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引言
2017年初特朗普上台后，来势汹汹，咄咄逼人，中美贸易摩擦愈演愈烈。2018年9月，特朗普政府执意发动贸易战，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亚洲人、欧洲人、非洲人、美洲人，很多都为之震惊。其实这绝对不是美国强盛的产物，反而是美国出问题了的重大标识。
为什么美国要如此针对中国？
特朗普最生气的地方在于，之前美国在忙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在中东的黑窟窿里扔了6万亿美元，他说这些钱“足以建设两个美国”；现在美国国家债务突破22万亿美元，早已超过国民生产总值；国家制造业萎缩，工程技术人才短缺。与此同时，中国却在大力搞建设，建会展中心，建机场，建高速公路，建高铁，国家面貌一新，而且日益在高端科技领域崭露头角。从这个角度看，特朗普上台后的几乎所有举动，都是力图阻止美国衰落的产物。《纽约时报》著名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就认为：中国不再只是接近美国了，中国与美国已经平起平坐。虽然他的话有危言耸听的一面，但今天的中国已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全球第二大消费国、全球第二大吸引外资国、全球第一制造大国、全球第一贸易大国、全球第一大外汇储备国。
多少年来，美国各界一直没有放松对中国的密切关注。2015年年初，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在《华尔街日报》发表长文《正在到来的中国崩溃》，认为“中国共产党统治的最后阶段已经开始，它退出历史舞台的速度将超过许多人的想象”。同年3月20日基辛格访华，我们在北京与基辛格会谈，有人对基辛格先生发问：“现在怎么回事？美国人怎么又开始吵吵中国崩溃论了？”
基辛格先生不知道这个情况，他回答说：“你们都是大学者，不要老看美国的小报啊，不要拿小报的消息来跟我讲事。那些小报是要登广告博取眼球的，消息都是耸人听闻。”
我们说：“基辛格先生，不是小报，是《华尔街日报》；写文章的也不是小人物，而是大人物沈大伟。”
基辛格听了一愣。但他到底是个老牌政治家，稍愣片刻，便回答我们一句话：“沈大伟想当副国务卿。”
我们原来以为这是个学术问题，经基辛格这么一点拨，才明白原来这是个政治问题。当时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在即，谁将出任总统？美国有一批像沈大伟这样的学者在揣摩、迎合，想通过投其所好，混个一官半职。美国官场有“旋转门”之说——学者通过旋转门成为政府官员。当年大学教授基辛格就通过旋转门，成为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看来沈大伟也想旋转一把，弄个副国务卿干干。
基辛格说：“沈大伟当不成副国务卿，他不知道，我知道。年底以前他会知道的。你们不用担心，年底以前他的态度会变过来。”
基辛格果然是个老谋深算的政治家。2015年6月我们访美，7月3日离开美国，《华尔街日报》又刊发了沈大伟的另一篇长文《如何与一个崛起的中国打交道》。看来沈大伟已经明白自己当不成副国务卿了，只好又回归学术圈子。所以后来他辩解说他并没有唱衰中国，那篇文章的标题是媒体加的，他本人并不是这个意思。
这在美国是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你在美国讲中国崩溃，文章有人看，书有人买；你在美国讲中国崛起，也一样，也是文章有人看，书有人买。
已经90多岁的基辛格其实也很辛苦，日程安排非常紧，人也很累，跟我们谈着谈着，脑袋一低就睡着了。他的助手说：“没关系，你们继续说，他睡着了也能听见。”继而又说：“你们的问题太温和了，你们应该提一些尖锐问题，他一受刺激，就不会睡觉了。”中方商量，谁提尖锐问题呢？有人说：“金教授，你提个尖锐问题。”我提尖锐问题？什么问题叫尖锐问题？当时根本来不及多考虑，我灵机一动，就问道：“基辛格先生，我有个问题：1972年您陪同尼克松总统到中国访问，您的车队有多少辆车？”
基辛格一听这个问题——那是他最风光的时刻——立刻兴奋起来，说：“多少辆车？四五十辆吧。”我说：“不对，是107辆。”
“107辆？你怎么知道？”他的眼睛一下睁得很大。
我说：“基辛格先生，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1972年2月21号您陪同尼克松总统到北京访问，我当时是北京一个街道小厂的学徒工，正在上班路上，公共汽车到西单十字路口被堵住了，长安街全线戒严，美国总统车队通过。我当时在22路公共汽车上面，我们全车人一起数：1、2、3、4、5……最后一直数到107，最后这个数字几乎是全车人一起吼出来的，给我太深印象，所以至今不忘。我是工厂的学徒工，年年被评为优秀学徒工，虽然我家离工厂最远，但我从未迟到，就那天迟到了，西单路口卡了我50多分钟，交通疏散20多分钟，第一次上班迟到！”
我讲到这里，全场大笑，基辛格也跟着笑起来，精神来了，也不困了。紧接着茶歇，茶歇完后下一轮会谈开始。谁也没想到，基辛格首先扶着椅子扶手站了起来，把身体转向会谈桌斜对面的我，鞠了一躬，说：“现在，为43年前那次耽误你上班，我在这里向你正式道歉。”
这真是一个出人意料的场面，让人猝不及防。双方代表都鼓起掌来。大为震动的我当时只想起这样一句话，我说：“基辛格先生，三天前您对习近平主席讲了一句话：真不敢想象，中国和美国终于有一天能一起讨论整个世界未来的和平与进步了。我现在借用您这句话说一句：真不敢想象，43年前被尼克松车队堵在西单路口的一个小学徒工，今天能跟您坐在一起会谈，并接受您的正式道歉。不敢想象！”
大家再一次鼓起掌来，连基辛格也在那里微笑着鼓掌。
此事让人感慨万千。事后我常常想：基辛格凭什么给我鞠躬道歉？因为我背后是一个崛起的强大的中国。如果我背后是一个下滑的衰落的中国，基辛格会一趟一趟往中国跑？我也不过是一个街道小厂的退休老工人，能与基辛格坐在一起会谈？我们个人的命运，就这样和国家的命运紧紧结合在了一起。
离开国家命运，还谈什么个人命运？
2000年年初，我去英国皇家军事科学院学习，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派军官到皇家军事科学院学习。签到的时候，主管教授泰勒突然说：“哟，中国人来了？你们中国人不守国际信用。”这是他见面时的第一句话，当时让我莫明其妙。后来才明白，原来是因为1997年香港回归。泰勒说：“1842年《南京条约》是你们中国人签的，白纸黑字，香港永久割让。1860年《北京条约》也是你们中国人签的，九龙永久割让。按照1898年签的《新界租约》，1997年就还新界，不包括香港岛和九龙，可你们中国人一并全拿过去，这是不守国际信用。”我回答泰勒教授说：“泰勒先生，您知道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那天，毛泽东主席已经宣布了：不承认一切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北京条约》都是大清王朝签的，新中国概不承认，我们不承认一切不平等条约，所以要一并收回！”
学习还未开始，我就与主管我们的泰勒教授发生了冲突。
我们这个班有30名军官，来自26个国家和地区。按照英国皇家军事科学院的要求，学习期间，每周要选两名军官上台讲述自己国家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宪法和国防。几个月下来，所有军官都能轮一遍。谁先讲谁后讲，由抽签决定。第一周由南非军官麦克杜林抽签。我当时想：全班那么多人，轮到我还不定是哪一天呢。没想到麦克杜林宣布的抽签结果是：第一名，爱沙尼亚军官；第二名，中国军官。听到这个结果，全场哄堂大笑。为什么笑？估计是因为反差太大了吧：爱沙尼亚是波罗的海东岸一个弹丸之地，国家非常小，中国960万平方公里，面积非常大；爱沙尼亚刚刚从苏联社会主义体制下挣脱出来，而中国人还在搞社会主义。巨大反差形成的戏剧性效果，使全体军官都哄堂大笑起来。
我毫无思想准备。刚开始第一周学习，对语言环境还不熟悉，再说我的专业是国家安全战略，让我讲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这不是强人所难吗？我心中正在气愤，捷克军官罗德维尔过来悄声劝我，说：“他们就想听听你们为什么相信马克思主义、为什么搞社会主义。你别讲这些，讲这些就上当了。你就讲你们中国的历史文化，你们历史那么悠久，反正就20分钟，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捷克原来也是社会主义阵营的，看来他深深理解我的难处。我一开始也觉得他的主意不错，准备照着干，但后来越琢磨越觉得不对劲。全班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就我一个，早晚都要讲，“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再想想抽签后全班军官投过来的那些兴奋目光，我开始明白他们真正感兴趣的是一个与他们的社会制度完全不同的国家，很想听听中国军官如何阐释自己国家的社会制度。这个时候再想到当年入伍自己在日记本上写的那句话——“做难事必有所得”，我已很坚定信念了。一定要做困难的事，干自己没干过的，那才是挑战，不管成功与失败，都是提高。我下决心不照罗德维尔的主意去做，我就不信我讲不好！
决心已定，开始准备。周三上午抽签，周五上午讲，白天都是课，只有两个晚上的时间做准备。按照英方的要求，不但要讲，还要做PPT，把自己的观点打出来，让大家看到。那两个晚上我总共只睡了5个小时。
周五上午，爱沙尼亚军官第一个发言。他的PPT做得比我好，图文并茂。他讲1989年波罗的海三国独立，先用一段英国广播公司（BBC）航拍的录像：1989年8月，波罗的海三国150万人，从白发苍苍的老者到步履蹒跚的孩子，手拉手，结成了将近200公里长的“人链”，从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到立陶宛，横贯三国，要求民族独立。这条人链穿过河流，穿过田野，跨过桥梁，穿过城市，非常壮观，被西方称为“波罗的海之路”。当年戈尔巴乔夫看到这个镜头，深受震撼，讲了一句话：“既然他们如此强烈地要求独立，那就让他们独立吧，我们留在苏联内部的人把苏联搞好，他们今后会重新要求加入的。”戈尔巴乔夫太天真了，苏联解体就是从波罗的海三国独立开始，从爱沙尼亚率先独立开始。
爱沙尼亚军官在台上讲，台下有鼓掌的、跺脚的、吹口哨的，非常热闹。他讲完了，下台了，该我上台了。
我上台时，整个课堂转入死一般的沉寂。我一步一步往讲台上走，就像走在一个空无一人的课堂上。台下各国军官大眼瞪小眼，看起来比我还紧张。我知道他们心里想的是什么：看看，爱沙尼亚军官刚刚讲完怎么从社会主义体制中挣脱出来，中国人要上去讲他们的社会主义了。
我的PPT比爱沙尼亚军官简单得多，主要就两幅，第一幅是中国沦为“东亚病夫”，被迫签订《辛丑条约》的照片。我说：“今年是2000年，这是我在皇家军事科学院图书馆找到的1901年的中国图片。整整100年前的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1901年，我们被迫签订《辛丑条约》，庚子赔款，总共赔偿14个帝国主义国家4.5亿两白银。今天在座的很多军官，当年你们的国家都参与了对中国的瓜分，图片上都能看到你们国家代表的签字。这就是100年前的中国，是个跌倒的巨人，倒在地上爬不起来，任人欺凌，任人宰割。
“今天我能站在这里给你们讲100年前的中国，是因为今天是100年后的中国，是个站起来的、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巨人，它的工业、农业、国防、科技、教育、医疗等多项指标名列世界前茅，它再也不任人欺凌、任人宰割。
“从第一幅PPT（1901年）到第二幅PPT（2000年），中间跨越100年。连接这两幅PPT的，连接我们中国人100年历史的，就是一句话：Marxism changed China（马克思主义改变了中国）。我们中国人为什么相信马克思主义？我们不是忠于哪一种主义，不是为了马克思主义而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使我们找到了认识中国问题、分析中国问题的方法，进而找到一条解决中国问题的道路——从民族救亡到民族复兴。在这个过程中还产生了第二句话：China changed Marxism（中国也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使我们找到了一条中国革命的胜利道路。邓小平理论也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建设发展实际相结合，使我们找到了一条适应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改革开放之路。这就是百年中国，中国人民一路走来，历经千难万险，终于找到了救国之路和发展之路。”
我在台上讲这些，台下异常安静。一张张全神贯注聆听的面孔有黑色的、黄色的，也有白色的。最初被大家认为的“敏感的政治问题”在国家命运与民族命运的交织之中，变为如何根据本国国情寻找摆脱贫穷、落后、战乱、被掠夺与被肢解命运的道路，如何真正完成国家独立和民族振兴。
我自己也没有想到的是，发言结束后，全场报以热烈掌声。
就连完全不同意马克思主义、完全不同意社会主义并且不认同香港回归的泰勒教授也上来跟我讲了一句话：“你今天讲出了你们的合理性。”
当时第一个上来祝贺的是菲律宾陆军上校嘉维尔，他说：“金，你讲得太好了，讲出了今天在场的大多数军官自己国家的命运，谢谢你！”虽然菲律宾与中国社会制度不同，但他完全感受到了同样的追求民族独立的精神。走出课堂，嘉维尔上校就拉着我在教学楼旁边照了一张合影。
第二个上来祝贺的是印度海军中校里夫，他握着我的手说：“金，我今晚一定要到你的寝室去！”在国外学习，军官寝室是私人领地，一般外人是不进的，要见面都在公共场所。那天晚上里夫中校来了，在我屋子里坐了很长时间，他很感慨，说：“你讲的东西让人感动。我们印度民族和你们中华民族的命运是一样的，你们做得比我们好。”要是在别的场合，中国军官与印度军官一见面就是你瞪我一眼，我瞪你一眼，边境领土纠纷至今在困扰双方。但一讲起国家命运、民族命运，我们都能感受到在追求国家解放、民族独立过程中两个民族命运的同质性。
临别时，里夫送我一条印度海军的领带。
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匈牙利军官斯潘克斯。斯潘克斯的叔叔是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的重要成员，裴多菲俱乐部于1956年主导匈牙利社会主义改革，被苏军镇压，整个改革失败了，他的叔叔长期流亡西方。1989年柏林墙倒塌，斯潘克斯的叔叔又回匈牙利了。看到匈牙利乱糟糟的样子，他叔叔讲了一句话：“我以后死在西方，再也不回来了。”
那天晚上斯潘克斯跟我在酒吧，一人一杯啤酒，喝了很长时间。斯潘克斯跟我讲：“我们匈牙利的社会主义已经完全失败了，衷心希望你们的社会主义能够成功，能给全世界最没有权势、最没有希望的人一点希望。”他这句话给我至深印象——“给全世界最没有权势、最没有希望的人一点希望。”
此事已经过去了20年，至今回忆起来历历在目。中华民族在追求民族复兴的历程中从来不是一帆风顺、鲜花簇拥的，从来没有红地毯，没有欢呼鼓掌，没有张灯结彩。我们面对不公正的舆论、不合理的秩序、不平等的世界，背负着历史的创痛和现实的纷扰，以鲜血、汗水和钢铁般的意志灌铸的脚印，无所畏惧地迈向我们心中的未来，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向世界正名、发声。在这一进程中，中华民族走过的路与其说是一种意识形态的选择，倒不如说是一个被压迫、被奴役、被剥削的民族在争取民族独立、国家解放的历史过程中完成的胜利道路的选择。从旧中国的“东亚病夫”和一盘散沙，到民族救亡的一路探索，再到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我们才有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
中华民族就是这样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巍然挺身在世界东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