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清仁
作品　《博弈》

《博弈》这部纪录片关注了北京和天津之间廊坊的两个小村庄从2003年至今的拆迁事件。在影片的开头，种着果树的土地上被打下木桩，预示着拆迁的命运在等待着这里的村民。

麻营村被一条双向四车道的104国道分成了两半，奔流不息的车辆常常拦住希望穿过马路的羊群。村里国道以西的54户农民，因华为集团预备在这里投资建厂而面临拆迁。村书记赵友仓马路边上的房子被借用为开发区管委会拆迁指挥部。贴上红字招牌之后，这套平房里召开了第一次会议，麻营村的拆迁正式启动了。

梨园村相距麻营村3公里，2003年廊坊开发区修建的新奥艺术大道把村庄撕裂成两半，200多户农民因此失去了住宅。目前，他们面临的问题是，承诺在2003年11月迁住楼房，但直到2005年仍然没有落实。拆迁户陈志刚是梨园村村民，家里的两个孩子正在院子里抱着小狗玩。他在家中拨通了市长热线，自己刚刚盖起来的屋子因属于违章建筑又要被扒，他恳求接线人员和市长说一声。另一个拆迁户张连仲的父母瘫痪在床，因为怕老人死在屋里，没有人愿意租给他们房子，一家只能租住在弟弟张连生家中。张连仲的母亲嗜酒，一天常常要喝两三顿，每顿都要子女给倒上半玻璃杯，一饮而尽。

麻营村，拆迁队伍开始走家串户。拆迁户们认为，这些人是打着政府旗号，为华为老板干事。他们的要求并不高：第一，不能减少住房面积；第二，不能降低生活水平。拆迁办希望赵友仓等村干部入户做工作，但赵友仓只能尽力而为，因为拆迁队走后，他仍然要在村里生活，毕竟这些拆迁户都是低头不见抬头见的老乡亲。

市长热线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陈志刚和梨园村其他的22户拆迁农民决定用法律的手段维权，状告开发区管委会违法违约。在开发区法院，陈志刚递交了材料和诉状。张连仲家中，瘫痪的母亲趴在床上吃完饭，点上一根烟，又喊儿子给她倒酒，儿媳妇桂兰挡不住婆婆的乞求，倒了一杯白酒递过去。张连仲拿出了母亲做的绣花袄和电视机罩，说母亲并不是笨人，只是一肚子苦没有地方说。张母说，喝点酒就能够早点死了。

麻营村里，拆迁的头几天进展并不顺利。拆迁工作人员干脆在指挥部里围在一起打扑克、喝酒来消遣时间。这几天赵友仓一直没有出现，拆迁办主任估计，可能是因为面子上过不去。过了几天，拆迁办贴出告示，廊坊开发区工委书记召集拆迁户开会。在主席台的正中，这位书记和村民解释着拆迁的巨大意义。华为投产后，每年能给廊坊纳20亿的税，这等于建国以来五十年廊坊6750平方公里土地上390多万人贡献的一半。底下的村民抽着烟，用怀疑的目光看着讲台。屋外开始下雨，有村民慢慢退场，赵友仓在门口说，开发区主要领导都在，要抓住机会给领导提出自己的想法。

一个年长的村民，赵俊东，终于吭气了。他说，华为再大不是我考虑的内容，我就考虑我家的事情；不论华为老板有多少钱，在法律上都跟我一样，买卖双方体现的是公平。开发区管委会的法律顾问说，村里的土地属于集体土地性质，征前拆迁属于征用土地上的附着物，而不属于城市房屋。赵老爷子说，附着物也要有附着物的标准，也得看看着的是什么才能定价，不能当砖头就卖了。

农民用违章建筑回应开发区在拆迁中的违法违约。陈志刚家就住在违章建筑的平房里，在这个平房中，二十几户村民分看着陈志刚带回来的按了红手印的诉状。张连仲的母亲又要酒喝，张连仲新开了一桶，埋怨母亲不听话，张父则在边上哭了起来。半杯白酒下肚，张母说，现在连插棵葱的地方都没有，多大一片产业都没了，国家给的钱连一间房子的价钱都不够。

由于赵俊东在会上主动冒头顶撞领导，村民把他当成了英雄，拆迁办也把她列为了重点工作对象。赵友仓带了拆迁办的人到赵俊东家里看看房子，老爷子嘟囔着给开了门。相比在会上，他的口气软了很多。他早就意识到扛不过去，农民的命不值钱，只要能够贴补贴补，让他能够住得起楼房就行，但现在给的补偿款连一半的面积都买不了。拆迁指挥部里，开发区的领导说，麻营村的开局非常好，虽然只有几户签了协议，但毕竟是动起来，之后肯定是一个看一个。

在一间红砖砌成的毛坯房里，陈志刚正用塑料布堵住窗户，准备临时凑合住一段时间。屋里的地上都是黄土，一只苍蝇在刚刚订好的塑料布上爬行。继陈志刚家之后，梨园村又有一些家庭陆续迁入属于违章建筑的新房，木板搭起了床铺，再将脏兮兮的被子搬过来，家就是这样。不过，好景不长，2005年5月，法院警察出动拆除违章建筑。几个女村民哭着向法院院长讲道理，但伴随着村民的哭泣，房子还是被铲车推掉了。

麻营村里，书记赵友仓带头拆迁，把家里的东西都搬走了。脏兮兮的小狗在一边悠闲地看着一切，无动于衷。2005年6月23日，距离管委会规定的拆迁期限只有2天了。拆迁办的崔主任和村民聊天，只要在25号之前签协议，奖金仍然还有，如果过了25日，有关部门和核对手续，超出宅基地的部分一概不补。村民们听了这段类似于最后通牒的话之后，都陷入了沉默，赵老爷子苦恼地摸着脑袋，不知所措。25日傍晚，拆迁协议最后几个小时，拆迁干部也继续到村民家里做工作，只要今天签了字、把屋顶的瓦捅下来几块，就能拿到奖励的5000块钱。晚上，54户村民中的51户都签了协议。凌晨一点半，开发区管委会深夜举行庆功宴，拆迁干部们感叹，终于没有白办这趟差。

2005年6月30日，梨园村民陈志刚等诉开发区管委会行政纠纷案，在立案102天后终于开庭。庭审中，双方律师唇枪舌剑。庭审后不久，张连仲父亲就去世了。2006年冬天，大地一片白雪皑皑。梨园村的小孩子们堆起了雪人，篱笆围起的院落，门上贴着福字，仿佛一片安详。由于农民不懈的维权，管委会终于进行了重大政策调整，拆迁户楼房分配标准从每人30上升到55平米，价格从850元降到600元。陈志刚分到了两套共240平米面积的楼房，而张连仲也搬到了同一个小区里入住。张连仲的母亲仍然抽烟，不过已经双目失明，逐渐失去了记忆。2009年3月13日，张母去世，张连仲也一蹶不振，精神恍惚，第二年5月不慎从施工房顶摔下，抢救无效，终年49岁。

（《博弈》，梁君健/文）

大家都被裹胁在这个时代洪流里，在经济大革命的浪潮中，所有人都是战壕里的敌人、一个战车里的敌人。

导演介绍

王清仁，热浪纪录片工作室创办人，2002年开始纪录片创作，以制片人身份参与的影片有《军训营纪事》、《喧哗的尘土》等，导演、拍摄、剪辑的影片有《中国夏令营》、《合唱》、《博弈》等。纪录片《博弈》曾入选第34届香港国际电影节和第二届澳门国际电影节。

导演专访

当时拍《军训营记事》，您做制片人和录音，导演是您的好朋友，为什么不自己拍呢？

王清仁：我自己对纪录片的了解有一个过程。80年代末的时候非常喜欢纪录片，那会儿《话说长江》、《望长城》刚刚出现，我们得不到纪录片的资讯，不像现在有很多渠道，所以觉得这个样式有意思。后来偏离了这个方向，跑了十几年的新闻，但是这个东西没有忘，老觉得是自己的方向和目标。当十几年后我重新回到纪录片的时候就义无反顾了，它是我人生的一个方向和位置。《话说长江》在视听语言上是非常连贯的，音乐、解说词、画面，只不过有一些主持人参与，比过去三张皮的稍微近了点儿。《望长城》因为是和日本人合作的，同时拍两套片子。实际上日本人的片子要比我们好得多，我们受他们影响，比当时其他纪录片拍得好，尽管有一些很做作的安排，设置了一些悬念，但是毕竟给了你一些纪实感、现场感，这是当时电视节目里看不到的。

当时和日本合拍丝绸之路，我们拍得效果很差，日本那边就做得非常精美。

主要是素材的采集和方法。当时好多声音因为不够专业抓不到，观念太落后，后来意识到得准备好，这样的过程很有意思。日本的片子也有扮演，也请了一个演员徐兴权来做主持，感想部分作了扮演。

您是80年代读的大学？学什么专业？

80年代中期，学的中文。纪录片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它让你真正深入社会，了解社会结构和人的内心世界。拍一个人要长期观察，才会有你的看法。而且在摄影机后面看人和平时看人是不一样的。

前几年火的纪录片是一些自然发现探索类的，这几年关注社会现象的就比较火了。

你说的这个现象其实是国际上很重要的片子，全世界栏目化生存的片子都差不多，Discovery叫纪录类栏目，不叫纪录片。纪录片是电影，电影有划分，有艺术电影、商业电影等等，我们国家的划分不清楚，专题片和纪录片搞混。电影和电视分得不清楚，它们都是用视听语言，但电影和电视的区别是空间和人群不一样。电影要穿得整齐买了票去的；电视在厕所里就可以看，厨房也可以看，和别人聊天也可以看。媒体的收视率和商业化促成了要短频快，所以像Discovery那样的东西都是快餐化的。这也涉及到了我们个人的追求，你要做什么。我们从02年开始就确定了要做艺术电影，欧洲有专门的纪录片电影节，艺术电影节里也有纪录片的单元。

西方这方面做得很完善。

他们把这个当电影、艺术来看，不是在媒体上随便做的专题片、易碎品。特别是《军训营记事》，5月份参加完会议，7月份选定了这个题目，拍摄了半个月。因为当时合作需要资金，我个人拿出来一些钱。10月份我们的片子就在法国的国际音像节入选了创意纪录片单元。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鼓励，欧洲观众非常热情，非常喜欢，说片子像故事片一样美丽，可以看出你们拍纪录片的才华。当时拍的是即将升入初中的一群五年级孩子，都十一二岁，吃住在一起，对整个军营作了全景式的观察，军营是一个社会的缩影。巴黎一些中学生专门去看，电影一散，就邀请我们讨论一些问题，虽然对中国的独生子女问题、学生为什么要军训等背景还不太了解，但是他们对片中一些孩子的故事很感兴趣，特别是老师和学生、学校和军营、家长和军营的关系。后来我们又到了阿姆斯特丹走访了几个电影节，王兵的片子在那边放。当时一个法国的发行公司要跟我们合作，发行我们的片子，投资新的，于是开始和BBC、欧洲艺术台、加拿大的CBC、比利时的国家电视台等媒体合作。后来我们又合作了几个片子：一部叫《喧哗的尘土》，拍湖南的一个城乡结合部底层人的生活，03年拍的，04年入选了阿姆斯特丹电影节，05年入选马赛国际纪录片电影节，还得了奖。于是我们更加有信心做纪录片，在阿姆斯特丹纪录片展上找了一个基金，当时做了个片子叫《中国夏令营》，关于美国大学生来辅导中国中学生英语的。美国大一大二的学生和中国的初中生他们交流语言，那种文化的冲突、教育理念的不同，对中国的教育、家庭和青年人的了解，也是一个教育交流的片子。

《博弈》这个片子上升到了社会焦点问题是吗？

这个片子从05年拍到09年，我对底层人的生活比较感兴趣，特别是农民的生活。开始觉得开发区农民的生活应该是比较好的，后来我走进了他们，反差非常大。农民一下子失去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但又不是城市居民，没有户口，没有土地，没有待遇，没有房子，是一个失去身份的人。利益集团和政府的合作牵手让他们的身份和心理发生了很快的变化，当时有一种强烈的意识要记录他们的生活。后来接触到了梨园村的农民，他们03年就把房子给拆了，05年的春天还没有房子，只能村民之间互相租，遇到了很多问题。比如儿子大了娶媳妇，没法儿安排，一个女孩嫁人也没房子。农民一辈子就是要买房子，装修好了嫁过来保险，有生活的基础，父母也算完成了一件大事。很多老人的问题最大，房子几乎是他一辈子的心血。片中的老太太把三个儿子的房子都置办好了，好不容易生活好起来了，结果一下子拆了两个儿子的。他的老伴儿又得了半身不遂，房子一拆她也病倒了，这个家庭就出现了非常大的困难。没有人接纳他们，农村非常忌讳，住在我家，还死在我家。

农村是一个面对面的社会，一个村庄的历史大概有几百上千年，有固定的邻里关系、生产关系、宗族关系，相对来说空间固定，谁家跟谁家挨着，谁家和谁家合得来，谁家祖辈爷爷太爷爷怎么样，孙子如何如何，都非常清楚，在这样一个熟人社会中很安全、很习惯。虽然他们之间也有矛盾，但这构成了农业文明最重要的基础。这三十年来变化最大的就是农村，因为我们取得这么大的成就的代价是什么，是农民，他们的土地，他们的身体以及青春和汗水。包括在城市打工的，四五十岁回去，都是一身病，现在又没有身份了，青春都献给了改革开放，但是没挣到多少钱，甚至有时候会被拖欠。特别是他们失去了住房，居无定所，这种空间的变化就会在人的内心激起巨大的波澜，这就让我思考人和空间的关系，这是我片子里要讲的一个方面。我们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让很多农民失去了土地和住宅，空间变化又在他的内心掀起了层层波澜，有的人迷失了，不知道现在生活是什么，像那位老太太失去了思考，像赵俊东，那样一个硬汉，被摆平了，他的忏悔到现在还在影响他，甚至还会影响他一生。最近他随我去台湾，观众看完了以后陪他聊，说看完以后非常难受，他不愿意跟村民交流了，他那样的一个村民领袖，现在成了孤家寡人，他没办法面对乡亲，但是在利益面前他又非常追悔，这种空间改变对他的伤害是可以看到的。对村官的伤害也很大，他们很快就学会了政府的一套工作方法，而且炉火纯青，由双面人变成了一种更复杂的状态，甚至他们的家庭都面临着问题，比如那个书记他现在离婚了。我们的政府失去的也很多，因为在很大程度上是失信于民的，让老百姓心里觉得是不可信和不可靠的，你说的话、你的政策没有实现。他们本身也是悲剧人物，他们也是为了GDP，为了上级老板，为了完成任务，为了搞政绩。大家都被裹胁在这个时代洪流里，在经济大革命的浪潮中，所有人都是战壕里的敌人、一个战车里的敌人，所以人和空间的关系、政府和农民的关系、人和这个时代的关系，这是我想在片中表达的结构。但是观众能从中得到什么那是由他们决定的。

80年代后您一直在电视台工作吗？自己拍片是您的副业？

是的，在做纪录片栏目。片子基本上都是业余时间拍的，有些自己出钱，有些争取独立电影基金，这个电影就得到了CNEX的支持。08年末才得到这样一个项目，之前我大量使用自己的钱。我在选择一种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结合，精力和资金都用在我想用的事情上，买资料、买光盘、出去演讲都需要。

对您的生活影响大吗？

无所谓影响，对电影的追求是我生活的全部。在这部片子里，大部分观众都不从电影本体来谈论，这是对的。你搞研究时有个电影本体的观念了，在创作的时候就要考虑这个问题，怎样选择人物、角度、素材、镜头、剪辑，都是我要从本体出发考虑的问题。如果观众看了20分钟没兴趣了，就没法看了，让观众能看得下去是最重要的。电影要没法看就没法实现传媒的作用，因为它是不同于文字的东西，不是专题片，不是电视一样说几句就可以了，最重要的是靠观众心里认同才能实现你要表达的东西。观众认同这个人，他很孝顺，我没说，但是你认同，那我就做到了。所以我们必须回到电影，研究电影本体。

剧情片导演要担当一切，可是纪录片导演他对现实是无能为力的，那种现实的不可知其实也正是纪录片的诱惑所在。当我接到张连仲去世的消息时，我非常震惊，我赶到他家，还没来得及让他看这部片子，他就去世了，非常遗憾。这更加深了我对这个事情的理解，他在这个过程中内心失去了依靠，老觉得活着没意思，后来这样解脱是必然的，还是验证了我对事情的观察，但是我不能想象和接受这个事情，特别是剪片子时，到那时我还没觉得他死了。

您接下来还会拍这种触及社会问题的片子吗？

肯定会，现在在拍两个片子，一个是关于中国民间音乐，还有个关于一位老人的传奇经历。像老人的这部片子会有一些限制，影像的支撑、过去的事物、还有各种社会政治的忌讳，但总之我觉得知识分子应该有一种责任感，对社会应该有一种责任在里面。有的人认为很奇怪，在媒体里怎么能做这样的片子。不管体制内外，对一个知识分子来说，他给社会诊脉，有责任提出问题，我是搞影像的，有责任记录这个时代。

您以前是学中文的，80年代的青年都是文学青年，都想成为小说家，您是怎么想做这一行的？

我到电视台后就做影像，我也做过文学青年梦，但后来觉得不适合，我对影像更感兴趣，影像的魅力超过文字。

这个社会有很多负面的东西，您有没有想过用影像表达这种问题呢？

影像表达是具体的，视听语言不能直接概括，由具象到概括，文学是概括到具体。比如你读了红楼梦，心中有一个贾宝玉、林黛玉的形象，你看了电视剧，看一下他就长这样，最后这个人是怎么样，看完了以后就得出来了。我更愿意从具体的东西入手。所谓负面不负面我并不是很看重，实际上我们的社会可能是这样，但是在另外的人看来是另外的样子。问题不在于你看见的是什么样子，在于大家看的都能表达出来，然后让普通人自己判断这个社会到底是什么样子。你的资讯丰富了、多元了，得出来的结论相对就客观准确一些。纯粹真实的东西、不间断时空的记录在媒体里是不存在的。所以只要是媒体，不管是电影、电视、文字、广播，都不可能真实，都是被选择的，都是人来做的，所以让更多的人从不同的角度把他们的观点、观察呈现出来，让大家来思考，让社会来取舍，这才是一个健康的集体。就像我们去体检，不是要让医生夸你身体好，是一个客观的东西，不是说想让你得或者不得毛病，就是要客观地建议一下，让大家来看一下这个问题。作为一个纪录片导演，我的观点只是其中一种，但是各个角度的观点都可以存在，我们的社会大众会变聪明起来，社会就会变得健康。如果大家都认同这样是有问题的，就会思考，如果大家一致同意达到什么目的，肯定是危险的，历史的经验也证明了，比如大跃进。这个社会要有多元表达，我们还远远不够，我们怎样得到多元的表达还是一个问题。

您最近在做一个民间音乐的片子？

在我们那边有一个首批被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项目，是冀中地区农民吹管乐，和西安的仿唐乐、湖北的编钟、北京的智化寺音乐并称为四大古乐。音乐在中国有一个过程，在秦汉以前是礼乐，只有帝王才能享受和利用这个东西；到了汉代以后的唐宋，士大夫官僚开始有音乐；到了明清才真正走向了老百姓。（我拍的）这个音乐有五百多年的历史，大概是从明朝中叶以后开始存在的，保存得非常完整，有乐谱，老乐师一代一代口传心授，13套大曲、40套小曲都是古典的乐牌。京津地区90年代做过调研，很多地方都有，相对独立，演奏、传承得都差不多，堪称“国宝”，在当今也面临很尴尬的生存状态。传承是一个问题，年轻人对这个不感兴趣，他要去打工，没有时间学，师傅请徒弟都请不到。这个音乐传男不传女，不出村，主要内容是祭祀祈雨，是农民自己的音乐。农民放下锄头拿起乐器就是音乐家，他们对音乐有很好的教养，融化在血液里，所以才能传那么多年。老人们很着急，年轻人又是这样的状态，所以很矛盾。明清人为什么会传呢，因为朱元璋颁布了法令，村村必须建庙，要有乡规民约，挂二十四孝图，要祭祀祖先。最近几十年变化很快，政治在变，民俗也在变，但最终在丧葬仪式上是不能再减了，所以民间这些不要钱的吹吹打打得以留存，这种仪式是农业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是音乐走向民间以后形成的东西。

纪录片是作者对现实的解读，现实是一本书，怎样形成自己的看法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教育面临的问题。因为教育制度都是规定动作，要求学生掌握中心思想和段落意义，不鼓励创作。美国人怎么教历史，把书摆在这儿，你选一本读，读完了大家聊，聊完了一门课就结束了，各人有各人的看法，这就是对历史的重新研究，这段历史是活的，而我们是死的。比如现实当中你的大学生活，你的宿舍，几年之后有你不知道的或者没有理解的东西，是一个活的东西，但是我们把它看成死的。所以我们的年轻一代就没有看法，他等着老师、中央、报纸、电视说呢，不是自己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