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火燃起
20世纪30年代，在中国高等教育日益现代化和渐显规模的进程中，有两大突如其来的惊天大事变让这一进程戛然而止：一个是1931年9月18日发生在沈阳北大营的九一八事变；一个是1937年7月7日发生在北平卢沟桥的七七事变。这两大事变，皆由日本军国主义的扩张野心相关。它直接导致全国85%的高校遭到破坏，106所高校进行了300余次①史无前例的大迁徙。
（一）流亡第一校
1．九一八事变中的东北大学
1931年春，日本帝国主义者乘东北军调兵入关造成的后方空虚，加紧兵力部署，极力推进其“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的所谓“大陆政策”，并先后制造了“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9月18日晚10时，日方炸毁沈阳北部柳条沟铁路，反诬我方破坏，并以此为借口进攻沈阳城和附近的东北军兵营，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事发地北大营距离东北大学只有几公里，故成为直接受害者，也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破坏的我国第一所大学。
这所被称为“东北之光”的大学，初创时是以柏林大学为蓝本的，主要建筑均系中西合璧的欧式建筑（图1—9）。其每年教育经费为160万大洋，教学仪器、设备、图书资料绝大部分为进口，工学院院长赵厚达（1888—1924）甚至在采购设备时积劳成疾病逝于德国，年仅36岁。仅1928年底至1929年初的一份进口设备免税单上所列的从德国、美国、英国和日本进口的仪器设备，就有368箱。在1929年12月，孙国封（1890—1936）兼任理、工学院院长期间，甚至成套地进口大型工业设备，附设大学工厂，使工学院成为当时国内设备最为先进的工程教育基地之一。有人惊呼，这哪里是在建设一个工学院，简直像是东北现代工业的一个缩影。到1931年九一八前夕，东北大学已经有理、工、文、法、农和教育6个学院，还有8个专修科，在校学生达到3 000人，教授300余人。数学泰斗冯祖荀，国学大师章世钊，国民政府教育总长、国学家罗文干，机械学家刘仙洲，建筑学大师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梁漱溟等一大批著名学者云集东北大学。1931年5月，已确定并入苏格兰人创办的一所医科大学，成立东北大学医学院，但终因九一八事变而终止了这所极具实力的综合性大学建设的步伐。
九一八事变给东北大学造成极大损失：
在图书资料、仪器设备和教具方面，图书馆藏书6.5万册，包括各专业原版书籍、珍本，各种杂志600余种；39个实验室的仪器设备中，物理系有仪器设备3 395件、天文学系有14件、工学院有10 151件、未开箱的仪器设备368箱，纺织和建筑等系的仪器设备，动植物标本，大量的教具等。
在附设工厂方面，占地338亩，投资170万大洋进口设备，工厂所属10个分厂，包括机车修理厂、客货车修理厂、翻砂厂、铁工厂、铆工厂、汽锤厂、锅炉厂、发电厂、锅炉维修厂和印刷厂等。仅在1930年的铁工厂就已经修理铁路机车69辆、客车288辆、货车805辆、行李车4辆。1927—1928年度获纯利润343.96万大洋。九一八事变后工厂停产，工人失业，工厂被日人占有。
图1—9 九一八事变之前的东北大学理科大楼
在校园建筑方面，占地1 500亩的校园尽遭破坏，被日寇强占14年。1946年东北大学回迁沈阳时，校园破败不堪，仅维修理工科大白楼、图书馆、汉卿南北楼、教育学院教室和宿舍、文法学院宿舍等16项工程即耗费近百万大洋。
2．数千里西迁大流亡
时任东北大学代理校长宁恩承（1901—2002）回忆：“九一八夜10时就寝，方入朦胧，忽然一个极大爆炸之声，声震屋宇，窗门动摇。那是10时20分。我以为东北大学工厂锅炉爆炸了……，我披衣出门……忽然一个大炮弹经头上飞过，一道火光，嗖嗖作响由西向东如流星一般飞去……我不禁大吃一惊，知道大事不好了，日本人开始攻击我方驻军北大营……东北大学临近北大营。我必须采取一切紧急行动应付局面。我令会计主任解御风把学生们的伙食费先发还给大家……发还以后，铁柜空无所有，我令会计主任把铁柜永久开着以示存款已完，让强徒放弃抢劫的意图。我放心不下、也是最困扰的难题仍是200女生，我传谕女生部金主任，凡家在沈阳市或沈阳市内有亲友可投奔者任其自由回家或投靠亲友，没有投奔的人送入小河沿医学院躲避一时。到20日，经过一天两夜的惊慌，学生、教授走了许多人，校园中渐渐沉寂了。25日以后，大学中的教授学生都已星散，人去楼空，9平方公里的校园之中，只有两个事务处职员、两三个工友和我一人了，25日下午我一个人，离开了我的家。”①
九一八事变之后的次日，沈阳城内我各军机关已俱陷敌手。日人假惺惺地到校表示“慰问”, “劝告”照常上课，还表示要提供经费，极力阻止东北大学外迁。然而，东北大学师生悲愤填膺，严词拒绝，有的直接潜赴各地义勇军奋勇杀敌，大部分则于9月22日起分批撤退到北平。
宁恩承校长指派东北大学德国籍的体育教授布希，以其洋人特征做“通行证”，骑自行车探明了一条从北陵可去小河沿医学院的安全通路，在清晨将学生分组化装，由布希在远处监护，这批学生安全到达了小河沿的医学院里。之后，又分别将学生夹杂于难民群中，陆续离开沈阳。
宁恩承校长也满怀悲愤地离开东北大学校园，于9月底秘密乘坐火车转移到大连，再从大连乘轮船到天津，10月初到达北平，向张学良汇报了东大的撤离。
东北大学师生流亡北平之初，无处上课，只得到别的学校借读；无处住宿，只得流浪街头，风餐露宿，饥寒交迫。失去家乡和学校的耻辱，四处流浪的痛苦，给东北大学师生的精神造成严重的摧残，还有很多东北大学生由于九一八事变被剥夺了学习的权利，被迫离开了学校，荒废了学业，改变了他们的人生，成为他们终生的遗憾。②
一个月后的10月18日，东北大学终于在北平南兵马司旧税务监督公署勉强复课。此时，东北大学师生由在沈阳时的3 000余人，仅余300余人；300余名教授也仅余几十人。
12月9日，一二·九运动爆发，北平的东北大学师生义无反顾地走在前列。
1936年2月，工学院部分由北平迁往西安。
1937年2月，部分师生由北平迁往开封，6月再迁西安，与工学院合处。1937年9月复与国立西安临时大学工学院、数学系、物理学系、化学系等合处一院（即今西北大学太白校区）。
1938年3月，部分师生从西安迁四川三台，在此度过了8年时间，这是所有落脚地中待的时间最长的一处。
1938年8月，在陕南城固，东北大学工学院并入西北工学院。
抗战胜利后，1946年3月东北大学迁回沈阳，1948年6月再迁北平， 1949年2月再迁回沈阳。
就这样，九一八事变迫使东北大学背井离乡，踏上流亡之路，东北大学成为当时第一所因日寇侵华而被迫内迁的高校。从暂栖北平，到流离于西安、开封，再到川北小城三台复校，直至抗战胜利后，1946年陆续返回沈阳，师生们离开家乡整整15年之久。
3．与西安临大共处一院
如今，西北大学太白校园里留有一座原东北大学礼堂，门前有张学良校长勒石为证（图1—10）。它既见证了战时东北大学漂泊西安的历史，也见证了陕源西北大学和京源西北大学的在此合流，还见证了西安临大—西北联大的诞生，是唯一保存完整的有关抗战时期我国高校大迁徙的遗址。
图1—10 东北大学—西北大学礼堂
在此，东北大学与西安临大共处一院，共用礼堂。西安临大工学院和东北大学工学院有些课程甚至一起上课，或者互聘教师任课。著名水利学家和土木工程专家李仪祉教授就同时被聘为东大和临大两校名誉教授，为两校上课（图1—11）。
图1—11 张学良函谢李仪祉在东北大学工学院讲学（现存陕西省档案馆）
早在明清之际，陕源西北大学这块地盘，向称“风水宝地”，一位在此踏青的举人曾预言：“此地日后会出一斗芝麻的官”。果然以后这里成为大学城，成为培养数百万国家干部的大学云集之地。据《续修陕西通志稿》卷三十六载，在光绪三十年（1904），此地已是陕西中等农林学堂的所在地，光绪三十年（1908）复为陕西农业学堂所在地。1912年并入西北大学，成为西北大学农科分校（包括今西安习武园、儿童公园北部和西关外）。同时，三秦公学亦借西门外农业学堂一部建校（后又将附属农事试验场划人，从城西北角到西南角几乎均有其舍）, 1914年大部分并人西北大学。1915年西北大学停办后，于1916年改为陕西甲种农业学校，后复于1923年成为西北大学农艺科、畜牧科所在地。1934年改为陕西省立西安初级农业职业学校（后改为陕西省农林职业学校），包括200亩农场（将毕业之学生可各领半亩至一亩地实习栽培作物）、运动场、礼堂等。
张学良自1935年9月到西安任职后，即拟将东北大学自北平迁至西安，当年他听取于右任的建议，拟以三原县宏道书院为校址，并曾与杨虎城等前往实地考察，因房屋年久失修，条件太差而搁置。1936年初，东北大学学生会派宋黎等人为代表到西安晋谒张学良，并提出东北大学西迁西安的请求。张学良欣然接受建议。
1936年2月，寄居北平的东北大学工学院及其补习班41名教职员和263名学生迁人西安。《东北大学史稿》称：“东大西安分校址是前陕西农林职业专科学校（‘专科’ 为误称），位于城南约里许，南屏终南山，西枕渭水，大小雁塔耸立于前，阿房、镐京遥接于后。校外是20亩农场，栽满了各种树木、蔬菜和花卉，加上一片麦田，风景亦殊清秀。由于原校舍不敷应用，张学良校长又于附近购得数百亩土地，并拨旧东三省官银号结余款15万元以建筑教室、宿舍和大礼堂”。①
学校建筑工程是东北大学工学院几位毕业生义务设计并监督施工的。这些建筑不到一年时间，即全部竣工，兴建大礼堂时在墙基内砌了一块纪念碑，刻有张学良校长的题词：
沈阳设校，经始维艰，
自九一八，惨遭摧残，
流离燕市，转徙长安，
勖尔多士，复我河山。
抗日战争时期，此地被胡宗南所部占据，称为战时干部训练团第四团，此时，蒋介石、宋美龄曾在这所大礼堂内给军官训话。大礼堂的这块纪念碑原嵌于墙上，被士官挖下来当饭桌用。后来，胡宗南听说还有人背诵这个朗朗上口的题词，一怒之下，将其砸碎。1992年，西北大学觅得拓片，遂重新立石纪念，现为陕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东北大学工学院师生初从北平迁到这里时，农校只让出一半房舍，计学生宿舍50余间，教授宿舍数间，教室8间，办公室3间，饭厅1所，1座礼堂（非现在礼堂）供两校共用。学生宿舍5人1间，教授则二三人1间，照明为油灯和蜡烛。实验室、图书室简陋不堪，由北平运来的机械、仪器、什物均堆放在院内墙角。师生们复土还乡的愿望时时烧灼其心，真是“望家山而陨泪，问恢复以何年”。
东北大学工学院在西安抗战中，号称先锋，发起组织了西安学联，并派出陕西援绥战地服务团，组织民先队，不少同学去了延安，孔宪春同学还担任中共西安市委学委委员，负责领导西北联合大学党支部的工作。其最为重要的学运，是在西安事变前三天，纪念一二·九学生运动一周年时学生、市民游行示威和步行前往临撞的请愿。在城外十里铺，机关枪对准学生，面临一场血腥屠杀，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张学良亲自驾车赶到，允诺学生“在一个星期内，或三天之内，用事实答复你们的要求”。三天之后，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东北大学的同学们在1936年12月12日晨获悉事变，甚至喜极而泣，随后，以东北大学为主体的西安学生救国联合会等18个救亡团体发表联合通电，支持张杨，号召全国同胞共赴国难，挽救危亡。
1937年春，东北军东调，臧启芳（稍后的国立西安临时大学筹委之一）执掌东北大学西安分校，并于1937年5月17日将东北大学改称为国立东北大学（以下简称“东大”）。1937年6月30日，东大西安新校舍竣工，原在河南开封的师生全部迁人西安，并于当年8月在南京和陕西分别招考新生。之后，北平东大的不少学生也到了西安分校。校内的抗日救亡运动亦然，学生组织的歌咏团、话剧团，常在大礼堂演出或教唱救亡歌曲，人夜时，大礼堂常常是灯火辉煌。
1938年3月，东北大学在蒋介石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的一再督促下，决定南迁至四川三台。东北大学工学院则于1938年暑假与西北联大工学院等合组为西北工学院（时在陕南）。东北大学地下党支部反对迁校失利之后，曾拟从东北大学和西北联大拉出几百名同学去前线抗日，但经请示中共西安市委学委，大多数同学还是再次随校南迁，而一部分同学则以东北大学学生留陕工作团名义，辗转去了延安或赴前线。
历经磨难的东北大学只在西安呆了两年零一个月，便再次南迁，虽然在西安待的时间不长，却在西北大学农科旧址上留下不少建筑，还扩大了几百亩地盘。
东北大学与西安临大迁陕南后，此礼堂和校园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时干部训练团第四团所占①。这是四个战干团中规模最大的一个团， 1938年9月成立，1948年10月结束，曾培养了4万余名干部。战干四团的中将教育长由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34集团军总司令胡宗南兼任，中将副教育长为葛武棨。连战的父亲连震东曾在此任政治教官。
（二）全面抗战爆发后被毁的平津高校
1．平大、师大等北平高校被毁概况
1937年7月28日清晨，一向早起的北平大学体育教授王耀东照常去女子文理学院指导田径队训练，准备参加北平市大中学校田径运动会。走到半路，他发现街上行人很少，且一个个面露惊恐，非常反常。一打听，王教授才知道守城的29军已经撤走，② 日军正在进城，次日已可见大批荷枪实弹的日军部队和装甲车辆在天安门前和东西长安街耀武扬威。今留有一张北平大学法商学院第九届毕业同学的合影，竟成绝照（图1—12）。
图1—12 北平沦陷前的1937年6月10日“国立北平大学法商学院毕业同学总会欢送第九届毕业同学纪念”合影。[北平同生照相馆拍摄，拍摄地点为北平大学旧址国会街教学楼（今新华社大院）前，是为北平大学的绝照]
北平就此陷于敌手。次日，日军穿行清华校园。10月3日，日军竹内部队以“参观”为名，进入清华园，将图书仪器等用汽车装载掠去。自此，日军几乎每日进校掠取。10月13日，日军牟田口部队进校，占据工字厅、古月堂、二院等处，至1938年8月中旬，驻校日军达到3 000余人。1939年春，日本陆军野战医院152病院进驻清华，将各系馆全部改为伤病员住房，馆内器物被占用、变卖和摧毁，图书馆被改作医院治疗室、手术室；1940年夏，在大礼堂前，曾举行“军犬比赛大会”，让军犬进行撕咬中国人的比赛，数十个中国人全被咬死在大礼堂前的广场上；气象台被当作饲养场，体育馆被改为马厩，新南院成了日军随军妓馆。① 清华校园被日军完全侵占。
北平沦陷期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等，均遭洗劫。清华大学从建筑物到图书、仪器，均遭到日军疯狂破坏和掠夺；北大沙滩红楼沦为日军宪兵司令部，多位留守教职工遭受严重身心折磨，最为恶劣的是，日军劫掠北大图书馆馆藏珍品《俄蒙界线图》，这一孤本文献，迄今下落不明。②
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均成为日军驻所，教职员走避一空，校内物品破坏无遗。北平城中的大学，仅燕京、辅仁、中法等因受到美国保护而继续开学，但学生人数甚少。
其中，北平师范大学在七七事变后，学校师生仓促离校，学校数十万卷册图书、档案、教学器具及所有校舍，均被侵占或损毁。在日伪统治时期，石驸马大街校舍，被军事机关占据，医疗卫生设施及重要器材悉遭劫毁，遗失殆尽，此时还成立伪“国立北京师范大学”，推行奴化教育。日伪政府为强化奴化教育，于1938年5月成立图书审查委员会，特聘日本特务米谷荣一为检查长对图书进行检查，认为可供阅览的中外文书籍为9 500余册，特藏书籍为6 600余册，被检出有疑问的书籍达150 089册、杂志7 327册、装订报纸298本。其中被检查出2 673册涉及抗日内容的书籍均被日伪政府封存。附属学校的课本也未能免难，凡不符合“中日共荣亲善”原则，含有中华民族、精忠报国和爱国、自强、奋斗等内容的课文及词语一律被删除或撕毁。日军侵占学校后，学生失去课堂和校园，仅1934级、1935级、1936 级学生中就有328 人失学，约占总学生数的50%。日伪统治时期，先后逮捕4名师生，受尽极刑，至今没有下落，后又逮捕师大辅仁支脉的30 余名教师，进行严刑逼供和非人折磨，制造“华北教授案”，另有4名学生被杀害。①
2．南开、北洋、女师遭轰炸和破坏概况
1937年7月7日下午至子夜时分，驻丰台日军诡称演习中失落一名士兵，要求进入宛平城搜索，我驻军拒绝了日方无理要求，次日晨5时许，日军不顾双方正在交涉，悍然进攻卢沟桥一代的中国军队，并炮轰宛平城，中国驻军奋起抵抗，此即卢沟桥事变（又称七七事变）。
1937年7月28日深夜至29日，两架日机飞到八里台南开大学、南开中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展开疯狂轰炸和放火焚烧。7月29日至30日，北京、平津相继沦陷。7月30日凌晨，南开大学惨遭日本侵略军狂轰滥炸，三分之二的校舍被毁。至8月1日晨，“火犹未息”，南开“已成瓦砾场”。7月30日下午3 时许，日军派骑兵百余名，汽车数辆，满载汽油，到处放火，秀山堂、思源堂（以上为二大厦，均系该校之课堂）、图书馆、教授宿舍及邻近民房，尽在火烟之中，烟头十余处，红黑相接，黑白相间，烟云蔽日，翘首观火者，皆嗟叹不已”②。这场劫难，使南开大学的基本设施损失殆尽，其中包括教学楼、图书馆、工厂、实验室、理工科大部仪器设备、全部教学办公器具，图书10万册，西文图书4.5万册和珍贵成套期刊，以战前价值计算，损失法币663万元法币。
轰炸南开学校是日本侵略者攻占天津后首先实施的恶行，南开大学也成为我国第一所惨遭日寇炸毁的高等学府。
北洋工学院校舍被日军侵占，办学设备被劫、师生流离失所。据学校统计，“除事先抢运出寄存于英租界兴华公司的200箱资料、仪器、实验药品外，其余图书、设施均被破坏。一些地质标本和珍贵仪器被劫往东京”。1946年年初，北洋大学校友会天津分会曾提交给重庆教育部一份公函，其中有：“学院中，现有由日返国劳工占化学教室及九十四军一百二十一师三百六十二团占工程试验馆。南北二大楼（南楼见图1—13）外表依旧，内中之暖气及陈设已当然无存。图书馆之建筑尚可使用，图书则全部失散。”在北洋大学档案中有一张抗战结束后整理的《前北洋工学院校产损失估计表》，以1945年12月物价计算，北洋大学损失逾16亿法币。北洋工学院教授魏寿昆院士回忆说：“北洋工学院在天津的西沽，就是现在河北工业大学所在地，是从北平进入天津的必经之路。七七事变后，天津沦陷，两座教学楼成了兵营，抗战胜利后所有设备都不见了。”“天津沦陷后，当是在津的师生都进入英、法租界暂避，并向政府提出内迁的要求”。①
图1—13 1933年建成的北洋大学工程学馆（南大楼），天津沦陷后被日寇占做兵营
在天津的河北女子师范学院也被毁坏。其院舍毁于日军炮火中，学校器物被掠，损失中外图书57 000余册、中文期刊210种，院务陷于停顿。胡适在事发7月31日晚，致电中国驻日大使馆转世教会联合会会长孟禄，谴责日军“蓄意炸毁张伯苓以33年精力创办扩展之南开大学与附中，并毁冀省立女师学院及省立工业学院”暴行，“希望世救会代表，对于此种毁坏学术机关之野蛮行为，予以判断与指斥”。①
据统计，1937年7月到1938年8月，全国108所高等学府，遭日寇破坏的就有91所，占全国高校总数的85%，其中25所高校因破坏严重而停办，财产损失达3 360余万元。为此，全国106所高校进行了300多次搬迁，迁校3次以上的有19所，8所高校迁校达4次之多。
（三）齐璧亭电台控诉和报告天津失陷经过
1937年10月，遭受日军破坏的天津高校的代表——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院长齐璧亭教授在南京中央广播电台发表广播演讲，愤怒控诉日军对高校的轰炸，并报告天津失陷经过和状况。他在七七事变后的7月25日自庐山参加蒋介石召集的一个座谈会后返回天津，亲历了天津失陷。
当时，各个学校、机关“皆无预防战事之安置”，军队“事先更无应战之准备，仓促开赴前方，作战者既无弹药饮食之供给，而受伤者更无处救治。在东车站一带，时见有饥渴兵士，跑回后方，向商店乞食饮水，饮毕仍跑上前线”, “市立医院屡有伤病送来，多无处安置，无人救护，致断臂折足，鲜血淋漓者，横卧满院……此种混乱及惨苦情形，皆由于事前毫无准备，亦即天津失陷原因之一”。他指出：“日军之残暴，出于意外……初用飞机肆行轰炸，继用重炮任意轰击，此外并用木材、煤油，纵火焚烧，或驱使乱民肆行抢掠”; “天津军事负责人于7月29日上午退出天津，敌机于是日下午到处轰炸，大示淫威。31日，敌军发重炮200余响，轰击市内建筑，及市外村落，以造成恐怖景象”; “数日之中，除租界外，所有市内机关、学校，及商店、住户较大之建筑均被破坏无余。其邻近东车站之一村，于炮轰之后，并将居民尽数屠杀。学校中，破坏最甚者，为南开大学、女中及小学（南开男中留作日本军营），机炸、炮轰及火烧兼施并用，惨不忍言。其次，为省立女师学院，于轰炸后，又驱使乱民入内行抢，所有残余书物，均被洗劫一空。其余，省立工业学院内之水工试验所则被完全炸毁，私立民德、觉民、究真等中学，亦被炸、被抢，甚惨。现工业学院及北洋工学院已被敌军占驻。此后，校内器物毁损至何程度，更不得而知矣”。最后，他指出：“吾师张伯苓先生有云 ‘敌人所破坏者，南开之物质，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愈加奋励’。吾人将张先生之言，扩而大之，即 ‘敌人所毁坏者，中国之物质，中国人之精神，将因此而愈加奋励，益行团结’。今后将以全民族之力量，抵抗顽敌，期获最后胜利。未来之所得，必远过于以往之所失。敌人的残暴行径，已暴露于世界，而为全人类所切齿。我同胞，从速觉醒，快快回头，共同抗敌救国”。①
因此，九一八事变之后，七七事变之前，平津一些高校已有意迁往内地，大后方陕西也有意接收平津高校迁西安办学，藉以发展西北高等教育。于是，遂有先起自东北大学，后有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等200余所学校的数千里西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