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长篇家庭家族小说及其叙事模式

王建科

摘 要：中国的社会结构和文化样态模塑了中国古代小说的叙事结构及叙事视角。中国社会以家族为基本单位构成的社会结构，是中国文学特别是明清家庭家族类小说戏曲创作形成的历史基础。宋元时期的家庭戏对明代家族小说具有很大影响。明代家庭家族小说的开山之作是被笼统称为“世情小说”的《金瓶梅》，它以西门一家而及天下，以家庭交际圈来展现社会人生，呈现出家庭——社会半网络式结构。《红楼梦》比《金瓶梅》有所发展，成为家族——社会立体网络式叙事结构的典范之作。《林兰香》《醒世姻缘传》《歧路灯》亦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家庭家族在明清小说中具有结构叙事作用。古今家族小说不是特意寻找一种网状结构来超越线性结构，而是这种叙事结构与中国社会结构、人们的交际方式相一致，与小说内容相一致。

关键词：《金瓶梅》; 《红楼梦》；明清小说；家族叙事；家族小说

文学作品的叙事视角和叙事结构是作家对社会人生进行生命体验的产物，它与作家心灵、读者心灵相契合。叙事结构表面看起来是外在形式技巧问题，实际上与人的生存体验紧密相连，与叙事内容息息相关。家庭家族是人生存的具体环境，对人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法国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说：“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家庭是最古老、最深刻的情感激动的源泉，是他的体魄和个性形成的场所。”[1]（P5）家庭家族与明清戏剧小说的叙事模式存在着血肉相连的紧密联系。古今叙事文学中以个人家族模式来结构小说戏曲的比比皆是，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相对较少。大多文章谈论家庭家族小说戏曲的人物主题，而较少论及家庭家族的结构叙事功能。本文探讨以下几个问题：中国社会的家庭家族及其文学表现，《金瓶梅》所创立的家族叙事模式，《红楼梦》《林兰香》等家族小说的叙事模式。

一、中国社会的家庭家族及其文学表现

中国文化是政治伦理型文化，它是一个有机整体。中国古典小说戏曲作为文化范畴之一，是在这种文化氛围中形成的，必然染上中国文化的特色。因此，要理解中国古典小说的叙事模式，应先理解中国文化所依托的社会结构，理解中国文化的基础和核心。

从世界范围看，有东方文化、西方文化。依各国而论有中国文化、印度文化、法国文化、美国文化等等。钱穆先生认为，各种文化精神的不同，最先是由于自然环境的区别，从而影响其生活方式，再由生活方式影响到文化精神。[2]（P2）冯天瑜先生认为“地理环境经由物质生产方式这一中介，给各民族、各国度文化类型的铸造奠定了物质基石，各种文化类型因而都若明若暗地熏染了地理环境提供的色调”, “地理环境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们的风俗习惯、性格面貌”。[3]（P30）从游牧文化、农耕文化和商业文化的角度去看，中国文化属于农耕文化。建立在农耕这一生产方式之上的社会生活，政治生活是重秩序、重等级、重血缘。“农耕民族与耕地相联系，胶着而不能动，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祖宗子孙世世坟墓安于斯，故彼之心中不求空间之扩张，惟望时间之绵延”，中国文化“则曰天长地久，福禄永终”，形成一种现实人生的和平文化。[2]（P3）中国社会的家族意识，家国同构观念在此基础上形成。

在中国原始社会末期，出现了以母系为中心、由血缘关系联结而成的母系大家庭。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父权制取代母权制，夫权家长制家庭随之而生。而父权制家庭也经历了种种变化。史凤仪先生说：“中国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的家庭，实际经历了宗—族—家三种形式的历史演变，而宗与家、族与家则是长期相伴存在的。”[4]（P6）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由血缘关系（包括收养关系）、婚姻关系和经济关系三者组合而成的社会生活基本单位。家族宗族是家庭的扩大形式，“都是男性血缘关系的有形及无形的社会组织”[5]（P51）。《白虎通·宗族篇》称：“族者何也，族者凑也，聚也，谓恩爱相流凑也。上凑高祖下至玄孙，一家有吉，百家聚之，合而为亲。生相亲爱，死相哀痛，有会聚之道，故谓之族。”家庭家族往往成为超越朝代的社会实体，成为社会肌体生生不息的细胞。梁启超在《新大陆游记》中对这一特点阐述道：“吾中国社会之组织，以家族为单位，不以个人为单位，所谓家齐而后国治是也。周代宗法之制，在今日其形式虽废，其精神犹存也。”（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第五册）

家庭、家族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扮演过十分重要的角色。甚至可以说，中国的家庭在社会上处于真正的中心地位。朝代可以变迁，社会制度可以改变，但家庭却可以跨越朝代，历经社会制度变迁而以基本常态的面貌流传下来。在中国古代，家庭成为社会最重要的也是最基本的组织结构，家庭满足人们在性、情爱、生儿育女等物质、精神上的需要，具有血缘关系的小家庭共聚于一个村落，成为一个家族结构。历史上对家庭做过改革试验，但大都又回复到传统的家庭模式与功能上去了。如柏拉图提出要取消家庭，苏联的集体农庄，以色列的集体公社，甚至中国五六十年代的人民公社、大食堂，美国六七十年代创建的小型公社，都企图取消家庭，但基本上以失败告终。[6]（P10-11）美国社会学家W·古德认为：“在世界上大多数地区，传统家庭或许已动摇不定，但家庭机构却可能比现有的任何一个国家都会历时更长。家庭机构不像军队、教会或国家那样强大，但它却是最难征服的，也是最难改造的。任何一个具体的家庭可能是脆弱而不稳定的，但家庭制度就其整体而论，却是坚不可摧、富有活力的。”[6]（P1-2）因此他认为家庭在社会上居于中心地位。

结合中国的历史情况，家庭在古代社会有何重要意义和社会职能呢？中国古代的生产关系、政治制度都建立在家庭基础上，家庭、家族是古代社会的细胞与基石。具体说来：其一，家庭、家族是古代社会的经济单位、经济实体。其二，家庭是生儿育女、生命体验、休养生息的重要场所。其三，家庭、家族是传播文化知识、生产技能和伦理道德的教育场所。家庭教育在古代人的一生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其四，家庭是封建伦理、规范的执行单位。综上所述，中国是血缘伦理型文化，家庭、家族在古代经济、政治、伦理道德、文化教育、个人生活等各个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家庭、家族的重要角色是与中国宗法制度、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特征分不开的。“中国的家族观念更有一个特征……家庭缔合之终极目标应该是父母子女之永恒联属，使人生绵延不绝。短生命融入长生命，家族传袭，几乎是中国人的宗教安慰。”[2]（P43）对以汉族人为主的中国人来说家庭、家族的延续已成为许多中国人生存价值的底线，是一种不可再向后退的生存限度。中国人在获得家族的持续生存后，就要谋求家族的不断发展。从传统角度说，这种发展有这样一些层次：丰衣足食以立身，达官显贵以立功，书香门第以立言，最后是帝王世家以立天下。最后一个层次是家庭、家族发展的一个特殊极限状态。家族的繁衍与繁荣，是中国人最为基本，最为持久的生活欲望，是许多人念念不忘的生存目的。这种家庭、家族意识经世代相传且不断演化而成为民族性格中的一部分，沉淀为一种集体无意识。中国社会的运转也正是以家庭、家族关系为中轴的，家族、家庭是中国社会的真正核心。

家庭家族是社会的最基本的单位，作家、读者、观众每天生存其中，对其有深刻的感受和理解。社会的变化往往迅速、敏感地反映在家庭家族问题上。所以，描写家庭家族也就是描写人生社会。中国社会以家族为基本单位构成的社会结构，是中国文学特别是明清家庭家族类小说戏曲创作形成的历史基础。文学的叙事结构“意味深长地暗示出人对生活和宇宙的观照角度，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及其思维模式。换言之，我们不仅应当弄清作品是怎样结构的，而且要进一步探明他为何这样结构，到此，我们才算真正理解了结构”[7]（P142）。

家庭家族及其相关的婚恋问题在中国文学中有较早的表现。《诗经》中的《氓》、汉乐府民歌《孔雀东南飞》、《列异传》中的“谈生娶妇”和《搜神记》中的“韩凭夫妇”都是其中的名篇。但由于中国古代前期叙事文学不发达，直到宋元时古典戏曲中才出现成熟的描写家庭家族的作品。《永乐大典戏文三种》中的《张协状元》《宦门子弟错立身》和《小孙屠》都是反映家庭问题的南戏。《张协状元》是现存最早的南戏剧作，也是现存最早的家庭戏。元末明初的四大南戏是家庭叙事典范性作品。《拜月亭》演叙蒋世隆兄妹与王镇一家在动乱之中的悲欢离合。《白兔记》描写后汉高祖刘知远初时被逼从军，其妻李三娘在娘家兄嫂不容，受尽折磨，在磨坊生子；十五年后全家始得团圆。《杀狗记》以孙华妻设计杀狗劝夫的故事，演述家庭中血缘亲情的重要。《荆钗记》写书生王十朋以荆钗为聘，娶钱玉莲为妻，其间经过许多波折，最终团圆。元杂剧中一百六十多种剧作中，有关家庭家族类的作品占三分之二强。按内容分，元杂剧中的家庭戏有以下五类：第一类是反映家庭中性爱情爱纠结的作品，如关汉卿的《诈妮子》、王实甫的《破窑记》、石君宝的《秋胡戏妻》、杨显之的《潇湘夜雨》、无名氏的《举案齐眉》。第二类作品是反映子女教育、家业传承的作品，如关汉卿的《陈母教子》、秦简夫的《东堂老》、无名氏的《孟母三移》、《九世同居》、《冤家债主》。《东堂老》演叙浪子扬州奴挥霍荡尽房屋钱财，东堂老帮他恢复家业的故事。《陈母教子》写陈母冯氏为激励三个儿子读书上进，特建状元堂勉励；后来三子一婿皆中状元，反映了古代社会中科举对家庭子弟人生道路的深刻影响。第三类是反映家庭血亲的嫡庶、亲疏成员围绕财产而进行的争斗，如武汉臣的《老生儿》、李行道的《灰阑记》、无名氏的《合同文字》。《灰阑记》一般都认为是公案戏，笔者看来这是一部妻妾争子争财的剧作。第四类是反映书生家庭生存困境的作品，如无名氏《渔樵记》，虽然此剧不是全写朱买臣家庭的经济困窘，但剧中第二折对文人发迹前的处境有生动描述。第五类是家族复仇故事，此类作品以著名悲剧《赵氏孤儿》为代表。虽然宋元家庭类戏曲作品大量出现，但宋元小说中的家庭描写还很简略，家庭只是作为人物的背景来展现。明代前期长篇小说《水浒传》中写了一些家庭，但家庭问题没有叙事的核心，直到明代后期《金瓶梅》的出现，小说的家庭家族叙事才宣告成为独立的品类，实现了家族叙事从戏曲向小说的转变。

二、《金瓶梅》所创立的家族叙事模式及西门家族的叙事结构作用

明代《金瓶梅》标志着中国古典小说中家庭家族类作品从内容到叙事结构的成熟。《金瓶梅》是中国小说史上第一部以写家庭为中心的长篇小说的典范之作，它的叙事结构在中国长篇小说史上也具有开创新结构模式的近代意义。郑振铎先生曾敏锐地指出：“《金瓶梅》是一部名不愧实的最合于现代意义的小说。”“不论其思想，其事实，以及描写方法，全都是近代的。”[8]（P920）但美籍学人夏志清先生认为《金瓶梅》的结构是凌乱的，在《中国古典小说史论》第五章论《金瓶梅》时写道：

它包括许许多多的词曲和笑话、世俗故事和佛教故事，它们经常损害了作品的自然主义叙述的结构组织。因此从文体和结构的角度来看，它当被看作是至今为止我们所讨论的小说中最令人失望的一部。[9]（P171）

在同书的后面夏志清继续写道：“一部文学作品在结构上显得如此凌乱，我们也就不可能指望它会具有思想上或哲学上的连贯性了。”[9]（P184）笔者不同意夏志清的观点，反倒认为《金瓶梅》在叙事结构方面是完整的，兰陵笑笑生在构思上有整体的思考。《金瓶梅》在叙事模式方面的创造和成就有以下几点：

第一，选择和描写了一个具有很强叙事张力的西门家庭。西门庆由破落户财主，到开生药铺的商人兼流氓，再到官僚兼商人，他是富商、官僚、恶霸三者相结合的典型代表人物。由于他身份的多面性，生平的传奇性，家庭的复杂性，生活方式的独特性，使得这一人物本身就富有故事性。而从叙事学的角度看，他的广泛的社会关系和交际圈，使得他及其他的家庭具有极强的叙事张力。西门庆在《水浒传》中充其量不过是一个较为富足的小商人兼恶霸，到了《金瓶梅》中，他以财渔色（如与潘金莲、宋惠莲之关系），又以色渔财（如娶孟玉楼、李瓶儿）；以财渔官（如与朝中蔡京等官员的交往），又以官得财（如交通官员得到三万盐引），成为上交朝中显宦，下连地痞流氓的官商。

第二，由一家而及天下。《金瓶梅》不仅仅描写和复制了明代的一个妻妾众多的官商家庭，而且通过西门庆家庭的广泛社交圈，涉及并描写了清河县以及天下国家的社会现实。张竹坡在《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中写道：“因西门庆一分人家，写好几分人家，如武大一家，花子虚一家，乔大户一家，陈洪一家，吴大舅一家，张大户一家，王招宣一家，周守备一家，何千户一家，夏提刑一家……凡这几家，大约清河县官员大户屈指已遍，而因一人写及全县。”[10]（P1511）实际上，小说中通过西门庆与蔡京、蔡状元、宋巡按等人的联系和交往，由“西门一家而写及了天下国家”。萧相恺先生对此深有心得：“一部《金瓶梅》，以清河县里的西门大官人一家为中心，向外辐射，几乎写了整整一个社会，涉及八百多人，有名有姓的也近五百人。”[11]（P165）西门庆的社交圈是以家庭网为中心，由七个交际圈组成：（1）家庭交际圈。由西门庆和他的妻妾构成：已故的陈氏，一房吴月娘，二房李娇儿，三房卓丢儿，死后孟玉楼续补，四房孙雪娥，五房潘金莲，六房李瓶儿。还有西门大姐、官哥。家庭交际圈的叙事焦点在于展示妻妾争宠和作者对情欲的思考。（2）婚外女人圈。主要描述西门庆与婚外女性的交往，叙事焦点在于展现西门庆强烈的肉体占有欲。（3）亲属交际圈。因为西门庆父母俱亡，西门庆的亲属圈主要由西门庆的妻妾引出了一系列人物。亲属圈在叙事文学中的意义不仅在于亲属本身，而在于它具有强烈的辐射性，形成纵横交错的人际关系网。（4）狐朋狗友圈。以应伯爵、常时节等十兄弟为代表，这一交际圈展开了对市井生活的描写，通过十兄弟把西门庆的家庭生活与家外的日常生活联系起来，把家庭场景与妓院、酒馆、茶馆等场景贯通起来。（5）商业交际圈。西门庆的父亲西门达就是商人，他不同于父亲的是，靠官商勾结、巧取豪夺来迅速发财。在短短的五六年时间，从一间生药铺到开了许多商铺，做着各种各样的买卖，成为拥有几万两家资的豪商。这一交际圈与官场紧密联系在一起，展现了中晚明以至明清中国商人的独特的生财方式。（6）官场交际圈。西门庆由一个商人，靠散漫使钱，拉上了与当朝宰相的关系，最初列衔金吾卫衣左所副千户后又升为正千户，山东等处提刑所理刑。这一交际圈可分三个层次：一是平行勾结的下级官僚层，主要生活在清河县城，如夏提刑、荆都监、张团练、周守备等相互勾结。二是相互利用的中级官僚层，主要居住或往来于山东省，蔡京假子新状元蔡蕴、新任巡按山东监察御史宋乔年、蔡一泉、杨提督等往来密切。三是攀高依附的朝中权贵层，居住在京城，如朝中太师蔡京、杨戬、陈洪等。官商结合、狼狈为奸是西门庆官场交际圈的最大特色。（7）僧道交际圈。这一交际圈展现了明代中国宗教对西门家族精神生活的影响，“它既展示了僧俗之间的社会关系，也展示了人神之间的信仰关系，既扩大了作品主要人物的活动范围，也展示了他们的内心世界。”[12]（P201）最值得注意的是，西门庆与胡僧的交往，对人物命运、故事结局都产生重大影响。一方面写西门庆沉溺性事、荒淫好色，另一方面淫极生悲，潘金莲使他服药过量，脱阳而亡。作者对情欲、命运、因果报应等人生思考在这里加以体现。

西门家族七个交际圈的中心是家庭亲属交际圈，其他五个交际圈也是由西门庆和家庭亲属交际圈延伸出去的，家庭是叙事的中心，家庭场景是主要场景和“聚焦点”。家庭网与社会网相连，形成点面结合，家国一体的叙事格局。

第三，与西门庆广泛的交际圈相联系，《金瓶梅》形成了较为复杂的网状叙事结构。与以前单线结构、串珠型的《水浒传》《西游记》不同，《金瓶梅》以西门庆为中心，但又具有多头叙事线索。潘金莲、李瓶儿、春梅、陈经济等人既是书中的重要人物，又具有重要的叙事功能。它不再是“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叙述方式，而是按照生活的错综多变的样态，一回之中多线交叉并进，形成网状叙事结构。

第四，聚焦西门家庭的同时，写出这一家庭的发迹和变化的过程，具有叙事的历史感。具体有四个阶段：第七回西门庆娶孟玉楼，第十九回娶李瓶儿，娶妇而得横财，这使得西门庆在财富上又上了一个台阶，这是第一阶段；第三十回西门庆向蔡京行贿，西门庆加官，同时李瓶儿生子官哥，这是西门家族的第二阶段；第七十回西门庆为蔡京心腹，因此受到皇帝加赏，升迁为正千户掌刑，这是第三个阶段，亦是西门家族最为兴盛的时候。第七十九回西门庆贪欲身亡，妾李娇儿趁乱偷元宝，被打发回妓院；后来，应伯爵等帮闲投靠新主人张二官，仆人韩道国和其妻王六儿拐银千两逃走；伙计来保偷盗价值八百两银子的货物；春梅被卖给周守备为妾，潘金莲被王婆领出待嫁，孙雪娥多经坎坷，被变卖为娼；吴月娘所生、西门庆的遗腹子孝哥出家为僧。“树倒猢狲散”，这是西门家族的衰败阶段。需要一说的是，有学者认为后二十回与整体故事和结构是游离的，笔者不同意这种看法，从家族兴衰式叙事结构看，后二十回是前八十回的自然延伸，描写的还是从西门家走出去的人物。

三、《红楼梦》等家族小说的叙事模式

受《金瓶梅》的影响，明末清初出现两类《金瓶梅》的异流。一类是艳情小说，专注于男女情欲的描写，基本不涉及人物生存的社会；一类是才子佳人小说，着眼于青年男女的情感世界，也不关涉社会人生。实际上，这两类小说并未理解和领会《金瓶梅》以一家而及天下的叙事结构之匠心。

在长篇家族小说《金瓶梅》之后、《红楼梦》之前的近二百年中，“《玉闺红》《醒世姻缘传》及稍后出现的《林兰香》有着承前启后的作用，而成为联结这两部皇皇巨著的‘链环’。”[13]（P55）《玉闺红》产生于崇祯年间，小说命名仿照《金瓶梅》，取书中三人姓名中的一字组成，三人是监察御史李列年之女闺贞、丫鬟红玉、尚书府公子金文玉。《醒世姻缘传》一名《恶姻缘》，成书于顺治年间，以一对夫妇的两世姻缘为中心，叙事眼光上至朝中官员、当权太监，下至州县官吏、商人、地主、农民、僧道，展现了一个纲常颠倒的世界。在作者看来写家便是写国，“家纲”不振，“国纲”也就无从谈起，承继了《金瓶梅》的构思和写法。《林兰香》大致成书于康熙中期。书名由三个女主人公的姓名组合而成，“林”指林云屏，“兰”指燕梦卿，“香”指任香儿。故事从明洪熙元年（1425）开始到嘉靖八年（1529）结束，历经一百年。这是一部以家庭盛衰为叙事框架的小说，写勋旧之家耿郎与五个妻妾的故事，并通过家庭展现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状况。

《红楼梦》的叙事结构较为复杂，但主体是家族兴衰式结构。《红楼梦》比《金瓶梅》有所发展，成为家族——社会立体网络式叙事结构的典范之作。曹雪芹抓住家族这一联系社会和个人的中间环节，在叙事上可放可收。向贾府以外，可以通过家族网透视和联结整个社会；向贾府以内，可以细述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的爱情婚姻悲剧，青年女子的青春悲剧，苦闷社会的人生悲剧。《红楼梦》家族——社会立体网络式结构由以下几方面组成：

第一，基本框架为家族兴衰式模式，展现了贾府由盛到衰的过程。通过一些大的事件和场面展示了这一过程，如秦可卿之死（第13—14回）、元春省亲（第17回—18回）、两宴大观园（第39—41回）、贾府过年（第53—54回）、抄检大观园（第74回）、中秋夜宴（第75—76回）、黛玉之死（第98回）、查抄荣国府（第105回）、贾母之死（第110回）、王熙凤之死（第115回）等。《红楼梦》通过家族盛衰故事的描述，一方面自然而然地找到了联结日常生活与社会时代大事沟通的桥梁，另一方面为众多的人物故事、纷繁的情节线索方方面面的矛盾冲突，建立起符合作者、读者生存体验的叙事结构。

第二，《红楼梦》中的贾府人口众多，交际圈更为广泛，具有更强的叙事张力，以一家而及天下的特点越加明显。在“冷子兴演说荣国府”一回中，通过贾雨村、冷子兴等人之口，我们对贾府的社会关系和财力有了初步了解。在“葫芦僧判断葫芦案”中，又进一步窥探到四大家族的关系网。贾府的交际圈和叙事张力主要是通过具体的人物来展现的：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元春、刘姥姥、湘云、妙玉等人具有很强的叙事张力，特别需要注意的是，王熙凤、刘姥姥的叙事作用很值得研究。刘姥姥三进荣国府，在叙事结构上是一种别开生面的设计。在人物叙事中，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的爱情婚姻悲剧又是贯串始终的叙事中心。贾府既是一个大家族，更是一个大社会，而作者还通过元春、刘姥姥等人物的叙事功能，展示了一个更大的社会，并和大观园形成对比。

第三，《红楼梦》在开始贾府故事以前，先有一个叙事总纲。关于《红楼梦》的总纲，以前有不同的说法，有人认为是在第四回的“护官符”上，有人认为是在第五回的太虚幻境里，还有人认为是在第一回。笔者同意刘上生先生的观点：“前五回是《红楼梦》的总纲。”第一回相当于楔子，交代创作意图，基本写法，总体构思；略述了艺术主张，创作过程。第二回到第四回一方面说黛玉母亲仙逝扬州城，黛玉进贾府，宝黛见面；另一方面又由贾雨村判案引出“护官符”，交代贾府的社交圈。第五回通过贾宝玉梦游太虚幻境，以十二钗判词和《红楼梦曲》，暗示人物命运以及作家对社会人生的思考。

《红楼梦》之后的《歧路灯》,1977年左右成书，以河南祥符县的谭家为中心，围绕谭绍闻的人生道路，展现了各个社会阶层。可以说《歧路灯》是中国第一部家庭教育小说，子女教育问题既是家庭问题，也是社会问题。清末《蜃楼志》写的是商人之家，以广东十三行商总苏万魁和他的儿子苏吉士为中心，辐射官府衙门、商业活动、其他家庭，连接了整个社会。

总之，以《金瓶梅》《红楼梦》为代表的明清家族小说创立了中国式的家族叙事模式。这种叙事模式的要件基本包括以下四点：首先，以家族家庭为中心，描写家族主要人物的生存状态和生命感受，塑造典型人物形象，如贾府中的贾宝玉、王熙凤。其次，通过家族的亲戚圈和社交圈，反映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活和人生图景，即“以一家而及天下”。再次，与简单的线形结构不同，家族叙事形成可放可收、收放自如的网状结构。向家庭之内，可以见微见细，详尽描述与家庭相关的性爱、情爱、个人功名、家庭伦理以及妻妾争斗等内容；向家庭之外，可以通过家人以及交际圈反映社会的风云变幻，世态百相。网状结构不再是一事叙完再叙一事，而是人事交叉向前推进。最后，从时间角度看，明清家族叙事主要展现家族兴衰或者兴衰的过程，表现家族的沧桑巨变，以历史的、时间的流程传达作家对人生、对社会的多层次多角度的深刻感悟。明清家族叙事模式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产生了深刻影响，如巴金的《家》、林语堂的《京华烟云》、梁斌的《红旗谱》、张炜的《古船》、陈忠实的《白鹿原》等都属于家族叙事的典范之作，受到明清家族小说滋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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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

【作者简介】

王建科（1961—），男，陕西洋县人。陕西理工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硕士生导师，中国古代文学硕士点和中国古代文学重点学科负责人，曾任陕西理工学院文学院院长，现任学报编辑部主任、《陕西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主编。

主要学术兼职为中国古代戏曲学会理事、中国元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三国演义》研究会会员、中国明代文学研究会会员、中国散曲研究会理事、陕西散曲研究会理事、陕西省高校学报研究会理事等。

出版专著《元明家庭家族叙事文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主编《文学类专业学生阅读书目导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文学类专业素质教育讲演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等。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台湾台北《东方人文》学刊、《明清小说研究》《陕西师大学报》等刊物上发表论文四十余篇。

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汉水流域戏曲剧本整理与研究”以及省部级、教育厅项目十余项，《元明家庭家族叙事文学研究》获陕西省高校人文社科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