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我第一次走进亨茨波因特社区，是因为别人告诉我别去那里。他们说那里太危险、太贫穷，而我又是个白人。他们说，“除非为了毒品和妓女，否则没人去那里”。直言劝我的人们包括我的同事（其他银行家）、邻居（其他富裕的布鲁克林人），还有朋友（其他学者）。他们都跟我一样，事业有成，受过良好的教育，都对布朗克斯区有一定的认识，但从来没有真正去过那里。
那是2011年，我在华尔街担任债券交易员的第18个年头。在市中心曼哈顿的交易大厅里，我每天坐在一排电脑后面，面对闪烁着的数字进行“赌博”，周围是成百上千做着同样工作的人。我住在布鲁克林的一套大公寓里，邻居们也都是成功人士。
我并没有打算听任何人的话，尤其是其他银行家、学者，以及我的受过良好教育的邻居们。我这几年来也都是这样。2008年，金融危机吞噬了整个国家和我的生活，我所在的花旗银行靠政府救助才渡过难关。我亲眼看到了我们的——包括我自己的——傲慢让我们陷入何种境地，又让这个国家付出了怎样的代价。我们这些银行家或者我的邻居们，倒没有真正损失什么。
我那时经常长时间散步，有时能走15英里[1]，去思考和减轻压力。但是如今，我散步的过程发生了变化。我不会计划着走完整条百老汇大街，或是沿着一条地铁线路走，我开始走进纽约市的那些偏僻地区，那些被认为不安全和无趣的地方。我散步没有任何目的地，最终能回家就行。在散步的过程中，我跟任何人都可以聊天，他们的建议为我指引方向，而不是靠我的本能或者地图。我也用相机拍下我所见到的人们，我越来越被人们跟我分享的人生故事所吸引。
这些路程和照片以及我听到的故事与走过的地方，让我获得了一种另类的学习方式。这学习不是依靠书本、数据、表格或是幻灯片，也不是通过课堂、讲座或纪录片，而是来自真实的人。
我开始发现和明白自己的世界是多么封闭和优越，而我自己又是多么狭隘和自私。这不光是说我的生活方式，还有我的所思所想。
这种认识来得缓慢，却令人震惊，总是令我抗拒。我当然知道自己生活条件优越。我拥有理论物理学博士学位，在华尔街的大公司担任债券交易员。我生活在布鲁克林最好的地段。我的孩子就读于私立学校。就像大多数成功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一样，尤其是纽约的那些人，我认为自己思想开通，受人尊敬，对自己优越的生活有充分的思考。我每天阅读三份报纸，我看有关社会问题的纪录片，我投票支持那些我觉得认可了我优越地位的政策。我为扶贫和匡扶正义的慈善项目付出过金钱和时间。我知道我很自私，但是我找到了为自己开脱的理由：难道不是所有人都是自私的吗？而且，我比别人好多了，看看我投出的选票（进步派立场）、我的信念（平等）以及我的同事们（来自世界各地的不同种族的人）。
我还觉得我自己跟周围的人不一样。我没有生在富裕的家庭里，我来自一个工人阶级生活的南部小镇。当然了，我的父亲是一名国际关系学教授，我的母亲在图书馆工作。但是我们没有很多钱，以我目前所在的纽约市的标准来看，更是如此。我没有上过寄宿学校或私立高中，也没有就读于哈佛大学或耶鲁大学。我读的是当地的公立高中，后来去了州级大学，我从13岁开始就自己打工赚学费。当然，我最后取得了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理论物理学博士学位。但是我告诉自己，那是物理学——一门理性和精深的学科，跟其他的可不一样。它又不是哈佛商学院。
但我开始意识到，归根结底，我跟别人并没有太大差别。我做着和美国的成功人士一样的事情，无论他们的政治信仰如何。我脱离了美国大多数人的现实。我进入了一个专属俱乐部，一个需要精英化教育才能加入的俱乐部。我坐在自己昂贵的家中，在高档的社区里，对那些我只是从书本上了解到的人，自以为是地进行着评判。
几年后，这些路程、照片以及我在路上遇到的人开始变得比我的工作还要重要。我减少了在办公室工作的时间，有时周五就不去上班了，或者在下午提前离开。我的级别让我拥有了这种灵活性。老实说，我只是没那么在乎了。
亨茨波因特社区位于南布朗克斯的一块延伸进伊斯特河的长条形陆地上。这里有三万人口，三面环水，与布朗克斯的其他区域相隔绝，仅靠一条六车道的高架公路与布朗克斯相连。公路旁是一条有半个街区宽的沟渠，里面是一条条铁轨。
在亨茨波因特的一端有一个封闭式的大型市场，肉类、蔬菜、水果和鱼类一应俱全。几乎所有出现在纽约市的食物，都首先经过这个市场。货物用半拖车、卡车和小面包车拉进来，再用这些车拉出去。通向市场的道路两旁是仓库、废料场、垃圾场、汽车配件商店，许多商户把废水排到街上。路上没车时，海鸥会成群结队地到街上觅食，在卡车溅出的漂着油污的水坑里寻找食物残渣。夜里，多数仓库都关门的时候，海鸥会来跟野猫、狗、浣熊、老鼠、臭鼬以及其他动物争夺从卡车上扔下来的食物。
多数居民都住在一座缓坡上的小片居民区里。这里坐落着褐沙石房屋、合作公寓、理发店、小酒馆，以及更多的汽车配件商店、汽车修理店，还有学校和几家慈善机构。这片居住区四周环绕着通往市场的卡车路线，人们总能听到汽车换挡的隆隆声。这里的居民都很贫穷（约40%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几乎全部是黑人或拉美裔人。
我第一次走进亨茨波因特就被迷住了，虽然这里很吵闹、肮脏，弥漫着汽车尾气，但这里也有着强大的社区和地方感。这个小镇里有三万人口，人们似乎彼此都认识。
亨茨波因特还充满着美和创造力，它是用在纽约的其他地区被视作垃圾和废物的东西拼凑成的。当我停下脚步去观察时，我看到人们在充分利用自己拥有的东西，让生活得到升华，也创造了生机勃勃的社区。
汽车配件商店和垃圾场围着五颜六色的铁皮篱笆，或是画满了壁画的墙，或是精巧排列的汽车零件，如同一件件带有工业感的艺术品。
还有成群的鸽子在天上盘旋，屋顶上到处是手工制作的鸽笼。到了周末，小公园里有许多骑行俱乐部。人们骑着老式的施温牌（Schwinn）自行车，这些自行车早已被富裕的纽约人所抛弃或遗忘。
除了骑行俱乐部和养鸽人，在小酒馆的后面、人行道、空地以及几乎所有地方，人们会支起桌子玩多米诺骨牌。虽然玩这个游戏可能只是聚在一起消磨时光的借口，但人们之间的联系和社区让这些传统保存下来。理发店也是如此，人们在这里闲聊或者消磨时光。
亨茨波因特的这一面跟我所听说的一切截然不同——它友好、温暖、美丽，而不是空洞、危险、丑陋。如此巨大的反差让我一次次回到这里，亨茨波因特成了我唯一的目的地。
亨茨波因特确实有一些东西让人们避之不及，也受到了媒体的关注。这里有一个毒品和性交易市场，两种交易都不避人。毒品在各种角落、汽车配件商店外，以及各种建筑的大堂里公开交易。毒贩子的身份是众所周知的，毫无顾忌。他们都有绰号——无邪、合同、胖子、现金开司米、教主、万人迷、黑寡妇、蚊子，有些人甚至还有名片，上面印着“街头服务”，并配有微软公司的色子、鸽子或轮胎的剪贴画。
性工作者的交易也是公开的，但跟毒品不一样，这些交易只在几个地点进行。一个是一家被叫作“英雄城市”的街角小酒馆外面，另一个是通往市场的卡车公路上，人们把那里叫作“小道”（Track）或者“红灯区”（Hoe Stroll）。
置身于这个社区意味着你会经常看到这两种人，并和他们打交道。我最初选择无视他们，部分原因是尊重他们的营生，还有部分原因是他们身上的污点，以及我自己的身份。我是一个闯入者、外来者、白人，一个拿着相机的银行家。这里不是我的社区，我不打算把相机对准别人，惹得人家不高兴。
我也知道这个社区长期以来一直因为毒品和性交易而被污名化，这很不公平。HBO[2]早期曾经拍过一部大尺度的真人秀，叫作《波因特的妓女》（Hookers at the Point）。还有一些人则只关注这里的毒品和性交易，而不是广大居民身处的现实。
因此，在亨茨波因特的头半年里，我的关注焦点是骑行俱乐部、养鸽人、街头艺术家，以及非营利机构的工作。我关注这个社区如何对待身上的耻辱。然而，只关注这些是有失公允的，因为它们不能反映这个社区的全貌。最重要的是，这对那些陷入毒品和性交易的人不公平，他们常常被描绘成卡通式的失败者，而不是社区的成员。
一个周日的下午，在亨茨波因特的工业区内的一个少有的安静时刻，我的关注焦点发生了改变。那天路上没几辆卡车，多数店铺都已经关门。塔吉莎独自站在滴水的消防龙头旁边，用水洗脸。她正在工作。她穿着到大腿的仿皮红靴子和豹纹紧身裤，向每一辆经过的汽车或卡车挥手。我以前见过她，她总是朝我露出笑容或者挥手，但我从没停下来跟她说过话。这一次，她远远地看着我，满脸笑容地喊道：“嘿，给我拍一张照片吧！”我问她为什么，她说：“因为我是一个性感而美丽的妓女。”
我们聊了起来。在接下来的半个小时里，她给我讲了她的故事。她告诉我，她12岁的时候就开始被她妈妈的皮条客强迫去站街，13岁时生下了第一个孩子。她吸食海洛因。最后，我问了她一个我每次给别人拍照之后都会问的问题：“你希望我怎么来描述你？”她毫不迟疑地回答说：“实话实说，妓女，6个孩子的母亲，上帝的孩子。”
接下来的3年里，塔吉莎成了我的向导。除了她之外，还有她在街上的大家庭，那是大约50个男男女女，他们住在桥下，住在废弃的大楼、小棚子、地洞、坏了的卡车里和屋顶上。或者如果他们搞到了足够的钱，也会住在汽车旅馆的钟点房里。有些人是在布朗克斯长大的，还有一些人来自其他地方。所有人都逃离过虐待、失衡或耻辱，最终在亨茨波因特的毒品中找到了慰藉。
他们带我去过桥下、废弃的建筑、毒贩的据点、烧毁的公寓、污水横流的地下室、法院、监狱、牢房、警察局、康复机构、戒毒所、急救室、汽车旅馆的钟点房，还有麦当劳。我听到过一些令人不安的关于虐待的故事，帮助过一些人找到过夜的地方，也帮助过一些人找到毒品以及安全的吸毒场所。我看到这些朋友消失、死亡，或者在医院和监狱之间辗转。
在3年时间里，我看到了生活如一地鸡毛，充满了痛苦、不公、模棱两可，以及单凭一项政策根本无法解决的问题。这3年里，我也看到了人们可以多么有韧性，看到了社区可以在任何地方兴旺起来，即使深陷痛苦和贫穷。
最重要的是，我发现了在这些被污名化的社区里常常被人忽略的东西：尊严。
走进亨茨波因特大约3年之后，一天深夜，我跟塔吉莎和史蒂夫坐在一家麦当劳里。他们在寻找毒品和宾馆的过程中在这里休息。他们是一对夫妻，正式结婚有一年时间了，按照街上的标准，则已经是十几年的夫妻了。他们已经像两口子那样吵了好几个小时，一开始是关于吃住的问题，最后变成了互相攻击。现在，他们坐在一个卡座里，依偎着，大笑着，互相说着甜言蜜语，已经言归于好。
店里没有音乐，也没有电视。用塔吉莎的话来说，位于亨茨波因特的这家麦当劳是“小气鬼，糊弄事”。除了他们之外的声响，只有一台没人看管的深油炸锅发出的警报声，以及一桌青少年浏览优兔（YouTube）热门视频的尖叫声。
我们坐了大约一个小时。我多数时间都不去打扰他们，只是听他们说话，拍几张照片，从朋友的身份切换到摄影师和记录者的身份。在最后几个小时里，我同时肩负着这两种角色。我开车带他们寻找住的地方，对他们来说，这意味着要赚些钱，也就是为塔吉莎找到工作，或者说找到一个“约会对象”，而这也就意味着要先找到毒品。因为“如果你不嗑爽了，你就没法干这个工作”。
接客赚钱，找毒品，找住的地方，找一个愿意花钱跟她过夜的男人，这就是塔吉莎将近30年的生活的全部。她开始跟着母亲做这些事是在12岁，要么是11岁、13岁、14岁，这取决于说这件事的人是谁，在什么时候说。她妈妈不到40岁就死了。差不多10年来，史蒂夫的生活就是帮着塔吉莎拉客，从没人看管的半拖车或火车上搬整箱的汽水或啤酒，闯进和修理空置或废弃的民宅，以及不让塔吉莎吸太多毒品。他不吸毒——“我早就戒了那玩意”——但仍然时不时贩卖毒品。在他看来，这让他顺理成章地成为毒贩。“不能让猴子去卖香蕉，而我已经不再是猴子了。”
史蒂夫和塔吉莎是一对成功的搭档。虽然在夜晚的麦当劳里，他们看上去似乎不是。他们看起来一团糟。塔吉莎不是在吸海洛因，就是在吃美沙酮，因此她时常打瞌睡，但偶尔在门外跟路过的朋友抽一口可卡因就会让她精神振奋。当海洛因的效力消失之后，她就只是一个晕乎乎的女孩，开心地吃着巨无霸，冲着麦当劳大喊，要点一份巨无霸。
但如果坐在他们对面近距离地看，在认识他们3年之后，你就知道他们确实是一对成功的组合。他们能够互补。史蒂夫的清醒（除非喝啤酒），是塔吉莎活下来需要倚靠的栏杆；而塔吉莎的聪明、幽默和活泼，则牵动着史蒂夫的注意力，让他的生活有了百般滋味，帮助他保持着清醒。他们几乎总是陪在对方身边，能够理解对方的问题有多么严重、复杂和疯狂。
这天晚上，他们把一切安排妥当。塔吉莎约上了人，这名常客是“来自皇后区的白人”。他是一名清洁工，或许可能是最好的嫖客——“哟，他喜欢直奔主题，没有什么怪癖，没有变态的喜好，没有恋足癖”。毒贩子就在周围卖货。这本应该是一个美好的夜晚，但他们找不到一家接受他们的汽车旅馆。他们需要一间钟点房，至少需要9个小时，让塔吉莎可以接客，而史蒂夫可以在附近等候，然后两个人一起洗个澡，睡觉。所有的普通酒店，要么停业维修，要么禁止他们入内。
这天刚到傍晚的时候，我从哈钦森-怀特斯通（Hutchinson Whitestone）汽车旅馆接上了被赶出来的他们。确切地说，是塔吉莎被赶出来了，因为她的房间里出现了男子和毒品。她认为是她自己不愿意待在那里，被赶出来根本不算损失。“哟，看看那些床单吧，又薄，质量又差，全是烟头烫的洞。我才不把钱给他们。”我把他们送到了谢里登（Sheridan）酒店，在他们的请求下，单独尝试去订一间9个小时的钟点房。“他们不知道你是跟我们一起的，你是一个受尊敬的白人男性。”我说酒店的人可能在监控镜头中看到了我跟他们坐同一辆小面包车，但我还是走进了酒店。服务员是一名穿戴考究的南亚男子。他坐在防弹玻璃后面，身旁是闪烁着监控画面的监控器屏幕，其中一个屏幕上显示塔吉莎正在门外踱着步子，抽着烟。
我在托盘里放了109美元的小额钞票。“我想要订一个房间，需要9个小时。”
“我们客满了。”
“你们的招牌上写着还有空房间。”
“招牌坏了。”
一对年轻男女走了进来，没带任何行李。他们小声笑着，好像有点喝醉了。我站到了旁边，他们把钱放进托盘里，开了一个房间。
“那他们是怎么回事？”
“他们有预订，他们提前订了。”
“怎么可能呢？他们付的是现金，也没有说号码。”
“请你离开，否则我要报警了。”
我走出酒店，把塔吉莎带回到车里。我不能让她在街上大吵大嚷，否则会把警察招来。她携带着毒品，可千万不能被警察发现。
我们回到车里，前往麦当劳。我打开收音机，史蒂夫和塔吉莎又开始为听哪个台而拌嘴。史蒂夫是一个古典摇滚爱好者——平克·弗洛伊德、谁人乐队、滚石乐队，塔吉莎常常因此奚落他：“你内心是个白人——毫无节奏感。”我让他们去选择，早就不再掺和这件事。有一次，他们坐进车里时，我正在播放古典布鲁斯音乐。塔吉莎立刻责备我说：“这他妈是什么音乐？！听起来像古怪的非洲垃圾。”
我们在车上的时候，她给她的毒贩蚊子打了电话，她打开免提键一边说话，一边调广播台。她时而对毒贩子喊道：“我跟你说，费利和亨茨波因特，5分钟之后！我需要两袋猫粮和一袋狗粮，听到了吗？”然后又冲广播大喊：“除了这些丧气的音乐，就不能播点别的了吗？！”然后对我喊着方向。
“我跟你说了，向右，向右。他妈的！”
“导航说向左，我开着导航呢。”
“去你妈的导航！它不是引擎盖。”
她又接了个电话，是一个结束了8个月的康复治疗的朋友打来的。塔吉莎有好几分钟没说话，只是在听对方说，然后她说：“你小时候受了那么多虐待，你用不同的人格来处理这些破事。”她又继续听对方说话，然后兴奋地喊起来：“我为你骄傲！快拥抱电话！拥抱！我听不到你在拥抱它。你必须使劲拥抱电话，喘不上气来才行！”
漫长的15分钟之后，我们来到了麦当劳。她和史蒂夫坐在卡座里吃着巨无霸。
然后我就离开了，他们继续按自己的安排行事，塔吉莎买了毒品，然后等待她的清洁工来接她。我不知道他们最后是在哪里过的夜。或许他们能找到一家汽车旅馆，或许是在桥下（但那里真是太挤了），或许是在“蜂巢”（Honeycomb）藏身点（一处用作吸毒据点的空置建筑），或许是在地铁上。
这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个普通的夜晚。
到家之前，我走进公寓附近的一家酒吧，喝了一些酒。我发现我几乎每晚都这样。
到了家，我关掉了手机。等我早上醒来时，我收到了一个未知号码发来的短信：“我和塔吉莎昨晚吵架了，现在她不告诉我她在哪里。对了，克里斯，你好，我是史蒂夫。我好难过。”
进入亨茨波因特一年后，我辞去了银行业的工作。或者说，是他们让我走的，而我也没有做任何事去改变这个结果，或者找一份其他工作。这并不是一个容易做出的决定——辞去报酬丰厚的稳定工作从来不容易，但确实是显而易见的选择。在之前的4年里，我一直在梦游，做最少量的工作，就是为了赚到最基本的生活开支。
华尔街的薪水很高，工作了19年之后，我享受到了不必马上找一份工作的奢侈，可以完全沉浸在亨茨波因特。我几乎每天都待在那里，陪伴我的是塔吉莎和史蒂夫，以及任何一个走进他们轨道的人：谢莉、拉莫内、萨拉、宝蒂、小不点、米莉、埃里克、索尼娅、钢铁侠、普林斯、罗兰、费尔南多。
我比自己预想的更深陷其中，虽然我试图保持着严格的界限。我开始滥用药物——不是他们的药物，而是我的世界里的酒精和抗焦虑药物。我喝了太多酒，在酒吧里待到关门；喝酒的同时，用药量也越来越大。当我的阿普唑仑的处方药吃完时，我有太多机会从街头买药——我也的确这么做了。我的借口是这比开新的处方要更加简单（曾经是），而且能够给我混在街上的正当性（确实如此）。随着我用药越来越多，显然我买药的理由和所有其他人一样——我上瘾了。这是一个问题，但我无所谓，我觉得它跟我看到的问题相比，根本不算什么。
他们的问题也开始变成我的问题。在街上，人们彼此分享，这成了一种惯例。如果你干了一票大的，从路人的钱包里偷了300美元，你回去之后就要给所有人买毒品。当然了，你会先分给自己人，把自己想要的先拿走，为明天留下一点（从来等不到明天就用完了），但是你会尽力让每个人都满足。所有人都这么做。如果我要融入这个世界，那我也要出一份力。我有钱——在他们看来，相当有钱——但人人都明白我的钱是禁区。那是我妻子和孩子的钱，不是他们的，也不真正属于我自己。“你得对得起家人。”
但是我可以以其他方式做贡献，因为我有四样他们多数人没有的东西：一台电脑，一部可以无限通话的手机，一辆汽车，并且没有妨碍别人的习惯（好吧，我有，但不像他们那么严重）。
我可以出力，而且既然我在那里，我就必须这么做。除了给大家买麦当劳快餐，或者时不时给某人塞20美元，或者从他们那里以高价买阿普唑仑，我还做了更多。我开始开车带谢莉去戒毒所，或者去赖克斯岛探视萨拉，或者寻找小不点，以及看看米莉最后进了哪家医院，送塔吉莎去医院，或者接人出院。我每天早上一醒来就能收到求助的短信，一抵达亨茨波因特，就有人找我帮忙。
我尽最大努力回应每一条短信，回应每一个合理的请求，但无论我做了多少，都似乎没有任何变化。肯定是没有任何好的变化，以我当时的标准衡量。如果我哪一天开车送人去了戒毒所，那么第二天肯定会在亨茨波因特看到他，要么是自己跑了出来，要么是被赶了出来。如果我去接某人，送他出庭，只会听到他的借口，有时甚至根本找不到他。这种状况持续了两年之后，我身边没有人摆脱了现状或是成功。没人能戒瘾，或者有了一个“围着白色尖尖篱笆的小家”。任何人离开街头的途径似乎是进了北部的监狱，或者被扔进了赖克斯岛的监狱，或者被强制戒毒，或者死了。
2015年中期，我不再经常去亨茨波因特了。我酗酒太严重了。我知道我的朋友们嗑药是因为创伤，我却只是因为自私。我无法再身处于易得的药物中以及让我的错误显得微不足道的每日的惊心动魄中，这种对比让我决定离开。
此外，塔吉莎和她的朋友们也不需要我拯救——我发现自己一直明确或暗中这么做，总是试图帮助他们进入戒毒所、康复中心，或者离开街上。他们可以照顾好自己——他们30年的街头经验可以证明这一点。如果我对他们有义务，那并不是想当然地认为什么对他们才是最好的，而是去倾听和理解他们看重的东西，他们的需要，而不是阻碍他们。
我不再去亨茨波因特还因为我想要知道，我在布朗克斯看到的一切是否代表着这个国家的其他地区的情形。为了找到答案，我开着自己的小面包车，来到了美国的其他地方。在每一个地方，我的关注焦点都是像亨茨波因特这样的社区——别人劝我不要去的地方。
我访问每个地方之前都没有做太多调查，除了寻找一些在外界看来“不建议去”“很烂”“能离开的人都离开了”或者沦为笑柄的地方。我不想带着偏见，只知道别人认为那里不值得关注，因此我唯一的目标就是听听那里的居民怎么说。
只要这个城镇能让我去重新思考我所相信的东西，我就会待在那里。我睡在按小时或月收费的汽车旅馆里，那里的停车场里堆满了家当，或者停满了运载工具和劳动材料的卡车。其他客人通常是刚刚无家可归的人，或者是刚得到一笔钱，想要并且终于有钱在有淋浴的房间住一周的人。
在这些社区，我没有去非营利机构或者政府的社区中心，也没有与当地的政客交谈。虽然他们都有美好的意愿，但我发现许多人仍然对他们所倡导帮助的群体漠不关心，尤其是那些政客。
我首先会去社区里最拥挤的麦当劳，在那里待着，最终与上午的常客聊天。然后我会四处游走，唯一的目的就是遇见一些人，听听他们建议我去哪里。我经常走上一整天，在一家麦当劳停下休息，然后与更多人交谈。
在一些晚上或者周末的上午，我会参加教会的活动，不是在宽敞美丽的教堂里，而是在小教堂，许多是占用了其他用途的空间，比如公路购物中心的一家旧家具店，或者一家老快餐店，或者在翻新住宅的起居室里。我参加了尽可能多的教派的活动——五旬节派、浸礼会教派、天主教、穆斯林、福音派。在所有教派活动中，虽然我看起来不像他们中的一员，但我都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当我开始我的行程时，我在下等酒吧度过了几个夜晚，与一些同样喜欢饮酒的陌生人熟络起来。到了2016年初，我把抗焦虑药物和酒都戒了。然后我开始每天晚上都去麦当劳，坐在同一张桌子旁，记笔记，吃冰激凌甜筒，跟任何陌生人聊天，直到餐厅打烊。通常就是在这样的晚上，我会遇到生活最艰难的人，没有固定居所的人，在麦当劳关门前在这里获得安全和温暖的人。
如果他们看上去急需帮助或者提出请求，我会帮助他们。多数情况下，这意味着帮他们在麦当劳买一份快餐，或者给他们买一包烟。有时意味着给他们点钱。如果他们直接要钱，我会给不到10美元，这是大多数药物的价格。如果我给他们7美元，他们又要3美元，我就知道他们要干什么，我告诉他们我可以给他们买饭，但不会给他们更多现金。多数人大概还是会用这些钱去买药。
多数人不要钱，即使是最需要帮助的人。多数人只是想坐下来跟一个不打算挽救他们，不会责骂他们，也不会看不起他们的人聊聊。我尽量做到这一点，连续几个小时，倾听他们关于伤害、错误和不公的漫长故事。多数人想要的不是钱，而是用一用我的电脑或手机，在脸书上查找朋友，或者打电话询问社会服务的信息，或者打电话给家人或街上的朋友。几乎所有人都想要看看我给他们拍的照片，然后让我把最好的那张发给他们。
这些事我做了大约3年，驾车行驶了15万英里路程。每趟行程会长达几周或数月，这取决于我需要开多远。在两次行程之间，我会回家，回到家人身边，写作，并试图理解我看到的东西，想清楚下一次应该去哪里。我最初只关注黑人社区，比如布法罗的东区，亚拉巴马州的塞尔马，密尔沃基的北区——这些因为种族主义而一直被污名化的地方。为了使样本更加平衡，我还增加了一些贫穷的白人社区，比如肯塔基州的普雷斯顿斯堡，田纳西州的布里斯托尔，以及欧扎克地区。我尽量选择在种族和位置方面能代表美国多样性的地方。
它们的共同点是都很穷，除了作为一个问题重重的地方，很少被关注或谈论。它们都被描述为落后地区，虽然有些地方，比如亨茨波因特，比邻富裕和成功的社区。在这些社区长大的居民面临着大量结构性的障碍，有些人，比如少数族裔社区的人，长时间以来一直如此。
虽然存在区别——黑人、白人、西班牙裔人、农村、城市，但它们都与亨茨波因特有一个重要的相似之处：虽然被污名化，被忽视，被嘲笑，但我见到的多数人都在为保持尊严而奋斗。
他们感到不受尊重——确实有理由如此。在我的圈子，银行家、商人和他们支持的政客创造的世界里，麦当劳是他们仅有的餐厅选择——我们却因此而嘲笑他们。我们假装认为那些药物成瘾的人是因为人品差，而不是因为服药是他们在这个经济环境下无法过上好日子而减轻痛苦的途径之一。我们告诉他们，他们的宗教很蠢，除非离开家园，否则他们就别想谋生。我们说白人工人阶级是种族主义的，而我们支持的政治却在伤害大多数少数族裔。因此并不令人意外的是，有些人会以愤世嫉俗或冷漠来回应，或者愤怒地叛逆。
这本书不是要写“我们怎么让特朗普当上了总统”，不过，学习以不同的方式来观察这个国家或许能帮助我们回答2016年大选的一些疑问。这本书是为了反思什么才是有价值的，是为了致敬那些无法衡量的东西，是为了谦卑地倾听和注视。
注释：
[1] 英美制长度单位，1英里等于5280英尺，合1.6093公里。——编者注
[2] 美国有线电视网络媒体公司。——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