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地带

威尼斯人在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后就在爱奥尼亚群岛建立了自己的统治，而且一直延续下来。到了18世纪，那里的情况与威尼斯人曾经统治的克里特岛非常相似。由于奥斯曼帝国的征服，威尼斯人对克里特岛的统治在1669年结束了。事实上，克里特岛的很多上层人士在本岛受文艺复兴影响而发展起来的文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在本岛安身立命。那个时候，几乎每一个在克里特岛上安居乐业的人都信奉东正教，在日常生活中说希腊语的当地方言。但是，当地的官方语言是意大利语，贵族的子孙被送到意大利的学校接受教育。通过这种方式，西方的思想在这100年里被渗透、传播到克里特岛的上流社会。一般来说，这种教育只有那些拥有大量土地的权贵乡绅才能负担得起，所以不可能导致革命的思潮。在18世纪，接受良好教育的爱奥尼亚人首先要忠诚于他们的故土、东正教以及最尊贵的威尼斯共和国。

第二个边疆地带是瓦拉几亚和摩尔多瓦这两个“多瑙河公国”，它们是今罗马尼亚的一部分。这个区域没有多少说希腊语的本土居民，他们大部分信奉东正教，说的是从拉丁语发展而来的一种语言，我们现在知道，它是罗马尼亚语，当时被称为“瓦拉几”或“瓦拉几亚”。1718年签署的《帕萨罗维兹条约》进一步确认了奥斯曼帝国的主权地位，但是奥斯曼帝国并不进行直接统治，而是由苏丹任命信得过的代理人。那些代理人是由从君士坦丁堡东正教藩属中选拔出的最富有、最有教养的“君王”担任的。君士坦丁堡这个大都会的精英阶层从给东正教宗主教会牧首管区的宗教服务中发展起来，成为一个半贵族的群体。其成员被统称为“法纳尔”，因为当时主教所在城市的城区的名字就是法纳尔，现在该城区依然是主教的所在地。这个精英阶层的人不管母语如何，都通过希腊语接受教育。从这个意义上说，法纳尔可以被认为是“希腊人”，尽管从现代的、“种族”的意义上看，其中很多都不是希腊人。

逐渐地，从17世纪末开始，这个精英阶层在奥斯曼帝国的体系中得到信任，特别是那些掌握语言、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被任命到政府机构担任重要的职位。在军事扩展逐步让位于外交手段的年代，政府需要一批合格的外交人员。那些学富五车的语言学家往往被授予“译员”的职衔，他们也是东正教徒。在18世纪，越来越多的语言学家加入奥斯曼帝国的治理体系之中。

从1711年到1821年希腊革命爆发，在这100多年的历史里，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的统治者一直是法纳尔君王，只不过这中间发生了短暂的战争。法纳尔君王职位的竞争十分激烈，他们的任期往往也很短，其中尼古劳斯·马夫罗科扎托斯的任职时间最长。他先在瓦拉几亚短暂任职，然后转任摩尔多瓦，最后在瓦拉几亚的首都布加勒斯特安顿下来。他从1719年开始统治布加勒斯特，一直到1730年去世，统治时间长达11年。

与爱奥尼亚群岛上的说希腊语的贵族持续地、坚定地效忠威尼斯一样，绝大多数法纳尔在18世纪都对奥斯曼帝国忠贞不贰。毕竟，他们的社会地位如此显赫，又受到如此多的信任。因此对东正教徒来说，截至18世纪下半叶，在奥斯曼帝国体系内，追求荣华富贵的标准路径是，掌握希腊语以及在富有的法纳尔和东正教设立的教育机构内接受教育。

第三个边疆地带包括克里米亚半岛和今乌克兰的一部分。直到18世纪70年代以后，这个地带才进入我们的故事之中。1768—1774年，俄国人和奥斯曼人战事连连。最终，俄国人赢了，获得了对黑海海岸以及北边内陆的控制权。这场战事冲突也对多瑙河流域上的公国产生了影响，使得瓦拉几亚和摩尔多瓦被纳入俄国的控制范围，同时还对伯罗奔尼撒和爱琴海的一些岛屿造成了极大的破坏。1769年年底，俄国的一支舰队首次从圣彼得堡起航，穿越直布罗陀海峡，进入了东地中海。俄国人半心半意地诱使与他们同信奉东正教的说希腊语的教友起来造反，支持后者的行动，从而引发了伯罗奔尼撒和克里特地区的叛乱。俄国舰队撤退以后，这些叛乱很快就被镇压下去了。这些事件在希腊语中被称为“Orlofika”［俄国海军上将伯爵的名字就是Orloff（奥尔洛夫）］，常常被作为一种最初的国家革命而留在人们的记忆里。但是，伯罗奔尼撒半岛和克里特岛上的基督教居民的自决权，从来没有被认真考虑过。如果造反成功了，俄国人承诺的军事支持兑现了，那么当地人也只不过是换来了另一个外国主子。

这场战争带来的一个更大的影响是，叶卡捷琳娜大帝统治下的俄国对在黑海以北新获得的土地进行人口移民和行政管理，并将这片新土地命名为“新俄国”。大约在1770年，俄国实施了一项雄心勃勃的安置计划，将在战争中从奥斯曼帝国掳掠来的东正教徒及其家人迁徙到“新俄国”。据估计，在18世纪的最后25年里，至少有25万奥斯曼帝国的基督徒移民到了“新俄国”。

到18世纪末，俄国南部、黑海以及第聂伯河沿岸的贸易，有很大一部分掌握在俄国中这些说希腊语的臣民手里。俄国政府以及军队中的重要职位也向这批移民人口中的精英开放。就在这一时期，根据叶卡捷琳娜的旨意，俄国建设了新的城市，并将其命名为马里乌波尔和塞瓦斯托波尔，很显然，这些都是希腊名字。也是在这一时期，黑海上的港口城市敖德萨和亚述海上的海港城市塔干罗格发展了起来，两个城市都有大量的说希腊语的人口。在18世纪80年代，叶卡捷琳娜和她的大臣们制订了一个更宏伟的计划——建立基督正教拜占庭帝国，并将首都定在君士坦丁堡。如果计划成功实施，希腊民族国家的独立就会成为泡影。但是到了1792年，俄国又与奥斯曼帝国打了一仗，尽管最终斩获颇丰，但是很明显，攻占奥斯曼帝国的首都是不可能的。所以，那个宏大的重建计划就被无声无息地搁浅了。

与多瑙河公国的情况一样，在俄国南部新领土上生活的希腊精英也来自奥斯曼帝国。但是这一次，他们不是统治阶层中的精英，他们新获得的财富和地位来自他们的经商才华，源于叶卡捷琳娜的政策。在这里，他们不是贵族，而是中产阶级。从其他方面看，他们的情况很像另外两个边疆地带的精英的情况。这个精英阶层有充分的理由对支持其发展并确保其活动成为可能的政权，保持无限的忠诚，也就是说，在这个例子中，精英要忠诚于俄国。

最后，在18世纪下半叶，第四个边疆地带出现了，说希腊语的东正教徒与西欧人在那里实现了交流、融合。与前三个边疆地带不一样，这个边疆地带不是一个单独的地理空间，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靠近边界，而是包括一系列由商人、店主在整个基督教大陆上的威尼斯、维也纳、的里雅斯特、里窝那、马赛、巴黎和阿姆斯特丹等港口和贸易中心建立的当地社区。（当然，后来更远的地方也出现了这样的社区。）这些散布在各地的希腊语社区后来成为世界范围内的希腊“流散社区”的先驱。

这些进展在很大程度上也是1768—1774年的俄国—奥斯曼之战影响的结果，虽然这些进展在更早的时间就已经开始了。《凯纳甲湖条约》的签订为那场战争画上了句号，同时也赋予了奥斯曼基督教商人新的贸易权利，使得他们从俄国得到一些名义上的保护。但是，在俄国新定居的商人和在西方建立贸易中心的商人有着重要的不同之处。在新俄国，希腊贸易社区的建立和繁荣是俄国有意进行政策支持的结果。在西方，很多不同的贸易中心则是自发出现的结果。因此，与俄国的希腊社区比起来，西欧的希腊社区在政治上更加独立，或者说，正是这个原因，西欧的希腊商人也比爱奥尼亚群岛的贵族或者多瑙河公国的法纳尔在政治上有着更加独立的思想。假如当时的西欧发生了一场革命，那么最积极、最活跃地准备和响应革命的人可能就出现在西欧的商人社区之中。当然，这场革命直到18世纪的最后几年才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