(102) 《明史纪事本末》卷6《太祖平闽》。
(103) 《明史》卷124《陈友定传》。
(104) 《明太祖实录》卷25；《国初群雄事略》卷12《陈友定》。
(105) 《明太祖实录》卷26、27；《明史》卷130《何真传》。
(106) 《明史纪事本末》卷7《平定两广》。
(107) 《明太祖实录》卷27、28；《明史纪事本末》卷7《平定两广》。
(108) 《明太祖实录》卷20。
(109) 《明史》卷1《太祖纪》。
(110) 《明太祖实录》卷21。
(111) 《明太祖实录》卷21。
(112) 《明太祖实录》卷21；《鸿猷录》卷5《北伐中原》。
(113) 《明太祖实录》卷27。
(114) 《明史纪事本末》卷8《北伐中原》；《鸿猷录》卷5《北伐中原》。
(115) 《元史》卷47《顺帝纪》；《鸿猷录》卷5《北伐中原》；《明史》卷124《扩廓帖木儿传》。
(116) 《元史》卷47《顺帝纪》。
(117) 《明史纪事本末》卷8《北伐中原》；《鸿猷录》卷5《北伐中原》、《克取元都》。
(118) 《明史纪事本末》卷8《北伐中原》；《元史》卷47《顺帝纪》。
(119) 张羽：《张来仪文集·晚翠轩记》。
(120) 贝琼：《清江贝先生文集》卷8《送王子渊序》。
(121) 李继本：《一山文集》卷1《送李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