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旧”文化之辩[1]——兼论胡适与吴宓的文化争鸣
陕西师范大学 郭英杰
摘 要：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新”“旧”文化之辩曾引发诸多文人墨客在学术思想维度进行唇枪舌战，抑或在学理层面进行口诛笔伐。胡适和吴宓的文化争鸣就是其中一个典型代表。表面上看，“新”“旧”文化水火不容，矛盾重重；究其本质，所谓的文化“新”“旧”不过是学者们在探讨文化现象时呈现出思维方式和认知视角的不同，如果以当时宏观的历史语境为着眼点，他们却“殊途而同归”。
关键词：“新”文化 “旧”文化 胡适 吴宓
引言
文化是人类改造自然的过程中改造人性的成果以及由此产生的智慧的结晶。梁启超也说：“文化者，人类心能所开积出来之有价值的共业也。” （易鑫鼎2006:494）根据《中国大百科全书》（1991: 409-410），文化可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又分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个层面。但是，文化有无“新”“旧”的区分呢？在历史的长河中，诸多事实告诉我们，文化的确曾经被人为地贴上“新”“旧”的标签。但是，“新”“旧”文化如何界定？“新”“旧”文化界定的标准和尺度又是什么？人们对此似乎莫衷一是。在实际生活中，人们提及民族文化，喜欢用“新”“旧”来分类：“新”文化就是顺应时代潮流“新颖别致”的文化，比如现在流行的网络文化、手机文化等等；“旧”文化就是传统文化，比如儒家文化、道家文化等等。文化一旦被赋予“新” “旧”的意义，我们在态度和情感上就不由自主地“褒”“贬”起来。不可否认，文化有它的历史纬度，以时间为坐标，“新”“旧”文化的提法似乎合情合理。但是，“新”“旧”文化的“观念”一经树立起来，就容易让人产生思维定式，即“新”文化就是绝对先进、正确、有益的文化，“旧”文化就是落后、保守、腐朽的文化。这种界定当然是错误的。在我国文化史上，关于“新”“旧”文化的争议和对抗似乎没有停止过。五四运动时期，新文化运动的主将胡适和“学衡”派主要代表人物吴宓之间就展开过“口诛笔伐”式的争鸣。前者提倡新文化，宣扬“民主”和“科学”，但是他要“打倒孔家店”，主张“全盘西化”，也就是破“旧”立“新”。而后者“宁可杀头，也不批孔”，坚守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传统文化，因为他认为“孔子的有些话还是对的”（王岷源2000: 243-252），并且誓死要保护中华民族延续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或者说“旧”文化。正基于此，吴宓被戴上“守旧派”、“国粹派”、“文化保守主义”的帽子。到底文化应该不应该有“新”“旧”的区分呢？文化“新”“旧”的确立对建设繁荣昌盛的国家有无实质的作用和贡献呢？或许，吴宓在《〈葛兰坚论新〉 译者识语》中的一些话对我们有些许启示：“事物之价值在其本身之良否，而无于新旧，不问是非，但责新旧，舍本逐末，陷于一偏，以虚词相号召，名义相矜夸，结果将使人性日漓，为祸无穷。”（吴宓1922a）
一、从个人思想的微观层面考察
究其根本，胡适和吴宓文化论战的焦点，主要是他们对“新”“旧”文化的判断标准不“一”，考虑问题的方式和思维迥然不同。
胡适以进化论的观点考察中国文化的出路和命运问题，认为中国延续几千年的传统文化经历了开端、发展、鼎盛时期之后，到了清朝晚期，已经是穷途末路，走入死胡同，必须破旧立新，开始一种新文化取代之，才会迎来中华民族新的历史和中华文化新的开端。然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有牺牲。牺牲什么呢？胡适认为当然是腐朽没落的封建文化。封建文化与什么相关呢？当然是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因此，必须推翻一切，打倒一切，就连传统和旧制也必须“连根拔掉，不要有丝毫姑息、保留”（胡梦华、吴淑贞1984），才能重新建立新式独特的文化模式。文字也必须彻底更新和改造，为什么呢？因为延续几千年的封建文化都是以文言文的形式写就的，为了根除人们的封建思想，必须痛下决心废除文言文，提倡白话文。“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但是怎样“破旧立新”呢？胡适认为要完全学习西方，“全盘西化”，学习“德”先生和“赛”先生，学习他们的先进文化和思想，倡导民主、科学、自由和独立。这赢得包括鲁迅、周作人、沈雁冰、沈泽民等一大批学者在内的知识分子的赞许和欢迎。当然，平心而论，胡适的想法和做法就当时的时代背景和国际国内局势而言，有些过于激进和冒险，让大多数受过传统国学教育的文人雅士一时无法接受。吴宓就是其中一位。
在吴宓看来，否定旧文化就是否定传统文化，否定传统文化就是否定延续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否定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就是否定列祖列宗，否定列祖列宗就是否定自己。这种做法无异于饮鸩止渴、文化“自杀”。中华民族本来就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这种“自杀”的做法会把这种危险蔓延化、扩大化。在吴宓看来，对待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文化的建设和发展，不能一意孤行，主观臆断，要符合国情、顺应民意，还要权衡利弊，考虑周全。也就是说，吴宓虽然维护传统文化和历史，但是他并不排斥和否认将西方文化引入国门的必要。他曾说：“今有不赞成该运动（即胡适倡导的“新文化运动”，笔者注。）之所主张者，其人非必反对新学也，非必不欢迎欧美之文化也……相反，应输入欧美之真正文化，故对于新文化运动者提倡之西方文化，不可不审查，不可不辩证也。”（吴宓1922b）所以，吴宓认为，在对中华文化的保留和对西方文化的引入问题上，不能有侥幸心理、犯机会主义错误，否则，“以这种态度吸收西方文化，犹如西晋清谈、南唐词曲，终不免导致亡国之祸。”（吴宓1922c）怎样才能妥善解决“新”、“旧”文化的取舍问题呢？吴宓认为，要“明察秋毫”,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要冷静地对中外文化进行系统研究，一丝不苟地仔细甄别，注意不能囫囵吞枣，盲目激进，一定要融会贯通，才能自立门户，寻求真正的独立和创新。他曾感慨万千地说：“对西洋文化未加深究，不知审慎选择，专取晚近一家之学说，甚至袭取西洋之 ‘糟粕’‘毒鸩’，以飨国人，是不足以代表西洋文化全体之真相。”（吴宓1922b）而以胡适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者，弊病和缺陷在于，他们只“眩于近代西方之富强，又缺乏正确的历史透视，以致唯新是尚，而不细绎其真正价值。”所以，吴宓对新文化运动有他个人的理解和认识。吴宓也看到了新文化运动者的缺陷：“新文化运动者反对中国旧传统，但他们在攻击固有文化时，却将其中所含之普遍性文化规范一并打倒，徒然损害了人类的基本美德与高尚情操。”（吴宓1920）这是吴宓与他们对立和斗争的真正原因。吴宓同时指出：“新文化运动，以一事而攻击宗教道德之全体，以一时形式之末而铲除顽固精神之源，实为诬罔不察之极。”（吴宓1922d）这使得吴宓没有跟胡适等激进派妥协和退让的可能，只有“以牙还牙”, “横眉冷对千夫指”，斥责新文化运动者肆意破坏传统礼教，无视传统文化的价值和历史作用。
二、从当时历史的宏观语境考察
如此看来，胡适与吴宓在文化观上的论战和争鸣似乎不可调和，其实并非这样。笔者认为，他们二人的论战和争鸣确系事实，但只是应对“新”“旧”文化时思维方式和理解认识的偏差。实质上，胡适与吴宓的文化观“殊途而同归”。为什么呢？这就必须要对他们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做以考察。
众所周知，中国封建社会自春秋战国发端至清王朝结束，一直延续了两千多年。在这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中国曾经在各个历史时期创造了令世界瞩目的非凡成就，包括物质的、精神的，等等。但是从19世纪开始，西方列强的铁蹄踏进国门，战争和鸦片成了中华民族灾难和痛苦的渊源。然而，腐朽的封建清王朝仍然夜郎自大，目空一切，加上自身软弱无能，致使中华民族屡遭屈辱挫折，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中国的知识分子，在这种风雨飘摇、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挺身而出，谋求救亡图存的办法。胡适、吴宓等等爱国志士就是这些知识分子当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不约而同地参与各种政治和文化运动。当时，清政府发动“洋务运动”，结果以失败告终。康有为等戊戌六君子紧接着又发动“百日维新”，也宣告失败。之后，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爆发，最终推翻帝制，赶走列强，使中华民族走上独立自主的道路。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五四运动”随后也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他们都是在中华民族面临危急的时刻救亡图存的英雄。那么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上，同时出现了三种主张：一种是“保守派”，他们仍然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或者说“旧”文化“无可挑剔”，是最好的，因此盲目排外，拒绝学习西方；第二种是“激进派”，他们认为要“反帝救国”就必须“全盘西化”，否定一切“旧”文化，倡导“新”文化，把传统思想和“旧”模式统统废除掉；第三种是“学衡派”，他们认为“救亡图存”“富国强民”就必须“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一方面要保证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不能丢掉，另一方面还要积极学习西方，“师夷长技以制夷”，但是原则和立场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三种文化思想中，胡适属于第二种，吴宓代表第三种。但是，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吴宓锋芒毕露，当时以《学衡》、《大公报·文学副刊》为阵地强调传统文化的影响和历史地位，本是“中庸派”却往往被归结为“保守派” “国粹派”，成为一个历史性的误会。关于孰“新”孰“旧”“过去”“未来”的辩证关系问题，吴宓认为：“过去与未来为一不可分割的完整结构，无论典章文物、理论学术，莫不须就传统所有者层层改变，递嬗衍生，若不知旧物，则绝不能言新。何况历史、文学、艺术等人事之学，与物质科学不同，后者循直线以进，愈久愈详，愈晚出愈精妙；而前者或系于社会之实境，或由于个人之天才，虽并无不断进化之理，然后来者不必居上，晚出者不必胜前。”（吴宓1922b）正因为“新”事物“不必居上”或者“不必胜前”, “旧”事物就有了它们存在的必要和价值。吴宓对“新”“旧”文化的甄别取得了制胜点。
实质上，胡适和吴宓的文化论战都始于一个共同的基础，那就是，（一）他们都主张“博极群书” “并览古今”，追求世界一切具有永恒价值和真善美的东西；（二）当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他们都痛苦不堪，曾经绞尽脑汁，苦苦思索中国的出路问题；（三）当中国的知识分子谋求“自救”时，他们都在履行职责，竭尽全力保持民族气节，谋求中国文化的强大和独立；（四）当西方文化势力猝然冲击中国民族文化时，他们都“冲锋陷阵”，并且衷心希望找到理想的方式，妥善处理外来文化和民族文化的关系，保持中国文化的完整性和先进性。这是胡适和吴宓，包括他们那个时代所有的仁人志士共同肩负的神圣历史使命，因为他们都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开拓者，是中华民族自立、自强和奋发有为的希望。从这个层面讲，胡适和吴宓本是“统一战线”，他们对“新”“旧”文化的争鸣只是学术思想上的差异性的碰撞。正如吴宓指出的：“文化改革和建设是国家全体人民之事”，他们的作用和价值是“启发大家共同补救”（吴宓1922b），以求得真正意义上的国富民强、文化自省和民族独立。
结语
有趣的是，历史上诸子百家的争鸣发生在封建社会建立之初，而胡适、吴宓等学者的争鸣发生在封建社会的结尾。前者是开始一个时代，后者是终结一个时代。是一种历史的巧合吗？长期以来，“新”“旧”文化“水火不容”, “新”“旧”文化之辩引发了诸多文人学者在学术思想上的“口诛笔伐”和“唇枪舌战”，其实只是考察问题的方式和思维产生了差异，如果以大的历史背景为基点，他们却“殊途而同归”。胡适和吴宓的文化争鸣就是典型代表。当然，需要明确的是，学术思想需要论辩和争鸣，因为“真理越辩越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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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M]．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
[1].本文是陕西师范大学校级课堂教学模式创新专项项目（项目号：校20180002）；校级教材建设项目《英美诗歌经典选读》（项目号：校20180007）；基于OBE教育模式和思维型课堂教学理论的美国文学选读教学模式创新与实践研究（项目号：JSJX2019Z24）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