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武则天与她的儿女

武则天与唐太宗未生一儿半女，与唐高宗却生了五个孩子，他们是李弘、李贤、李显、李旦和太平公主。有人说武则天还生过一个小公主，但被她扼杀了。武则天与她的儿女们关系如何？她是否扼杀过一个小公主？这些问题也值得我们认真探讨。

一、武则天与太子李弘

李弘是武则天的长子。[3]永徽三年（652）秋生于感业寺。显庆元年（656）正月六日，四岁的李弘取代李忠被册立为太子。为了培养太子李弘，唐高宗以博学鸿儒、重臣来辅导和教育太子。李弘立为太子时，高宗命许敬宗、戴至德、张文瓘、李敬玄、萧徳昭等人辅弼太子，替年幼的太子组成一个阵营强大的辅佐班子。显庆四年（659），高宗身体久佳，始令李弘监国。龙朔三年（663）十月，李弘11岁，高宗又下诏：“然为教之方，义资素习。宜令皇太子宏每日于光顺门内坐，诸司有奏事小者，并启皇太子。”[1]而太子李弘“礼接士大夫，中外属心”[2]。上元二年（675）四月，24岁的李弘在随父皇、母后游幸东都苑内最西端的合璧宫时，突然死于绮云殿。唐高宗和武则天十分悲痛，为他举行隆重的丧礼，百官服丧，并追赠皇太子弘为“孝敬皇帝”[3]，以“制度一准天子之礼”[4]葬于洛阳附近的缑氏县景山，墓号恭陵。唐高宗亲自撰《孝敬皇帝睿德纪》，对其做高度评价，以志其事迹。

恭陵近景

关于太子李弘之死，史书记载不一。《旧唐书·高宗纪》云：上元二年（675）四月“己亥（二十五日），皇太子弘薨于合璧宫之绮云殿”。同书卷86《高宗诸子·孝敬皇帝弘传》云：“上元二年，太子从幸合璧宫，寻毙，年二十四。”《新唐书》卷3《高宗纪》云：上元二年四月己亥，“天后杀皇太子”。同书卷76《则天顺圣皇后武氏传》云：“萧妃女义阳、宣城公主幽掖廷，几四十不嫁，太子弘言于帝，后怒，鸩杀弘。”卷81《孝敬皇帝弘传》云：“帝尝语侍臣：‘弘仁孝，宾礼大臣，未尝有过。’而后将骋志，弘奏请数怫旨。上元二年，从幸合璧宫，遇鸩毙，年二十四，天下莫不痛之。”《资治通鉴》卷202高宗上元二年四月条载：“太子弘仁孝谦谨，上甚爱之；礼接士大夫，中外属心。天后方逞其志，太子奏请，数忤旨，由是失爱于天后。义阳、宣城二公主，萧淑妃之女也，坐母得罪，幽于掖庭，年逾三十不嫁。太子见之敬恻，遽奏请出降，上许之。天后怒，即日以公主配当上翊卫权毅、王遂古。己亥，太子薨于合璧宫，时人以为天后鸩之也。”从这些记载来看，“鸩杀”说盖出于《新唐书》。后人言武则天杀太子者即源于此。

对于《新唐书》的记载，《资治通鉴》的作者已表示怀疑。司马光在《考异》中说：“《新书本纪》云：‘己亥，天后杀皇太子。'《新传》云：‘后将骋志，奏请数怫旨，从幸合璧宫，遇鸩薨。'《唐历》云：‘弘仁孝英果，深为上所钟爱。自升为太子，敬礼大臣鸿儒之士，未尝居有过之地。以请嫁二公主，失爱于天后，不以寿终。'《实录》《旧传》皆不言弘遇鸩。按李泌对肃宗云：‘高宗有八子，睿宗最幼。天后所生四子，自为行第，故睿第四。长曰孝敬皇帝，为太子监国，仁明孝悌。天后方图监朝，乃鸩杀孝敬，立雍王贤为太子。'《新书》据此及《唐历》也。按弘之死，其事难明，今但云时人以为天后鸩之，疑以传疑。”司马光的这一怀疑是有道理的，但他在众说纷纭的史料面前，不肯做出明确的判断，只说“时人以为天后鸩之”，做客观的叙述。

司马光修《通鉴》时，《新唐书》刚问世不久。作为当时著名的历史学家，司马光对宋祁、欧阳修撰写《新唐书》的情况是比较清楚的。据《考异》所说，《新唐书》“鸩杀”说的来源是李泌对肃宗讲的话和《唐历》的记载。《唐历》凡40卷，是唐人柳芳写成的一部编年体史书。该书作于肃宗上元（760—761）之后。当时作者被贬黔中，史料缺乏，所载或凭自身及高力士回忆，难免有失误之处。且柳氏言太子弘不以寿终者，并未肯定太子系武后所杀。因为不以寿终也可能是因病死亡。所以，以《唐历》所载“不以寿终”作为武则天鸩杀太子弘的论据，本身是软弱无力的。

至于李泌对肃宗之言，史书记载颇多 [1]，似乎确有其事。但问题在于，李泌所言，究竟有多大的可靠程度。《新唐书》卷82《十一宗诸子·承天皇帝倓传》云：肃宗即位，“议以（建宁王） 倓为天下兵马元帅，左右固请广平王（即皇太子）。……帝从之，更诏倓典亲军，以李辅国为府司马。时张良娣有宠，与辅国交构，欲以动皇嗣者。倓忠謇，数为帝言之，由是为良娣、辅国所谮，妄曰：‘倓恨不总兵，郁郁有异志。’帝惑偏语，赐倓死，俄悔悟。明年，广平王收二京，使李泌献捷。泌与帝雅素，从容语倓事，帝改容 曰：‘倓于艰难时实自有力，为细人间阋，欲害其兄，我计社稷，割爱而为之所。’泌曰：‘尔时臣在河西，知其详。广平于兄弟笃睦，至今言建宁，则呜咽不自已。陛下此言得之谗口耳。’帝泣下曰：‘事已尔，末耐何！’泌曰：‘陛下尝闻《黄台瓜》乎？高宗有八子，天后所生者四人，自为行，而睿宗最幼。长曰弘，为太子，仁明孝友，后方图临朝，鸩杀之，而立次子贤。贤日忧惕，每侍上，不敢有言，乃作乐章，使工歌之，欲以感悟上及后。其言曰：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一摘使瓜好，再摘令瓜稀。三摘尚云可，四摘抱蔓归。而贤终为后所斥，死黔中。陛下今一摘矣，慎无再！’帝愕然曰：‘公安得是言？’是时，广平有大功，亦为后所构，故泌因对及之”。[1]由此可见，李泌的这段话是在张良娣（后为皇后）谗杀建宁王并企图陷害广平王的情况下对肃宗讲的，其目的是想让肃宗觉醒，从而保护广平王。为此，他在所举前朝故事中，也可能有编造和附会传说的成分，其《黄台瓜》诗句很类似流传极广的曹植《七步诗》。《通鉴》在“慎无再”之后还记载说：“上愕然曰：‘安有是哉！卿录是辞，朕为书绅。’对曰：‘陛下但识之于心，何必形于外也！'”

显然，在此之前，唐肃宗根本没有听过什么“黄台瓜辞”。如果说李泌所言李贤“黄台瓜”属实，肃宗何以茫然无知？又，李泌言“黄台瓜辞”系李贤所作，当时贤正为太子，聪明过人，岂能以兄弟比供人采摘的“瓜”？退一步说，纵然他自比为瓜，认为杀掉太子弘对自己有利，也不敢在父母面前唱“一摘使瓜好”的诗句而让他们去感悟。如果感悟了，岂不是将他的人品也暴露无遗！所以，我们认为所谓《黄台瓜》可能是李泌借题发挥出来的玩意儿，如此说不谬，则《新唐书》“鸩杀”说的两个来源都是靠不住的。从《通鉴考异》中可知，司马光在修《通鉴》时，曾看到过当时的《实录》。《实录》不言太子弘遇鸩。《旧唐书》卷5《高宗纪》，卷86《高宗诸子·孝敬皇帝弘传》, 《唐会要》卷2《追谥皇帝·孝敬皇帝弘》, 《册府元龟》卷258《令德》等，亦不言遇鸩。这些都说明“鸩杀”说是缺乏可靠记载的。

撇开《新唐书》“鸩杀”说的出处不谈，就其本身而言，也是很难成立的。《新唐书》的作者并未拿出太子弘遇鸩的直接材料，只是从太子弘与武则天的关系方面加以推测：“后将骋志，弘奏请数怫旨”，因而武则天鸩杀了太子弘。这种推测是很难令人信服的。

首先，所谓武则天“方图临朝”而杀太子是毫无根据的。武则天确曾临朝称制，但那是后来的事；要说她在上元（674—676）年间即“图临朝”却非事实。如前所述，武则天是在高宗多病，太子幼弱的情况下参与朝政的。她有参与朝政的愿望，但当时并无当女皇的野心。咸亨元年（670）以久旱请避皇后之位，[1]就是明证。退一步讲，假如武则天要临朝称制，那么，她首先要杀掉的应当是唐高宗，其次才是皇太子，并且，连自己的其他几个儿子也应统统杀掉。不杀掉高宗，怎么临朝称制，不杀掉李贤、李显等人，难道他们不会成为新的皇太子？但事实上，武则天并没有加害于高宗，相反，对高宗还颇为关心。李弘死后，紧接着就是立李贤为太子。李贤获罪，复以李显代之。如果说武则天是为临朝而杀死了李弘，这些事实将如何解释？

其次，所谓“弘奏请数怫旨”也是有问题的。查太子弘奏请之事，大抵有以下几宗：（1）总章元年（668）二月，释奠国学，请赠颜回为太子少师，曾参为太子少保 [2]。（2）总章元年十二月，“时有敕，征辽军士逃亡，限内不首及首而更逃者，身斩，妻子籍没”，弘上表认为征辽军士逃亡，可能有各种具体原因，不应罪及妻子，“伏愿逃亡之家，免其配没”[1]。（3）咸亨二年（671），高宗及武后幸东都洛阳，留太子弘于京师“监国”，弘见萧妃所生义阳、宣城二公主仍幽掖庭，请嫁之；又请以同州沙苑地分借贫民 [2]。除咸亨二年请嫁二公主事外，史书一致记载诏许之，并没有违旨的地方。所谓“数怫旨”不知从何说起。

关于请嫁二公主之事，《旧唐书》卷86《孝敬皇帝弘传》记载说：“时义阳、宣城二公主以母得罪，幽于掖庭，太子见之惊恻，遽奏请令出降，……（诏）许之。”而《新唐书》卷81《孝敬皇帝弘传》则说：“义阳、宣城二公主以母故幽掖廷，四十不嫁，弘闻眙恻，建请下降。武后怒，即以当上卫士配之，由是失爱。”同书卷76《则天顺圣皇后武氏传》进一步说：“萧妃女义阳、宣城公主幽掖廷，几四十不嫁，太子弘言于帝，后怒，鸩杀弘。”《新唐书》对二公主情况的叙述，至少有两处错误：一是年四十不嫁，一是配当上卫士。义阳、宣城二公是唐高宗的女儿，生年不详。案高宗生于贞观二年（628）六月，至咸亨二年（671）也就是太子弘请嫁公主那年，方43岁。其女岂得遂有40！三岁生子，荒谬绝伦。《新唐书》卷83《诸帝公主传》及《唐会要》卷6“公主”条所载，义阳公主下嫁权毅，宣城公主下嫁王勖。而权毅、王勖并非当上卫士。

义阳、宣城二公主是否在咸亨二年仍幽于掖庭，没有出嫁？这也是值得考虑的。如前所述，萧淑妃有个儿子，封为许王，名叫素节。当萧氏被杀之时，素节并未丧命，只是被赶出京城，让他去申州当刺史。这在史书上是有明文记载的。[3]可见，唐高宗和武则天并无将萧氏子女置于死地的意思。既然如此，他们为什么还要将义阳、宣城二公主长期幽于掖廷而不做主出嫁？看来实在不合情理。《旧唐书》卷86《泽王上金传》载：“义阳、宣城二公主缘母萧氏获谴，从夫外官。”据此，则义阳、宣城二公主早已出降了；太子弘请嫁二公主，只不过是个别史家的杜撰罢了。《册府元龟》不载请嫁公主事，越发使人相信这样的结论。

退一步说，即使太子弘确请嫁二公主，武则天也不可能因此“鸩杀之”。义阳、宣城二公主是萧淑妃之女，而萧淑妃曾经是武则天的情敌。因此，武则天虐待她们是有可能的。但萧淑妃死后，时移事异，武则天对她们必然会有所好转，至少在高宗在世时，她表面上会这样做。最明显的例证就是，后来她曾上表高宗，请“义阳、宣城二公主各增夫秩”[1]。在这种情况下，太子弘请嫁二公主，武则天怎会勃然大怒？再说请嫁公主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和武则天并没有很大的利害冲突，武则天怎么会因此杀掉自己的亲生儿子？何况太子弘死于三年以后！因此来看，“鸩杀”说实在是一种不近情理的杜撰。

孝敬皇帝睿德纪

再从太子弘生前死后的情况看，武则天亦不可能“鸩杀”太子。如前所述，太子弘是武则天的长子。永徽三年（652）七八月间生于感业寺，四年封为代王，显庆元年（656）正月六日立为皇太子。在册封为皇太子时，唐高宗曾寄予很大的希望：“惟尔代王宏，猗兰毓祉，乔桂凝华，岐嶷表于天姿，符瑞彰于神授。”“朕虔奉灵图，肃膺丕业，仰惟七庙之重，思隆万叶之庆，畴咨列辟，钦若前修，是用命尔为皇太子。”要他“绝骄奢之心，纳忠良之训”, “无怠无荒，固保我宗基”。[2]当时太子弘是武则天手中的一张王牌，她对太子的态度与高宗完全一致。由于李弘当时太小，立为太子后并没有立即移居东宫，仍然生活在武则天身边，直到显庆四年（659）十月加元服，始入东宫。[3]时唐高宗与武则天幸洛阳，留皇太子“监国”, “太子思慕不已，上闻之，遽召赴行在”。可见太子弘对唐高宗和武则天是很有感情的，亦“深为帝及天后所钟爱”。[1]唐高宗和武则天还注意培养他的政治才能。如龙朔三年（663）十月一日，诏云：“宜令皇太子宏每日于光顺门内坐，诸司有奏事小者，并启皇太子。”咸亨二年（671）前，高宗和武则天亲自为太子弘选择了美丽的妃子；当该妃婚前被贺兰敏之奸污后，武则天大伤脑筋，不惜赐死贺兰敏之。咸亨二年后，他们又为太子弘纳右卫将军裴居道之女为妃。[2]由此可见，太子弘与唐高宗、武则天的关系一直很好。武则天作为母亲，怎么会“鸩杀”他呢？

太子弘死后，被追谥为“孝敬皇帝”，葬于洛阳附近缑氏县景山之恭陵，“制度一准天子之礼”。[3]唐高宗还在大病之余亲制《孝敬皇帝睿德纪》，并刻之于石，树之陵侧。在《孝敬皇帝睿德纪》中，唐高宗对太子弘做了高度的评价，说他具有九德“至孝、至仁、至明、至俭、至正、至博 [4]、至直 [5]、至睦、至通。这样的评价显然是过于溢美，但它反映出高宗对太子弘的悼念之深。当时武则天也在洛阳，并负责处理朝政，诸如追谥太子为孝敬皇帝、葬礼一准天子等事武则天肯定是赞同的。这说明她与高宗的心情是完全相同的。《孝敬皇帝睿德纪》上说：太子死后，“天后心缠积悼，痛结深慈……昔周（中缺）言朕之至怀，不欲违其心许，故申旧命，爰赠尊名。粤以吉辰，乃谥为孝敬皇帝”。可见，对太子弘之死，武则天十分悲痛，“孝敬皇帝”之谥，还是她首先提出来的。如果说太子弘确系武则天所害，那么唐高宗怎么会这样写？史载：“（裴）居道以女为太子（弘）妃，则天（称制）时，历位纳言、内史、太子少保，封翼国公。”[6]就是说，在太子弘去世十年之后，他的岳父裴居道还受到过武则天的重用，位至宰相。如果说武则天鸩杀了太子弘，这些事又将如何解释？事实上，太子弘并不是武则天杀害的，而是死于疾病。太子弘头脑聪明，但身体不好。《旧唐书》卷189《邢文伟传》载李弘自述云：“早尚坟典，每欲研精政术，极意书林。但往在幼年，未闲将卫，竭诚耽诵，因即损心。”意思是说，他小的时候学习刻苦，但不知道保护身体，结果用功过度，伤了身体。到他能参与朝政时，又得了重病。《旧唐书》卷86《高宗中宗诸子·孝敬皇帝弘传》录制文曰：“自琰圭在手，沉瘵婴身。”“瘵”即肺结核，在当时的医学条件下，这种病是很难治愈的。[1]因此，太子身体越来越坏。到咸亨二年（671）“监国”时，竟一度不能过问朝政。《旧唐书》卷86《孝敬皇帝弘传》载：“是时戴至德、张文灌兼左庶子，与右庶子萧德昭同为辅弼，太子多疾病，庶政皆决于至德等。”咸亨三年，病情有所好转，但仍不能正常行动，而为“风虚”所苦。[2]为了使太子弘恢复健康，唐高宗和武则天曾下旨“不许重劳”，但并未能使李弘病情好转。

上元二年（675），高宗“风疹不能听朝”, [3]太子亦为沉瘵所迫。三月，高宗“苦风眩甚”[4]。见太子身体如此，欲下诏令天后摄知国政，但遭到宰相郝处俊的激烈反对 。于是高宗决定等太子弘病愈，便让他摄知国政。但为时不久，太子弘病情恶化，终于被病魔夺去了年轻的生命。对此，当时的文书上写得十分清楚。《赐谥皇太子宏孝敬皇帝制》云：“皇太子宏，生知诞质，惟几毓性，直城趋驾，肃敬著于三朝；中寝问安，仁孝闻于四海。若使负荷宗庙，宁济家邦，必能永保昌图，克延景历。岂谓遽婴雾露，遂至弥留。顾惟辉掌之珍，特切钟心之念，庶其痊复，以禅鸿名。及腠理微和，将逊于位，而宏天资仁厚，孝心纯确，既承朕命，掩欷不言，因兹感结，旧疾增甚。[5]”《册谥孝敬皇帝文》云：“咨尔故皇太子宏，克岐克嶷，有德有行。……顷炎象戒节，属尔沈疴。实美惟痊，释予重负。粤因瘳降，告以斯怀。尔忠恳特深，孝情天至，闻言哽咽，感绝移时，因此弥留，奄然长逝……[6]”《孝敬皇帝睿德纪》亦云：“属炎籥戒辰，凉宫避暑，□因扈□，□沈□。及其□愈，乃申□（中缺）性特隆，一闻斯言，因便感咽，伏枕流欷，哽绝移时，重致绵留，遂感沈痼。西山之药，不救东岱之魂；吹汤之医，莫返逝川之命。”[1]就是说，太子弘随高宗去合璧宫避暑时，又得了重病，一度昏迷不醒。其后病情稍有好转，唐高宗表示将禅位于他。听了这话，太子深感不安，很快导致病情加剧：先是“伏枕流欷”，接着便重新昏迷。病情恶化，抢救无效，于上元二年（675）四月二十五日在合璧宫死去。

总之，太子弘死于疾病，这是确凿无疑的。《新唐书》所谓天后“鸩杀”太子弘者，纯粹是加在武则天头上的不白之冤。后代史家据以为辞，向武则天身上泼几点污水，并不能掩盖武则天辅政时期立下的业绩。

二、武则天与太子李贤

李贤，字仁 [2]，是高宗李治和武则天的次子，永徽五年（654）出生。永徽六年（655）正月，高宗谒完昭陵顺利返回京城，给他新生的小皇子取名为贤，并下诏封刚满月的李贤为潞王。由于他“容止端雅”，且聪明好学，因而“深为高宗所嗟赏”。龙朔元年（661），九月二十日，改封为沛王，加扬州都督，同时兼任左武侯将军一职，仍任雍州牧。[3]龙朔二年（662）十二月，高宗又下诏“并扬荆益四都督府并为大都督府，沛王贤为扬州大都督”。[4]麟德二年（665），十二岁的李贤又被加为右卫大将军。咸亨三年（672），李贤被“改名德，徙封雍王。授凉州大都督，雍州牧、右卫大将军如故。食实封一千户”。后在“上元元年（674）又依旧名贤”[5]。从上述李贤连连被加封的官爵职位来看，他一直深受唐高宗和武则天的宠爱。

为了培养和锻炼逐渐年长的李贤处理事务的能力，唐高宗曾有意安排他参与一些较为简单的朝中政务。咸亨二年（671），高宗幸东都，留李弘在京师监国。而此时的太子弘身体状况不是很好，“太子多疾病，庶政皆决于至德等”[1]。高宗关爱太子，不想让他过度操劳，于是在五月十三日，命令沛王李贤“敕尚书省与夺事，及须商量拜奏事等文案，并取沛王贤通判；其应补拟官，及废置州县，并兵马刑法等事，不在判限”[2]。通过这段时间参与政务处理的实践，李贤的处事能力得到锻炼，这为他以后被继立为太子，监国听政，具有一定娴熟的政务处理能力打下了基础。上元二年（675）四月，二十四岁的李弘在随父皇、母后游幸东都苑内最西端的合璧宫时，突然死于绮云殿。太子李弘结婚已有两年，但一直没有孩子。按照大唐的《户婚律》第一五八条“立嫡违法”条记载：“无嫡子及有罪疾，立嫡孙；无嫡孙，以次立嫡子同母弟；无母弟，立庶子。”[3]太子是皇帝的继承者，对于国体稳定是十分重要的。既然太子已死，又无子嗣，依《户婚律》的规定，李贤被选，继立为太子是适时的，也是必然的。故在太子李弘死后不久，当年即上元二年（675）六月三日，高宗经过一番思考和权衡，下诏立22岁的李贤为新太子。

高宗为了扶助新立太子贤，为他组织了一批德高望重的重臣来辅弼。李贤原不是太子，他所受的教育、规范和要求肯定有别于太子制度，为了让李贤早日谙熟太子之责以及处理政务的能力，高宗自立他为太子后便一心培植。高宗为太子贤所选的辅佐大臣主要是中央三省六部的主要官员，有的同时兼领东宫官职。这一设计的政治意义正在于保证太子能够以储君身份谙练治道，为准备日后皇权的顺利交接过渡。仪凤二年（677），左庶子张大安同中书门下三品。同年八月二十七日，唐高宗以张文瓘为侍中，郝处俊为中书令，为太子贤确立了新的宰相领导班子。后来高宗身体状况越加恶化后，便数次命他监国听政，让他处理朝中一些政务。史载调露元年（679），高宗犯病，太子贤奉命监国，仪凤四年（679）五月，高宗再次命太子贤监国。监国期间，李贤在这些重臣的辅佐下，用心学习政务，兢兢业业，“处事明审，为时论所称”[1]。除学习政务外，还积极著书立说，撰写《春宫要录》十卷，[2]《列藩正论》三十卷，[3]《修身要录》十卷 [4]。 上元二年（675）又组织一批学者为《后汉书》作注。高宗十分高兴，手敕褒奖，说：“皇太子贤自顷监国，留心政要，……加以听览余暇，专精坟典。往圣遗编，咸窥壶奥；先王策府，备讨菁华。好善载彰，作贞斯在，家国之寄，深副所怀。”[5]并赐物三万段以示嘉奖。

李贤虽有一定的政治才能，用心监国，学习政务，颇有所为。但他毕竟年轻，自身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不足。仪凤年间多有灾难，仪凤二年（677）四月，河南、河北发生旱情。特别是仪凤四年（679）二月，“东都饥”[6]，但太子贤仍在“北门之内，造作不常，玩好所营，或有烦费。倡优杂伎，不息于前，鼓吹繁声，亟闻于外”。大臣韦承庆曾多次上书太子贤，对太子的言行处事等方面上疏谏曰：“伏愿博览群书，以广其德，屏退声色，以抑其情，为上嗣之称首称，奉圣人之洪业。”[7]但李贤并不接受。李贤的这些不良行为，是一向课子严厉的武则天不能容忍的。另一方面，自永隆元年（680）起，宫中开始流传谣言，说太子贤不是天后武则天的亲生儿子，而是她的姐姐韩国夫人所生，太子贤对自己的身世产生怀疑。仪凤四年（679），受宠于武则天的明崇俨被杀，这个事件更是加剧了二人之间的矛盾。明崇俨于仪凤（677）二年，累迁正谏大夫，特令入阁供奉。崇俨每谒见高宗和武后，“辄假以神道，颇陈时政得失”。高宗“深加允纳”，对他很是赏识。高宗曾为其五代祖梁处士山宾故宅“特为制碑文，亲书于石”。崇俨还以符劾之术为则天宠信。时太子李贤与母后武则天关系紧张时，他揣摩武后心理，密称太子贤的弟弟英王哲长相和性格颇似太宗，相王旦貌相贵重，“私奏章怀太子不堪承继大位”[1]，挑拨武则天对太子贤的不满情绪。如果武则天没有废太子之意，一个仰人鼻息的术士是绝不敢如此大胆在太子的母后面前搬弄是非，非议储君的，如此大逆不道的行为没有人敢轻易去做的。[2]由上可判断，李贤已经失去了武则天的信任。

调露元年（679），二圣与太子贤俱在东都洛阳，五月三日夜晚，明崇俨在路上被人暗杀。该桩命案发生后，二圣闻讯都很震怒，令大理寺及金吾卫协力严加惩办刺客和主谋者，七日，并令太子贤监国。《资治通鉴》卷202高宗调露元年（679）胡注云：“敕三司亟推鞫，妄承引，连坐者甚众。”一年多过去了，这件案子一直没有线索，此案搁置久了，社会上开始流传是太子贤密知崇俨的私奏，派人暗杀的，这些谣言使太子贤陷入十分被动的处境。“及崇俨死，贼不得，天后疑太子所为。”[3]在这关键时刻，李贤如果杀死武则天宠信的人无疑给自己带来更大的祸患，资质聪慧的李贤是不会做这种傻事的。但流言四起时，在威严无比的母后面前，李贤开始惶惶不安，深为自己前途担忧，“每日忧惕，知必不保全”[4]。在政治斗争中，从心理上击垮对手往往更具有效果。母子关系的破裂，这时谣言又四起给李贤心理上造成严重的压抑。好声色畋猎是典型的王公贵族活动，况李贤正值年轻，更难以抗拒声色的诱惑。虽熟背“贤贤易色”等语，但实际上并非以其来约束自己，不近女色。李贤好声色，并“与户奴赵道生等狎昵”，且“多赐之金帛”[5]。前太子承乾就因“好声色，慢游无度”[6]的不良行为而失宠于唐太宗。太子贤的好玩乐和任性行为，引起武则天的不满。她“遣人发太子阴事”[7]。此事被人告到高宗那里，身体状况越来越糟的高宗对太子贤期望很大，知道此事后震怒。命令中书侍郎、检校太子左庶子（同三品）薛元超，黄门侍郎（同三品）裴炎与御史大夫高智周等共同审理此事，韦承庆就曾劝谏太子贤“既喧听览，且黩宫闱，兼之仆隶小人，缘此得亲左右，亦既奉承颜色，能不恃托恩光。作福作威，莫不由此，不加防慎，必有愆非。倘使微累德音，于后悔之何及？”[1]李贤不听劝告，最终给自己招来灾难。

永隆元年（680），薛元超等人在搜查时竟从东宫搜出皂甲数百领。因此，李贤以“谋逆”罪名被废黜。李贤私藏皂甲是事实，但不是为了“谋逆”，而是在害怕的心理下，私藏用来以防不测之需。永隆元年，八月甲子（二十二日），高宗诏敕全国，废李贤为庶人，并遣右监门中郎将令狐智通等人将李贤从东都洛阳押回京师长安，幽禁在宫中别所，并“焚其甲于天津桥南以示士民”[2]。永隆元年八月二十二日，太子李贤被废为庶人。开耀元年（681）十一月八日，高宗下诏将他流放到巴州幽禁。李贤自被迁徙到四川巴州，深居简出，一直过着艰苦的生活。李贤虽废为庶人，但因其才高行薄，又曾是太子，即便远离都城，他仍具有较大的政治影响力和号召力。深知弊利的武后，对此当然不会置若罔闻，她担心李贤在巴州结党营私，勾结反对者，起兵争夺皇位，为防不测，在文明元年（684）二月，武则天派左金吾将军丘神勣前往巴州，检校李贤的宅第，“以备外虞”[3]。这措施明显是加强对李贤的监管和控制。文明元年（684）二月二十七日，李贤死于巴州公馆，死时年仅31岁。

章怀太子墓

关于章怀太子李贤之死的原因，史书记载多认为是武则天杀死他的，但究竟死因是自杀还是“被杀”颇有争议。《旧唐书》卷186上《酷吏丘神勣传》载：“弘道元年，高宗崩，则天使于巴州害章怀太子。”同书卷86《高宗中宗诸子传》记载：“文明元年，则天临朝，令左金吾将军丘神勣往巴州检校贤宅，以备外虞。神勣遂闭于别室，逼令自杀。”《新唐书》卷81《三宗诸子传》载“武后得政，诏左金吾将军丘神勣检卫贤第，逼令自杀”。《资治通鉴》记载，“光宅元年二月……辛酉，太后命左金吾将军丘神勣诣巴州，检校故太子贤宅，以备外虞，其实风使杀之”。“丘神勣至巴州，幽故太子贤于别室，逼令自杀。”[1]以上观点都认为章怀太子是在丘神勣逼令下自杀的。《新唐书》卷209《酷吏丘神勣传》记载，“高宗崩，后使害章怀太子于巴州，归罪神勣。”而卷4《则天本纪》则直书“杀庶人贤于巴州”。这种观点认为章怀太子是武则天派人杀死的。李贤被流放到这荒蛮之地，生活艰苦，与当太子时的显赫地位形成了巨大反差。武则天在高宗死后独掌一切大权，但对被远谪的故太子李贤不放心，派丘神勣前往对他实行严格监控。李贤见母后在父皇高宗死后掌握朝政大权，旋废自己两个弟弟太子之位，对自己仍然猜忌不遗，内心充满恐惧。同时被丘神勣严格监控而失去人身自由，更是让李贤心灰意冷。据两唐书《则天本纪》、《李贤传》和《通鉴》所载有关资料分析，当是丘神勣看管过严，李贤自感永无出头之日，不胜其愤，遂自杀而亡。李贤的自杀是对自己前途的绝望，也可视为是对武则天的一种抗议。

章怀太子墓出土胡服男俑

三、武则天与中宗李显

李显是高宗的第七个儿子，在武则天所生诸子中排行为三，显庆元年（656）十一月五日生于长安。次年二月二日即被封为周王，授洛州牧。仪凤二年（677）十月三日，徙封英王，改名哲，授雍州牧。永隆元年（680）八月受封为皇太子。弘道元年（683）十二月高宗驾崩，两天后即位于柩前，年28岁。但刚刚过了两个月，就被武则天拉下了皇帝的宝座。

关于中宗被废之事，史书一致做了这样的记载：中宗居高宗之丧，武则天以母后临朝，中宗册其妃韦氏为皇后，甚加宠爱，欲以岳父韦玄贞为侍中，并授给乳母的儿子五品高官。宰相裴炎面折廷争，以为不可。中宗大怒，说：我难道不能把天下让给韦玄贞？给个侍中有什么可惜的！[1]裴炎害怕起来，就把这件事向武则天做了汇报。武则天听后很生气，认为中宗不堪为君。裴炎乃与武则天“密谋废立”[2]。光宅元年（684）二月六日，武则天在洛阳宫乾元殿召集文武百官议事。中宗高坐殿上，等候朝拜。这时，裴炎与中书侍郎刘祎之、羽林将军程务挺、张虔勖勒兵入殿，宣读了武则天废黜中宗的诏令。左右侍臣遵奉武太后的旨意，扶中宗下殿。中宗很不服气地问：“我有何罪？”武则天回答说：你想把天下让给韦玄贞，怎么能说无罪！[3]就这样，唐中宗被废为庐陵王，幽于别所。四月，迁于均州（今湖北均县）濮王李泰故宅。对于这件事，自古迄今，曾有不少人认为，中宗要以天下让韦玄贞，只不过是在气头上说出的气话，未必真要那样去做；武则天以此废黜中宗不过是个借口，其目的是为了独揽大权。这种观点不能说没有道理，但问题在于武则天要独揽大权究竟对不对。唐中宗固然未必以天下让其岳父，但这并不等于说唐中宗就是一个好皇帝。种种迹象表明，唐中宗之被废，不仅仅是因为他与裴炎的争执，还有更重要的原因：武则天之所以废中宗，并不完全是出于权势欲望，而主要是为了维护当时的政治局势。

在唐高宗统治时期，唐王朝仍然是朝着强盛的方向发展的。但这是就总体情况而言的。高宗末年，疾病加重，几乎完全不能处理朝政。武则天也不得不抽出大量时间照顾高宗，从而程度不同地影响了对朝政的处理。在这种情况下，周边少数民族反叛、骚扰的事件常常发生。如调露元年（679）十月，单于大都护府突厥阿史德温傅、奉职二部反，立阿史那泥熟匐为可汗，二十四州酋长皆响应，众数十万，入寇定州。永隆元年（680）七月，吐蕃侵剑南，复寇河源。突厥余众围困云州。二年，突厥侵扰原、庆等州，阿史那伏念复自立为可汗，与阿史德温傅连兵侵扰。永淳元年（682）二月，西突厥阿史那车薄帅十姓部落反叛，进围弓月城。五月，吐蕃大将论钦陵侵扰柘、松、翼等州 [1]。十月，突厥余党阿史那骨笃禄、阿史德元珍等招集亡散，侵扰并州。[2]弘道元年（683）二月，突厥侵扰定州、妫州。三月，阿史那骨笃禄等围单于都护府，杀都护府司马张行师。四月，绥州步落稽白铁余自称“光明圣皇帝”，置百官，进攻绥德、大斌，杀官吏，焚民舍。[3]五月，阿史那骨笃禄侵扰蔚州。[4]唐高宗和武则天不断调兵遣将，虽然取得了一些胜利，但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边患仍未解除。与此同时，自然灾害也特别严重。永隆元年（680）九月，河南、河北诸州大水 [5]。二年八月，该地复遭水灾 [6]。永淳元年五月，连日大雨，“沃若悬河”[7]。“洛水溢，溺民居千余家。”关中先水后蝗，“继以疾疫”[8]。次年三月，黄河水冲入河阳县，水面高于城内五六尺，所过桥津，无复完璧。[1]连年的自然灾害，不仅造成了“菽粟不稔”，严重地摧残了社会经济，使由少数民族贵族入侵引起的财政困难日益加深，而且造成了灾区人民的极端贫困。如永淳元年（682）的水旱灾害，使西京长安和东都洛阳发生饥疫，米斗至四百钱，“两京间死者相枕于路”，以至出现了“人相食”的悲剧。[2]正当内外交困的时候，高宗皇帝又离开人世，使局势变得更加严峻。

在这种情况下，要继续维护唐王朝的辽阔版图和稳定局面，战胜自然灾害，恢复和发展生产，同时办好唐高宗的丧事，是何等的艰难！这就要求最高统治者有非凡的才能和坚强的毅力。可是，代替高宗而为天子的中宗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呢？

唐中宗之成为皇太子，进而南面称孤，并不是因为他有什么杰出的才能，也不是由于高宗和武则天的偏爱，而是因为其兄太子弘死于疾病，太子贤以罪被废，其弟豫王旦年纪尚幼，且无特殊功绩。论“资”排辈，才将他推到了前台。论德行才艺，他都比不上李弘、李贤；就与他的弟弟豫王旦相比，也差之甚远。这一点唐高宗和武则天是很清楚的。正因为如此，当他们把李显立为皇太子以后，便派出德高望重、学识渊博、富有统治经验的人当太子辅佐。如，开耀元年（681）三月，以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刘仁轨兼太子少傅，以侍中郝处俊为太子少保。七月，以嵩山道士、海内名流田游岩为太子洗马。永淳元年（682）幸东都，留太子于京师监国，复命侍中裴炎、中书令薛元超辅之。

唐中宗定陵

自太子弘之死，至李显进入东宫，皇太子之位已三易其人。皇太子即是“储君”，频繁更换对统治是十分不利的。因此，唐高宗和武则天不欲更易其人。在对李显加强教导的同时，立其子重照为皇太孙，希望他放下包袱，勤学政务，有所长进。但是，这一切安排，并没有起到多大作用，李显还是老样子。监国期间，即“颇事游畋”[1]，荒于政事。对此，唐高宗和武则天大伤脑筋。高宗临死时之所以在遗诏中强调“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听天后处分”，正是在认真分析了当时政局形势和皇太子状况之后做出的重大决策，表现出对武则天的信任和对李显的担心。事实上，李显即位的所作所为，比高宗担心的还坏。他不是与母后同心同德，想着如何改变当时的困难局势，如何埋葬高宗，而是独断专行，一心想着如何讨好韦皇后，给庸庸碌碌的岳父韦玄贞穿上三品紫衣，如何让自己奶妈的儿子当上五品官，平步青云。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甚至不顾“天子口中无戏言”的戒律，说出“我以天下与韦玄贞岂不可”的话语。像这样的人，怎么能够担负起扭转危局、埋葬高宗的重任？

既然中宗不能担负此重任，又与武则天和大臣闹起了矛盾，那么，武则天不废他也不行了。所以，光宅元年（684）二月武则天废黜中宗，表面上看起来是武则天抢班夺权，实际上并非如此。唐高宗早已赋予她处分军国大事的权力，她废黜中宗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稳定局势，完成高宗的葬礼，发展社会经济。武则天的这一用心，还可以从裴炎等人的态度上看出。裴炎，字子隆，绛州闻喜（今属山西）人。少而好学，为人宽厚，寡言笑，“有奇节”[2]，擢为明经，先后担任兵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侍中等职。永淳元年即于京师辅佐太子。二年，高宗病重，又跟太子赴东都侍疾。此年十一月，高宗病危，皇太子监国，复奉诏与黄门侍郎刘齐贤、中书侍郎郭正一于东宫平章事。十二月高宗死，更受遗诏为顾命大臣。与太子显相处较久，对李唐忠心耿耿。但是，中宗李显之被废，竟是他首先发起的。忠于唐室的重臣刘祎之、大将程务挺、张虔勖等皆预其谋，宰相刘齐贤等亦无异词。可见，他们也都认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废黜中宗是必要的。因此，我们认为，废黜中宗，在当时并不是武则天的过错，而是大势所趋。

四、武则天与睿宗李旦

嗣圣元年（684）二月六日中宗被废之后，唐高宗第八子，也就是武则天的小儿子豫王李旦继位，是为睿宗。睿宗以龙朔二年（662）六月一日生于蓬莱宫（即长安大明宫）之含凉殿。初名“旭轮”。同年十一月十八日被封为殷王，遥领冀州大都督、单于大都护、右金吾卫大将军。乾封元年（666）七月，徙封为豫王。总章二年（669）十一月，徙为冀王，改名为“轮”。上元三年（676）正月，徙封相王。永隆二年（681）又改封豫王。嗣圣元年二月七日，越过皇太子阶段，直接当上了皇帝。睿宗为人随和，刻苦好学，“工草隶，尤爱文字训诂之书”，比中宗李显要强 [1]。他在当上皇帝后，改元文明，废原皇太孙李重照为庶人，流韦玄贞于钦州。立其长子永平郡王李成器为皇太子。但他并未处理朝政，“政事决于太后”[2]。实际上他只不过是个傀儡。

唐睿宗桥陵

既然睿宗比中宗精明，那么，他为什么会成为傀儡？原因很简单。睿宗即位时遇到的形势和中宗即位时的形势基本上是相同的。与中宗相比，睿宗确有他的长处：一是他有一定的知识，不像中宗那样庸庸碌碌；二是他能与母后武则天保持一致，不像中宗那样独断专行。但是，他在即位时，也有明显的不足，那就是他没有当过太子，也没有想到自己会当皇帝，缺乏政治头脑和处理朝政的本领。像他这样的人，当个学士会是佼佼者，但做个掌权之君，却很平庸。因此，同样不能立即担负起扭转局势的重任。在这种情况下，朝政势必还要由武则天掌握。睿宗很有自知之明，把政事一股脑儿地推给母后，请她继续临朝；自己则闲散居处，以尽孝道。而武则天呢，对当时的形势了如指掌，知道让睿宗临朝，事情也很难办好。于是，就让他出面去办高宗的丧事，而把军政大权集中在自己手中。这样，就形成了武则天临朝称制，睿宗当傀儡的局面。史书上说，睿宗居于别殿，政事“不得有所预”；太后武则天常御洛阳宫之紫宸殿，“施惨紫帐以视朝”。[1]

五、武则天与太平公主

太平公主是武则天的女儿。据史书记载，太平公主方额广颐，多权略，则天以为类己，每预谋议，宫禁严峻，事不令洩。公主亦畏惧自检，但崇饰邸第。二十余年，天下独有太平一公主，父为帝，母为后，夫为亲王，子为郡王，贵盛无比。永淳（682—683）以前朝制，亲王食实封八百户，有至一千户；公主出降三百户，公主加五十户。太平食汤沐之邑一千二百户，圣历初加至三千户。[2]太平公主与文人关系密切，她身边常有文人造访，《全唐诗》描写公主宅宴饮之诗，共19首。可见数量之多。

武则天和唐高宗都很喜爱太平公主。“太平公主者，高宗少女也。以则天所生，特承恩宠。初，永隆年降驸马薛绍。永隆二年（681）七月太平公主出降薛绍时的盛景：“自兴安门设燎相属，道樾为枯。”[3]“燎炬列焰，槐树多死。”[4]唐高宗在所写《太子纳妃太平公主出降》中说：“龙楼光曙景，鲁馆启朝扉。艳日浓妆影，低星降婺辉。玉庭浮瑞色，银榜藻祥徽。云转花萦盖，霞飘叶缀旂。雕轩回翠陌，宝驾归丹殿。鸣珠佩晓衣，镂璧轮开扇。华冠列绮筵，兰醑申芳宴。环阶凤乐陈，玳席珍馐荐。蝶舞袖香新，歌分落素尘。欢凝欢懿戚，庆叶庆初姻。暑阑炎气息，凉早吹疏频。方期六合泰，共赏万年春。”[1]高宗死后，太平公主的婚姻出了问题。垂拱年间，其夫薛绍被诬告与诸王连谋伏诛，[2]“以主婿不加戮，饿死河南狱。”[3]在武周时期，太平公主积极追随武则天，过着豪华的生活。太平公主除有多处府第外，还拥有面积广大的庄园，其中的富丽繁华景象在文学作品中都有描绘。韩愈的《游太平公主山庄》更是以回忆的方式写出当时太平公主宅第的盛况：“公主当年欲占春，故将台榭压城闉。欲知前面花多少，直到南山不属人。”[4]

武则天晚年，太平公主参与了张柬之政变，被封为“镇国太平公主”。武则天死后，她与李隆基起兵诛杀韦后，并辅助李旦坐上了帝位。既屡立大功，益尊重，上常与之图议大政，每宰相奏事，上辄问：‘尝与太平议否？……公主所欲，上无不听，自宰相以下，进退系其一言，其余荐士骤历清显者不可胜数，权倾人主，趋附其门者如市。”[5]宰相七人，五出其门……文武之臣，大半附之。[6]后来，又在与李隆基的斗争中失败，逃入山寺，“三日乃出，赐死于第”，终以悲剧收场。

六、武则天与“小公主”

相传永徽五年（654）末，武则天生了一个女孩。唐高宗很喜爱，视为掌上明珠；王皇后无儿无女，也很喜欢。永徽六年（655）初春的一天，王皇后来到武则天的住所，看视胖乎乎的小公主。王皇后一走，武则天就偷偷扼杀了自己的女儿，并嫁祸于王皇后。

最早记载武则天“小公主”的是《唐会要》:“昭仪所生女暴卒，又奏王皇后杀之，上遂有废立之意。”[1]《旧唐书·则天皇后本纪》载：“武后夺嫡之谋也，振喉绝襁褓之儿，菹醢碎椒涂之骨，其不道也甚矣，亦奸人妒妇之恒态也。”[2]《新唐书》卷七十六《后妃传上》高宗皇后武氏条载：“昭仪生女，后就顾弄，去，昭仪潜毙儿衾下，伺帝至，阳为欢言，发衾视儿，死矣。又惊问左右，皆曰：‘后适来。’昭仪即悲涕，帝不能察，怒曰：‘后杀吾女，往与妃相谗媢，今又尔邪！’由是昭仪得入其訾，后无以自解，而帝愈信爱，始有废后意。”[3]《资治通鉴》对此事的记载更为详细，其文如下：“后宠虽衰，然上未有意废也。会昭仪生女，后怜而弄之，后出，昭仪潜扼杀之，覆之以被。上至，昭仪阳欢笑，发被观之，女已死矣，即惊啼。问左右，左右皆曰：‘皇后适来此。’上大怒曰：‘后杀吾女！’昭仪因泣数其罪。后无以自明，上由是有废立之志。”当代学者或以此作为武则天残忍的根据，认为武则天确曾生过一个小公主，为了当皇后，将其扼杀，用以陷害王皇后。[4]

但事实上，此事未必可靠。[5]因为两《唐书·则天纪》不载。首先，《旧唐书》卷51《高宗废后王氏传》载：王皇后求巫祝厌胜，事发，“上大怒，……将废后，长孙无忌、褚遂良等同谏，乃止。俄又纳李义府之策”，废之。新传略同。据此，似无扼女陷后事。其次，唐朝人刘肃所著的《大唐新语》一书中，虽收入了不少贬责武则天的资料，其中《酷忍》一章中就记载了武则天与王皇后、萧淑妃斗争的全过程及武则天如何残忍杀害王、萧二人，杀害长孙无忌等11条罪状，但并没有关于她扼杀亲女、嫁祸于王皇后的任何记载。可见武则天杀女嫁祸之说，在唐朝是不存在的，如果确有其事，依刘肃的性格是不会对她笔下留情的。其三，最重要的是，所谓武则天扼杀小公主之事发生在永徽六年（655）初。但这个时段，武则天是不可能生小公主的。因为史书明确记载太子李贤生于永徽五年十二月十七日。而王皇后在永徽六年六月即因与其母“厌胜”受到限制，最终在十月十三日被废。从永徽五年十二月到次年六月仅半年时间，在这半年中，武则天是不可能生出一个小公主的。因此，所谓“小公主”实际上是不存在的，而武则天扼杀小公主之事纯属无稽之谈。

[3]“弘”字或写作“宏”，系清人为避乾隆讳所致。本书引用原文时不改。

[1]〔清〕董诰编：《全唐文》卷13《命皇太子领诸司启事诏》，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58页。

[2]〔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02，高宗上元二年四月条，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6377页。

[3]《全唐文》卷11《赐谥皇太子弘孝敬皇帝制》，第139—140页。

[4]〔后晋〕刘昫：《旧唐书》卷86《高宗中宗诸子·孝敬皇帝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830页。

[1]见《唐会要》卷2《杂录》、《旧唐书》卷113《承天皇帝倓传》、《新唐书》卷82《承天皇帝倓传》及《资治通鉴》卷200至德二载九月条。《旧唐书》卷130《李泌传》、《新唐书》卷139《李泌传》不载。

[1]《新唐书》卷82《承天皇帝传》，第3618—3619页。

[1]〔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3《高宗纪》，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69页。

[2]《新唐书》卷81《孝敬皇帝弘传》，第3589页。

[1]《资治通鉴》卷201，高宗总章元年，第6357页。《新唐书》卷81《孝敬皇帝弘传》、《旧唐书》卷86《孝敬皇帝弘传》略同。

[2]《新唐书》卷81《孝敬皇帝弘传》，第3589页。

[3]《旧唐书》卷86《高宗中宗诸子》，第2826页。

[1]《新唐书》卷81《泽王上金传》，第3578页。

[2]《全唐文》卷14《册代王宏为皇太子文》，第166页。

[3]〔宋〕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卷257《储宫部·建立二》，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3059页。

[1]《册府元龟》卷258《储宫部·令德》，第3070页。

[2]《旧唐书》卷86《孝敬皇帝弘传》，第829页。

[3]《旧唐书》卷86《孝敬皇帝弘传》，第2830页。

[4]《孝敬皇帝睿德纪》碑残泐已久。此字《全唐文》卷15及《金石萃编》卷58不录。无从得知其旧。据所列事实，似应为“博”。

[5]此字《金石萃编》卷58《孝敬皇帝睿德纪》不录。见《全唐文》卷15，第185页。

[6]《旧唐书》卷86《高宗中宗诸子·孝敬皇帝弘传》，第2831页。

[1]见宋代医学著作《三因极一病证方论》。

[2]《新唐书》卷106《邢文伟传》，第4057页。

[3]《旧唐书》卷5《高宗纪》，第100页。

[4]《资治通鉴》卷202，高宗上元二年，第6375页。

[5]《全唐文》卷11，第139—140页。

[6]《全唐文》卷14，第174页。

[1]《全唐文》卷15，第185页，参《金石萃编》卷58。

[2]《章怀太子李贤墓志铭》的铭文载，李贤“字仁”。《新唐书》卷81《三宗诸子传》记载李贤的“字明允”，与志文的不同，取志文更可信。

[3]《旧唐书》卷4《高宗本纪上》，第82页。

[4]《旧唐书》卷4《高宗本纪上》，第84页。

[5]《旧唐书》卷86《高宗中宗诸子》，第2831页。

[1]《旧唐书》卷86《高宗中宗之子·孝敬皇帝传》，第2829页。

[2]〔宋〕王溥：《唐会要》卷4《储君》，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42页。

[3]〔唐〕长孙无忌等撰，《唐律疏议》卷十二《户婚律》第158立嫡违法条，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38页。

[1]《旧唐书》卷86《高宗中宗诸子·章怀太子贤传》，第2831—2832页。

[2]《新唐书》卷59《艺文志三》，第1509页。

[3]《新唐书》卷58《艺文志二》，第1480页。

[4]《旧唐书》卷47《经籍志下》，第2026页。

[5]《旧唐书》卷86《高宗中宗诸子·章怀太子贤传》，第2831页。

[6]《旧唐书》卷5《高宗本纪下》，第104页。

[7]《唐会要》卷67《左春坊·司议郎》，第1170页。

[1]《旧唐书》卷191《方伎·明崇俨传》，第5097页。

[2]杜文玉：《关于薛元超几个问题的考证》, 《渭南师专学报》（社科版）1996年第1期。

[3]《资治通鉴》卷202，高宗永隆元年八月条，第6397页。

[4]《旧唐书》卷116《承天皇帝倓传》，第3385页。

[5]《资治通鉴》卷202，高宗永隆元年八月条，第6397页。

[6]《旧唐书》卷76《恒山王承乾传》，第2648页。

[7]《新唐书》卷81《三宗诸子》，第359页。

[1]《旧唐书》卷88《韦思谦传附子承庆传》，第2864页。

[2]《资治通鉴》卷202，高宗永隆元年八月条，第6397页。

[3]《资治通鉴》卷203，则天后光宅元年二月条，第6419页。

[1]《资治通鉴》卷203，则天后光宅元年二月条，第6418页。

[1]《旧唐书》卷87《裴炎传》，第2843页。

[2]《资治通鉴》卷203，则天后光宅元年正月，第6417页。

[3]《大唐新语》卷11《惩戒》，第171页。《旧唐书》卷87《裴炎传》。

[1]《资治通鉴》卷202，第6407、6409、6411页。

[2]《唐会要》卷94《北突厥》，第1691页。

[3]《资治通鉴》卷203，高宗弘道元年四月条，第6414页。

[4]《旧唐书》卷194《突厥传》，第5186页。

[5]《旧唐书》卷5《高宗本纪》，第107页。

[6]《新唐书》卷3《高宗本纪》，第78页。

[7]《旧唐书》卷37《五行志》，第1352页。

[8]《资治通鉴》卷203，高宗永淳元年五月条，第6410页。

[1]《旧唐书》卷37《五行志》，第1353页。

[2]《资治通鉴》卷203，高宗永淳元年五月，第6410页。

[1]《资治通鉴》卷203，高宗永淳元年，第6411页。

[2]《新唐书》卷117《裴炎传》，第4247页。

[1]《旧唐书》卷7《睿宗纪》，第151页。

[2]《资治通鉴》卷203，则天后光宅元年正月己未，第6418页。

[1]《资治通鉴》卷203。则天后光宅元年二月条，第6418-6419页。

[2]《旧唐书》卷183《外戚传》，第4738页。

[3]《新唐书》卷83《诸帝公主传》，第3650页。

[4]〔宋〕钱易撰，黄寿成点校《南部新书》，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24页。

[1]〔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2，高宗皇帝《太子纳妃太平公主出降》，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1页。

[2]《旧唐书》卷183《外戚传》，第4738页。

[3]《新唐书》卷80，第3577页。

[4]〔唐〕韩愈：《游太平公主山庄》, 《韩昌黎全集》，中国书店1991年版，第156页。

[5]《资治通鉴》卷209，睿宗景云元年，第6651页。

[6]《资治通鉴》卷210，玄宗开元元年，第6682页。

[1]《唐会要》卷3《天后武氏》，第24页。

[2]《旧唐书》卷6《则天皇后本纪》，第133页。

[3]《新唐书》卷76《后妃传上》，第3474—3475页。

[4]胡戟：《武则天本传》，三秦出版社1987年版，第24页。勾利军：《武则天杀女应属事实》, 《史学月刊》1996年第4期。

[5]梁恒堂：《武则天杀女辨误》, 《武则天探秘》，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