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两种文学史

亚洲在过去未曾成为一体。包括印度在内的所谓“亚洲一体”，只存在于追求东洋理想的那些理想主义者的想象当中而已。现在的亚洲，被分成社会体制各不相同的国家群体；这种分裂状况，并不会轻易消失。国家之间联结起来的可能性也少之又少。同时，中国致力于第三世界的形成。亚洲既已失去了过去文化圈上的意义，而仅仅成为地理上的概念。对于不懈努力企图在古代亚洲文化当中找出联结基础的人，寂寥的景况真是莫此为甚。

杜克义曾经讲：“一切民族的文学都属于世界文学的一部分。”为了验证此一观点，唯有令一切民族的文学都举出其全部的文学史实，并能够加入到世界文学中来，才算得上充分满足。首先将“世界文学”一词开始作为学术用语使用的，或是莫尔顿（Moulton）等人。他在《文学的近代研究》一书的序言中，对自己的写作目的阐述道：“我最后的工作，并不是将整个文学世界变成一个个特殊文学的集合，而是试图以英国人的立场展望得出的世界文学概念，来对文学世界进行把握。”（本多显彰日译，序三）。这种思考方式与弗雷泽（Frazer）等人的民俗采集相同，乃是光荣的英帝国时代的思考方法。然而，文学并不是采集到的东西。

世界文学只能通过比较文学的方法来达成。比较文学虽然有将近百年的历史，但基本上是在欧洲文学内部进行研究，其方法也主要是追溯作家和作品之间的影响关系。这些文学既然早已构成为一个世界，则在文学史的体系当中自然无法存在作为研究对象的比较材料。由此观之，不处于同一世界的东亚文学——特别是中国文学和日本文学——既然身处同一个文化圈当中，各自自行完成自己的发展过程，则这样形成的文学，也不能不把其他文学变成研究对象。这两种文学史作为比较对象而言，可以说才最具备适当的研究条件。

杜克义将希腊文学选为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是有一定理由的。杜克义身为马克思主义者，他有义务通过这两种文学，从文学史上证实亚洲——古典古代——日耳曼的发展阶段论。他的目的，就在于从悲歌和叙事诗的文学体裁理论角度来证明这一点。从而由其目的来说，只消把亚洲的悲歌和古典古代的叙事诗做出对比，其任务就算已经完成。论证过程姑且不论，该课题既经设定，答案便已经预设完毕。

众所周知，在马克思有关亚细亚生产方式论的遗稿发表之前，多有研究者将中国古代视为都市国家。这些研究者认为，中国古代也存在古典时代；而杜克义则对此明确否定。他在书的开头说：“古希腊社会成功地与（亚洲）原始社会的所有关系绝缘。另一方面，若说亚洲社会采纳了这些关系，且本质上一直维持到今日，则我们便需要弄清，是怎样的原因使希腊能够取得这巨大的进步。探讨亚洲社会缺乏的必要原因是哪些，还算不得什么要紧的课题。”然而亚细亚生产方式论正是认为，原始的所有关系“本质上一直维持到今日”，这便会导致否定中国革命的历史必然性；因之，20世纪30年代的讨论即行停止。所谓“我们不是猿猴，也不是神”，为符合马克思的发展阶段论而在古代设定奴隶制；然而，马克思并没有认可亚洲存在着这样的历史发展。

摆脱东亚孤立的方法，无法求之于如此贫瘠的生产方式论。我认为，要恢复东亚的文学地位，就必须将其视为文学史的课题。中国文学，仅从文字形成之日算起，已经拥有三千数百年的历史。日本文学纵然绝对年代远远落后，也已有一千数百年的历史。论到此时期的古老程度，则例如发生诺曼征服（1066年）的世纪之初，日本已经创作完成了《源氏物语》。而中国古代歌谣——诗篇③的完成，乃在公元前10世纪至公元前8世纪这一时期，比之公元前6世纪后期完成的荷马史诗早了几百年。东亚这两种文学史，都有着其他文学史无法企及的悠久历史，亦各有自己本来的风格样式。于此，存在着从神话时代直至现代的两种文学史的典型。比较文学的方法，不能不适用于这文学史的全部体系；然而就研究对象而言，如此符合的现象还未曾有过。可以说，这里存在着一条通往世界文学的路径。

日本文学的发展，与中国文学并没有直接的关联。《万叶集》的出现，从作品来讲与《诗》并无任何关系。然而，这是古代歌谣在特定社会史条件下出现的作品；从历史社会性质极其相近这一点而言，两者又具备基本的相同性。两者的表达与表现，其古代的特征明显一致。加之其所歌咏的内容，并非像印度那样以宗教体验为主，毋宁都是现实社会及其生活，这一点也颇为近似。或许古代氏族制作为转而变成贵族阶层社会的最后阶段，在受到阶层沉重压力而瓦解的古老氏族社会的解体中，即会产生出这样的古代诗歌时代。如若这种破坏者是外来的侵略者，是喜欢战争和杀戮的英雄，可能就会产生赞美英雄的叙事诗。是特殊而具决定意义的历史社会形态，决定着英雄时代的有无。

两种文学形式上相同的显著事实之一，便是两者都可以提出其超越时代的民族文学亦即诗歌的形式，这就是中国的诗和日本的和歌。历经悠久的岁月，经过众多的作者，而以一种诗歌形式在文学上接近起来，可谓史无前例。许多有修养的人，都既是诗人又是歌人。这样的民族形式，当与文学传统息息相关。同时，在这种传统的持续当中，或许亦能看到社会史、精神史方面的问题。

两种文学在历史上并无相交。当是语系不同，决定了这样的现象。日本早已把汉字用音读训读的方式来使用，用独创的训读法将中国古典文学国语化之后，便能够阅读出来。但这终究只是一种接受方式，难以成为创作的形式。自古代文学以来，说话、物语、日记、随笔、战记、歌谣、小说、戏曲等日本文学样式，均作为日本固有的形式而发展起来。同时，各种体裁相继出现的顺序，大体上也与中国相同。两者不谋而合，表现出同样的发展途径。这表明，在文学发展中起作用的规律，在社会发展中颇具自我规定性。而在这种自我规定的发展中，既然存在相互对应的现象，正说明两种文学史各有其典型意义。比较文学的方法，唯将这种文学史的整个体系作为对象，才能符合其本来的目的。如杜克义所说，“一切民族的文学都属于世界文学的一部分”；即便如此，这种比较文学的方法若无法带来系统性，到头来也只好终止于采集工作。在这里，并没有使问题具体化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