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唯大尚多的现实主义者——质朴率真、重农尚知的文化底蕴

羞，羞，把脸抠，

抠下渠渠种豌豆，

人家豌豆打一石，

咱的豌豆没见面。

——关中童谣

关中秦人文化性格的第二个显著的文化表征是“质朴率真、重农尚知”。这个质朴率真，可以理解为尚质、尚直、尚实，也可以理解为“宽仁质朴，忠厚老实”。有人认为，秦人具有“混沌未凿”的天真淳朴，我认为这个观点比较符合实际，“混沌”有未受浸染、原始本真、抱朴怀真的“天然去雕饰”之美。率真，就是自重任性，一切由己，不愿意受约束。“重农尚知”呢，可以理解为特别重视农业，崇尚知识，尊贤敬能，这是关中秦人文化性格中最重要的一个特质。另外，我认为所谓“唯大尚多”就是指关中秦人的价值指向，或者说价值目标是以多为美，以大为美，这也是农耕文明条件下关中秦人基于现实生活需求的一个原始价值追求。通俗地讲，就是关中秦人讲求实际，非常现实，一切从“有用”“实用”的角度出发。

一、一生爱好是“实在”

如前所述，和有些地方的人擅长于“说”相比，一般来讲，关中秦人擅长于“做”，而不擅长于“说”，尤其是在不熟悉的场合，或者不熟悉的人面前，绝大多数人都是“闷嘴葫芦”，听得多，说得少，甚至不说，更别提自夸了。然而，一旦发言，却是句句直奔主题，是非分明，善恶立判，不加任何修辞，不看任何人脸色，只图个人说得痛快，全然不顾他人感受。关中俗谚有“人合脾气马合套”一说，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对脾气，合得来，无论吃多大的亏他都愿意，如果不对脾气，合不来，你就是给他金砖，他也不和你交往。所以，和关中人相处，你一定得守信，如果你不守信，口惠而实不至，那么，无论是谁，都不会和你再来往。说你是“泡泡油糕”（关中的一种小吃，用油炸的面食，大而空）。关中人最称许的是“老实”。老实者，很实在，非常实在之意也。关中人给人做媒，夸赞小伙子，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是个老实娃。”相反，关中人把那些不事生产、骗吃骗喝的人，叫作“飞的吃的”，非常不屑。当然，现在关中人对“老实”的理解和要求，与以往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比如，现在对老实的理解就是“精灵厚道”，既要灵醒，又要实在。

另外，关中人还有一个最普遍的特点，就是轻视理论，注重实践。关中人最烦你“一点两点第三点”地讲理论，当你正讲到兴头上，他们往往会忍不住喊一声：“你只说咋办！咥还是不咥？! ”“序子例子的话就不要讲了，捞干的！”比如有某一件事，大家还在论证可行性呢，关中人却把这件事做出来了。行和不行，立马见分晓。这种“咥实话”“咥实活”的“愣娃”行为方式，有时使外地人感觉到关中人特别“直”，特别“实在”，甚至“直”和“实在”得令人受不了。不过，关中人的这种“直”和“实在”，并不是有意识地要和别人一争高下，或者是处心积虑让人难堪，而是一种简单纯朴的天性使然。根据笔者多年的观察，关中人的心底都很善良，天性都很单纯，有时单纯得近乎幼稚，有时候一句话就可以让他怒火万丈，不管不顾，甚至丢掉性命也在所不惜；而有时候也会因为一句话使他变得俯首帖耳，如猫儿一般乖顺，吃多大的亏也没意见。所以，与关中人相处，最好以诚相见，以实相待，不要耍心眼儿，玩儿花活，而且要“顺毛抪挲”（抪挲，抚摩，用手轻轻地触摸和揉搓）。一般来说，关中人不会以设计骗人为能事，也不会把上当受骗的事轻易放过。如果自己认为没有把握的事，不会轻易说出来，也不会随随便便受别人的“愚弄”。

其实，关中秦人“宽仁质朴，忠厚老实”这种文化性格，在关中人的生活习俗上表现得也很明显。“唯大尚多”方面，我简单举几个例子。一个是我们关中的名吃羊肉泡馍。先说碗，碗盆分不开，耀州老碗，一碗能盛半斤。再说内容羊肉泡馍，羊肉片子，死面饼子，鸡蛋粉丝，油大汤宽，满满一大海碗，外地人一看，吓得不敢吃，怕吃不完，可是我们却一个劲儿地劝“咥”（咥，关中方言吃、咬的意思）。关中面食中的油泼扯面、杨凌蘸水面，还有那个除了关中人谁都不认识的 面，都像裤带一样宽而长，厚墩墩的，咬起来筋，吃起来黏，菜少辣子多，一碗下去，多半天不饿。许多外地游客吃过一次之后，不会再吃第二次。我到深圳、上海、广州等南方城市去，东道主请吃饭，小碟小碗，高杯小盅一大桌，叮叮当当，上来下去，一连吃了几个小时，也不觉得撑得慌。当然了，现在西安人吃饭不一定全是那样，但大部分人的饮食心态还是“唯大尚多”。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因此上酒楼点菜，没有八凉八热、三瓶五瓶西凤酒，显不出来热情，结果往往是菜吃得不多，酒喝得不少，最后只好打包。作为待客之道，这当然是好的，但是从饮食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上来讲，就有点儿浪费和过分实在了。

另一个例子是关中人接待客人，特别是对关系好的客人，那“实在”得就有点儿近乎野蛮。比如，惠焕章的《关中百怪》里就写到一怪，叫作“亲家见面死活拽”，你谦我让，走的硬要走，留的硬要留，弄得像打架似的，不了解情况的人还以为发生了什么事。

说到人情往来，举个身边的例子。一个是一个小有名气的关中文化人，这位先生业余时间练练书法，几年过去之后还是有点儿小进步、小影响，渐渐地也有了一些慕名求字的人。这位先生高兴得很，有求必应，不但免费供应，而且还亲自跑路花钱装裱好送人，人家送他一些纸笔之类，他反而觉得受人莫大恩惠，感激不已。

二、务弄庄稼是“正事”

关中秦人文化性格中的“土气”很重，这与关中秦人的重农传统和生产劳动方式的特殊性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关中自古以来就是土地肥沃、河流纵横、气候温和的“天府之国”，生息在关中大地上的周人和秦人特别重视农业，千百年来，关中人民都把“务稼穑”当作唯一的“正事”“正业”，民谚中就有“七十二行，庄稼为王”的说法。如果在关中农村，大家说某人“不务正业”，一定指的是这个人不重视农业，不好好种庄稼。

为什么关中人特别重视“种庄稼”呢？因为从西周时期起，关中地区就是农耕文明最发达的地区。关中地区土质肥美，雨量充足，最适宜农耕和狩猎，只要你舍得下力气，就会获得必要的生活资料。周人曾经这样赞美关中大地说：“周原膴膴，堇荼如饴。”意思是堇和荼这样带苦味的野菜，生长在周原这块膏壤沃土之上，也会像饴糖一样甜美。周人入主关中大地后，不但大量开垦耕地，种植麦、稻、黍、豆、瓜、瓠等粮食蔬菜，并且养蚕种麻，饲养家畜。《诗经》中有大量反映西周时期农业生产活动的农事诗，反映了当时农业发展的概况。据《周颂·噫嘻》记载，那时候周人一次就出动2万多名劳动力，在镐京方圆30里播种庄稼；《载芟》和《良耜》中记载了秋收季节，一垛垛禾捆高似墙壁，密如梳齿，需要设立大量粮仓储存粮食的丰收景象。直到汉代，人们还赞叹关中民众有先王遗风，“好稼穑，务本业”。

商鞅变法，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奖励耕战”，上阵杀敌立功，可以升官得爵，种地打的粮食多，也可以升官得爵。相反的，如果种地种得不好，也是要受罚的。《史记·商君列传》中记载商鞅变法规定“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意思是尽力从事男耕女织的生产事业，生产粮食布帛多的，免除其本身的徭役；凡从事工商业和因不事生产而贫困破产的人，连同妻子、儿女没入官府为奴隶。据《吕氏春秋》《战国策》等史籍记载，秦国还特别重视水利建设。“水利”这一语汇的运用，最早见于《吕氏春秋》一书，《吕氏春秋·慎水》篇中就有“掘地才，取水利”的话。所谓的“取水利”，高诱的解释是“濯灌”，也就是说，秦人特别重视水利灌溉，最早认识到“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据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会长王子今考证，秦人不但重视水利，而且还把一些并不是重量级的河流，如灞、浐、沣、涝、泾、渭等河流列入高等级正统的“山川祠”系统之中。《战国策·秦策一》中对于秦地“田肥美，民殷富”,“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便，此所谓‘天府’，天下之雄国也”的赞叹，都是秦人重视农业的成绩。当然，秦始皇时代形成显著经济效益的都江堰和郑国渠更是中国水利史的成功典范。战国末年，韩国为了延缓秦国进攻韩国的步伐，运用“疲秦计”，让韩国的水利工程师郑国进入秦国，鼓动秦王政修渠。秦王政一听，这是好事呀！于是就让郑国当总工程师，大兴水利。可是，当渠修到一半时，秦国得悉修渠是韩国的“弱秦”阴谋，秦王政一怒之下，让人把郑国押解回咸阳，想处死郑国。但是，当郑国说出修渠有利于秦而不利于韩的道理后，秦王政就继续任用郑国修渠，最终为秦国的农业生产提供了丰沛的水源，秦国的农业生产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事实上，秦人之所以能够“秦以富强，卒并诸侯”，在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秦国农业的发展。其实，考察汉、唐、宋、元、明、清，在每个封建王朝时期，关中都是封建帝国赖以生存的“八百里粮仓”，历代统治者无一不把关中的农业作为重中之重的大事来抓。所以，几千年来，关中人都把“务庄稼”看作是“正业”“正事”。风气浸淫，现在，即便是已经在城市生活了大半辈子的人，只要在关中农村有地，也一定是千方百计、想方设法把地留住。在他们看来，地是刮金板呀！

三、永难割舍是“故土”

尚质、尚直、尚实这种文化性格的形成，除了与关中秦人高度重视农业的文化传统有关之外，还与农业生产的生产方式有着密切的关系。关中地处中国中心，自古“号称陆海，为九州膏腴”, “八水绕长安”，八百里秦川，土厚泉深，气候适宜，山水环绕，居住安全。虽然也有过诸如民国十八年“大年馑”之类的大灾大难，但是关中大地的复活能力很强，只要不离故土，无论如何都是能活下去的。所以，关中人极少愿意流浪他乡。此外，关中地区周围有四关之塞，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以及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耕作方式，自产自销、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也限制了关中人的眼界，使他们比较封闭保守。人人都说家乡好，关中人总认为其他任何地方，都不如自个儿的家乡好，不到万不得已，决不肯背井离乡。所谓“老不出关，少不入川”。所以，关中人有一股浓重深厚的农耕文明的“土气”。对于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文化地理学的深刻理解。关中地处四关之中的渭河平原，生息在关中地域的民众，其生存发展完全依靠的是春种秋收，夏播冬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每一份糊口的食物，每一寸蔽体的布帛，都是要用全身的力气和汗水来换的。而且，其赖以生存的土地，也是经由多少辈、多少代人的辛勤耕耘，才成为肥田沃土，成为一家老小赖以安身立命的“衣食父母”。所以，关中人都是坚定不移的恋土派，吃苦耐劳，安土重迁，是关中人牢不可破的生存底线。其文化心态与文化倾向，更接近于循规蹈矩、守分安命的儒家思想。

这里讲的土气，不是指我们平时所说的“土里土气”，或者是无知无识的愚钝之气，而是一种朴实、实在的质直之气。重实干，重实效，重实际——关中人可以说是一群地地道道完完全全的现实主义者。与南方和北方其他著名大都市的市民文化性格相比，关中秦人文化性格中承袭农业文化道德传统的比重很大，文化底蕴深厚而且深重浓烈。有人曾经形象地比喻说，深圳是一个朝气蓬勃的城市，上海是一个精明细致的城市，西安是一个沉稳实在的城市。这个说法，有一定道理。事实上，尽管市场经济浪潮一浪高过一浪，但是关中人仍然是不慌不忙，“胜似闲庭信步”。

四、凡事都要讲“哈数”

在关中秦人文化性格中，“哈数”这个词的分量很重。什么叫“哈数”?“哈数”就是“规矩”，就是“礼行”。关中人信奉“啥事都有啥‘哈数’”，也就是什么事都要按规矩来办。从文化心态上来观察关中人，可以说他们是最安宁沉静、最规矩本分的，无论干什么事，都讲究个“哈数”。关中秦人规矩意识最强，有人总结其有不吵不闹，不喊不叫，不给不要，给也不要，不叫不到，叫也不到，“守分安命”式的“顺民”文化性格。若是从积极的层面去理解，这种“守分安命”的文化性格，可以使人们不受“折腾”之苦，无“煎熬”之恼。但从消极的层面上去理解，则是一种懒怠消极的生存惰性。辩证地讲，关中人朴实实在的文化品格，在这“浮躁喧哗”“诚信缺失”的今天，毫无疑问是需要坚守和发扬光大的，也是难能可贵的好品格。但是，聪明不精明，实在不灵活，保守不变通，知足不求进，又实在是弊端。

应该指出的是，这一文化性格上的先天性缺陷，不仅普通民众“习以为常”，在一些政府官员那里，也是一种常态思维。比如在扶持政策、工程项目、发展资金等方面，有些政府官员仍然习惯于“等、靠、要”。除去这些客观的因素，我们文化性格中的“规矩”意识和安分守己的守成意识特别强，也是一种限制我们的精神束缚。对于这一点，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

客观地说，关中人的酒量并不算出众，东比不过河南人，北比不过陕北人和内蒙古人，就连和南面的汉中人较量，关中人也未必能占优势。然而由于关中人性格耿直，又不善辞令，因而往往是你说咋喝他就咋喝，决不耍赖。

从文化发生学的角度来看，这种“不耍赖”的品性，在很大程度上根源于农业文明的长期孕育、滋养。就传统和现代的观点看来，这种“不耍赖”的“实在之气”，都是一种按规矩办事的优秀美德。关中人最信奉的是，要么不说，要么不做，既然说了，就要按说的做，说到做到。但是，在当今瞬息万变、信息爆炸的知识信息时代，关中秦人的这种守规矩意识就显得有点滞重而且迟缓，其文化心理和文明形态都和“求新、求变、求快、求好”的时代要求有着很多的不适应之处。这种不适应呈现出一种难以厘清的胶着状态，正如一把剑的两面。

我在读关中诸县旧县志时，常常为其中“粮税易完”这句话所震撼。粮税易完，说明关中各县的民众都很老实，都很听话，都很守法，该交的皇粮国税，一分不少，全额缴纳。这说明关中人的规矩意识特别强，不到万不得已，实在活不下去了，是决不会铤而走险的。民国初年，关中处于北洋军阀的统治之下，苛捐杂税、兵匪祸乱和高租重利，使得关中农民难以为生，渭南、华阴、华县的农民发鸡毛帖，自发地组织起来抗捐抗税。但是其斗争方式，也不过是“交农”——就是把家中的农具扛到县城官府门前一扔，表示不种庄稼了（没法种了）。

关中人以前是“父骂子不羞，官打民不羞，打死不告官，屈死不告状，饿死不做贼”。时至今日，这种文化心态仍然在顽强地支配着关中人的某些社会行为。

这种“规矩”意识和顺民性格，也使关中人吃亏不小。改革开放初期，关中人循规蹈矩，缩手缩脚，错过了抢占先机、率先发展的机遇。

五、最高德行是“本分”

有人说西安是一个古朴的城市。的确，把西安定位为一个古拙、本色、本分的城市十分准确。所谓古拙本分，就是为人做事，有古代君子仁人之风，不越礼，不逾矩，不妄言，恪守古训，纯朴务实。在一出秦腔戏文中，有这样一段唱词：“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高桌子低板凳都是木头；金疙瘩银疙瘩还嫌不够，天在上地在下你娃甭牛。”其实反映的就是“做人要实实在在，本本分分”这个朴素的道理。

从历史记载来看，关中人自古以来都是比较遵纪守法的，《长安县志》《中华风俗志》中都有“民守法令，甘辛苦，安俭素，不厌简略。士知学问，罕事商贾，衣冠文物，俨然有古风”一类的记载。所谓“守法令，甘辛苦，安俭素，不厌简略”，就是说这个地方的民众循规蹈矩，安贫乐业，不辞劳苦，克勤克俭，也就是“忠顺之民”。事实上，关中人是最能吃苦的，正如与他们终生为伴的骨骼粗壮、体质强健、性情温顺的秦川牛一样，除了吃饭睡觉，只知道劳作。时到今日，农村的老人们没有一个是愿意吃“闲饭”的，只要有一口气，双手定然是劳作不休。如果今天没有干活而家里人给做了好吃的饭，他总觉得食之有愧。所谓“士知学问，罕事商贾，衣冠文物，俨然有古风”，就是说读书人都在那里认认真真地做学问，极少有人愿意从事商业活动，穿戴打扮，中规中矩，不张扬，不铺排。在关中知识分子心中，这种观念仍然根深蒂固。

和古拙本分相呼应的是关中人的另一个文化心理特点，就是稳重本分，喜怒不形于色，行为举止不狂不悖，对那些“得志便猖狂”“拿根鸡毛当令箭”的言行，很是不屑，称之为“轻狂”, “张得没领了”。在西安，如果有人说话天上一句，地上一句，或者是有谁把话说得很大，大家不但不会信任他，反而说他是“谝山货”“吹山”，是“石灰窑里撇了一砖——白气冲天”。

关中人还不盲目跟风，为人处世，调子很低，不事张扬。我见过好几位部局级领导干部，衣着都比较朴素，有几位还是穿着布鞋，走路上班的，从外表上看很普通。他们的思维习惯、行事作风，甚至文化心理，都很传统。有一个校长，讲话满口“秦腔”，引经据典，不外乎传统文化中最常见的哲理名言，甚至关中农村一些常见的生活、生产现象和乡谚俗语，比如，“各扫门前雪”“渗渠”“泥娃娃”之类，他都能从中总结出规律性的管理理论来，说起来一套一套的，不用打草稿，信手拈来，不着痕迹。不过，你要让他写出来，或者出本书，他是不干的，认为没啥。你说这是谦虚吗，好像也对，你说是保守吧，好像也对。和这相近的，就是在民间高人多得很，但就是都不愿意张扬。在大雁塔北广场，晚上纳凉时就有很多人提着小水桶，拿着海绵做的大毛笔在广场的石板上写字。如果你看谁的字写得好，称赞他，他会说，我写的这是啥呀，上不了墙！这不是谦虚话，这些练字的，还真把写字不当个什么了不起的事。在练字的人当中也不乏大学教授、局级领导，但是大家似乎都不在意你是什么身份、什么家，就是有个把名人过来，也没有谁太把他当回事。

【案例】高人都把姓名埋

关中历史文化积淀极其深厚，民间常有高人。比如在华县就有一位姓吴的书法家，在出名前的几十年里，外界从来没有人知道他。周围的人只知道他能写字。“文革”期间，他一手提石灰桶，一手握刷子，沿墙写标语，谁也想不到他的写字水平有多高。直到“文革”结束后，某市书画收藏馆的几名大书法家偶见吴老的一条“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字幅，一下子为他折服。几名高手专程来陕，前往吴老家，渴望能得到一幅墨宝，在馆内永久收藏，可惜吴老不肯动笔。后来又有人拿着吴老的墨宝展于书市，没想到竟成了极品，就是许多一流书法家也都自叹弗如。可惜吴老却永远也不知道自己的水平有多高。像这样的高手，在关中数不胜数。你到乡下去，随时都有可能遇到有极高水平的书画家、医师、工匠、文史学家、秦腔演唱家，等等，他们的水平常常出乎人们的意料。因而用人杰地灵、奇才辈出来形容关中，再恰当不过了。

·关中百怪·房子半边盖

歌谣为证：乡间房子半边盖，省工省料省木材。遮风挡雨又耐寒，冬暖夏凉时运来。

在关中地区农村处处可见半边盖的房子。这是陕西关中地区独有的民居特色，这与陕西关中地区的风土人情是分不开的。

由于关中地区地处内陆，属于典型的大陆性气候，因此天气干旱、风沙大，加之木材稀少，所以，人们根据当地的条件，就发明了半边盖的房子。建造这样的房子，可就地取材，用黄土和成泥，打成高40厘米、长50厘米、厚10厘米的泥坯，晾干以后用来砌墙，关中地区把这叫作“胡基”。这样的房子不仅节省了大量的木材和砖瓦，而且省下了人工。但是省工省材的半边房子绝对不是粗制滥造的代名词。其实，每一处房子都是主人多年的心血和汗水换来的成果，同时，这也是以后子孙几代的庇护所。

由于房间的面积缩小了，因此保暖性和透气性相对较好，比起大瓦房来更显得冬暖夏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