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王维所过香积寺只能在长安——“汝州风穴寺”说质疑
唐代诗人王维的《过香积寺》久负盛名，诗云：
“不知香积寺，数里入云峰，古木无人径，深山何处钟。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薄暮空潭曲，安禅制毒龙。”
诗中的“香积寺”指的本是今西安市长安区的香积寺[1]，自来并无异议。但是《新华文摘》2008年19期转载《青年导报》6月26日刘国正、常法亮先生的《唐代王维“过香积寺”考辨》（以下简称《考辨》）[2]，却别出心裁，把香积寺从长安硬搬到了河南，变成了汝州的风穴寺。
《考辨》的理由集中在以下三点：一、王维在长安生活，不可能“不知”香积寺，而且该寺所处的地理环境不合诗歌描写的情形；二、风穴寺碑文有称“香积寺”；三、王维在开元年间因为好友祖咏在汝州，有可能借“知南选”之机会到过风穴寺。仔细研读凭这样的理由建立起来的“汝州风穴寺”说，我发现其存在的错误和想当然之处颇多，因此需要澄清。
一、对诗歌元素的僵化理解
按照《考辨》自己的说法，它通过对诗歌元素的分析，否定长安香积寺的根据有：（1）信佛且在长安生活25年的王维，常往来终南山不可能不知八大寺庙之一的香积寺；（2）长安香积寺地处类似平原的地带，不具备“数里入云峰”的地貌；（3）香积寺历史和现实的环境皆不符合古木无人径的描写；（4）长安香积寺不在山中；（5）长安香积寺没有“泉声”和“空潭”“危石”产生的条件；（6）这里没有“毒龙”的相关传说。
我们且一一辩之。
（1）关于王维“不知香积寺”。我的看法是，“不知”与是否熟悉并无关联，而应该仅是一种文学修辞手段，并非王维真的不知。难道“白发三千丈”“飞流直下三千尺”都要是实测的数据吗？贺知章的“不知细叶谁裁出”，常建的“竹竿袅袅波无际，不知何者吞吾钩”，徐弦的“不知红烛下，照见彩球飞”等，哪个是真不知。王维在这里用“不知”对应“数里”，是为了表现香积寺出人意料的深邃和幽僻的环境，是从诗歌的巧妙布局出发而特意加强的一种文学艺术手段。倘若拘泥于字面的表层，王维焉能“过”香积寺，并且写出这一表情达意、意境高远的千古名篇？
王维肯定熟悉京城长安通向终南山的子午道，但是并非一定会熟悉香积寺的局部环境。到过长安香积寺的人，都知晓寺院今天虽然已靠公路，但是即在几年以前，还是一个幽僻的死角地带。有学者曾经在香积寺西南一公里处发现交河古石堆遗址，由此推定，在唐代这里并没有重要道路可资往来[3]，因此，这曲径通幽的长安香积寺给王维带来的“不知”，这种心理惊奇是很自然的。
王维在《终南别业》中说：“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这种人生哲学与《过香积寺》大体一致。王维过香积寺也应是“兴来每独往”,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其当时的心境是落寞与复杂的。赵殿成所言的“此篇起句超忽，谓初‘不知’有山寺也，迨深入云峰，于古木森从、人迹罕至之区，忽闻钟声，而始知之”[4]的判断，可谓慧眼识珠，颇得王维创作心理与实际的心境情绪之妙。
关于“王维在长安生活二十五年，本身也信佛”的说法和实际不合。王维是开元三年（715）进入长安的，他先是在开元四五年左右隐居终南山以求“登龙之术”，后不久在洛阳寻求仕进机会。开元九年前后，王维则被贬济州，至十五年才回到长安。开元二十二年左右，又因为丧妻之痛，再次隐居于河南嵩山，直至二十三年才因张九龄的提携回到京师[5]。他在长安总计也不过七八年光景。《旧唐书·王维传》记载：“在京师，日饭十数名僧，以玄谈为乐。斋中无所有，唯茶铛药臼、经案绳床而已。退朝之后，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这应该只是他后期的情形描述，早年的王维是在《少年行》中豪情歌唱“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的士人，心怀“家国天下”，自然是没有兴趣去寺庙里面“安禅”的。即使这个寺庙距离他很近，也可能存在“结交二十载，不得一日展”[6]的情形，这是很正常的生活现象。
《考辨》刻意拔高香积寺的历史地位，形成和王维所谓“不知”之间的巨大反差，以合己意。其实，香积寺建立在唐高宗永隆二年（681），为纪念是年圆寂的善导大师而立，中经中宗、武后、睿宗而到玄宗开元（712—741）末年也不过60年时光，这个时候的香积寺还不是《考辨》所言的长安八大寺院之一。
（2）关于“西安香积寺地势平坦，不符合数里入云峰”。我的看法是，所谓“数里入云峰”，完全是站在唐代香积寺周边的大环境着眼的，唐代的《隆禅法师碑铭》就称香积寺“其地前终峰之南镇，后帝城之北里”“歌钟沸出，移上界于阴门；泉流激洒，比连河于阳面”[7]，即为明证。“长安三千金世界，终南百万玉楼台”“一片白云遮不住，满山红叶尽是僧”的诗句，说明古人都没有机械地把京城长安的寺庙同终南山割裂开来。而是视为浑然一体。况且，香积寺地近终南山，无论从山上看寺，还是从寺下看山，“数里入云峰”非常真切。香积寺果真建在山里头或者山峰上，与“不知香积寺，数里入云峰”的描写反而“隔”了。就连明代的赵崡也在《宿香积寺诗》中感叹这里“空山日落雨冥冥”，即使岁月沧桑巨变，但香积寺南望终南山，西瞰神禾原的格局，到今天依然如故。从寺庙向南十公里左右就是巍峨的终南群峰。今天由该寺向南不远至终南山，依稀可见王维笔下的风光。可见，无论是从艺术视觉，还是历史上唐代的真实地理环境，长安香积寺所在都符合“数里入云峰”的诗情画意。
神禾原并不是《考辨》认为的“一块类似平原的地带”。它实际上地势较高，香积寺正建在它西端的制高点上，唐人郎士元在诗歌中就明确说：“借问重来香积寺，何时携手更重登。”[8]李商隐也曾感慨“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两人所谈及的原虽有不同，但不约而同使用了“登”字，可见原这种地形本来就是四周陡峭广而高的。就是具体到今天，抛开历史变迁及人为改变，站在香积寺，还是远望秦岭诸峰竞秀、前俯古御宿川四时美景、滈河清流逝于脚前的地胜特征。
（3）《考辨》所断“这里没有古木，应该是唐代长安伐薪烧炭与繁华地区”。此说不确，在唐代，香积寺周边本就是茫茫的森林，早于王维的王昌龄谈到唐时的香积寺是“肃肃松柏”[9]，郎士元在《送粲上人兼寄梁镇员外》中也明确提到香积寺周边是“林行溪宿厌层冰”。终南山的钟灵毓秀虽然被统治者所欣赏和占有，一直到隋唐，这里还远没有被透支开发，还是大面积的植被覆盖区，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先生在《历史时期黄河流域的侵蚀与堆积》文章中指出：“秦岭北麓的台原，在唐代还没有现在的这样完全用于耕作，当时秦岭的森林地带仍是郁郁葱葱的一片绿色。长安城南的台地，也被松柏、竹等树木覆盖，并有鹿群出入，野兔飞奔其中”[10]。日本学者妹尾达彦也曾指出：“秦岭北麓的自然情况与秦岭以南的汉中盆地接近，唐代这里是有松、柏、杉、桦、杨、柿等针叶、落叶、阔叶树木混淆的森林带，秦岭北麓的森林带遭到毁灭性破坏，是在18世纪以后”[11]。
“古木”之“古”，既可理解为“古老”“古代”，又可理解为“古朴”“不同凡俗”，还可理解为“亡故”。唐代乔知之的《哭故人》有“古木巢禽合，荒庭爱客疏”之句，其故人不过离开十年左右，其庭院栽植的树木已称“古木”了，古木者，“故人也”，即亡故之人所植树木。香积寺的古木既是大环境的古老，又可指局部环境的“古朴”。《隆禅法师碑铭》对香积寺周边的人工栽植环境有比较具体的描绘：“莫不堂殿峥嵘，远模忉利；楼台岌嶪，直写只园。”“神木灵草，凌岁寒而独秀；叶暗花明，逾严霜而霏萃。”刘炳涛先生就在谈到长安周边各种寺庙环境时提示“人工栽植树木和道路设计的繁复是一种寺庙景观的自我营造，以此实现独特的宗教性审美”[12]。这说明古木不管是天然形成的生态，还是人工栽植而成，唐时的香积寺周边都完全存在这样的元素。另外，从《隆禅法师碑铭》所言的香积寺大塔“或临星揆务，或候日裁规，得天帝芳踪，有龙王之秘迹”的记载推测，这座寺内现存的唐代舍利供养塔可能具备天文观测的性质，而大型天文台一般也确是建立在荒僻的所在。
在唐代，京师长安所需木材大多来自岐陇山地区[13]。“秦州夕阳镇西北接北大薮，多材植……调军卒分番取其材以给京师。”看来在唐代，长安香积寺所处的“迢迢御宿川”，作为一个保持着良好自然生态的原始森林公园的面貌依旧。
（4）关于“不在深山，何来钟声”。明朝的王鹤在万历年间来过香积寺，他在诗歌中还写道“探奇得胜境”“问法驯山鬼”（《过香积寺》），把去香积寺看作到深山探险发现一般，说明“深山”所言非虚。
（5）关于“没有泉声和危石”。长安香积寺前为滈水和潏水相绕，二水交于寺庙西南角，称之交水。西汉的司马相如《上林赋》就说：“终始灞浐，出入泾渭，鄷镐潦潏，纡余委蛇，经营乎其内。荡荡乎八川分流，相背而异态。”唐时曾经在香积寺建设“香积堰”，其作用本就是调节水量的，民间有“水上碌碡堰（香积堰），漂泊长安县”之说。“旧有香积堰，水入城中，泚贼之乱，坏龙首、香积二堰，以决其流，龙首复流，香积堰废”。《新唐书·朱泚传》中的这段记载和《旧唐书》略有不同：“官军坏龙首、香积二堰，以决其流，城中水绝，泚役数百人治之。”在紧张的军事争夺中，双方都要掘开香积寺的堰坝，并且动用数百人之力，可见当时香积堰的供水量是很大的。有学者研究，香积寺交水上的永安渠渠首（位于香积寺西南一公里左右）福堰遗址所用石料，经过测定多是天然大石块，并未见有加工的痕迹。[14]“当时滈、潏二水的水量可能很大，滈河故道的宽阔河漫滩就是有力的说明。另外，唐时开漕渠，用船运南山物资到长安，负载运输船需要很大的水力，也是其时长安城南水量很大的力证”[15]。唐代碑文《隆禅法师碑铭》也说这里“泉流激洒，比连河于阳面”，所用“激洒”正可支持王维诗歌中的“泉声、危石”。赵殿成曾经在评价这两句诗时说：一个“咽”字，幽静之状恍然，著一“冷”字，则深僻之景若见。如果我们从真实出发，这是可能的生态地貌；从艺术角度探讨，这明显是融入诗人恬淡清凉心境的艺术需要。
（6）关于毒龙的传说。《考辨》认为“安禅制毒龙”乃受汝州风穴寺以风点穴，镇压龙卷风的传说启发。其实西安香积寺一直流传龙卷木料到潏河的传说，在今天的香积寺以西紧邻的周家庄村，还有“除三害”的周处墓地和相关的民间传说。[16]虽然晋代名将周处墓在江苏宜兴已成定论，但周处斩杀蛟龙的地点却因文化迁移现象而被放置在长安香积寺。交河、周家庄、毒龙的元素组合，说明王维所过香积寺在长安，确有足够的民俗学材料支持。
香积寺是为纪念善导大师而建，善导一生相信乘佛愿力，专念“弥陀名号”，即可往生极乐世界。他曾经在蓝田的悟真寺修行，此地与王维的终南别业相去不远，王维和善导的机缘符合古人的“神交”观念。王维诗歌中“安禅制毒龙”，强调“安禅”的特别的功效，这神奇的贴近善导把“念佛”看作佛家专一修行的“不二法门”，也与王维“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17]的历史记载相当契合。
今日长安的香积寺的确和王维《过香积寺》描述的风貌已不尽相同，这是日新月异、沧海桑田的历史演变所致。《考辨》忽略了历史动态的发展，自以为今日之香积寺就应当全等于唐代的香积寺。且把艺术加工混同于真实历史，用文学作品来比对历史事实，对诗歌元素的分析、理解确乎难逃僵化。
二、对历史文献的有心误读
《考辨》强调王维来过风穴寺，这时的风穴寺又名香积寺，其论点有：（1）乾隆六年（1741）出版的《风穴续志》卷五的“寺肇于汉，盛于唐”。由此得出的“建于汉代，五代后汉之前称香积寺”。（2）公元950年的《风穴七祖千峰白云禅院记》碑文。《考辨》说：“结合碑铭中的‘白云禅院’可以断定，此时刚刚启用‘白云禅寺’，时间在公元944年—公元950年之间，而王维生活在公元700年—公元761年，所以王维到汝州时风穴寺沿用的名称应该是‘香积寺’，同时另有别名‘千峰寺’，俗称‘风穴寺’。”（3）相关诗歌的风景与王维诗歌描述的相似。
（1）关于《风穴续志》。雍正（1723—1735）年间编纂的《河南通志》说：“风穴寺，一名白云寺，唐大中初创建。”大中是唐宣宗的年号（847—860），根据赵殿成《王右丞年谱》和陈铁民《王维年谱》，王维生于长安元年（701），卒于上元二年（761），即是说，如依雍正时期的《河南通志》说，建寺之时，王维早已棺木成灰了，过风穴寺所从何来？
《风穴续志》比《河南通志》年代略微晚出，《考辨》却宁肯信从这晚出的寺志而“忽略”年代较早的通志。
风穴寺即真如《风穴续志》所言建立较早，也不会有“香积寺”之名。香积寺之名来自《维摩诘所说经》的“天竺有众香之国，佛名香积”。这部经典在中国的翻译最早是在公元188年，也就是东汉末年，由严佛调在洛阳译出，但最流行的译本是鸠摩罗什大师在公元406年长安的逍遥园完成的。如以经典的流布需要接受过程来推测，汉代似乎是不大可能出现以“香积寺”命名的寺庙的。
（2）关于《风穴七祖千峰白云禅院记》碑文。
为说明问题，我们先把公元950年的《风穴七祖千峰白云禅院记》碑文录出：
风穴禅院，汝郛之北，嵩少之南。路广由旬，地安窣堵。后魏山前为香积寺，属当兵火，像毁寺焚。有乡人卫大丑，收以材石，构成佛堂于此山之西北，镇压风穴，即今院基是也。至隋，又为千峰寺。大业中释教中否，缁侣流离，直至唐初，只为阿兰若耳。开元年，有贞禅师，袭衡阳三昧，行化于此，溘然寂灭，示以阇维。有崔相国、李使君名暠与门人等，收舍利数千粒，建塔九层，玄宗谥为七祖塔，今见存焉。[18]
“后魏山前为香积寺”，说明嵩山之南的确是有过一座唤作香积寺的寺庙，这个香积寺应该建于“后魏”。但位置是在“山前”；香积寺发生大火，佛像毁坏是在魏大丑“镇压风穴”事件以前，此时这个香积寺就已经没有了。魏大丑镇压风穴这件事没有具体时间，但是在后魏和隋之间却是确凿的。“今院基是也”，明确的指向是白云禅院。白云禅院在山之西北。读完碑文，我们发现，那个香积寺和这个白云禅院（风穴寺）位置不同，关系其实仅限于后者初建时使用了人家一些建筑材料而已，并不是一个寺庙的两名。
问题是这个到隋朝唤作“千峰寺”的寺庙，在大唐时期到底叫作什么？碑文只说“直至唐初，只为阿兰若耳”[19]。看来，唐代这里已经无寺了，所谓的“香积寺”，又从何谈起？
北宋河南缑氏人（今属河南偃师市）沈兴宗编纂的《大唐开元寺故禅师贞和尚塔铭》收入王昶的《金石萃编》卷83。“开元寺”这个名称非常值得注意。
其文说“贞禅师（612—725），京兆人，俗姓张……后隶此郡开元寺……，窟茨庑药，蔬之妙受；溪篁□甑，挒之胜尘，可略言矣”。贞禅师“以开元十三年九月十八日示灭于开元精舍”。这则材料和《风穴七祖千峰白云禅院记》中的“开元年，有贞禅师，袭衡阳三昧行化于此，溘然寂灭”的碑文参照，真相似乎大白：唐时的河南郡，本就辖今偃师市、汝州市，首先符合《塔铭》隶属此郡的说法；精舍是佛教修行者的住处，开元是所处的年代，这个开元精舍应该正是发展自唐初的“阿兰若”（也就是毁弃的千峰寺）。由于贞禅师弘教的原因，在开元十年左右这里才初具寺庙规模，但是还是很粗糙的“窟庑”。因此时人可能叫作“开元精舍”，宋人或名之为“开元寺”。
王维真有机会到过这里，他的诗歌却为何称作“过香积寺”，而不叫“过风穴寺”“过白云寺”“过开元寺”，而偏偏要用一个已经被废弃的香积寺作为名字呢？《考辨》在这个问题上是解释不了的。《大唐开元寺故禅师贞和尚塔铭》云：“其后大道凌迟，中原板荡，燕雀无檐边之宿，鸿鹄多垄上之嗟，……自清泰（934）初，（匡沼）禅师……于是改易经堂，修创佛殿，川原革故，庭宇鼎新”。从文献可见，自唐代的贞禅师以后，这个地方不仅没有复兴，而且还继续毁废。“修创佛殿，庭宇鼎新”是到了五代十国后期匡沼禅师，才把唐代的开元精舍变成白云禅院了。按雍正年间的《河南通志》所言的“大中初（847—860）创建”与此尚要上推百年。我们推测，“风穴寺”作为官方名称也许起于大中年间，而白云寺的名号则是由以后的匡沼禅师得来。另外，所谓的“风穴七祖”，指的乃是天台宗的师承关系，不可能把风穴寺的历史拉长以和香积寺完成对接。
因此，我们可以简单推测一下寺庙的线索：香积寺（后魏另一寺庙，山前，毁废，建筑材料残存）—镇压风穴构筑佛堂（使用残存材料，山西北）—千峰寺（隋，山西北，毁废）—阿兰若（非寺名，已无寺，唐初）—开元精舍（唐开元年间，王维时期，后毁废）—风穴寺（唐大中年间初建）—白云寺（五代十国得名），风穴寺创建于唐大中初年说，看来难以动摇。
（3）关于风穴寺与诗歌咏叹的风景相似的问题。
《考辨》中引用了不少唐宋明清的咏唱风穴寺的诗歌，这些诗歌描述的景致里是有“深山”“云峰”“古木”“泉声”等元素，但是不管是唐代岑参的《山寺僧房》，还是元结的《登白云亭》等，却都不曾提到香积寺这个名字，即连风穴寺、白云寺的称呼也不曾有，及至明人的诗歌中才出现了“风穴白云寺”的说法，但这跟王维过香积寺的时间空间都隔得太遥远了。另外，汝州风穴寺实地是在山里面，但恰恰如此，这和王维诗歌中的“数里入云峰”的描写反而“隔”了。
三、对王维人生行踪错误推定
1994年新编《汝州市志》载：“开元二十八年，大诗人王维在畅游汝州香积寺（风穴寺）后，写下情景交融的五言律诗《过香积寺》。”《考辨》利用方志之说，认定王维是在开元二十八年（740）到过汝州的风穴寺的。《考辨》并且推定：一，王维入蜀在开元二十一年；二，身在汝州的祖咏和王维关系密切，王维去探望祖咏是在开元二十八年秋天。
（1）关于王维入蜀。《王右丞年谱》并未谈及入蜀。从王维诗《戏题磐石》说的“若道春风不解意，何因吹送落花来”和《晓行巴峡》中的“际晓投巴峡，余春忆帝京”等分析，所写的风景都是在春季。又王维诗《清溪》:“我心素已闲，清川淡如此，请留磐石上，垂钓将已矣。”联系起来看，这些诗风格一样的恬淡。
王维是在流放济州，直到开元十五年左右才回到京师长安的。十八九年王维妻子去世，这对王维的打击很大，《旧唐书·王维传》说：“妻亡，不再娶，三十年孤居一室。”如以王维年寿上推“三十年”，正是开元十八九年。王维也自称此时的他“杜门不欲出，久与世情疏”（《送孟六归襄阳》），并且颇有些厌恶官场的情绪。可知，开元二十年前后，王维的心境似乎很难和前面这几首入蜀的诗歌意境贴合。也就是说，他大概不可能是这时期去过蜀中的。
王维在开元二十八年秋冬之际“知南选”，大概才是他入蜀的真实年份。王维的“知南选”长期被认为是到岭南的桂州。但是这里甲天下的山水从王维诗歌中不见只字，而且去桂林的必经之地洞庭湖、岳阳楼也不见王维有文字提及。我的看法是，王维的知南选应该是到黔中（重庆一带），也就是这次因公事入蜀。
知南选是很重要的事件，有着严格的时间限制。《唐会要》卷七十五曰：“开元八年八月敕。岭南及黔中参选吏曹，各文解每限五月三十日到省，八月三十日检勘使了，选使及选人，限十月三十日到选所，正月三十日内，诠注使毕。”可见，在这个阶段，使命所在，王维不可能去半路中的汝州探望祖咏。
王维知南选前，曾途经终南山，因为宦海沉浮，已经有皈依向佛之心。但是还在儒家入世和佛家生活之间挣扎，所谓心中“毒龙难制”，而长安香积寺正在终南山不远之地，王维有机会前去寻访，是很正常的。至于知南选的行程，应该是开元二十八年的秋八月前后从长安经过大散关，再由蜀中到达重庆，抵达的时间，应在二十九年的二月时节，也就是入蜀诗中所透露的春季，这很符合诗句“怀念”京都的意境。后王维公事完毕，便从重庆辗转夏口——襄阳——南阳——洛阳回到长安。这一旅途上的行踪，确如《考辨》推测的那样在南阳会晤了神会大师。这“南阳之晤”大致应该在开元二十九年。具体时节，殊难具体论定。
（2）关于王维和祖咏相会。祖咏是王维的知交。确如《考辨》所言，祖咏自开元十四年后就在汝州，并且身体不佳，祖咏自己曾在《汝坟别业》中承认“失路农为业，移家到汝坟，独愁常废卷，多病久离群”。但是王维不大可能如《考辨》所推测的，在公事未办理的情况下，先跑到洛阳，再跑到汝州风穴寺。途经汝州是《考辨》“汝州风穴寺”说的主要凭借。我的看法是，王维有可能去过汝州，但汝州之行的时间，应该是王维开元二十二三年左右隐居河南嵩山的时候。王维隐居嵩山，从他的《归嵩山作》等文章可证，依据《全唐文》卷370王缙《东京大敬爱寺大证禅师碑》铭文，王维弟弟王缙“尝官登封”，结合《留别山中温古上人兄并寄舍弟缙》的“解靴登天朝，去师偶时哲。……舍弟官崇高，宗兄此发削”来判断，王维在嵩山隐居大约和弟弟王缙在河南做官有关联，并且这次隐居时间可能不短[20]。此时的王维少年锐气已经消磨大半，又刚刚经历丧妻之痛，因此做了“宿昔同游止，致身云霞未”的隐士。从条件而言，这个阶段时间较多，从空间而言，嵩山距离风穴寺很近，诗人心情比较沉闷，去拜访好友祖咏是很正常的事情。王维和祖咏的初识时间虽有争议，但是根据王维的《洛阳女儿行》“画阁朱楼尽相望，红桃绿柳垂檐向”的注解“时年十八”，因此被认为是在开元四五年，也就是他在洛阳寻求仕进机会之时。这与王维送给祖咏的《赠祖三咏》中的“结交二十载”相合，另外，他这时的心情也比较贴近“契阔余不浅”的诗句氛围。这都说明，王维见祖咏，是在开元二十三年前后，而不是开元二十八九年。即使他真去过风穴寺，也应是在这个开元二十三年左右。
四、其他问题
（1）《考辨》提出盛唐时，全国香积寺有六个。这个结论很仓促。比如广东的香积寺见于苏轼文集，但是苏轼并没有给出它的创建年代，是否能列入盛唐时期，还有待研究。再如，同名的香积寺，四川就有两个，《考辨》因为硬要将王维诗歌中所经过的长安香积寺搬到汝州，故而抓住推定的王维入蜀的错误时间，也就不加考辨，先行排除了。
（2）引用材料。《考辨》引用了《香积寺揽胜》[21]一书的地理形胜描述，可惜他们还是引用着长安香积寺建于唐中宗神龙二年（706）的说法，而这恰恰是该书力图纠正的错误。香积寺建立于唐高宗李治永隆二年（681）。《香积寺揽胜》这一点是正确的，也是很明显的，而《考辨》却弃而不顾。
众所周知，近年因现实的或心理的种种原因的驱动，历史遗产、文化资源争夺战有愈演愈烈的趋势，此风可能始于明清时代的地方志书，这些志书往往附会牵强，断章取义，这篇《考辨》文章的作者，大约因为是当地的学者大德，热爱家乡，无可厚非。但是生拉硬扯的做法对学术和历史真实是有害的，也是极不负责任的。
本文之作，则在究明历史本来面目，澄清其不一而足的错误和想当然之处，不知《考辨》的作者以为然否？
[1].陈铁民：《王维孟浩然诗选》，中华书局2005年版；王达津：《王维孟浩然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2].刘国正、常法亮：《唐代王维“过香积寺”考辨》, 《新华文摘》2008年第19期。
[3].史念海主编：《汉唐长安与黄土高原》,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增刊，第287页。
[4].赵殿成：《王右丞笺注》卷七，中华书局1961年版。
[5].王辉斌：《王维早期行事研究》, 《宁夏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
[6].[唐]王维：《赠祖三咏》, 《全唐诗》第125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7].刘兆英、王向辉：《净土祖庭香积寺》，陕西旅游出版社2008年版，第3页。
[8].[唐]郎士元：《送粲上人兼寄梁镇员外》, 《全唐诗》第248卷；李商隐：《乐游原》, 《全唐诗》第539卷。
[9].[唐]王昌龄：《香积寺礼拜万回平等二圣僧塔》, 《全唐诗》第141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10].史念海主编：《汉唐长安与黄土高原》,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增刊，第210页。
[11].[日]上田信：《中国的生态组织与山区经济——以秦岭山脉为事例》，东京大学出版会1994年版。
[12].刘炳涛：《唐代长安地区的寺观及其对环境的影响》, 《唐都学刊》2007年第2期。
[13].《新唐书·地理志》卷37。
[14].吕卓民：《隋唐永安渠渠首的福堰遗址》，史念海主编：《汉唐长安与黄土高原》,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增刊。
[15].吕卓民：《西安城南交潏二水的历史变迁》,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0年第2期。
[16].强文举：《周处与三害冢》, 《西部大开发》2005年第6期。
[17].《旧唐书·王维传》。
[18].温玉成、杨顺兴：《读“风穴七祖千峰白云禅院记”碑后》, 《中原文物》1984年第1期。
[19].《大日经疏》卷三云：“阿兰若，名为意乐处，谓空寂，行者所乐之处。或独一无侣，或二三人，于寺外造限量小房，或施主为造，或但居树下空地，皆是也。”
[20].王辉斌：《关于王维的隐居问题》, 《周口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11期。
[21].张骅、陈景富、樊玉俭：《香积寺揽胜》，长安香积寺编，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