汲取延安时期从严治党的经验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伟大工程

李 路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如果管党不力、治党不严，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党内突出问题得不到解决，那我们党迟早会失去执政资格，不可避免会被历史淘汰。”这是他对中国共产党97年来自身建设经验的深刻总结，揭示了全面从严治党的规律性和必要性。党中央在延安时期，一系列从严治党实践，开启了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党在各个方面走向成熟，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提供了有力的政治、思想和组织保障，其经验值得我们很好地汲取。

延安时期从严治党的必要性

（一）非无产阶级思想蔓延，党性不纯在各方面表现出来

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中国近代社会阶级成分及矛盾的复杂性，决定了党在革命时期党员自身存在很多非无产阶级思想。党中央到达陕北后，随着革命力量的壮大，革命队伍成员增多且成分日趋复杂，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特别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蔓延，党性不纯在思想、组织、作风各方面表现出来。如受到洋八股、山头主义影响，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宗派主义、分散主义一度大行其道。加之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延安艰苦的生活环境使得一些党员干部开始羡慕国统区腐败官员纸醉金迷、醉生梦死的生活，经受不起金钱、美色、地位的诱惑，在思想和行动上最终当了俘虏。

正如毛泽东同志在整风运动中所说：“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成分极其广大的国家，我们党处在这个广大阶级的包围中，我们又有很多数量的党员是出身于这个阶级的，他们都不免或长或短地拖着一条小资产阶级的尾巴进党来。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的狂热性和片面性，如果不加以节制，不加以改造，就很容易产生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这就必须对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从严整治。

（二）自由主义问题盛行，部分党员政治意识和组织纪律观念淡薄

抗战爆发以后，党大量吸收农民、小资产阶级加入革命队伍，甚至个别“流氓无产者”也夹杂在革命洪流中混入党内。由于农民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党员比较多，其与生俱来的宗法观念、地域观念、小生产者观念、人情观念给党内带来了严重的自由主义。毛泽东同志在《反对自由主义》一文中总结了诸如对党的“命令不服从，个人意见第一。只要组织照顾，不要组织纪律”等十一种自由主义表现。这导致部分党员自由主义频发，缺乏对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敬畏，没有政治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和大局意识，违法乱纪时有发生。对此，毛泽东同志鲜明指出：“革命的集体组织中的自由主义是十分有害的。它是一种腐蚀剂，使团结涣散，关系松懈，工作消极，意见分歧。它使革命队伍失掉严密的组织和纪律，政策不能贯彻到底，党的组织和党所领导的群众发生隔离。这是一种严重的恶劣倾向。”自由主义一度盛行，使得党在延安时期特别重视加强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建设，以积极的思想斗争，克服消极的自由主义。

（三）骄傲懈怠等官僚主义作风出现，影响了党群干群关系

延安时期由于出现了长达十年之久的稳定局部执政期，在没有大规模敌人入侵的背景下，党内、军内一些自恃对革命有功的党员干部开始骄傲懈怠起来，出现个人英雄主义、风头主义、命令主义以及工作懈怠、贪图享受等官僚作风。他们不关心群众疾苦，对人民群众趾高气扬，背离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践踏了群众路线。这些问题需要党严格整饬党风予以解决。

（四）局部执政后出现权力异化等贪腐现象，动摇党的生存发展根基

由于延安时期局部执政，部分掌握权力的干部出现权力异化甚至腐败现象，如《解放日报》就曾公开报道了王华亭等6名贪污犯。据统计，从1937年至1940年腐败案件由180多件增至644件，呈现逐年增长态势，特别是金融领域时常发生财务混乱、公款吃喝甚至携款潜逃等问题。总的看这一时期贪腐问题虽然所占比重不大，但它造成的危害性却很大，直接影响党的生存发展根基。正是意识到以上各类问题严重危害，党在延安时期开启了从严治党实践。

延安时期从严治党的主要实践

（一）对党员干部的教育从严

理论上清醒，政治上才能坚定。理论上清醒首先是通过对党员干部的教育实现的。延安时期，党特别重视对干部的教育，特别是把坚定理想信念和正确政治方向放在教育的第一位。毛泽东同志于1939年5月26日在题为《抗大三周年纪念》的文章中提出，“抗大的教育方针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这三者是造成一个抗日的革命的军人所不可缺一的”。1942年延安整风期间，党专门制定了《陕甘宁边区在职干部教育实施办法草案》，对在职干部教育的组织、领导、科目等方面做了详细而严格的规定。并明确在职干部教育以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为原则，把学习作为考核的重要内容来抓，实现了干部教育的制度化，使干部做到真学、真懂、真用。

（二）对党员干部管理的制度约束从严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不断健全制度以约束党员干部的行为。一是制定颁布廉政相关法律法规。先后制定的《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等宪法性文件、颁布廉政、反贪相关的法律条例和《政务人员公约》等职业道德规范都有效地约束了干部行为。如1939年颁布的《惩治贪污条例》规定：“克扣、截留应发或缴纳财物等十种行为，即以贪污论罪。并相应惩治，重者死刑，轻者劳役。”1941年5月1日颁发的《施政纲领》第八条规定：“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二是建立干部日常管理制度。包括培养、教育、考核、报告、交代、任用、学习、奖惩等制度等。三是健全财经制度。针对金融领域存在制度缺失导致的贪污现象，建立和完善了预决算、审计、金库、公产、税收、地方财政管理、财务人员训练等统一的财经制度，从而堵塞财政金融漏洞。

（三）对党员干部权力行使的监督从严

延安时期，党形成了一整套全方位立体化的监督体系。一是党内监督。党设立了监察委员会、审计处、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等党内监督机构，对政府各个部门予以严格监督。二是民主监督。实行了以“三三制”为主的边区、县、乡三级参议会监督体制，三分之一共产党员处于三分之二民主党派和非党人士的监督之下。三是人民群众监督。党充分发扬民主，赋予边区群众真正的选举权、罢免权，以法律形式规定人民群众可以用任何形式控告任何公务人员的违法犯罪行为，把人民群众监督真正落到实处。四是司法监督。成立边区高等法院，独立行使监督权，之后又设立独立建制的监察处，并设立专门的巡回法庭或流动法庭，有效发挥了司法监督作用。五是新闻舆论监督。党利用报纸杂志刊载反腐倡廉文章，如《解放日报》从1941年5月至1947年3月共有反腐败案件报道23篇。通过全面监督，使党员干部的觉悟进一步提高，贪污等违法行为得到有效遏制。

（四）对党员干部的优良作风养成从严

延安时期的局部执政使得一些党员干部出现了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奢靡腐化作风。针对这些问题，党以一系列良好作风的确立，对干部优良品质养成带来深刻影响。首先是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将实事求是的精髓贯穿到实际工作中去，形成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其次是提出并要求全党践行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在工作中给人民群众以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福利，形成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在延安整风中，又提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形成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在大生产运动中，又形成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作风。党的各级领导尤其是中央领导在生活上、工作上、纪律上以上率下、身体力行，成为党员干部竞相学习的榜样，“延安作风打败了西安作风”，延安做到了“十个没有”，社会面貌焕然一新。

（五）对党员干部中出现的贪腐分子惩办从严

延安时期党对贪腐分子无论职务高低一经发现，一律从严从重处罚。1937年10月，黄克功因逼婚未遂，枪杀了陕北公学学员刘茜。黄克功是资历老、功劳大且年轻有为的我军中高级干部。但其犯下了不容赦免的大罪，党没有因此让其“戴罪立功”，而最终判处死刑。在公审黄克功大会上，边区高等法院院长雷经天向黄本人和到场抗大、陕北公学学员宣读了毛泽东的信。信中写道：“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如果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黄克功被执行枪决后，张闻天向在场学员们又做了《民主、法制与共产主义的恋爱观》的报告。据此，中国共产党严格惩处腐化堕落分子的决心和做法震动全党、轰动全国。而几乎同一时期，国民党宽宥了无端杀妻、草菅人命的，在资历上与黄克功相仿的张灵甫，国共两家管党治党高下立见。而萧玉璧也是一位有功的战斗英雄。但他无视党纪法律，贪污公款3050元，被执行枪决。这些做法使腐败分子因严惩而收敛收手，起到“不敢腐”的震慑作用，挽救了一批人免于滑向腐败深渊。

汲取延安时期从严治党经验来推进新时代伟大工程

毛泽东同志于1939年10月发表的《〈共产党人〉发刊词》上深刻总结了建党以来的经验。他提出“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这是一个 ‘伟大的工程’”。他认为这一工程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中国革命任务极为艰巨，环境极为恶劣。中国共产党只有成为一个坚强成熟的、富有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才能应付这样复杂的形势，完成这样艰巨的任务。

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不同历史阶段实践证明，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必须在新时代深入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而汲取延安时期从严治党经验，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思想建设是从严治党的根本

通过教育坚定党员理性信念是思想建党的根本途径。延安时期，党通过建立健全思想教育制度，创新符合实际的教育方法，不断强化马克思主义为主的思想教育内容，使党员干部树立了坚定的理想信念和正确的政治方向。当前我们面临着“四大危险”和“四大考验”，更要紧抓党性修养这一核心、思想建设这一基础，对全体党员补好精神上缺失的“钙”，使其牢固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发自内心真正认同“四个自信”并落实到本职工作中去。

（二）健全制度是从严治党的保障

制度不健全必然导致管党治党无规可循。延安时期构筑了比较全面的治党管党制度体系，从而扎紧了制度治党的笼子。今天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基础在全面，关键在严，要害在治”。实现“全面、从严、治理”，制度建设是根本保障。当前，党内法规制度仍然存在着短板和缺失，现行制度也依然存在“牛栏关猫”和“稻草人”现象。这使得党和国家权力运行中产生权责不清，潜规则盛行、以言代法等诸多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进一步健全党内各项法规制度，实现制度建设法治化、科学化，以又牢又密的制度笼子将权力管控其中，达到不能腐的目的。

（三）“关键少数人”是从严治党的重点

“治国必先治吏、治吏必须从严”，从严治党关键是从严治吏。延安时期，从严治党主要与首先的对象是中高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在进入新时代关键时期，更需要把各级领导干部这样的“关键少数人”作为管党治党的重点人群。对于领导干部要严格执行新时期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强化其四个意识，始终强化监督管理。使各级领导干部真正明白当领导就是“严于修身、用权、律己”，真正做到“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敢于负责担当、永不懈怠。

（四）严惩腐败是从严治党的关键

延安时期的实践证明，严惩腐败是从严治党取得实效的关键。延安时期处理的黄克功、萧玉璧，建国初期处理的张青山、刘子善都起到了巨大的震慑作用。十八大之前党内出现的区域性、塌方式、家族性、系统内腐败严重败坏了党的形象，给国家带来巨大损失。腐败不除，不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能实现，还有亡党亡国的危险。王岐山同志在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从严治党经验时指出：“惩治这一手任何时候都不能松”。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巩固压倒性态势、夺取压倒性胜利的决心必须坚如磐石。要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持重遏制、强高压、长震慑，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坚决防止党内形成利益集团。要强化不敢腐的震慑，扎牢不能腐的笼子，增强不想腐的自觉，通过不懈努力换来海晏河清、朗朗乾坤。我们欣喜地看到，党的十九大以来反腐高压不减，这彰显了党继续坚定反腐的决心。

（五）方法得当是保持从严治党生命力的突破口

方法是否得当是关乎从严治党是否能保持长久生命力。延安时期党采取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批评与自我批评和民主生活会等正确方法。毛泽东同志指出这些方法正是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的唯一有效的方法。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提出从严治党不是出了问题抓几个贪官了事，而是要防微杜渐，让党员干部经常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党内监督必须把纪律挺在前面，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经常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约谈函询，让“红红脸、出出汗”成为常态；党纪轻处分、组织调整成为违纪处理的大多数；党纪重处分、重大职务调整的成为少数；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审查的成为极少数。这样既防患于未然也教育挽救了干部并强化了全体党员责任意识。党的十八大以来正是采取了管党治党正确方法，才取得了“严与实”并举的收效，得到了党内外一致的认同。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清醒剂、营养剂。党内政治生活新准则指出：“开展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我们从延安时期汲取经验，就是要使得党始终成为时代先锋、民族脊梁，始终成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作者系中共陕西省委党校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